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兼 | 那個叫孔飛力的美國漢學家，離開我們已經兩年了

原標題：陳兼 | 那個叫孔飛力的美國漢學家，離開我們已經兩年了

孔飛力

（1933.9.9-2016.2.11）

• 2018年2月11日是美國漢學家、原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孔飛力（Philip A. Kuhn）教授逝世兩周年的日子。孔飛力所著《叫魂》（Soulstealers）《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的譯者、康奈爾大學「胡適榮譽講座教授」陳兼特此撰文，追憶孔飛力先生。
• 本文原載「上海書評」，全文分三部分刊出，本文將其合在一起，特此致謝。

文︱陳 兼

一

幾乎只是轉眼之間，孔飛力（Philip A. Kuhn）先生辭世已經快兩年了。

仍然清晰地記得2016年2月中旬的那一天，一個冷得出奇的冬日。即便在康奈爾大學所在的綺色佳這個冬天從來就冷的地方，據報上說，也創下了冷的記錄。

那天清晨醒來，打開手機上的電子郵件鏈接，先看到一行字，是《澎湃新聞》的編輯送來的：孔飛力先生逝世了！頃刻之間，有一種時光停滯的感覺。知道這位前輩學者得帕金森症已有七八年，他住進老年公寓，也有四五年了。最後一次和他通話，還是2014年的事。當時，居然完全聽不懂他說的是什麼，只能拚命扯著嗓子告訴他，《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的香港繁體字本出版了，也不知道他是否聽清了。說話間，他分明哭了起來。掛了電話後，已感到，他駕鶴西去的時日大概不會太遠了。但當這一刻真的到來時，卻發現心中仍湧起一片無限的傷感。

打開哈佛大學歷史系和東亞語言文化系的網站，儘管孔飛力去世已幾天了，還沒有這方面的任何消息。我不用微信，在中國國內使用的手機也關機。那幾天里，還是不斷收到了各方一個接一個的電子郵件，來信人有的認識，但大多不認識，都是提出約稿或採訪要求的。孔飛力逝世在中國引起的反響，遠比在美國為大。

衝下樓去，找出了翻譯《叫魂》和《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時孔飛力先生提供的清宮檔案複印件和手抄件，其中還留有不少他閱讀時留下的批註。一頁頁翻來，何止是感慨萬千！

我不是孔飛力的學生，同他沒有「師生之誼」。 只是，我讀過他的書，用過他的書當教材，當過一回他的論文的編輯，最後，又分別同劉昶和陳之宏合作，把他的兩本書從英文翻譯成中文。

思緒的閥門一旦打開，二十多年來與他交往的許多情節，不斷地浮現在眼前。

二

初次聽到孔飛力的大名，已是三十年前的事。那時，我在華東師範大學教書幾年後，抓住一個稍縱即逝的「窗口時間」，到美國南伊利諾伊大學讀博。當時，對美國學界中國史研究的情況，真的是知道得不多。

一次，同現已作古的吳天威先生閑聊，他對我講起美國中國史學界的種種人事掌故，談到了在哈佛當講座教授的孔飛力。吳先生說，這是美國中國史學界的一位大人物，1970年代初出了一本影響很大的專著。後來，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退休了， 他的這本書成了「敲門磚」，接任費正清在哈佛大學中國史研究講座教授的位子。費正清多產，孔飛力卻不是。他重回哈佛十年，距第一本書出版也將近二十年了，卻遲遲拿不出第二本書來。吳先生說，有很多人覺得，哈佛讓孔飛力接費正清的班也許是犯了一個大錯。

吳先生的說法中，其實也包含著他對於自己懷才不遇的感慨和無奈。這是他們那一輩人文學科旅美華人學者中很普遍的現象。記得有一次同唐德剛先生吃飯說話，幾巡過後，他也有過相似的真情透露：在美國大學教中國史佔了好位子的，有幾個是有真本事的？（但他沒有講到孔飛力，也絕無影射之意。）還有一個例子，就是大家熟悉的黃仁宇先生。他在中國名氣和影響那麼大，但在美國學界，不但從未為「主流」所眷顧，甚至在1970年代初石油危機陰影下美國公立大學紛紛裁員的背景下，連個三流大學的教職都沒有保住。美國學界的「開放」外表下，其實也有著諸多封閉之處。這些，是題外話了。

吳先生的談話，引發了我對孔飛力和他的著述的興趣。之後，從圖書館借出他的《中國帝制晚期的叛亂及其敵對力量——1796-1864年的軍事化和社會結構》，還有他的一些論文，粗粗讀了一遍。只不過，當時心不在焉。我雖然一直對清史有興趣，在國內讀研任教時還發表過與清史相關的論文，但「本行」是二十世紀國際關係史和中外關係史。當時忙於修課，讀書的重點和心思又放在國際關係史和國際關係理論上。孔飛力的著述沒有給我留下太多印象，對於孔著何以受到重視，也不得要領。

以後，讀了柯文（Paul Cohen）的《在中國發現歷史》，才慢慢體會到孔著何以會引起學界重視。他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哈佛拿到博士學位時，美國和西方學者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基本思路仍為「西方衝擊、中國反應」的範式所主導，多從中西之間的交流和衝擊中去尋找把握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漸次轉變的動因。孔飛力當時未及不惑，但在博士論文以及以此為基礎完成的《中國帝制晚期的叛亂及其反對力量》一書中，將關注重點放到了中國社會的內部變化。他從清後期民兵組織演變及地方軍事化發展的探討入手, 將政治軍事史同社會史研究結合起來，對中國農村社會結構、國家權力對下層的滲透和控制，也對晚清紳權擴大而引起的國家-社會關係蛻變等等，做了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探討。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中國帝制晚期的危機所涉及，並非僅僅是「一個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種文明的沒落」；「社會以及政治組織的新形式也必定會從這一沒落中的文明內部被催生出來」。他的意思是：在尋找和界定中國近現代化進程的最初動因時，著眼點要從外部轉向內部，注意力要從大處轉向小處，研究重心要從上層轉向下層（但同時，又絕不忽視外部、大處和上層）。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這些看法無疑具有「超前」性質。這樣的一本書怎麼會不引起人們的重視？

