林梅村:秘藏日本的中國古地圖
原標題:林梅村:秘藏日本的中國古地圖
《絲路山水地圖》原藏於明朝內府,20世紀30年代流出國外,被日本著名收藏機構藤井有鄰館收藏。由於圖上題款被人裁去,原名不得而知。因原收藏者尚友堂在卷頭包首題寫了「蒙古山水地圖」幾個字,所以以此命名。圖名所謂「蒙古」,是指16世紀尚稱雄歐亞大陸、仍然統治著從今天的甘肅嘉峪關以西直至土耳其和北非的蒙古四大汗國的後續王朝,如蒙古和撒里畏兀兒諸部落(源於窩闊台汗國)、帖木兒帝國(源於察哈台汗國、伊利汗國和金帳汗國)等。因此「蒙古山水地圖」很可能就是原名。整幅地圖採用中國古地圖的傳統方式手卷式繪成,幅寬59厘米,長30.12米,繪於縑帛之上。由於整個地圖用青綠山水畫法繪製而成,所以一直被藤井有鄰館當作清代佚名青綠山水繪畫作品收藏,秘不示人,日本學界也無人知曉此圖。
2000年,該地圖由收藏家易蘇昊先生斥巨資購回國內。古書畫鑒定家、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傅熹年先生鑒定後,認為該地圖應當為明代中期以前的作品。之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林梅村花費了8年時間專門研究此圖,基本弄清了該地圖的基本情況。研究表明,這幅氣勢恢弘的《絲路山水地圖》約繪製於明朝嘉靖三年至嘉靖十八年(1524—1539)之間,是一幅屬於明朝宮廷的皇家地圖。該圖還是明代以西域為表現內容的各種地圖的母本,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本《西域土地人物圖》(收入明代學者馬理等人纂修的《陝西通志》)和萬曆四十四年(1616)刻本《西域圖略》(收入明代無名氏所編纂的《陝西四鎮圖說》)、明代彩繪本《西域土地人物圖》等。從《西域土地人物圖》的相關記載來看,保存到今天的這幅《絲路山水地圖》只是原圖的四分之三,地理範圍從嘉峪關到天方(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加),共211個西域地名;其餘四分之一被人裁切,地理範圍從天方到魯迷(時為奧斯曼帝國首都,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原圖長度當在40米左右。圖上所標註的地名均為方塊漢字,但絕大多數地名都不是漢語,而是突厥、蒙古、波斯、粟特、阿拉伯、希臘、亞美尼亞語地名,如果不熟悉西域地理,簡直不知所云。
《絲路山水地圖》全面反映了明朝與西方的陸路交通情況,充分展示了明代中葉中國人豐富的世界地理知識。這幅規模宏偉,繪製精美的《絲路山水地圖》,足以和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中世紀世界地圖《加泰羅尼地圖集》、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明代洪武二十三年《大明混一圖》(1389)、日本京都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藏朝鮮李朝太宗二年《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1402),以及威尼斯馬爾西亞那國家圖書館藏《毛羅世界地圖》(1459)等世界四大古地圖相媲美,說明在16世紀初期,中國人的世界地理知識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
中國古代地圖一般採用兩種方式繪製:一種是西晉地圖學家裴秀所倡導的「計里劃方」形式。裴秀提出了繪製地圖的六條原則:「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這些概念的提出,是中國古代製圖史上的飛躍。
