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中心性」：概念緣起及其意涵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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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中心性」（Afrocentricity）：

概念緣起及其意涵演化

季芳芳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非洲中心性（Afrocentricity）是跨文化傳播研究中的重要概念，美國學者摩勒菲·克梯·阿潵梯（Molefi Kete Asante）首先在1980年出版的《非洲中心性：社會變革的理論》（Afrocentricity：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一書中對其進行定義並且系統論述，以其標示了一種範式更新的治學主張，即：應當糾正跨文化傳播研究領域中存在的歐美中心主義立場，要想理解非洲人的思想和行為，就需要以非洲文化作為知識建構的基礎。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術語化，意味著一種旨在扭轉跨文化傳播研究路徑的努力沛然成形，也為非歐美地區傳播學界的「傳播理論本土化」等重大關切提供了思想樣板和方法論的啟迪。

一、跨文化傳播學科視野下「非洲中心性」概念的提出

溫迪·利茲－赫爾維茨（Wendy Leeds-Hurwitz）在進行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思想史寫作時認為，一些跨文化傳播研究者在從事專業知識生產時，其研究前提、研究方法以及問題意識與國民性（national character）研究、文化和人格（culture and personality）研究以及遠方文化（culture at a distance）研究等人類學研究息息相關。但是，今天的跨文化傳播學者可能對此渾然不覺，他們沒有質疑其從事學科的研究前提是怎麼來的，也沒有思考這些前提對今天的跨文化傳播而言是否還合適－文化是否被同質化理解；除了認知與心理層面的探討，文化是否還有其他面向的層面可供研究，在母文化之外生活的成員是否足以作為該文化的典型代表？溫迪·利茲－赫爾維茨認為：「了解我們自己的歷史幫助我們思考是否有一些假設應該被修改，是否這些假設仍然有效。如果當代的研究人員繼續以我們的前輩的方式進行工作，至少這也應該是他們深思熟慮選擇以後的結果。」從跨文化傳播學科發展的歷史來看，類似學科反思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已經被一些跨文化傳播研究學者所實踐。

一般而言，跨文化傳播研究者把由愛德華·霍爾（Edward T. Hall）所撰寫的《無聲的語言》（The Silent Language）當作是該學科知識積累的發端。上世紀70年代，跨文化傳播在學科建制方面完成了幾項重要工作，包括：跨文化傳播研究領域教科書、讀本以及手冊的出版；《國際與跨文化傳播年鑒》（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Annual）的發行；學會的成立；博士生的培養。而經過幾十年的學科積累，在20世紀80年代，跨文化傳播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論，包括古迪昆斯特的「焦慮與不確定性管理理論」（anxiety 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汀－圖梅（S. Ting-Toomey）的「面子協商理論」（face negotiation theory）等。

但是部分跨文化傳播學者對已有的理論發展表示不滿。這些學者認為已有的自詡為實證主義的跨文化研究是維護現實的，缺點是缺少倫理關懷。一些學者認為，跨文化傳播這個研究領域，其學科形成之初就懷抱帝國主義稱雄戰後世界秩序的野心並且以白人男性為中心，這是一套不利於非西方國家建立主體性的知識體系。

20世紀70年代末，一些學者從第三世界主體性出發，研究他者的建構和主體性話語的構建。在跨文化傳播研究領域，最先對已有研究範式提起批評的先行者是阿潵梯等人。阿潵梯在專著和期刊中多次發表關於非洲中心性（Afrocentricity）的觀點，著重對這一領域的歐美中心主義立場進行了批判，並對已有的跨文化傳播研究方式進行反思，提出要以「非洲中心」為範式，積極探索建立新的有關非洲傳播理論的可能。

二、「非洲中心性」概念的意涵

從詞源學上來講，非洲中心性（afrocentricity），由非洲（Africa）和中心（center）組合而成。該概念不僅意味著方法、理論，也意味著行動。阿潵梯多次在著述中對此概念進行闡釋，在過去幾十年的研究中，其內涵在不斷演化。