孔飛力還講述過一段他同費正清關係的往事。現在人們有一種普遍的誤解，以為孔飛力在哈佛讀博時的導師就只是費正清。其實他的主要導師是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費正清也是他的老師，但相形之下，他受到史華慈的影響似乎要大得多。他的博士論文，也主要由史華慈指導完成。起初，費氏覺得，孔飛力的論文視角太過「超前」，一時竟未予首肯。那時，費氏指導下完成的清史論文，學生們所用資料多為當時學界常用的《清史稿》《籌辦夷務始末》等文獻，而孔飛力要做的題目，這些文獻卻沒有太多用處，還需另闢蹊徑。費氏擔心，孔會遭遇資料上的瓶頸，能做出一篇紮實並站得住腳的博士論文嗎？然而，孔飛力並不買賬，堅持己見，並獲得史華慈的支持。而費正清也不是「小雞肚腸」之人，顯示出了大學問家的開闊視野及胸襟，最後，讓步的竟是他這位學界泰斗。

費正清

孔飛力的論文做得成功，費正清極為高興。這之後，孔、費兩人的關係雖然不如孔、史之間來得密切，但仍然合作無間，費正清對於孔飛力的研究也表現出越來越接納及欣賞的態度，並成為孔飛力堅定的支持者。不然的話，孔飛力恐怕難以回到哈佛任教——當時費正清雖已榮退，但對於孔飛力回母校任教至少還是可以行使某種「否決權」的。

這裡，還想就史華慈多講幾句。儘管他在中國學界的名氣不如費正清大（現在看來，在學界以外甚至也不如他的高足孔飛力大），但在整整兩代人的時間裡，他在美國及西方中國研究學界一直是公認的思想大家，有著宏大寬廣的歷史視野和極為深刻的人文關懷。孔飛力回哈佛任教，很大程度上便得益於史華慈的大力推薦。（前些年，已故朱政惠兄從哈佛檔案里找出了孔飛力回哈佛任教時史華慈寫的推薦信，讀來令人動容。）史華慈的學術生涯，從對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起源的研究開始，第一部專著是《中國共產主義和毛澤東的崛起》。他對於中國共產黨革命並無特別的同情之心，但從自己的知識關懷出發，希望對這場革命的來龍去脈做出符合理性及體現知性的分析。在他看來，中國共產黨革命作為活生生的歷史進程提供了一種獨特的人類經驗案例，而此類案例最終的知識意義在於，「人類在文化和歷史突變上的一切經驗，都在人生條件的悲慘渺小和輝煌宏大上體現出了自己的相關意義」。在這些方面，孔飛力與史華慈極為相似。

史華慈循著上述路徑，後來又寫了在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變中起到連接中西及承上啟下作用的嚴復。而在他學術生涯的後期，更深入追溯到中華文明發展的「軸心時代」（亦即「三代」），寫成了《中國古代的思想世界》這一巨著。他通過對先秦諸「先聖」（ethical vanguard）「先哲」（learned vanguard ）「先學」（the vanguard of those who know）和「先賢」（the vanguard of society）的論述，試圖從根子上探究構成中國思想文化傳統底蘊的一系列基本範疇及與之相關的問題意識；同時，也是對人生乃至人心的探索。史氏的這種方法對孔飛力影響甚大，為孔後來作《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提供了方法論層面的重要「範本」 。可惜的是，《中國古代的思想世界》一書的中譯本遠遠未達佳境，非但未能體現史氏思想的神韻，甚至還因翻譯不當，導致了一些對他和他的思想的誤讀和誤解。例如，上述learned vanguard, ethical vanguard, vanguard of those who know, the vanguard of society等，分別被譯為不倫不類的「學術先鋒隊」「倫理先鋒隊」「知識先鋒隊」「社會先鋒隊」等等。此外，還有「統治階級先鋒隊」（an ideal ruling vanguard）「先鋒隊精英」（the vanguard elite）之類譯句。已故朱維錚先生讀後，經考證「先鋒隊」一詞後斷定，史華慈的思想路數受到了列寧主義「先鋒隊」觀念的影響和滲透，不由得令人扼腕！

史華慈：《中國古代的思想世界》

實際上，史華慈寫下上面這些話時，透露出的恐怕是他自己對於知識精英在歷史前行中可以起到某種「先驅」作用的看法，而這其實也是孔飛力對自己的「定位」。從最初同孔飛力的交往始，我就有一種感覺，他身上有一種知識分子的「清高」。他談話時，常會說出一些極富哲理的話來（讀者可以參閱周武：《孔飛力談中華帝國晚期的國家與社會》，載《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6年2月28日）。後來，翻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時，讀到他一再講到，「文人中流」（即政治及文化精英）在中國「根本性議程」構建中起了重大作用。心中不由得一驚。這難道不正是孔飛力對於像他自己這樣的「真正的知識分子」所應負使命的理解？孔飛力在這一點上繼承的，正是乃師史華慈的衣缽。他們對於知識精英在人類生活中的「先驅」作用，有著一種強烈的憧憬，也有著一種為改變世界而聊盡綿薄的抱負。這是他們關於歷史動力的一種基本理解，也是他們對於自己身份以及所應當起到的歷史作用的一種想像。他們不相信徹底的「無為而治」，對於社會及人類發展的「自然化」傾向（用我們今天用得多一點的話來說，大概就是某種「民粹主義傾向」），也有著一種深深的擔憂。但是，這種關於自我身份的認識，又同權力和名利全然不相干，也不意味著他們對自身局限性和可墮失性（fallibility）的無視。這恐怕也是為什麼史氏對於孔飛力如此欣賞，而孔飛力又從來便對史氏持弟子禮的道理之所在。