隋唐時期,製圖之風大盛,隋代的《區宇圖志》,唐代的《十道圖》、《元和郡縣圖志》、《海內華夷圖》等著名地圖相繼問世,可惜今日無傳。第二種是採用山水畫的形式,如明萬曆十八年所繪《河防一覽圖》等。中國古代地圖大多數以山水畫的形式出現,因為中國古代山水繪畫與地圖繪製同源,繪製地圖時常常不講究科學性與準確性,特別是一些尺幅涵蓋較大的地圖,因此一些繪製精美的地圖甚至被列入藝術品,如唐代學者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所收錄的《洛陽圖》等。比較實用的地圖如軍用駐防圖等則比較準確科學,如1973年12月,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三張繪在縑帛上的漢代地圖,距今已2100多年。第一幅圖為西漢初期長沙國南部地圖,第二幅是駐軍圖,第三幅為城邑圖。從圖面來看,它們採用的是中國古代製圖傳統,地里標識相當精準,表明當時地圖的繪製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在縑帛之上作畫始於先秦時代,到兩漢魏晉時期,縑帛成為中國地圖繪製的首選材料,而其主要形式就是捲軸式。彩繪地圖最早出現在北宋時期,明清時期依然比較流行,這幅《絲路山水地圖》就是典型代表。
提起「絲綢之路」,很多人並不陌生,它是古代中國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陸地商業貿易通道。可要具體到這條舉世聞名之路究竟有哪些至關重要的節點,以及沿途的地形地貌,就鮮為人知了。不過,一幅繪製於明代中葉的《蒙古山水地圖》,明晰地註明了「絲綢之路」上多達211個地點的西域名稱,以山水畫的形式再現了從明朝邊關嘉峪關到天方(今沙烏地阿拉伯麥加)數千公里線路上的主要城池和山川地貌,展現了明代中國人豐富的世界地理知識。
秘藏日本的中國古地圖
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抵達北京,獻給明神宗《萬國圖志》(即《坤輿萬國全圖》的早期版本)一冊。這幅地圖以西洋流行的世界地圖為藍本,為了討好中國皇帝,利瑪竇把中國畫在地圖的中央,此後,中國繪製的世界地圖大都沿用這個模式。後來,利瑪竇在《中國札記》中這樣寫道:他們的世界僅限於他們的15省,在它四周所繪出的海中,他們放置上幾座小島,取的是他們所曾聽說的各個國家的名字。所有這些島嶼都加在一起的面積還不如中國一個最小的省的面積大。因為知識有限,所以他們把自己的國家誇耀成整個世界,並把它叫作「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
《蒙古山水地圖》
(局部,從卜力馬兒哈到阿魯骨西馬)
1934年以來,國際學術界一直把《坤輿萬國全圖》當作中國最早刊行的世界地圖,以為世界地理知識最初是由利瑪竇帶給中國人的。
2002年,北京兩位收藏家易蘇昊、樊則春從日本京都購回一幅山水畫形式的中國古地圖,徹底顛覆了這種說法。據我們考證,此圖名為《蒙古山水地圖》,是16世紀明代絲綢之路地圖,這個發現相當重要,足以和巴黎國立圖書館收藏的中世紀世界地圖——《加泰羅尼亞地圖集》(Catalan Atlas,1375年)、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的《大明混一圖》、日本東京龍谷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朝鮮李朝太宗二年(Kangnido,1402年)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以及威尼斯馬爾西亞那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毛羅世界地圖》(Fra Mauro"s Mappamundi,1459年)相媲美。它說明,16世紀初中國人的世界地理知識就已處於國際領先地位。
大約在20世紀30年代,《蒙古山水地圖》流散海外,一直被秘藏於日本著名的私家博物館——藤井有鄰館。藤井有鄰館一直將它當作清代山水畫來收藏,秘不示人。
