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後，希望這個世界不要在拜物的路上走得太快太遠

至少應該把精神與物質並列起來

才不會墜入拜物的陷阱呀

把日子過得更有情懷

本文首發於總第841期《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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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十年後，是本刊在「致故鄉」（2014年）「致父母」（2015年）「致愛人」（2016年）「致中年」（2017年）後，春節系列專刊的延續。十年，似乎意在期許未來，但又並未與今日完全割裂，在這個以「秒」為時間計量單位的後互聯網時代，當我們望向一個並不遙遠的人生地標，或許會看到不一樣的光影，以及，自己。

本文是《致十年後》系列之一。

餘澤民

作家，翻譯家，現定居匈牙利布達佩斯，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講課教授。

攝影/本刊記者 董潔旭

一提「十年」，腦子裡立即跳出一串聽慣了的詞：十年寒窗／十年生聚／十年簽證／十年浩劫／十年一夢／十年磨一劍／十年生死兩茫茫……十年，即便在大歷史中都足以天翻地覆，更不要說對一個人了，有時可以約等於一生。

小時候，我最激動於聽到「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那句話，相信自己也是能砸爛一切的少年巨人，腦子裡燒滿了沸騰的夢想。那年紀的孩子都會覺得生命好長；直到十年夢醒，才發現砸爛的是自己的純真。夢想是年輕人的財富，我想現在的孩子也是一樣，張揚於年輕的財富，得意於驕傲的未知，眼裡滿是無限的機會。致十年後？我首先想致我們的後代，致他們的青春，希望他們在享受年輕的同時還能享受自由，在追求物質的同時也能擁有精神，夢雖是好事，但也希望他們別醒太晚，畢竟活著的內容不在夢裡，而在夢外。致十年後的年輕人，希望他們能揣一本更硬氣的中國護照，讀書思考走天涯；想來，只有看過世界的人的自信才是真實的。

新春伊始，許多人心裡都勾畫夢想，後十年或十年後，具體或籠統的，形而下或形而上的，瑣碎或宏大的，願望是反映一個人心智、眼界與成熟度的尺子，也能影響未來的生命品質。我說「生命」，不是「生活」，前者囊括了後者，不僅唯物，而且唯心。既然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在於精神，那麼對人來講，至少應該把精神與物質並列起來，才不會墜入拜物的陷阱。唯物論的極端結局很可能是，將有敬畏的唯心變成無敬畏的唯心。五十年前，凱爾泰斯就寫下這樣的擔心，擔心人類會在戰爭的廢墟上建立起和平的廢墟。致十年後，我希望這個危機四伏的世界能理智一點，別在拜物的路上走得太快太遠。

每次回國逛書店，我都感慨於成片碼垛的勵志書和教職員應對老闆或老闆控制職員的智囊書，文學的面積抵不上童書，純文學更被擠到犄角旮旯，這景象在歐洲的書店裡是看不到的。從這個細節看，我們活得太急躁了。這類書跟打雞血似的刺激年輕人，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激發他們的雄心或野心；在機場和火車站的書亭里，IT或金融行業大腕們口若懸河，跟電視推銷員似地宣講成功秘訣，將複雜的社會性成功簡化為創業神話；「讀書」的概念也被偷梁換柱，抹掉文學和人文情懷，灌輸唯目的論的捷徑、手段與計謀，國學也演繹成了厚黑學，這類書難免會讓人浮躁、焦慮和急功近利。錢理群老先生定義的那種「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也都是應運而生。致十年後？我希望功利性的讀書風氣能有所收斂，城市裡能多開幾家先鋒、萬聖之類的人文書店，讓小小的豆瓣也能存活下去。好書店是城市的文化坐標。

我是一個文學教徒，讀寫譯是我的本業，更是我的生活方式。我的幸運是，雖然出生在一個不讀書的年代，卻在歷史的黑洞里以瞎貓撞死耗子的方式讀了不少書，年輕時染上了80年代人的理想主義，不僅憑著蠻勇流浪異邦，還幸運地成了匈牙利文壇的闖入者。我感激文學，它不僅使我成為了我，並幫我守住了理想主義氣質。在文學日趨邊緣的娛樂時代，我仍相信文學暗涌的力量，即便它不能改變世界，仍可以改變一個人，讓我獲得了自信與從容，讓我的生命可以隨著歲月增值。致十年後，我希望越來越多人會意識到，人一旦失去文學自由的語言，人性就會朝動物性退化。

新年前後，我意外地獲得了兩項翻譯獎，一本是馬洛伊的《燭燼》獲了吳承恩長篇小說翻譯獎，一本是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撒旦探戈》獲得了新京報-騰訊的年度好書獎。得到消息時，我正在奧地利的蒂羅爾山鄉享受寂靜，那裡空氣明遠，祥雲飄卷，窗外是瑞雪覆蓋的阿爾卑斯雪峰，敲擊鍵盤的碎響都跟在都市裡不一樣，我將這消息視為福音，不僅對我，也是對文學。想來這兩本書都不具備暢銷的元素，即便《撒旦探戈》獲過國際布克獎。《燭燼》的風格像莎士比亞戲劇，語言有著詩的純度，篤信友誼、恪守諾言的貴族品質已不合時宜，兩位風燭殘年的老人徹夜長談更談不上驚心動魄、險象環生，這樣的書閱讀門檻自然不低。《撒旦探戈》就更不用說了，我在序言里略帶鼓勵地將讀它比作閱讀蹦極，編輯在腰封上直接寫上了「把現實檢驗到瘋狂，挑戰極限閱讀體驗」，這架勢就想嚇退一批讀者。小說用如熔岩一樣粘稠流淌的緻密長句和讀到最後半頁才恍然大悟的精密結構，刻畫了人類總懷著希望從陷阱到陷阱的絕望宿命。

