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中國世界航海地位的三幅明代地圖
《大明混一圖》
《大明混一圖》繪製於明洪武二十二年，即公元1389年。該圖長3.87米，寬4.75米。這幅極其珍貴的古代寶圖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世界地圖，也是迄今為止我們能見到的最早描繪非洲的世界地圖。
《大明混一圖》的發現源於南非國民議會議長金瓦拉博士，她是一位研究古代非洲地圖和世界地圖的歷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古代地圖收藏家，目前已經收集非洲地圖130多幅。她平時注意收集世界各地新地圖發現信息。1969年華盛頓大學的鄭教授在加拿大演講時，提到一幅中國古代世界地圖，清楚準確地描繪著非洲大陸。金瓦拉博士得知這一消息興奮不已，於1988年初派助手專程赴美國找到鄭教授，調查該圖的來龍去脈，鄭教授當時只能提供該圖藏在日本一家佛寺里的信息。金博士又跟蹤追訪，最終在日本一所大學的圖書館裡找到《大明混一圖》。最後弄清，這幅地圖是中國人李凱（音譯）1402年繪製的，由一名朝鮮使者受命帶回朝鮮。後日本軍閥侵佔了朝鮮將該圖掠奪到日本，密藏於寺廟方丈的私人圖書館，方丈又將該圖贈送給日本一所大學。應金瓦拉的請求，1999年初，日本有關方面複製一幅《大明混一圖》贈給金瓦拉，使她20多年的願望得以實現。
其實關於該圖的故事還沒有結束，原來《大明混一圖》是一對孿生兄弟，最早的第一幅繪製於1389年，金瓦拉為了尋找到年代更早的中國古代世界地圖，請求中國駐南非大使幫助實現這一願望。
1999年11月，李鵬委員長訪問南非，特意向金瓦拉議長贈送了一份特殊的禮物——一本《中國古代地圖集》卷首幾頁正是1389年繪製的《大明混一圖》。原本《大明混一圖》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彩繪絹本，是一件國寶級的珍貴歷史之物。由於年代久遠，尺寸過大，已不適合公開展出。為了滿足南非國民議會舉辦《非洲視角》地圖展的請求，中國決定為南非複製一幅《大明混一圖》，該複製工作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會同敦煌藝術研究院和浙江大學的專家們共同精心完成。
2002年11月1日，滿載著中非友誼結晶的《大明混一圖》抵達南非議會，11月12日正式向公眾展出，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專程參觀了《大明混一圖》。世界各國的史學家、航海家紛紛前來參觀。金瓦拉議長在開幕式上說：「《大明混一圖》向世人表明，這幅由中國人繪製的地圖比西方探險家到非洲早了100年，所謂歐洲人最早發現非洲的歷史需要改寫。」
《天下諸番識貢圖》
2006年1月13日北京通商律師事務所律師劉剛，將自己用500美元購置的一幅《天下全輿總圖》又稱《天下諸番識貢圖》公佈於博客，再次引起全球新聞媒體的重視，新聞的焦點是誰最先發現美洲。
2001年春季，劉剛購得一幅在竹紙上手繪的世界地圖，這幅地圖的右上角有「天下全輿總圖」6個字，左下角寫著「乾隆癸未仲秋月仿永樂十六年天下諸番識貢圖臣莫易仝繪」，地圖正上方畫有一個中國古代指南針方位盤，並寫有「六合出行定圖式」7個字。左上角寫有「凡未加紅圈者皆原圖所未命名者」。這幅1763年仿繪1418年的《天下諸番識貢圖》不僅僅畫出地球上所有的大陸陸地（包括南極、北極和格陵蘭），並且在美洲大陸和澳洲大陸上都有紅筆圈注的注釋。難道1418年中國人已經繪出近乎完整的世界地圖？收藏者劉剛也曾懷疑該圖是件贗品，因為許多注釋超出當時中國人的知識範圍。正是因為在該圖太平洋海域中，有一個紅圈注釋寫道「一於永樂十三年，隋正使太監馬三寶等往榜葛刺諸番直抵忽魯漠斯等國，開讀賞賜，至永樂十六年回京」的記載，劉剛先生用了4年多時間鑽進了鄭和下西洋的史料和相關論文研究之中。通過對古籍的研究，劉剛先生首先突破「鄭和下西洋」西洋的範圍，西洋就是西方，幾乎環繞整個地球，他的許多理論根據還來自英國孟席斯著《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正因為如此，孟席斯專程去北京與劉剛先生見面交流，成為「鄭和發現美洲」理論志同道合的戰友。
