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研究版本目錄的不足之處
原標題：前人研究版本目錄的不足之處
這些成果無論簡目、題跋、藏書志以至綜合的版本目錄都有錯誤，即使出於大藏書家之手者也難例外。如《絳雲樓書目》把明宣德時建陽書坊葉氏廣勤堂刊刻的《萬寶詩山》誤認為宋版，《讀書敏求記》把從日本正平刻本影抄的《論語集解》誤認為高麗舊抄，《蕘圃藏書題識》中定為宋本的《注魏鶴先生渠陽詩》其實只是明人的翻刻本，定為元本的《丁鶴年集》其實只是明初本，《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定為元本的《平江紀事》其實只是明正德嘉靖時刻本。這些都可說是鑒別上的錯誤。此外，還有故意弄虛作假的，如繆荃孫《藝風藏書記》中著錄的宋元本就不一定都靠得住，其中有些就是準備日後售高價而偽題宋元的。我當年在上海修文堂舊書店見過一部繆氏晚年自己在上面批有售價的《藝風藏書記》，其中有的書批「真元本」，可見未批「真元本」的所謂元本就有問題。我還在修文堂見過一部繆氏舊藏的《風俗通義》，是明萬曆時胡維新刻《兩京遺編》的零種，卷九、卷十還是抄配的，但《藏書志》卻定為元本，這豈不是明明在欺人?至於綜合的版本目錄，如莫、邵兩家也都脫誤累累，有的是原批之誤，有的是傳抄致誤而付印時未能校改。《書目答問》及范氏《補正》雖然校印比較認真，但原書仍存在著某些錯誤，新印本未能校正。
簡目、題跋、藏書志以至綜合版本目錄的邵、莫、朱三家，都著眼於記述舊本、善本，除《書目答問》等少數幾種外，都很少注意通行易得的本子。同時他們心目中的善本，又多是從藏書家角度講的成為文物的善本，很少是從校勘角度講的善本。而如前所說，有些成為文物的善本，在校勘上往往並不是真善。如南宋建陽書坊黃善夫本《後漢書》，刻得很精美，是藏書家公認的善本，但文字錯誤很多，有的還錯得很荒唐，「如《庾乘傳》『由是學中以下為貴』，『由』誤作『曰』，《符融傳》『但即土埋藏而已』，誤合『即土』為『堲』字，《許劭傳》『平輿人也』，誤作『千輿』」(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傅氏誤記為劉元起刻本)，《郭太傳》也和通行本一樣把傳末注文七十四字誤作大字，而這些在明嘉靖汪文盛刻本即所謂閩本里反而不誤。又如《四部叢刊》重印本所收《西崑酬唱集》，是用傅增湘所藏明嘉靖時張■玩珠堂刻本影印的，這個本子雖是《酬唱集》僅存的一個明刻本，卻亂改原書款式，把原書所記撰人職銜移至卷首作為「西崑唱和詩人姓氏」。其中，「懊惱鴛鴦未白頭」七律的撰人本題「元闕」二字，即傳本原闕撰人之謂，這個本子卻把「元闕」列入「唱和詩人姓氏」中，好像真有個姓元名闕的詩人參加唱和。可見這個本子在某些地方反不如清初的幾個刻本能保存原書本來面目，但傅氏在《藏園群書題記》中卻對它大事誇揚，得毋敝帚自珍之失。類似這樣的事例為數尚多，切勿震於舊本或收藏者盛名，以耳代目。
簡目、題跋、藏書志各書一般只記一種版本，即使不止一種，旁及其他，也很難把該書的所有版本備列齊全。綜合的邵、莫、朱三家以及《書目答問》等雖列出各種版本，但仍未能弄清楚大多數版本之間的淵源遞嬗關係，更很少在這些綜合目錄里加以說明。因此，在整理古籍時，仍需將該書的各種版本收集起來仔細地比較研究。例如《說文解字》一書，《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說「黃丕烈有宋刊小字本」，又說有「孫氏平津館仿宋小字本」、「藤花榭仿宋小字本」，但沒有說明孫氏所據宋本、藤花榭額氏所據宋本和黃藏宋本的關係。