但孔飛力和史華慈不是「關門只讀聖賢書」的書獃子。他們深藏於心的「救世」理念，也是他們「入世」行動的動力 。史華慈在世紀之交時，就寫過一篇關於「千禧年」的文章，當中，就處處透露出了這樣的理念。他們懷有深刻人文關懷的同時，仍保留著強烈的現實關切和參與意識，儘管他們都不曾獲取學界以外的一官半職。他們的信念，是要以「知識精英」的身份，在導引或抵制社會本身的種種「自然化」趨向的同時，以知識上的洞見為人類社會前行增添些許光亮。史華慈在任何意義上都不願「參政」（他除了當過幾個學術委員會主席，連繫主任或中心主任之類的職務都從未出任過），孔飛力也從來沒有在學校以外當官從政的經歷。就是在校內，他當過的「官」，最大的，也就是系主任或中心主任一類。但是，他們思想上同現實政治都走得很近，甚至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他們不曾「參政」，但 「議政」對他們來說是經常在做的事情。

史華慈

我同孔飛力交談就感到，他對當今美國政治生活中，自由主義和自由派居然被污名化，而許多自命的「自由派」的思維方式又嚴重意識形態化的現狀，真是達到了痛心疾首的地步。他在《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中，有過一段與此相關的討論，特別講到：「儘管『公共利益』在當代美國也許被視為是一種怪誕的概念，但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早期歷史上，這卻是一個佔據統治地位的主題。雖然說，人們對於如何在政府實踐中實現『公共利益』或『公共福祉』有著明顯的不同意見，但『公共利益』的存在本身卻從未受到過真正的質疑。」看到今日美國的「自由派」每每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上或者失語失聲，或者只會搬出一套套「教條」來應對，怎能不令孔飛力心寒？尤其是，如果孔飛力先生今日還在，看到了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的驚人一幕，更不知道會震驚與失望到何種地步！這不是「保守主義」的勝利，首先，還是「自由主義」的失敗，也透露出了美國民主——從更大處看，則是人類文明——所面臨的困局和嚴重挑戰。

寫到這裡，又生出諸多聯想，不由得一聲感嘆：在今日美國大學校園，乃至在世界上的其他很多地方，在全球資本主義無孔不入的滲透衝擊下，當大學越來越被當作「企業」來經營和管理時，當「經濟效益」越來越成為最重要的衡量指標時，當與思想極端貧乏相伴的「政治正確性」說教（其實這就是另一種形式的「政治挂帥」）成為飛舞空中的「大棒」並達到壓制學術自由的地步時，知識的「生產」也只能變得越來越「程式化」乃至政治化。即便在我多年任教的康奈爾大學這樣一所常青藤名校，這些年來在這上面也不能免俗，不受影響。有時不由得感嘆：像史華慈、孔飛力這樣的真正的知識分子，難道真是越來越少了？

三

孔飛力本人，對別人說他年青時出版不勤，其實是很不以為然的。他在給我的一個電郵中說：如果我只是追求速度的話，不僅無法深入探究思想及知識領域那些「更令人迷惑也因而更有意思的問題（questions that are more puzzling and, therefore, more interesting），也難免會在史事敘述中留下諸多錯誤和遺憾」。我回郵說：「世界上的書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做歷史的人，無論出於何種理由，都不應該不斷去加上只是充數而並不增長知識寬度和厚度的『出版物』。」他答道：「同意。」

但不管怎麼說，上世紀八十年代孔氏出書的「空窗期」並沒有一直持續下去。1990年，他的《叫魂》出版了。大家很快就意識到，這是又一本開學術研究風氣之先的「大書」。關於他「無所作為」的種種說法，幾乎在頃刻之間便煙消雲散了。

那時，我已經獲得博士學位，到紐約州立大學Geneseo分校任教。《叫魂》出版後，我買了一本，幾乎一口氣便讀完了。我所授課程中，有一門是「1600年後的中國史」,《叫魂》平裝本出版後，我就開始將這本書和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當作必讀參考書交替使用。兩本書相比較，學生們似乎更喜歡《叫魂》。當時就覺得，應該把這《叫魂》介紹給國內讀者。

我同孔飛力的直接接觸，開始於1992年初，那一年，我接任了《中國歷史學家》（Chinese Historians）雜誌主編，又恰逢孔飛力在中國留美歷史學會年會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政治參與和中國憲法：西方所起作用」的主旨發言。我當即找到他，請他把講話稿交給《中國歷史學家》發表。孔飛力馬上同意了。之後，我同他就此事幾次書信來往。他對文稿的修改極為仔細認真。直到現在，我還保存著他用工工整整的英文正楷以紅筆修改的稿件。他是大學者，但在他身上卻有一種扎紮實實的「工匠精神」。大凡「老派」學者中有建樹者，幾乎都如此。

1996年夏天，我回國做研究時，碰到了在上海三聯書店任副總編的華東師大老同學陳達凱。他問我，有沒有值得譯成中文的英文學術專著。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叫魂》，並簡單介紹了書的內容。陳達凱來了勁，馬上要我幫助聯繫版權。我答應試試，但根本沒有想到要自己來翻譯《叫魂》。不料，陳達凱卻得寸進尺。他同當時任上海三聯總編輯的另一位華東師大老同學陳保平一道，專門帶我到紹興路出版社附近的一家小飯館吃飯，兩人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一搭一檔地「忽悠」我，搞得我只好答應自己來翻譯此書。

那個時候，翻譯出書遠不是今天這麼「大熱」（其實是敗象已露）的一樁生意經，也沒有那些形形色色滿天飛，以營利為目的的版權轉授機構。這件事我做得很簡單，也很容易。先是給孔先生寫了一封信，說明要翻譯出版《叫魂》的想法，他馬上就同意了，並主動表示願意放棄中譯本的所有版稅收入。然後，他又為我和哈佛大學出版社負責版權的人員接上關係，並同他們打了招呼。幾番電傳及通信來往後，哈佛方面只是象徵性地收了兩百美元，就把《叫魂》中文簡體本的版權給了上海三聯書店。 之後，碰到的一個最大的難題，居然是上海三聯一時沒有支付兩百美元的「外匯額度」，結果，還是我用私人支票先向哈佛付了這筆錢，上海三聯後來再以人民幣還給我的。近來在翻看留存下來的孔飛力文檔時，發現當年的這些來往書信都還在，尤其是哈佛最後同意只收兩百美元就轉授版權的合同文本也還在。又想到陳達凱、陳保平走後上海三聯個別人一系列極其「不上路」的行為，心中又是一番感慨！