雖然這兩本小說的內容、風格迥異，創作時間相距四十年，但共同點是：都極端地貼近文學本源，都關注人類命運的情懷，文字都具有詩性的稠密，對那些習慣一目十行、將小說作為消遣品的讀者來說，確實太過沉重。但也恰恰因此，這兩項翻譯獎讓我看到了希望，看到業內人對純文學質量的訴求。也許，有人覺得《撒旦探戈》過於黑色，但它的黑色，是能照亮我們思想的黑色的光；也許，有人受不了它的粘稠，但恰恰這種通過文學達到的窒悶感，是人醒來並轉向個體之外，轉向人類史的過去和未來。好的文學能讓人看得更遠，想得更遠，所喚起的絕望感即責任感。因此，十年後，我希望會有更多的讀者樂意跟我蹦極，更多的出版社在掙錢的壓力下也兼顧情懷，讓更多的人打開心靈，聽「一次又一次穿過遲鈍的物質世界傳來召喚的聲音」。

對年輕人來說，十年只是一個階段，但對於知天命的人來講，我把十年視為餘生。人到中年，進入了生命最殷實也最疲憊的季節，為下一輩鋪路，為上一輩養老，還要應付生理上走下坡路的身體。從這個角度致十年後，我希望那時的孩子用不著拼爹，社會也不會推脫責任地逼年輕人「創業」；希望他們有充分的空間發掘自己，而不是被盲目地趕上獨木橋。

昨天，我去布達看我的老朋友亞諾什，25年前，他在我最落魄的時候接濟了我，我也通過他結識了許多當地的作家和學者，如今我們已是沒有血緣的親人。聊天時，他談起小兒子馬汀，我是從馬汀四歲起看他長大的，男孩很有語言天賦，在大學裡學了英、德、西語和拉丁語，還去俄國留學兩年。半年前，馬汀去了德國，目前在那裡攻讀古希臘哲學的博士學位。

「全匈牙利研究古希臘哲學的人有三個就足夠了，可是現在已經有了五個。沒關係，他回來後當第六個……」亞諾什呵呵笑道，絲毫沒有中國家長的憂心忡忡。在他看來，年輕人讀書是最好的事，用不著那麼功利性，人有本事，機會早晚會找上門。

亞諾什的大兒子叫丹尼爾，學過英文、中文和保加利亞語，後來搞戲劇網出了名。亞諾什的女兒叫多爾卡，美貌聰慧，羅蘭大學心理學碩士，畢業後曾在電視台工作。結婚後，多爾卡發現自己最愛的職業是當母親，一口氣快樂地生了五個孩子。

致十年後，哪怕二十年後，我希望那時中國年輕人也能像亞諾什的兒女們那樣自由地選擇，快樂地生活，活出各自的天性的愛，而且不當房奴，有小康的社會做後盾，不用為孩子的教育或疾病發愁。

致十年後，不，致後十年！我希望中國的老人們不會再被社會上防不勝防的騙子們包圍，不被各種不良媒體包裝的「神醫」坑害；希望政府能夠騰出精力，承擔起保護老年人的義務，除掉保健品騙局的溫床。

父母老了，我們也不再年輕。所以致十年後，也致我們自己，我希望當我們步入老年，能過得有質量，有尊嚴。我在北醫讀書時的輔導員李鷹老師，去年從副校長的職位上退下來，滿腔熱忱地搞起「醫養結合」。我贊同她講的一句話：「不能把醫養結合政策的執行僅僅看成是一個政績指標和一個經濟增長點。」的確，中國人談養老，很少談人文關懷、生命權利，更愛赤裸裸地說「銀髮經濟」，從出發點就沒把老年人利益置於核心。

在布達佩斯，我樓下有一對老夫妻，都年過七旬，女兒在加拿大，幾年才能夠見一面。去年，老夫妻雙雙搬進了養老院，每個人交三百萬福林（約七萬人民幣），之後只需把菲薄的退休金的一部分交給機構。那家養老院在英雄廣場旁邊（相當於北京的南河沿），建築是奧匈帝國時的貴族別墅，是一位著名女演員去世後捐獻的。別墅掛著女演員的劇照，沙龍廳有鋼琴，每天都會有人來彈一會兒，還會組織老人們看電影、唱歌。老夫妻分到一套單獨的房間，把它布置成一個新家。養老院是慈善機構主辦的，政府補貼。我想，這正是李鷹那個頗有情懷的設想：「為老年人建立一個直到生命終結的組織服務體系，將養老問題從本質上回歸到民生。」致十年後，致我們將至的老年！

儘管我並不情願承認，但還是能夠平靜地面對：人過中年，無論從生理、心理、情理還是道理上看，都過了談夢做夢的空想階段，更樂於談有能力實現的計劃或有可能實現的願望。致十年後？我還是先致後十年吧！我的計劃是能夠多讀、多譯、多寫幾本能為生命增值的書，不僅給我增值，更給讀者。我的願望是能夠多交一兩位真心關注、遙遠同行的朋友，儘管到了這個年齡段，朋友也在大浪淘沙，但只要你是個有情懷的人，仍能在做減法的同時做加法。人到中年，雖然生理衰退，但我們的心理還在成長，感情不應隨肌肉萎縮。

如果非要談夢，那麼我夢想我們都不僅有夢，還能有記憶，記憶也是一種情懷。阿倫特說：「如果我的記憶里足夠好，我一個字都不會寫。」事實上沒有人能保證自己有足夠好的記憶，更何況遺忘的原因不僅是老年病。十年可以記起不少，但也可遺忘很多。致十年後？好吧，最後我想說的是：致記憶！記憶的義務不僅是作家分內的事，還是生活中每個人的。

值班編輯：陶小草

文/餘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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