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丨搶紅包的春節，找得到「我們」嗎？

原標題：許紀霖丨搶紅包的春節，找得到「我們」嗎？

內容簡介

春節將因搶紅包而回歸為節日嗎？由無數個小眾的、脆弱的「我們」所合成的社會，將會是一個更大的「我們」嗎？這，依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又是一年一度的春節來臨。曾幾何時，全國人民將春節習慣性地視為「春假」，它的全稱叫做「春節長假」。

節日與假期本來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假期是個人的，愛怎麼支配就怎麼支配；節日是公眾的，最初是原始人部落的祭祀（所以日文中的「節」用的是漢字「祭」），後來演繹成人類各種社群--小到一個家族、村落，大到一個城市、國家---的各種公共儀式：拜祖宗、鬧元宵、划龍舟、趕廟會、放禮花、大閱兵。節日節日，最重要的是誰之節日、何種儀式？每一種節日，都屬於某個特定的文化社群，你從屬於哪個社群，認同哪種文化，就有資格乃至義務參與社群的節日，分享其中的歡樂，形成特定的「我們」。

如果說浪漫的假期給人們一種自由自在「我」的意識的話，那麼，節日中的各種公共儀式造就了一種「我們」的社群歸屬感。是的，那是「我們」的節日，在集體狂歡當中，「我」消失了，「我」內化為「我們」中的一滴水珠、一個分子。

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叫做「春運」。按照古已有之的風俗，中國人每到春節，哪怕在天涯海角，也要回家團聚過大年。謝天謝地，這個習俗沒有被顛覆，山村裡的老父老母、留守兒童，終於見到沿海打工的親人歸來了。不過，許多人想念了一整年家鄉，在老家待了幾天，卻感到分外的乏味。不再有童年的青山祿水，不再有過去的趕廟會、鬧元宵，鄉親還是過去的鄉親，但彼此之間變陌生了，心的距離何其遙遠，聊起天來也是話不投機半句多。在家鄉，在村落，在親戚、鄰居之間，「我們」不復存在，只有一個個原子化、彼此隔膜的「我」。而在一個不再有「我們」的家鄉，「我」是顯得那樣的孤獨、無助與無聊。

城市人的感覺同樣糟糕。一家人好不容易聚攏吃年夜飯，年輕人心不在焉地玩著手機，老年人感覺冷落，只能打開電視，從無趣的春晚中打發時間。蛋餃、春卷、餃子、獅子頭，各種菜肴都是超市現成買來的，不必再勞駕親自動手。而在我的童年時代，小孩子最盼望的就是過春節，不是因為有吃的了，而是家裡有了一種熱鬧非凡的氣氛，母親買來春卷皮，拌好了豬肉與大白菜餡，哈哈，就可以與大人一起包春卷了！那一刻，家人有說有笑，長輩對晚輩特別和藹，小孩子們也可以放肆一把。在一個物質匱乏、需要樣樣自己動手的年代，反而有一種親近感。這不是簡單的包餃子、裹春卷，而是家庭的年度慶典。在熱鬧的過年之中，你被確認為家庭的一份子，你是「我們」中不可缺少的一員。今天的孩子還有這樣的感覺、這樣的期盼嗎？他們去見奶奶，看舅舅，內心盼望的大概只是一個大紅包。紅包到手，孩子們立即撇下大人，玩自己的遊戲去了。「我們」不再是一個精神的歸屬、話語的共同體，而只是物慾性的交易空間。沒有了金錢，就沒有了「我們」。

一個沒有集體儀式的節日，稱不上真正的節日，只是隨心所欲的私人假期而已。比如最具政治性的國慶節，對國人來說，只是一年中最美妙的旅遊黃金周。於是高速公路擠到癱瘓，成為停車場；各大旅遊景點如沙丁魚罐頭，遊客前胸貼後背，隨時有踩踏的危險；香港的旺角、台北的101高樓、韓國的濟州島、日本的北海道，都是此起彼伏的中國人大嗓門。回到我的童年時代，雖然沒有機會出去旅遊，但孩子們的內心都有一個共同的期盼：十一晚上的焰火。夜幕剛剛降臨，就早早爬到屋頂上，遠遠眺望人民廣場上空，等待著繽紛燦爛的一刻。說實話，當年對國家的認同，一小部分就是在國慶的美麗焰火中萌芽的。今天的小孩子，不再知道國慶焰火為何物，也無從感受此節日與彼節日意義何在。對中國人來說，無論是春節、清明、端午，還是元旦、五一、十一，通通都是毋庸上班的國定假期，是出外旅遊的難得機遇、是發獃、睡懶覺、打通宵麻將的大好時光。

