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麥田 張文彪
記憶中的麥田
文/ 張 文 彪
在我住處的西邊，是大片的麥田。每天回家時，我會穿行在麥田中的小道上，從春天到夏天。我看到麥田就格外有感覺，格外有詩意，我覺得，麥田就是我們的糧食，就是我們生存的保障，就是我們生生不息的未來。一個生長於城市的人，或者生長於80後的青年，我想一定是不會有這種感覺的，只有經歷過貧困歲月的人，才會知道麥田裡蘊藏的更深層的生命含義。
從我開始記事起，我記得媽媽就開始去割麥子，早晨天一亮就起床，吃罷酸粥或酸燜飯，晾好酸米湯，就與隊里的人下地割麥子，割麥子是農活中最苦最累的活，早晨，天不熱，但麥子秸桿濕，不好割，中午，秸桿脆了，好割，又是烈日當頭，汗流浹背。麥芒扎人，麥塵嗆人，彎著腰一鐮一鐮割下去，腰疼腿腫，俗語說：「男人怕割麥子，女人怕坐月子。」沒有親臨割麥子的人是體會不到這份艱辛的。媽媽下地割麥子，我會和村裡的夥伴一起玩耍，玩到半前晌，想媽媽了，就與夥伴們跑到地里看媽媽，在地里捉螞蚱玩，或者到麥田附近的草灘撿鳥蛋，快中午時分，隊里會派人用鐵桶送來有一股燒糊味的穀米稀粥，讓社員解渴，我們也跟上喝幾口，然後再回家等媽媽，媽媽回來時，腋下總會夾一把蘆草，那是晒乾後煮飯用的，當媽媽邁著疲憊的步子，衣衫濕透，沾滿麥芒，頭上頂一塊擦汗用的藍手絹回到家中，喝上一口早晨晾好的酸米湯，趕快烙烙餅，再熬酸稀粥，盛夏時的酸飯，解渴解暑，委實是河套農民的佳飲。匆匆吃完飯，略展展腰，下午兩點，又下地了。
當我能入學時，割麥時節，就跟著姐姐在收割後的麥田裡拾麥穗了。拾麥穗是一個快樂的營生 ，全村所有的小孩，就跟在拉麥捆的大膠車後面，大車拉空一塊麥田，我們被放入一塊麥田。撿拾遺漏的麥穗，真正是顆粒無遺。其時的麥子產量很低，頂好的土地畝產也就三百多斤，均產也就二百多斤。雖然每個社裡種植了大片大片的麥田，但是糧食仍然困擾著人們。溫飽始終是一個解決不好的大問題。麥子種的多，產得少，收割時勞力又少，割麥拖的時間也長，大約需要一月之餘。每年我們姐弟三人可撿麥穗打糧60餘斤，這足夠一個人兩月的口糧。那時，我們的家境與同村相比算好的，起碼全年細糧夠吃，不用吞咽口感粗糙，吃多了嘔心的玉米窩頭。但是對糧食的珍愛根本無需去教育「粒粒皆辛苦。」
當小麥打場，全社喜交公糧後，交出去的是喜，留下來的是愁，小麥每人每年也就能分一百多斤，剩餘的口糧主要是秋後的糜子，補充口糧來自於自留地，分到新糧後，雖然少，但渴望了許久的人們仍然是歡天喜地，排隊日夜加工，然後烙成鹼串大烙餅，吃西瓜泡烙餅，烙餅香酥，西瓜沙甜，整個的村子裡有一種節日般的喜悅蕩漾開來，人們的笑容添了許多，話語添了許多，在艱難的歲月里有了一段難得的釋然與開懷。
一直到三中全會農村推行責任承包制，這一切永遠結束。農民的命運發生了根本改變，每家每戶煥發出空前的勞動熱情，過去割一月之久的小麥，承包後，每家的麥田最多一星期就割完了。而且大家也再無閑暇去拾麥穗了。品種的改良，科技種植的推廣，不知不覺中，小麥每畝達千斤了，糧食問題不再困擾飢餓了太久的農民，一切都好了起來。
我們的生活是愈來愈好，好的不少人都忘卻了其實並不是很久的苦難，雖然從幼兒園就開始背誦「鋤禾日當午」，但是已經沒人在意糧食的珍貴了，在學校食堂，整個的饅頭，整個的包子當垃圾扔掉，一位老太太在忙不迭的撿拾，她用這些扔掉的「垃圾」喂出了世界上最大的肥豬，被納入吉尼斯世界記錄，並被上海電視台報道。各個家庭與飯店的浪費觸目驚心，正所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沒有人在意節儉，追求的目標是奢華。關於飢餓，我們有太多的記載和傷痛，歷史上的大饑荒，人民都到了「易子而食」的程度。新中國建立後六十年代的饑荒全國餓死三千萬人，三千萬人呢！內蒙古有多少人？巴彥淖爾有多少人呢？在浪費的同時，麥田也在大片大片地消失。今年夏天，我家西邊的麥田消失了，一千多畝的一級良田，變成了住宅樓、辦公樓，我們發展的慾望，享受的慾望，消滅了麥田。儘管我們有許多離城不是很遠的鹼地，但是我們仍然佔用了良田大興土木。或許三十年後，獨生子女家庭的孩子每戶將擁有三套到五套的大面積住宅，而我們整個民族，還能擁有多少綠油油的麥田，閃爍著金光的麥田，給生命以無盡滋養的麥田呢？
張文彪，筆名聞歌，出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現供職於內蒙古杭錦後旗廣電局，十八歲發表作品，迄今在《北方新報》《風流》《西部作家》《河套文學》《巴彥淖爾日報》等報刊發表了大量的小說、詩歌、散文等作品。劇本《存錢》，小品《神醫華蛇》，歌曲《黃土地還數咱河套川》獲市五個一工程獎。出版文集《琴弦上的流水》系內蒙古作協，曲協會員，巴彥淖爾市作家協會會員，杭錦後旗作家協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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