這幅地圖採用中國地圖傳統的手卷式,幅寬0.59米,長達30.12米,繪於縑帛之上。地圖一角磨損嚴重,但是首尾卻相當整齊,顯然被人刻意剪裁,並被重新裝裱過。古畫作偽者常常剪裁古畫引首(畫心起始部分)、隔水(畫心外至畫軸部分)或卷末題款上的畫名,用來裝裱偽作。《蒙古山水地圖》之名,來自其背面「尚友堂」題籤,千字文編號「宙XX二」,系舊時商家計數所用代碼。
從題籤看,藤井有鄰館的創辦人藤井善助可能是在清末民初北京琉璃廠著名的尚友堂書肆買到這幅古地圖的。題籤上所謂的「蒙古」,是指稱雄歐亞大陸的蒙古四大汗國的後續王朝。例如:蒙古和撒里維吾爾部落,本屬窩闊台汗國;亦力把里國,本為東察合台汗國;興起於西察合台汗國的帖木兒汗國,其東征西討,兼并了伊利汗國和金帳汗國許多領地。《蒙古山水地圖》之名可謂「恰如其分」,我們以為當系原名,因為無論古董商還是收藏者,恐怕都沒這個水平給它起如此儒雅而貼切的名稱。
繪製年代的線索
北京這兩位收藏家請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傅熹年先生對《蒙古山水地圖》作了初步鑒定,傅先生認為此圖恐非清代之物,從藝術風格看,至少應是明代中期以前的作品。
《陝西通志》版《西域土地人物圖》之魯迷
(土耳其伊斯坦布爾)
中國古地圖一般採用兩種方式繪製:第一種為東晉裴秀倡導的「計里畫方」形式,如唐代賈耽《海內華夷圖》、明代羅洪先的《廣輿圖》;第二種為山水畫形式,如繪於清代中期的《京杭運河全圖》。《蒙古山水地圖》的繪製形式屬於後者,地理範圍從明朝邊關嘉峪關(甘肅酒泉)到天方(今沙烏地阿拉伯麥加),共211個西域地名,涉及中國、烏茲別克、塔吉克、阿富汗、黎巴嫩、突尼西亞、土耳其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儘管圖上所有地名都是方塊漢字,但是絕大多數地名不是漢語名稱,而是蒙古語、回鶻語、波斯語、阿拉伯語或亞美尼亞語名稱的譯名。如果不熟悉西域地理,簡直不知所云。
這幅地圖以嘉峪關為起點,年代必在嘉靖三年(1524年)明軍從西域退守嘉峪關後。據明代張雨《邊政考》和清修《肅州新志》記載,嘉靖十八年(1539年)明軍在嘉峪關西面的討來河畔建「永興後墩」(今稱「長城第一墩」)等長城烽火台。然而在《蒙古山水地圖》上,嘉峪關以西並不見「永興後墩」,因此推斷其年代必早於嘉靖十八年(1539年),即繪於嘉靖三年至十八年間(1524—1539年)。
明清時代的地圖一般用山水畫或「計里畫方」方式繪製成手卷,有些後來刊入刻本。正如北京大學向達教授指出的:「(《鄭和航海圖》)原來當是手卷式,收入《武備志》後改成書本式,自右至左。」《蒙古山水地圖》亦為手卷式,自右至左繪製。根據這條線索,我們很快從明代刻本中找到了《蒙古山水地圖》的兩個明中期刻本。
第一個刻本為《西域土地人物圖》,收入《明儒學案·三原學案》中的代表人物馬理等人所纂《陝西通志》卷十《河套西域》,於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刊行。在該刻本中,《蒙古山水地圖》分為連續的10幅,圖文並茂,文字部分稱「西域土地人物略」,地圖部分稱「西域土地人物圖」。《西域土地人物略》常被引用,但不是根據《陝西通志》,而是從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或從清初梁份的《秦邊紀略》中傳抄的。19世紀末,俄國學者布萊脫胥乃德(Emile V. Bretschneider)將顧氏抄本譯成英文,《西域土地人物略》也因此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關注。但不知為什麼,顧炎武和梁份兩人都只抄錄了文字部分,均未收錄《西域土地人物圖》,所以《西域土地人物圖》鮮為人知。儘管晚清時期西北史地之學勃興,可是無論徐松還是沈曾植,甚至王國維,都不知人世間還有這樣一幅西域古地圖。
