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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守大年上班模式的雍正帝,兩次被迫休長假是為何?

向敬之

《清世宗實錄》卷九十記載:「雍正八年庚戌春正月庚午朔,上於宮中拜神,以祈谷致齋,命於初六日御殿。」

這一個春節,雍正帝換了花樣。

難道是雍正帝要給自己放五天假?

非也!

雍正帝病倒了!

雍正七年冬,雍正帝突然患了一場重病,一直延續到雍正九年秋,已經嚴重到了準備後事的程度。《清世宗實錄》《清史稿》之類正史,沒寫明病症名稱和嚴重性,但從停辦萬壽節大宴,停止年度決囚,還赦免一批「應得遣戍、監追、籍沒及妻子入官等罪」(《清史稿·世宗本紀》)等非常之事來看,他的身體已經到了非常時期。

直至雍正八年五月的一次朝會上,他才對滿朝文武大臣說:「朕自去冬即稍覺違和,疏忽未曾留心調治。今年三月以來,間時發寒熱,往來飲食不似平常,夜間不能熟寢,如此者兩月有餘矣。」

雍正帝讀書像

雍正之病,來得蹊蹺,使人奇怪。雖然雍正說病狀是「似瘧非瘧,或徹夜不成寐,或一二日不思飲食,寒熱往來,陰陽相駁」,但究竟是什麼病,怎麼會得這樣的病,只是他曾密折向雲貴總督鄂爾泰透露:「朕今歲違和,實遇大怪誕事而得者。」

雍正帝遇到了什麼「大怪誕事」?他沒有說,只說待明後年鄂爾泰來京陛見時,再當面詳細諭之。鄂爾泰連續多次報告祥瑞,深得聖心,成為了雍正的新寵。

無疑,雍正帝隱惡諱言。

雍正八年的正月初一日,年年要御祭堂子的雍正帝,病得只能在龍塌上乞求上蒼給他的國家風調雨順了,不能接受群臣朝賀,不能接見外藩使臣。

這個春節,他過得很艱難,也很痛苦。

過去的一年,是他任期最頭痛、最棘手也最鬱悶、最惱火的一年。

三月,他力排眾議,對準噶爾部噶爾丹策零用兵。不料,狡猾的噶爾丹策零耍兩手伎倆,一邊揚言議和,一邊集結重兵,使岳鍾琪和傅爾丹出師不利。雍正帝大怒,將二人調回京師調教,重戰再次失利。

五月,陝甘總督、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報告,湘南士人曾靜受呂留良反清思想學說影響,將遭遣戍廣西的允禩餘黨傳言雍正陰謀奪位事繼續散播。曾靜被緝拿後,供稱了多位儒士的不滿行為,指定已辭世多年的呂留良為罪魁禍首,還對康熙、雍正進行了一系列頌揚與禮讚。雍正帝認為呂留良等鼓吹民族思想,具有廣泛基礎,而允禩等人流言,實屬為患非小。至於曾靜,屬於鄉曲「迂妄之輩」,不足為大患。

《雍正王朝》胤禛與胤祥劇照

九月,他不顧以和碩怡親王允祥為首的一百四十餘位大臣的聯名反對,將同曾靜問答之詞,編為《大義覺迷錄》,派大員帶領曾靜到江寧、杭州、蘇州等地,進行宣講,對呂留良、允禩輩言論,進行批駁揭露。雍正帝之所以這樣做,無疑是常人質疑他繼位不合法,是他心中無法抹去的陰影。

而重返軍前的岳鍾琪、傅爾丹再次勢力,於是破格雍正起用軍事庸才錫保為大將軍,並加大他的便宜行事之權,命其在軍營可以選拔副都統、護軍參領。錫保大軍初戰,鏖戰十多次,每戰告捷,但最終還是打得很辛苦。

要知道,為了打這一場大仗,他籌備了兩年,還特別組建了軍機處,就是想宣示,他繼承了先帝康熙三次親征準噶爾的事業,將革命進行到底。

多事之秋,雍正病倒了,而且病得不輕,就連他最信任倚重的皇十三弟、怡親王允祥,也於雍正八年五月病逝。

允祥的離去,加重了雍正久治不愈的病情,「中心悲慟,雖強自排遣,而飲食俱覺無味,寢卧皆不能安」(《清世宗實錄》卷九十四)。

《雍正王朝》允祉畏懼雍正口不擇言

而在此時,其皇三哥允祉私下發牢騷,對怡親王「舉哀之時全無傷悼之情,視同膈膜」;同時,「從前皇貴妃喪事。允祉當齊集之期,俱詭稱有另交事件,推諉不前。及前年八阿哥之事,允祉欣喜之色,倍於平時」。都是親兄弟,一邊是親情中斷,一邊是親情澆薄,再一次嚴重地戕害了雍正帝的身心。

所以,雍正九年新春,雍正帝只能在宮中拜神,然後堅持接受群臣和外臣的上表朝賀,也一如既往地停止筵宴。

直至這一年秋天,雍正帝病情轉好,但因故多生,急火攻心,身體超支,導致雍正帝突然患病,起勢應該很猛。

雍正諱疾亂求醫,卻誤信方士養身,亂服有毒的金丹,能提神一時而遺患無窮,故久治不愈。

雍正十年、十一年的春節,雍正帝雖然臨朝受賀,但身體大不如前,也只能在宮中拜神,省去了去堂子祭神的第一大事。到了十二年正月初一日,實錄中只有一句「上於宮中拜神,以祈谷致齋,命於初九日御殿」。這較之於雍正八年新春不能臨朝,延長了三日。

雍正十三年春節,雍正基本恢復了新年朝會的老三樣,但在這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得病,「仍照常辦事」(《清世宗》卷一百五十九),第三天子時駕崩了。他的離奇崩逝,沒有熬過在位的第十四個春天。

對於雍正帝短暫而偉大的一生,蕭一山在《清朝通史》卷上中,以漢初的文景之治喻康熙、雍正父子:「玄燁性情施治,頗似漢文帝,而胤禛則景帝也。」

雍正在位只有十三年,但他首重吏治,整飭群僚,堅持嚴法,剛毅明察,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的作風和鐵腕。「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庫藏充裕,海宇義安。倘使厥年克永,可為吾國政治變換一種積極性質,掃除數百年來顢頇無為之消極思想,社會亦不至停滯而不進矣。」(蕭一山《清朝通史》卷上)

然而,作為一個最高統治者,夜以繼日地工作,求治太切,執政苛嚴,而且率先垂範,嚴重透支,幾乎沒有休息時間,結果導致壯年暴卒,難為常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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