但當年這麼一來，我騎上了虎背，下不來了。那時，正是我在寫自己的第二本英文著作《毛澤東的中國與冷戰》的時候，其他事情也多不勝數，實在沒有多少可以用來做翻譯的時間。陳達凱又盯在我背後，只要通信或見面，一定問「《叫魂》翻譯得怎麼樣了？」反而是孔飛力先生，老神在在，從來不問翻譯進度的事。

1997年，我到哈佛大學開會，當時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的老友劉昶邀我去家裡喝酒吃飯。記得在座的還有朱學勤。不知如何，談話轉到《叫魂》上來。劉昶說，他也喜歡這本書，教中國近代史時，也在用這本書當參考教材。劉昶史學功底深厚，文字又好，做事也認真。再加上，我們兩人認識既久，相知亦深。要找人合作翻譯《叫魂》，還有誰比他更合適？於是，我當場拉他「入伙」，他答應了。我和劉昶都是歷史科班出身，又都在美國大學任教有年，但這件事，我們做起來仍然不敢怠慢，我翻譯前五章，他翻譯後五章，再相互校讀譯稿，最後再由我統校，對譯稿一改再改，對文字再三推敲，前前後後做了兩年多才完成。

譯稿已成形時，我專門向孔飛力請教了他的中文名。當時，在各種論著中，他用過的中文名字，除孔飛力外，還有孔菲利、孔斐力、孔復禮等。我寫信給他，詢問究竟應取哪一個。他說，他不喜歡孔菲利或孔斐力，孔復禮已經不用，還是用孔飛力。《叫魂》出版時就遵照他的意思，用了孔飛力這個名字。但不知為何，後來我們的《叫魂》譯本在台灣出版時，又用了孔復禮。我問過孔飛力，他說，他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啊。

孔飛力還說，他寫這本書，完全不是什麼「仔細策劃」的結果，而是一件由近乎偶然的經歷和「靈光一現」而造成的「副產品」。1984年，他到中國訪學，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看到了一大批乾隆朝「剪辮案」的檔案材料，他的寫作靈感來了，研究也隨之轉向，不幾年時間，就寫出了《叫魂》。聽上去，這似乎是一段「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故事，但偶然中包含著必然。正是產生於多年積累的真切的「中國意識」，以及將栩栩如生的故事講述和深刻的宏大思索糅合一起的本事，讓孔飛力這本關於「盛世妖術」的書，不僅在美國及西方學界獲得如潮好評，更在中國讀者中，心有靈犀一點通，產生了巨大反響。

四

我和劉昶翻譯《叫魂》，算不得快。但若和我翻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所經過的年頭相比，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做完《叫魂》中譯本後，我下決心再不沾手「譯書這樣的活了」。其他事情太多，翻譯學術著作這件事，在美國大學又從來不算「成果」的。幾年裡，我和孔飛力沒有什麼接觸或電郵來往。記得有一次，我和時任《洛杉磯時報》駐華記者的孔安（Anthony Kuhn）通電話（因為我寫過《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中美對抗形成之研究》，孔安在冷戰史、朝鮮戰爭史等歷史問題上採訪過我幾次）。孔安突然說起：我父親講到過你，向你問好。我一愣，突然明白了，說：你是Philip的兒子？他說；是呀。不由得一聲驚呼：天下真小。我們當時就說好，有空時要聚一聚的。十幾年過去了，孔安換了幾個工作。我只是不斷地讀到他發表的東西，我們還是沒有見過面。

孔安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記者會上提問

孔飛力與家人

後來，到了2002年，由於斯坦福大學出版社資深編輯貝爾女士（Muriel Bell）的緣故，我又和孔飛力重新聯繫上了。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末起，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和威爾遜中心出版社聯合搞了一個「國際冷戰史研究」叢書，在斯坦福方面，負責的正是貝爾女士。同時，她也是斯坦福東亞和中國方面書籍出版的主管編輯。那幾年，她先後請我審讀過幾篇書稿，其中兩篇，一篇寫的是中美關係，另一篇是關於林彪事件的。這一來，我和她有過不少電郵和電話往來。不知怎麼，談到了孔飛力和《叫魂》。我說，我和劉昶將這本書譯成了中文出版了，在中國賣得很火。她說，孔飛力的一本新著《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要在斯坦福出版，她和孔飛力要在美國亞洲學會年碰面。正好，我也要去開那個會。於是，也和孔飛力接上了頭，約定在年會上碰個頭，說說話。

十幾年過去了，那天的情景還歷歷在目。我們是在紐約中城希爾頓酒店頂樓的行政酒廊見面的。說話很輕鬆，想到什麼講什麼，就是閑談。自然講到了《叫魂》。孔開玩笑說，《叫魂》的英文原版，也就賣了幾千本，想不到中文版卻賣得那麼好，而他只分到了一百美元的報酬，失算了。

《生活在他者世界的華人》漢譯本

他還講到，這些年來，他開始做「海外華人」這個大項目，要在一種同中國有聯繫但又超越中國場景的跨文化背景下，從另一角度來探究一些他在研究中國時感到有意思的問題。但談話的中心，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他說的和貝爾女士一樣：這本書已在法國出版，英文版也馬上要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了。講到書的主題和主要論點，他說，他想討論的，是涉及中國「現代性」和「現代國家」形成的「根本性議程」和「根本性問題」（constitutional agenda and constitutional question）。這也是他二十多年來關於 「中國問題」作為現代世界形成整體過程一部分的思考的一種小結。聽著聽著，幾乎是突然之間，湧起了將這本書也譯成中文的衝動。我對孔說，我來翻譯這本書吧。他說，好啊。那天，喝著咖啡時的這番談話，達成了我翻譯《起源》的決定。

這之後，我真的是想儘快做完這件事的，也很快開始動手翻譯。（現在，我的文檔中，《起源》最早的翻譯稿，是2002到2003年的。）那時，《歷史研究》雜誌有一個國外新書介紹專欄，主編徐思彥是我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認識的老朋友。她找我為這個專欄寫稿子，我提到了孔飛力的《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她說，另一位學者也提到了這本書，說非常好，要寫書介，不過，既然你要翻譯這本書，就由你來寫吧。我答應了。