第二個刻本為《西域圖略》,收入明代無名氏編《陝西四鎮圖說》卷末,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刊行。該圖與《西域土地人物圖》大同小異,但是把原來連續的10幅地圖縮成連續的5幅地圖;圖文並茂,文字部分亦為《西域土地人物略》。《陝西四鎮圖說》在各大圖書館均有收藏,但是只有日本東洋文庫的藏品是全本,書末附有這幅西域古地圖。據我們研究,《陝西四鎮圖說》的編者應是隆慶初年(1568年前後)的兵部侍郎王崇古,時任「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崇古奏給四鎮旗牌,撫臣得用軍法督戰,又指畫地圖,分授諸大將趙岢、雷龍等」。王崇古在隆慶初年「指畫」、「分授」的陝西四鎮和西北邊疆地圖,當為後來在萬曆年間刊行的《陝西四鎮圖說》。該書卷末的《西域圖略》則從《西域土地人物圖》縮編而成,故名《西域圖略》。據此,《西域圖略》的繪製年代當在明隆慶初年,而非日本學者海野一隆早年推測的明嘉靖三年(1524年)或五年(1526年)。
《西域圖略》與《西域土地人物圖》的內容完全相同,皆為《蒙古山水地圖》手卷的刻本,它們都為揭示《蒙古山水地圖》的繪製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證據。
此圖出自誰手
《蒙古山水地圖》長達30.12米,如此氣勢恢弘的地圖,必為明王朝朝廷所有。談遷在《國榷》卷六十四引李維楨之言說:明世宗(1522—1566年)「齋居數十年,圖回天下於掌上,中外儼然如臨」。嘉靖皇帝手邊的各種中外地圖,想必就包括今天我們所見的《蒙古山水地圖》。我們起初只是懷疑此圖為嘉靖皇帝用圖,後來被宮中藏圖證實。2009年我在台北「故宮」意外地發現了《蒙古山水地圖》的宮中彩繪抄本,該圖圖文並茂,收入《甘肅鎮戰守圖略》。這個彩繪抄本當為明代兵部或禮部用圖。而明代刻本則為地方官用圖,那麼,山水畫形式的《蒙古山水地圖》應該就是嘉靖皇帝御用之圖。
《西域土地人物圖》(局部),
明彩繪本,台北「故宮」藏
明代刻本和彩繪抄本的發現證明《蒙古山水地圖》確實被人剪裁為兩部分,原圖應長達40米。如今我們只見到原圖的四分之三,而另外的四分之一下落不明。無論如何,這幅古地圖中原來的地理範圍應和嘉靖刻本一樣,從嘉峪關直抵東羅馬帝國首都魯迷(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
這幅圖究竟出自誰手呢?據我們研究,嘉靖初年中國畫壇能創作「長卷巨幛」者唯有明代「吳門畫派」的謝時臣。嘉靖年間,謝時臣被「杭州三司請去作畫,酬以重價」。我們認為,謝時臣可能受杭州三司之託協助宮廷畫師繪製《蒙古山水地圖》,謝時臣應是這幅絲綢之路手卷的主要繪製者。
2011年10月15日,義大利羅馬國家博物館舉辦為期4個月的「絲綢之路」展覽,《蒙古山水地圖》手卷的出現,在歐洲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2014年1月,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廉亞明(Ralph Kauz)教授邀請世界各地專家、學者,出席在德國波恩舉辦的「中國和中亞地理和地圖視野下的中亞及其周邊地區」國際學術討論會。來自德國波恩大學、慕尼黑大學,美國耶魯大學、紐約城市大學,中國南京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大學的學者齊聚一堂,從各自專業的角度探討了《蒙古山水地圖》對世界地理學和絲綢之路研究的重大意義。
如果說《鄭和航海圖》(即《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圖諸番圖》)是明朝與西方海上交通的真實寫照,那麼《蒙古山水地圖》手卷則全面反映了明朝與西方的陸路交通,兩者都充分展示了明代中期中國人豐富的地理知識。《蒙古山水地圖》有力地反駁了「中國的世界地理觀是由利瑪竇開啟的」這個觀點,同時也充分證明了,當時中國人豐富的世界地理知識是超乎我們原有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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