近年來，出於商業利益和旅遊文化的考慮，各地政府也在春節期間組織了各種看似熱鬧的活動，諸如大年夜頭香、新年撞鐘、初五迎財神、元宵燈會等等。儘管人潮洶湧，卻與社群無關，與「我們」隔緣，只是一大群彼此陌生、相互隔膜的個人，各懷心思與願景，偶然聚在一起而已。今年元旦上海外灘踩踏事件的發生，又令政府管理部門倍感壓力，不少活動取消了之。節日衰落的背後，正是「我們」的匱乏與公共社群的解體。

你說春節不再有公眾性文化儀式吧，卻有一個大大的例外，那就是延續了三十多年之久的央視春節聯歡晚會。這個中國春晚，大概是除了奧運會、世界盃之外，全球觀眾最多的電視大派對了。從最初十億人的樂樂呵呵，到這些年的集體吐槽，不管你喜歡還是討厭，春晚已經成為春節中最具標杆意義的文化儀式。它藉助電視屏幕所形成的，是一個虛擬的、想像的共同體。春晚創辦於八十年代，那時候的中國剛剛步出紅色的革命年代，進入世俗化的歡樂年華，改革開放、思想解放和文化啟蒙帶來的自由氛圍，讓國家有向心力，民族有凝聚力，人民有認同感，再加上當時觀眾的欣賞口味尚未分化，十億人民一台戲，春晚形成了一個巨大的、中華文化的「我們」。好景不長，九十年代以後中國巨變。經濟的高速發展、社會分化的加劇和全球化帶來的裂變，使得文化上具有高度同一性的「我們」不再存在，都市文化與鄉村文化、全球文化與本土文化、南方文化與北方文化、年輕人文化與老年人文化、土豪文化與屌絲文化之間發生了深刻的斷層，眾口難調，莫衷一是，不要說13億人，即令是同一家庭的三代人，都很難坐到一起，欣賞同一台戲。大年夜的「國菜」春晚呈台階性的滑坡之勢，它的衰敗還在半程，遠遠沒有滑到谷底。

這幾年壓過春晚的頭條新聞，竟然是異軍突起的搶紅包。這場移動手機上的全民狂歡，令幾億國人無心年夜飯、無暇春節晚會，專心致志埋頭刷屏。搶紅包將會成為新的春節傳統嗎？它將形成社群性的「我們」嗎？一切皆有可能。

在這場搶紅包大戰中，，微信戰勝了微博，原因無它，乃因為微博基本是陌生人形成的公共空間，而微信則是私人性的社交網路。這幾年由於社會與政治的外在因素，公共空間急劇衰落，陌生人之間充滿了警惕與不安全感，大批「微博控」逃離公共空間，躲到微信群一角，在熟悉的小圈子中交換信息、尋求慰藉、相濡以沫。每一個微信群，就是一個由各種血緣、地緣、學緣、業緣，或者利益、情懷、趣味所建立起來的小共同體，它們形成了一個個導向單一、邊界清晰的「我們」。

春節的搶紅包無異是微信群的公共文化儀式，它通過小共同體的集體參與，實現了社群內部的分層建構：發紅包的通常是群里的精神領袖或大佬土豪，他們以自己的慷慨大度驗證自己在群里的獨特身份，並躍躍欲試老大的位置。搶紅包的多是社群中的屌絲活躍分子，他們在乎的不是錢，而是那份被接納的感覺和參與的快樂。而對搶紅包態度冷漠的則是群里的邊緣分子，平時對群不即不離，滿足於淡定的潛水者。紅包的內涵是傳統的，但搶的方式卻是時尚的，其中有運氣、有刺激，玩的是心跳，炫的是親熱。

很有可能，搶紅包將成為中國人過年時節的文化新傳統，它以傳統的內涵、時尚的方式重構了一個個「小微」共同體，形成了無數個既虛擬又真實的「我們」，傳統的中國人生活在社群之中，但他只是某個固定社群中的一份子，「我」對「我們」從一而終。然而在今天多元、交叉的網路社會，每個人可以同時屬於多個「我們」，進出自由，轉換自如；每個人是分裂的，又是統一的，足見現代人身份的多重與人性的複雜。

不過，春節將因搶紅包而回歸為節日嗎？由無數個小眾的、脆弱的「我們」所合成的社會，將會是一個更大的「我們」嗎？這，依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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