其實，傳世的幾個宋本，包括孫氏所據、額氏所據本都出於同一版所印，其中，第十五上第三頁均特別短小便是明證。各本文字間有歧異，當是補版有先後所致(各卷題銜有作「許慎」而「慎」字避宋諱缺末筆者，有避宋諱改作「許氏」者，也有不避諱徑作「許慎」者，前二者當系南宋時兩浙地區原刻及補板，後者則系元代補板而決不會是北宋真宗前原板，因為如果是北宋原板，至南宋刷印時決無不事剜改之理)。又《標註》在此書下說「汲古閣影刊北宋本」，又說「明趙靈均影宋大字本，即毛本所仿」，二者自相矛盾。其實，汲古閣所據即上述宋本，「嫌其字小，以大字開雕」，書尾毛扆跋語足證，仿宋大字本之說絕不可信。《標註》還說此書有「朱筠刊本」，《續錄》還說有「清同治十三年浦氏翻刻孫本，同治十二年陳昌治校刊本，光緒七年淮南書局刊本」。其實乾隆時朱筠椒花吟舫刻本，即用仿汲古閣本之經毛扆五次剜改者刊刻，淮南書局本即用仿汲古閣本之四次剜改者刊刻，陳昌治本是據孫本改為一篆一行刊刻。所有這些，《標註》、《續錄》都沒有講對或講清楚。當然，我們不能要求前人都給我們把事情做現成。前人疏略之處，正有待我們來補正。至少在整理到這部古籍時，必須首先把它的各種版本及其淵源遞嬗關係弄清楚，不能馬虎從事。
即使弄清了各個版本的先後和淵源遞嬗關係，還不一定能立即判斷其優劣。一般說來，刻或抄在先的似乎總要比後的優，重出之本似乎總要比原本差，但有時偏偏相反。例如，南宋程大昌的《雍錄》，宋本久已失傳，現存最早的是明嘉靖十年李經刻本，還有一種是稍晚的萬曆時吳琯刻《古今逸史》本。我手邊只有萬曆本，要整理點校，用嘉靖本作對校，發現凡有異同之處幾乎都是萬曆本正確，可見萬曆本所源出的本子一定比這嘉靖本更早更善，應該用萬曆本做底本。清人著作刻本中也有晚勝於早的情況。如顧炎武的《日知錄》，康熙初刻符山堂本只有八卷，而康熙三十四年潘耒刻足本有三十二卷。又如王引之的《經義述聞》，嘉慶二年初刻不分卷，道光七年重刻本才擴大為三十二卷；而三十二卷本里收入的《春秋名字解詁》，原名《周秦名字解詁》，嘉慶原刻本二卷，經增刪改名編入了道光本《經義述聞》。現在八卷本《日知錄》、不分卷本《經義述聞》以及《周秦名字解詁》已可登諸善本書目，但如選擇底本自應用通行的足本。再如詩人黃景仁的集子，較早的有嘉慶四年趙希璜刻的《兩當軒詩鈔》十四卷、《悔存詞鈔》二卷，但並不足。其孫志述廣搜遺篇，在咸豐八年刊刻了足本《兩當軒集》二十二卷和考異二卷、附錄四卷，稍後的印本還把附錄增添為六卷。所以，校勘整理黃集自應以這個咸豐足本為底本而不能用較早的嘉慶本。至於重刻之本轉勝於原本的事也不乏其例。如清季王鵬運校的《夢窗甲乙丙丁稿》，光緒二十五年初刻，三十年重刻，重刻時王氏又校改了多處，並改正了初刻的個別誤字，因此後來居上。如果整理王校《夢窗甲乙丙丁稿》，就要用這個重刻本為底本而初刻本只能備參考。
由此可見，在接受前人成果、學習版本目錄的同時，還必須進一步核對原書，自己下功夫鑽研，在整理古籍選擇版本時尤應如此，而決不能僅僅記誦一點前人的成果就自滿自足。 (來源：（摘自黃永年《古籍整理概論》，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1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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