阿潵梯在《非洲中心宣言》（An Afrocentric Manifesto）中指出，非洲中心性是一種智識範式，這種範式將非洲主體性置於非洲的歷史和文化情境之中，而該歷史和文化是跨越大洲、跨越世代的。這意味著，對非洲文化和行為進行分析時，不管是文學或經濟，還是政治或文化層面，定位（location）都處於核心位置。在這方面，它是對事實的批判視角的結晶。這段話從認識論層面對非洲中心性進行了界定，主體性（agency）和定位（location）是關鍵概念。

早在20世紀80年代，阿潵梯在《非洲中心性：社會變革的理論》（Afrocentricity：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一書中就對非洲中心性概念進行了專門論述和定義：

非洲中心性是一種思維方式和行動，它將非洲利益和價值觀置於中心地位。就理論而言，它在分析任何非洲現象時，將非洲人民置於中心。因此，任何人都可以在一個給定的現象中定位非洲人。在行動和行為方面，非洲中心主義認為，最大程度上符合非洲意識和利益的行為是道德行為的核心。

以上這段話從方法、行動和理論三個層面界定了非洲中心性，而理論措辭中，「定位」（location）一詞佔據中心位置，這一詞也幫助我們理解他所持有的非洲中心主義立場。在書中，阿潵梯又指出，「黑色」（blackness）本身可以成為一種修辭。「黑色」意味著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種族歧視（racism），階級歧視（classism），恐同症（homophobia），父權制（patriarchy），兒童虐待（child abuse），戀童癖（pedophilia）以及白人種族統治（white racial domination）。需要指出的是，阿潵梯有關非洲中心性的元理論並非從真空中產生，而是受到諸如莫拉納·卡倫加（Maulana Karenga）、謝克·安塔·迪奧普（Cheikh Anta Diop）等非洲文化研究者的啟發。

阿潵梯多次強調非洲中心性概念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和路徑，以及對研究資料的使用。他指出：

非洲中心性是這樣的一個理論概念，該概念堅持將非洲人作為主體（subject），而不是將其作為對象觀察非洲現象。以非洲人為中心進行思考，可以為觀察社會、文化、經濟事實提供一種新的視角。因此，以何種方式處理數據，而不是數據本身，才是重要的。

「主體」（subject）和「處理數據的路徑」（orientation to data）等辭彙構成了這段關於方法的表述的核心。三池賢孝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里，對阿潵梯的總體取向進行了界定。他認為，阿潵梯的非洲中心性主要有六個維度：（1）非洲人作為主體；（2）非洲和非洲人的集體和人文利益居於中心地位；（3）非洲本土價值觀和理念居於中心地位；（4）根植於非洲的歷史經驗；（5）對數據的非洲語境導向；（6）對錯位（dislocation）進行非洲式的矯正與批判。

非洲中心性概念和社會科學研究的「歐洲中心主義」立場關係密切，與此同時也啟發了亞洲中心性（asiacentricity）等概念的提出。

三、演化與挑戰

在1987年出版的《何為非洲中心性》（the Afrocentric Idea）一書中，阿潵梯指出，如果將歐洲中心主義置於情境內進行理解，非洲中心性並不會質疑其有效性和價值。非洲中心性反對的是將歐洲中心主義作為「適格」「達標」的普適標準，以其審視非西方社會，進而將非西方社會打上各種原始、落後的標籤和烙印。歐洲中心性（eurocentricity）和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有所分野。阿潵梯曾就跨文化傳播理論中的歐洲中心性評論道：「歐洲中心性（eurocentricity）是文化的一種正常表達，但如果將特殊性的文化普遍化，並且否定和貶低其他文化、政治、經濟觀點，則是不正常的。」

歐洲中心主義存在不同的概念化路徑，三池賢孝曾歸納出歐洲中心主義的三個支柱，分別是理論上的歐洲中心主義、方法上的歐洲中心主義以及比較歐洲中心主義。其中：理論上的歐洲中心主義通常表現為採用建立在西方智識傳統上的理論框架，對非西方文化和傳播現象進行觀察和描述、分析和解釋，評價和批評；方法上的歐洲中心主義則包括假定歐洲中心主義方法論具有「普適性」等系列主張；而比較歐洲中心主義則是指研究者有意無意將歐美的文化價值觀和傳播方式視作是「常態」的並且「自然」的，並將其與非西方文化進行對比。阿潵梯本人並不認為非洲中心性是非洲版的歐洲中心主義，但可以肯定的是，非洲中心性所儘力施為的正是對歐洲中心主義的糾偏。