人算不如天算。就在那一年，我當時任教的弗吉尼亞大學突然要我出任另一個系的代主任。那個學校一直待我不薄，這次為了讓我接這個差使，又給我一堆好處。我腦子一熱，居然答應了。想不到，那是一個煩得不得了的系，除正事外，亂七八糟的事情一堆。一年的系主任剛剛當完，我很快被康奈爾大學「挖角」，從弗吉尼亞轉往康奈爾任教，好幾年裡，又捲入更多更煩，更沒完沒了的行政事務。再加上，還有其他種種似乎做不完的事。我答應給《歷史研究》寫的書介，剛起了一個頭，碰到別的事放在一邊，後來再沒有寫。（現在想來，仍覺得真是對不起徐思彥。）《起源》翻譯的事，也一直拖了下來。

結果，這件事一拖就是幾年。孔飛力也不來問我。一直到2009年初，我在倫敦經濟學院任訪問教授，偶爾聽說，孔飛力得了重病。這才又想起來翻譯《起源》這件答應要做卻未做的事。恰好，我在倫敦經濟學院教課任務不重，手邊又沒有其他急著要做的事，就和當時也在倫敦經濟學院任資深訪問研究員的夫人陳之宏商量後，決定馬上動手，兩個人一起翻譯《起源》。不到一個月，我們就完成了譯文初稿。同時，我給在北京三聯擔任副總編的老同學潘振平去郵，問他們對出版《起源》中譯本是否感興趣。他馬上回郵說，感興趣。我又給孔飛力送電郵，告訴他這件事。本以為，他身體不好，回郵不會很快。想不到，一兩天里就收到了他的郵件，果然說他最近得了一場重病，但已漸漸康復，很高興得知我們已經完成了《起源》譯文初稿。還說，如在版權授予上有問題，他願意幫忙。我立刻同斯坦福大學出版社聯繫。貝爾女士也很快回信說，這本書的版權在法文版出版者巴黎社會科學出版社手裡，但她立即為我同他們聯繫上了。正好，當時我又受邀到巴黎政治學院擔任短期訪問教授，借到巴黎的機會同那裡的編輯見面。這才知道，一個代表國內某出版社的版權代理機構和他們聯繫此事已有一段時間，「離簽約只差一步了」。我立即轉告孔飛力，請他出面。兩三天里，收到他的郵件：「作為作者，我確信陳兼教授（以及他選擇的任何合作者）是翻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中文本的最合適人選。任何沒有他參與和同意的翻譯和出版計劃，都是違反我的意願，也是我不會同意的。」 讀到這個郵件後，我大為感動。巴黎出版社方面看到後，也馬上根據我的建議，轉而同北京三聯書店洽談中文版版權事宜。之後，這件事我沒有再管，只是知道，北京三聯順利拿到了中文版版權。

這期間，孔飛力已開始給我寄送清宮檔案原件的複印件，以及他的手抄件（這些，他都不留底的，說，反正留在我這兒也沒有用了）。我在康奈爾大學的博士生王元崇，也利用在北京做研究的機會，到第一檔案館幫助尋找、核實資料。最麻煩的，是書中大量引用了清末任翰林院編修的陳鼎在《〈校邠廬抗議〉別論》 中對馮桂芬的嚴厲批評。我們翻譯《起源》時，中國第一檔案館已經將這一批檔案在《清廷簽議〈校邠廬抗議〉檔案彙編》中全部影印出版，但其中唯獨缺了孔飛力在《起源》中引用過的陳鼎的幾段文字。孔飛力說，他所用的，是北京一位著名清史學者在第一檔案館根據原檔抄錄的手抄件，但他卻一時找不到了。這樣，譯稿中有幾段譯文無法復原為原文。幾個月過去了，正以為只能用意譯來處理這幾段文字時，一天，收到孔飛力的電郵說：找到了，在地下室的角落裡找到了。兩天後，我就收到了他用快件送來的文件手抄件。

我和陳之宏在倫敦做出《起源》譯稿初稿後，回到美國後不久，恰好楊奎松夫婦來美國開會，到康奈爾看我們，住在我們綺色佳的家中。我請楊奎松讀《起源》的譯稿，提提意見。他讀後，以他一貫批評時不講情面的風格丟下一句話：怎麼翻譯得那麼彆扭，和《叫魂》不能比的。還挑選著給我讀了幾段，聽上去，果然不甚通達。這時，我的事情又多了，但還是和陳之宏一道重做譯稿，然後，她校讀我的部分，我校讀她的部分，稿子變順了，但一兩年又過去了。即便如此，譯稿後來交到北京三聯負責此書的責編曾誠手裡，他又對照英文原著仔仔細細校讀了一遍，提出的問題和建議何止百處。（現在，華夏大地上，還有幾個像北京三聯這樣做譯稿的出版社和曾誠這樣幫著譯者修改譯稿的編輯？）只是，譯稿又在他那裡待了一年多。書出版時，已是2013年了。

五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譯文完成後，我和陳之宏給孔飛力寫信，請他為中文版寫一篇序言。起初，他相當猶豫。畢竟，當時他大病後剛剛開始恢復，體力與精力均大不如前。但一兩個月後，有一天我打開郵箱，他送來的序言赫然在目。幾天後，我們正準備動手翻譯這篇序言，又收到他的來郵，要我們先不要動手翻譯，他還要對序言做修改。又過了幾個星期，孔飛力送來了修改後的序言。其中，除一般文字修訂外，最突出的，是他關於「現代」和「現代性」的幾段文字增補和修改：

關於何為「現代」，他寫道：「對此，最為簡單的回答是，我所謂的『現代』，指的是『現時的存在』。」行文間，他還加了幾段話：

• 不同國家是可以經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現代」的。當我們一旦認識到這一點之後，就能夠把現代化發生的「內部」史觀和「外部」史觀從方法論上統一起來了。