一石激起千重浪，許多學者認為該圖是贗品，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著名歷史學家、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龔纓晏教授。龔教授認為《天下全輿總圖》是一幅橫軸投影的世界地圖，它完全是根據歐洲地圖仿繪的，該圖仿繪於1763年，適時1760年法國傳教士蔣友仁繪製了《坤輿全圖》作為獻給乾隆皇帝50大壽的賀禮。在此之前，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也繪製過《坤輿全圖》。《天下全輿總圖》的許多畫法，與南懷仁的《坤輿全圖》是如此相似。
2006年4月24日下午，江蘇省鄭和研究會秘書長黃榮技參加了在北京召開「航海日」活動籌備會議。劉剛律師到場向眾位代表展示了他發現的這幅古地圖，並在新聞發布會上公布這張航海圖已通過有關方面鑒定，認定是明朝的航海圖。儘管如此，筆者還是聽到許多不同的意見，對此還需要不斷研究、不斷交流、不斷磨合才能解開相關疑問。
《鄭和航海圖》
《鄭和航海圖》本名《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原圖載於明人茅元儀所輯《武備志》卷二百四十，分二十圖四十面，分別繪明了各國方位，航道遠近以及航行方向，停泊何處、何處有礁、何處有淺灘、何處有人家。據專家研究該圖應繪製於洪熙元年至宣德五年(1425～1430)年間，是鄭和下西洋第6次歸來後守備南京時期的傑作。航海圖中標有牽星數據，附過洋牽星圖，以測天定位，指導航行，這是現代海圖所沒有的，也是《鄭和航海圖》的最大特點，據統計該圖標有牽星記載近70處，其中直接標在航線上有16處，標在沿洋和島嶼上的有34處，標在過洋牽星圖上的近30處。鄭和船隊利用日月星辰來辨別航行方向。標誌著鄭和船隊已經進入以海上天文定位為特點的牽星術階段。為此，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中對《鄭和航海圖》作了高度評價，認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幅真正科學的海圖」。
《鄭和航海圖》是我國明代勞動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文明圈與印度教文明圈，佛教文明圈，以及伊斯蘭文明圈整合的產物。在《鄭和航海圖》的背後還有3本註腳。這3本註腳就是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鞏珍的《西洋番國志》。這3位下西洋的「記者」和「作家」詳細描寫了他們親身所歷幾個文明圈30多國的山川地理、道路遠近及風土人情。他們的地理知識遠遠超越元朝汪大淵《島夷志略》，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圖塔遊記的範疇。鄭和航海圖連同3本註腳遊記，已經成為世界地理學知識遺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三幅明代地圖奠定了中國在世界航海史中的位置，具有世界規模的鄭和下西洋已成為劃時代的路標，構成世界地理大發現的第一環，唱響了世界大航海時代的「先聲」，以恢弘的氣勢拉開世界大航海時代的序幕，成為開啟人類海洋事業的新紀元。從此以後，人類對海洋的開發和利用更加深入。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許多國家都將航海作為本國海洋文化的顯著標志，並設立航海節。我國於2005年7月11日將鄭和600年前下西洋的日子作為中國航海日，具有重要意義。中華兒女一直為把鄭和文化中開拓創新、兼容並蓄的文化精髓注入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實現海洋強國的民族之夢中而努力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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