非洲中心性的提出在跨文化傳播的研究譜系中佔據重要地位。對於跨文化傳播研究而言，非洲中心性這個概念具有方法論層面的意義：它將「文化和歷史」置於分析的中心以及起點。

哈魯拉尼（Halualani）等人回顧和批判了跨文化傳播研究傳統中的幾個關鍵節點。他們肯定了阿潵梯對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反思，主張要在歷史情境中分析文化群體，提倡在研究文化時結合自反性、歷史背景以及社會政治關係進行分析，而不是將文化作為一個固定變數去研究跨文化傳播現象。

阿潵梯在1980年的著述也指出歷史獨特性（historical specificity）以及情境定位（contextual grounding）在跨文化傳播研究中的重要性。「將文化作為文本還是將文化作為理論」也是阿潵梯多次在著述中提出的問題。他不贊同將非西方文化作為理論分析和解構的「文本」，而認為應將其作為理論的來源。

受到阿潵梯的啟發，三池賢孝提出了「亞洲中心」（asiacentric）的亞洲傳播研究，目的在於從亞洲理論視角出發研究亞洲傳播。為了將亞洲人置於研究對象及其傳播世界中的行動者的角色上，三池賢孝認為，亞洲傳播研究必須將亞洲文化視為理論源泉，在描述、解析和理解亞洲傳播的前提與行為時將之置於探索的中心。

亞洲中心性強調亞洲文化應被看作亞洲知識重構的理論，而不作為非亞洲中心知識解構的文本。三池賢孝指出，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不同的語言、宗教哲學和歷史語境中從事交流活動。他們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感情不是通過抽象的共性原則，而是通過具體的行為細節表達的。因此，如果我們想理解他們的文化定位和有關交流的觀念，我們應該考慮到，他們用特定的語言說話，受到特定的宗教哲學觀念的影響，以及在特定的歷史經驗中生存。換言之，表層的傳播方式反映了深層的世界觀，而不同的文化養育了不同的世界觀。

將文化置於中心地位不僅是非洲中心性或者亞洲中心性，也是其他非西方文化學術傳統的前提。而以非西方文化作為理論來源並對非西方國家的傳播行為進行思考的理論研究也持續展開，其中阿潵梯和三池賢孝等在2008年出版的《全球跨文化傳播讀本》（The Glob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ader）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讀本不僅提供了西方視角，也帶入了跨文化傳播研究中的非洲和亞洲視角。編者認為，這個讀本旨在解決跨文化傳播領域未曾解決的三個問題，分別是：（1）歐洲中心的智識帝國主義；（2）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對本土視角的忽視；（3）跨文化情境的傳播平等和相互性。

該嘗試在研究範式層面不可避免地面臨挑戰。非洲中心性也受到各種批評，包括：認為非洲中心性是「黑色版本」的歐洲中心主義；認為非洲中心性將「非洲」本質化理解，忽略非洲的多樣性；認為非洲中心性拒絕混雜（hybridity）並且忽視非洲的動態性等。在2007年出版的《非洲中心宣言》（An Afrocentric Manifesto：Toward an African Renaissance）導論中，阿潵梯反駁了有關「非洲中心性是非洲版的歐洲中心主義」的論述，指出即便沒有歐洲中心主義，非洲人也需要有自身的主體性。

對於非西方背景的傳播學者而言，非洲中心性和亞洲中心性等概念的提出，意味著從方法、理論以及行動層面啟動了對傳統理論研究路徑的全面反思，也意味著對自身文化傳統的再審視。同樣，上述概念的提出與非西方傳播學界關切的「傳播理論的本土化」命題也密切相關。理論的本土化，不僅是針對學者們把非洲或者其他地區作為「材料」，利用歐美理論進行研究的現象進行批評，其最顯要的關心是如何進行原創理論的生產。「非洲中心性」這一術語所指稱的概念以及由這一概念所牽引的研究範式，雖然面臨諸多批評，但它無疑標示了發展本土理論的一種有價值的治學嘗試和理念更新。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跨文化傳播學科登峰計劃階段性成果。

囿於篇幅，公號推送捨去注釋與參考文獻。

詳細請見《新聞與傳播研究》2017年第6期。

編輯

劉新月 於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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