• 難道只有在經歷了工業化的西歐和北美才會形成可以被稱之為「現代」的國家功能、政治結構和社會體系嗎？這其實是一種文化上唯我獨尊的判斷。

• 在一個「現代性」有著多種形式的存在、也有著各種替代性選擇的世界上, 政治歷史所要強調的，應當是同各種民族文化和歷史經驗相契合的種種「內部」敘事。

孔飛力加入或修訂的這幾段文字顯然極為重要。他想要澄清的是：「現代」，是一種同時具有普世性和特殊性的概念，也是一種與時俱進及處於不斷變化之中的「現時存在」。惟其如此，關於「現代」和「現代性」的界定，不應該也不可能為西方經驗，或包括中國經驗在內的任何一種經驗所壟斷。

這幾段文字，也進一步證實並加強了我讀、譯孔飛力論著時的感覺：在他看來，「現代」「現代性」以及與之相關的 「現代國家」特質及功能的形成，確實是一個具有普世性意義的問題。但同時，他從自己問題意識的邏輯出發又認定，大凡具有普世性意義的問題，必定會在所涉及的個案中（不管這些個案具有多大的特殊性），在某一層面以其本身內在的、而不是外部強加的方式被提出來。因此，就任一具體現代國家特質的形成而言，比之來自外部世界的影響，植根於本土環境及知識資源的「內部動力」要帶有更為根本的性質。歸根結底，外部世界的影響，不管多麼巨大，依然要通過這種內部動力而起作用。正是基於這一思路，他認為，現代性構建的「內部」史觀和「外部」史觀在方法論上是可以統一起來的。

回過頭去看，孔飛力從寫作《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對力量》，到做了多年但最終沒有成書的關於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中葉中國地方自治發展的研究，再到《叫魂》《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和《生活在他者世界的華人》，他的中國研究都貫穿著一條線索：他以「中國經驗」為「實驗室」而孜孜探求的，就是作為現代性構建重要內容的各具特徵的「現代國家」如何形成的問題。如此來看，說他在研究中國歷史時有一種深刻的「中國情結」，當然是不錯的。但這首先是因為，在他看來，任何一種關於「現代性」的普世性界定，若沒有「中國經驗」的支撐，或同「中國經驗」相悖，或必須從外部加之於中國，就不可能具有真正意義上的普世性。

《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對力量》

《叫魂》

《生活在他者世界的華人》

由此我想到，《叫魂》出版後，國內不少人說孔飛力是「中國中心觀」的代表人物。真是如此嗎？我覺得，他恐怕是不會接受這麼一種「名頭」的。記得，多年前我曾和他談到過對「中國中心觀」的看法。他說，他不同意「中國中心觀」的說法；又說，柯文也不是「中國中心觀」論者，而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中國中心觀」，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在中國發現歷史」的主張。在孔飛力看來，在人類歷史和文明發展中，沒有哪一個國家或哪一種文明可以稱為「中心」的。

我覺得，若是問他：如果一定要給自己的中國史觀加上一個「名號」或「標籤」的話，會是什麼？他的回答應該是：同外部世界始終交互影響的「中國內部發展史觀」。譬如，他寫乾隆盛世和十七世紀九十年代的危機，就不僅寫內部危機，也把催生危機的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及世界性背景聯繫了起來。說到底，從問題意識的角度來看，孔飛力的「中國情結」，以及他對於「中國經驗」及其特點的發掘和闡述，並非他研究中國歷史時知識關懷的最終歸宿之所在。在一個更為基本的層面，他所關注的，是發掘「中國經驗」特殊性所包涵的、同本土歷史文化資源及其內在邏輯相通的普世性價值和意義。再聯繫到上述他對「現代」及「現代性」的看法，這一視角又有兩層涵義：這不僅蘊含著外部世界對於中國「現代性」構建的影響，也涉及到中國經驗對於世界範圍現代性構建的意義。

所以，從方法論上看，孔飛力之所為，並不如國內一些論者所言，是想要論證 「西學中源」的題目。他想論述的是，任何在西方環境下產生的具有普世性意義的知識，其實都不能簡單地冠之以「西學」或「西方知識」之名；若追溯到構成其本源的「根本性問題」或「根本性關懷」，或者說，就促成這些知識產生的初始「問題意識」而言，都是既可以在西方的歷史文化環境中，也可以在任何非西方的歷史文化環境中，以自己的邏輯和方式滋生並體現出來的。

這樣，我們又可以回到本文先前已談到的：追根溯源，孔飛力和他的老師史華慈極為相似，他們的「問題意識」中有著對於人類命運的關切、憂慮和思索。

寫到這裡，還想再加上一句：孔飛力對於他老師費正清那一代學者研究中國近世史時所取的「衝擊-反應」的思路，從來不持全然否定態度，更不認為自己的看法就一定更正確或更高明。用他的話來說，他只是覺得自己的想法「更有意思」。在他看來，在中西交往關係中，「衝擊-反應」現象無疑是存在的，只是，這不能說明中國何以走向現代這一問題的全部或癥結之所在，更不應該被當作指導中國研究的唯一範式。

六

在《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一書的「譯者導言」中，我和陳之宏曾對「constitutional」一詞的翻譯，有過一段專門的論析，說明我們為什麼舍「憲政」而取「根本性」來翻譯這個詞的理由之所在。

孔飛力關於中國現代國家形成過程的具體論述，從現代性及現代國家形成所涉及的「根本性問題」（constitutional questions）入手，並將政治參與、政治競爭、政治控制這三者之間的關係設為標杆，展開對中國現代國家「根本性議程」(constitutional agenda)的討論。在他看來，中國歷史文化資源中，本來就有著「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的基因。政治和文化多元主義，也是中國政治文化的題中應有之義，早已存在於中國原典和歷史文化的積累之中，絕不只是一種起源於域外的「舶來品」。

在研究方法上，孔飛力和史華慈一樣，都極為重視對產生於特定文明形成的「軸心時代」的經典文本的研究，也極為看重作為文本「生產者」的先聖、先賢、先哲所起的作用。在他們看來，正是在這裡，蘊含著文化及歷史最初緣起和發展的一系列「基因」，因而也是探索任何一種現代性構建過程中「內在性」因素基本的歷史和邏輯上的起始點。同時，任何一種在特定歷史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現代國家「合法性敘述」，也都應該可以從這一特定歷史文化本身的「原典」中找到其文化與歷史上的根源。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思想史研究，而是一種「上窮碧落下黃泉」般地對於歷史合法性敘述「本原」的探究。

這也是孔飛力在《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中使用「constitutional」一詞的本意。如此，又怎能像一些同行所建議，簡單地套用中文語境中有著更為特定及狹窄定義的「憲政」一詞來妥切地翻譯這個詞？

《中國現代國家起源》

在《起源》中，孔飛力還做了一件他以前沒有做過的事情，那就是，跨越了1911年和1949年這兩個歷史的「分界線」，在歷史敘事和相關討論中，把發生於清代的史事和人民共和國時期的事情聯繫了起來。《起源》的第三章，就是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發生於湖南鄉間的一場抗稅運動——耒陽暴動——談起的。但講著講著，他筆鋒一轉，討論起了人民共和國時期的農業集體化運動。

這樣，孔飛力實際上涉及了1949年的歷史定位問題。如前所述，他和史華慈一樣，之所以開始研究中國，都是為了探討並理解中國革命這一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中的宏大現象的歷史根源及意涵。面對中國的革命時代，以及作為革命時代產物的中國現代國家，孔飛力既持一種尖銳卻又極富建設性的批判性視野，又保持著一種真切的同情之心。有人可能會覺得，像孔飛力這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應對革命持此種態度的。但若是深入想下去，就不會覺得奇怪了。其實，革命與自由主義從來就是相通的。若沒有對於想像中的自由的追求，又怎麼會有那麼多革命者獻身於革命？問題在於，革命是「破」的過程，它本身最終解決不了問題。要真正解決問題，還要抓住革命後「舊制度」遭到掃蕩的時機，轉而採取建設性的行動才能做到。若是讓革命轉變為無論何種意義上的「不斷革命」或「繼續革命」，那就一定要出大亂子，甚至給人們帶來大的苦難。大凡以「徹底革命」的名義追求「不斷革命」和「繼續革命」者，所必定遇到的最大困局，就在究竟從何處覓得何種手段，方能達到「徹底」的目標。結果總是發現，用於「砸爛舊世界」的相應的手段和工具，原來還是要在這個本該砸爛、卻還未被砸爛的「舊世界」里才存在。

孔飛力不僅是自由主義者，也是共和主義者。在《起源》中，在論述「政治參與」「政治競爭」與「政治控制」三者之間的關係時，還引入了關於中國歷史上黨爭的討論。他想論證並說明的，是一個很基本但其實很重要的看法：中國歷史上的黨爭與現代政治中的黨派政治之間，似有天壤之別，但在「現代」的大環境下，其實只有幾步的距離。要跨出這幾步，確實很不容易，但兩者之間並不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這是他在《起源》里關於「黨爭」論述的真諦之所在。說起來，在現代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是可以看到同孔飛力類似的想法和表述的。例如，處於揭竿而起時代的陳獨秀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同樣的話，毛澤東後來也說過幾次。尤其是，毛澤東還幾次說：「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台。不讓人講話天照樣不會塌下來，自己卻難免有一天要垮台。」中國文明與歷史，之所以淵源流長，生生不息，說到底，是因為是在中華文明形成的「軸心時代」，曾有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環境，為中華文明的發展，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知識和思想資源。今天，是又一個大時代。大時代要有大思想，其產生，仍要從廣開言路做起。這是《起源》給人們的一個最重要的啟示。

我同孔飛力先生交往及翻譯他著作的過程中，還有一點要緊的體會，覺得不可忽略並值得在這裡提出。那就是，關於 「學問」和「常識」之間的關係問題。

我們不可想當然地便以為，像孔飛力這樣自視為「知識精英」的學者，大概會對做學問中循常識之道闡述問題、或對能夠深入淺出地重複常識，嗤之以鼻。其實，完全不是這樣的。

孔飛力所想做的，是在中西知識關懷之間，從問題意識的溝通著手，搭建起一座連接的橋樑。他的論述，不乏高深之處。但是，他和我講話時好多次談到，做學問不可違反常識，更不可有意違反常識。學問真正的高深之處，並不在於要追索並達到脫離或「超越」常識的境界。恰恰相反，真正有道理的「深奧看法」應當同常識是相通的，不應當是相悖的。這裡需要的是，在面對一種似乎並未超越常識的論述時，應該想一想，是否還能深入下去？

與此相關的，是如何看待大問題和「小題目」之間的關係。孔飛力固然是思考「大問題」、做「大問題」、寫「大問題」的學者，但這並不等於說，他認為小題目不應該做。孔飛力自己治學，也做小題目。但是，他不給人以「碎片化」的感覺。這是因為，他哪怕做小題目時，也是有大想法的。這也是像他這樣的大學者和很多靠「碎片化」小題目「混飯吃」的「學者」的區別。

兩年前，孔飛力先生逝世後，《東方早報》曾發表過一篇周武對他的訪談記錄。其中，記錄了周武和他就這個問題的一段對話。而這些話，其實也是我和孔飛力多年交往中他多次說過的。我覺得，這段對話極其重要，並切中了當今中國乃至國際學界歷史研究中一種正不斷蔓延開來的大毛病。周武是我三十多年前在華東師大時教書時的學生。這裡，抄引這段話於下：

• 周武：我在看您的著作的時候，有一種感覺，您往往是從一個比較典型的個案切入，但試圖解決的問題卻是帶根本性的大問題。
• 孔飛力：我常跟我的學生講，每個小問題是一個大問題的一部分，沒有大問題的話，這個小問題沒有意義，如果沒有小問題，那個大問題沒有基礎。其實我對小問題有一點興趣，因為研究一個小問題可以比較完整地做一個相對可靠的歷史敘述和歷史分析，可以真正了解它到底是什麼。當然，這個是很小的樣本，Small Sample，還要多多研究另外一些樣本，才能了解不同的樣本之間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以及這個地方有多寬的範圍。
• 周武：從小問題能夠看出大問題，中國成語叫一葉知秋或見微知著，就學問而言，這其實是一種境界。
• 孔飛力：可是，如果你不知道秋天，一片落葉有什麼意義！只有你懂得秋天，或對秋天有一個整體性的概念，才可能理解一片落葉的意義。儘管我不否認研究小問題的意義，我本人對小問題亦有點興趣，但前提是你首先必需有起碼的整體性概念。……中國文化當然不是單一同質的，具有多樣性及多元化，但無可否認，它又是一個統一的整體。這就是我為什麼特彆強調「全國性」或整體性概念的原因。

我還想補充的是，實際上，歷史研究越來越「碎片化」的情形，是同學術探討的科層化和程式化分不開的，其根本的原因，仍在於思想上的懶惰與貧乏。這種現象對人文社會科學的衝擊，尤為嚴重。這是因為，相對於具有「硬指標」的科學領域而言，人文社會學科的「標準」是要由領域內的人們集體來制定的。當這個集體的「質量」因思想的極端貧乏而受到嚴重侵蝕時，那麼，為保證學術程序公正及學術成果質量而設置的「專業人士外審制度」，也是可以被庸俗化的。

七

孔飛力人生的最後幾年，是很孤寂的。他從哈佛退休後，人一走，茶就涼，漸漸被遺忘。2012年秋，我到哈佛做一個關於「中國、第三世界及全球冷戰」的學術報告。事先給孔飛力去電郵，要去看他。但他知道後，堅決不讓我去，而是要自己專門從幾十英里外的老人公寓趕來參加。他給我的郵件中說，我從來沒有聽過你做報告，這次一定要來。當時在場的幾十人中，有不少是研究中國史和中國問題的。我看到，除了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柯偉林（William Kirby）等幾位「老人」以及歐立德（Mark Elliot）、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和主持會議的Erez Manela等幾位中年教授紛紛向他致意並交談外，在座的還有那麼多研究生（包括治中國史的研究生），居然沒有一人驅前同孔飛力打招呼。我在一旁看到後，不免有一種悲從心中來的感覺。這倒不一定是他們認為他學問上「過氣」了，恐怕還因為他已經退休，沒有用了。講座過程中，孔飛力的身體一直在顫抖，結束時，顯出了極度疲勞的神態，不能出席之後的晚宴。我說，第二天要開車到他的住處去看他，他又婉拒了。說來真是奇怪。他一面說，沒有什麼人去找他；一面又說，不希望別人去看他。這使我不禁想起他在另一場合說過的話：他不會像史華慈那樣，身後留下自己全部「檔案」，讓別人去研究。

寫到這裡，不能不再寫幾句：一些以「在中國發現歷史」出道的「學術新秀」，同孔飛力等有什麼差別？毫無疑問，他們中有出類拔萃之輩。但他們很多人的缺失，是全然沒有孔和他那一代學者的深刻的人文關懷。同時，我讀他們中一些人的書，不僅常常發現史料上的嚴重缺失、史實陳述上的種種謬誤，以及史實和史論之間的嚴重脫節，更要緊的是，那種要麼沉迷於「碎片化」的個案研究，要麼使中國研究全然成為某種「前沿性理論」或貌似「宏大的關懷」的註腳的做法，不能不令我感到深深的憂慮。這裡的一個大背景是，在今天這個物慾橫流的時代，即便在美國大學，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術成果」炮製者，他們通過自己的學術升遷，實現了對「學術評估」體系及程序的掌控，更使得學術生產變成了一種不斷庸俗化的過程，甚至常常達到背離常識的地步。說起來，歷史真是弔詭。今天，在國際學界中國史研究領域，以「在中國發現歷史」為出發點而出現的很多研究成果，就構成其底蘊的知識關懷而言，實際上卻離史華慈、孔飛力、柯文這樣真正做到「在中國發現歷史」的前輩大家越來越遠了！

在我和孔飛力通郵和電話交流的最後階段，討論最多的一件事，是為他編一本中文的論文自選集。這件事的起因，是北京三聯要再版《叫魂》，也要出版《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擔任責編的曾誠提到，可以出一套「孔飛力中國研究系列」。循著這個想法，又提到可以將孔自己認為重要的論文彙集起來，出一本自選集，作為系列之一。我本來擔心，孔當時身體已經很不好，不見得會同意做此事。沒想到，我對孔飛力提起此事後，他答應得十分爽快：如果由你來編，就做。不久後，他送來了一份包括九篇論文的單子。我看後，發現他未將在我看來很重要的幾篇（如他為《劍橋中國史》寫的兩章）包括在內。我問他：為什麼？他說，這些文章已經不重要，也不那麼有意思了。我說，但你的學術道路是這樣走過來的。《劍橋中國史》中為民國史寫的那一章，講的是民國時期地方政府的演變發展及地方精英在其中所起作用，頗有新意， 你在別處又再未涉及過，為什麼不收進來？他說，好吧，如果你覺得要收，就收吧。但這些年來，事情一直太多。這件事竟然一直擱置了下來。現在回想起來，真應該早一點開始做的！

孔飛力和魏斐德（Frederik Wakeman）、史景遷（Jonathan Spence）一道，被稱為他們那一代中國史研究學者中的「三傑」。前幾年，魏斐德先生走了。兩年前，孔飛力先生也走了。中國史研究「三傑」，走了兩傑，走入了歷史。史景遷先生自耶魯大學退休後，幾乎已不再出席各種學術會議和活動，很少出來了。上次同他見面，還是幾年前在耶魯大學的一次會議後的宴會上，我坐在他旁邊，他很少說話。之前，我的《毛澤東的中國與冷戰》一書書稿曾蒙他閱讀並提出過許多批評及意見。但這一次，他未像過去那樣，答應讀一讀我正在寫的《周恩來和他的時代》的書稿。未等宴席結束，他就走了。不禁想到，這是否意味著那個曾屬於他們的時代的終結？

但他們的印記卻是抹不去的。孔飛力留下的，是像《叫魂》《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生活在他者世界中的華人》這樣的人們會長久讀下去的書，以及一些他提了出來，卻仍有待後來者繼續探究和回答的涉及人類存在與前行的「根本性議程」問題。

在中國乃至人類追索並試圖超越「現代性」的努力中，人們會感到，諸如此類的問題是繞不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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