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我到底在焦慮什麼？
2017年，轉瞬即逝，在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一場沸沸揚揚的全球華人盛世視覺宴會後，很多人帶著對雞年乏味的回憶進入夢鄉，在早晨醒來，就是狗年了，對來年的慶賀和希望將開啟人們心中新的期盼和願景。我發現今年很少朋友在朋友圈去總結去年的生活和工作，取而代之的是用紅包和戲謔調侃過去一年並不容易的經歷。
去年一年裡，我也過得並不容易，很多工作和壓力需要應對，但是這個不是今天我們討論的重點，重點在於我和絕大多數中產階級一樣，發掘出更多的焦慮和困擾，這些焦慮和困擾並沒有釋懷，反而在新的一年裡還將如影隨形，有愈演愈烈之勢。
首先，我們國家在去年依然號召廣大學生進行創新創業活動，我一直是支持大學生創新創業的，但是這種支持是有深刻的前提，那就是大學生在心態上已經準備好去面對這個複雜的社會和有足夠的技能和心理承受能力去挑戰精緻敏感的社會規則。也許我們一直忽略了一個問題，學校社會政府在雙創過程中到底需要學生達到什麼樣的一個目標，或者說學生雙創是為了什麼？我很反對很多社會學者用陰謀論的思維去推測政府鼓勵雙創是為了逃避學生的就業率低下的問題，已經有很多數據顯示大學生就業率其實在一個適度的範圍內，隨著社會的高速發展，這也許並不是一個足以讓政府通過創業去刻意應對的一個政策性手段。而學校在雙創的過程中主要是配合政府轉化科研機構的研究成果，為國家下一步國家智力戰略提供更多的人才儲備，同時可以塑造大學生健康，樂觀上進的心理體驗和認知。而社會上對雙創的要求可能主要就是通過大學生雙創成果來解決人民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那麼，大學生本體在雙創中的目標是什麼呢？什麼樣的成功是大多數高校雙創團隊所需要的呢？我想絕不僅僅是金錢收益，而是實現自我和社會的價值平衡和融合，創業也是一種職業體驗，這種職業體驗和打工團隊一樣，是需要有事業感和成就感的，是需要學習和認知的。
我非常反感一些本科生找我做雙創指導老師的時候，一上來就給我講盈利目標是什麼，通過什麼樣的資源嫁接，利用什麼樣的人性弱點，吸引什麼樣的特定人群，引入什麼樣的管理手段。他們反而忽視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通過這種創業方式，他們自己能夠提升到什麼？能夠帶給自己家庭和身邊關心的人群什麼樣的改善，對社會有什麼樣的貢獻？這種方式其實像極了一個才參加工作的人告訴我，他將怎麼上位，預期年薪在什麼層面。很多這些學生看過幾本營銷學的書籍，聽過一些成功學的講座，得到一些社會人士的隻言片語指點，就以為取得真經，忽略了自己所從事的行業，所開發的產品和大學畢業身無分文情況下家庭對自己的財力物力支撐風險。更讓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大學生所謂的創業無非是在學校裡面或者周邊開麵館，咖啡館或者超市，雖然不排除這些老式業態裡面可能被創新了新業態的成分，但是其實這些業態是沒有門檻的，在我眼裡並不算真正的創新創業。
其次，2017年成都和全國其它城市一樣，房價飛漲。房價的漲本來並不是什麼壞事，關鍵在於它漲的太快，漲的沒頭沒腦，漲的出乎人的意料。一時間，我的朋友圈子每個人都在討論買房，都在討論資產安全，都在討論階層固化和階層流動，彷彿沒有買房就是對自己個人財產的不負責，就是對未來生活的辜負和背叛。費瑟斯通，鮑德里亞這些老先生的消費倫理理論構建中，已經提出當代社會的社會倫理是建立在消費倫理上，人們對道德的判斷是在於你是否有能力進行消費取代了以前人們所認同的勤勞工作和努力上進。這種倫理的觀念構成前提在於社會分配的不平衡和社會分工的不均衡，造成的結果是沒有能力消費的人產生深深的自責和自卑，而外在的物質宣稱或者物質身份標榜是決定現代城成功的首要原則。雖然，作為學者和有理性的思考者們是可以抵制這種倫理道德的，依然可以過著我行我素的非主流亞文化生活，但是房價的飆升對於很多階層的人來說，的確會造成短時間內的困擾。才畢業的大學生們需要在家庭的資助下購買房屋（還有一個隱形原因是中國的戶籍制度以及聯繫在戶籍制度下公民的普遍權利），壓縮了房貸中產階級的消費空間，滯後了國家貨幣的流動性並增加銀行的債務風險。中國人的鄉土情懷總是需要有固定的居所才能算得上家，租房，藉助總會讓國人產生一種「身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的疏離感，目前房屋投資是中國最穩定的投資品種，這些都無疑加劇了中國中產家庭對房屋的需求，同時也增強了消費倫理社會人們的普遍焦慮和煩躁。
再次，家庭教育問題是我2017年所考慮最多的問題。有了孩子後，雖然孩子太小交流不多，但是席間和那些成功教育家庭的父母交流時候，才發現對自己身為高校教育工作者的認識是多麼的盲目自信。這些父母將自己的子女按照精英教育的路線進行培養，並隨時傳遞育兒經驗，我以前所認為的培養女兒的國學和藝術情懷已經被批判的體無完膚，對世界歷史的通識和英文的廣泛閱讀是從小學就要培養的，奧數和國外假期訓練營自不在話下，和名人交流以及參觀他們年齡所不匹配的商業模式似乎才是炙手可熱的教育理念。家長群的交流讓我感覺到自己做一個戲精的勉為其難和痛斥那些矯揉造作家長的義憤填膺，我是否也會和其它家長一樣為了女兒的教育和老師委曲求全，欲言又止。林林總總在我心裡掀起陣陣漣漪，我以前夢想的帶著女兒在森林中高歌詠嘆，在大江大河中吟詩抒懷，在大漠厚雪中安步當車是否已經不合時宜？我也陷入深深的焦慮中。
最後，我所焦慮的是我的鄉土情懷也許在慢慢遠去。我2018年已經邁入不惑，中國正在經歷一個漫長而壯闊的變革，每個人都身臨期間，每天我都要去適應不同的變化，社會的，科技的，制度的和經濟的。以前那種不變應萬變的淡然心態似乎正在愈行愈遠，家鄉的印象也恍如夢境，遙不可及。我曾經問過我的不同博士期間的恩師，中國會越來越讓我覺得適應嗎？答案是不同的，或者報以嫣然。祖國越來越的強大自不必說，但是適用卻是在於個體的體驗，並非群體感受。然而，那種最適合我的生活模式卻漸漸模糊，人生的路途在愚公移山後，開門又見山的無奈，這也許才是我最焦慮的問題。
人生最好的結果就是，每次遠行臨別當口，當你一轉身，發現那一群熟悉的人站在熟悉的街角，遠遠的向你揮手，而如今那一群人已經為了2017年各自焦慮的問題作鳥獸散，唯一剩下的就是在城市改造中已經被規劃的面目全非的街道和三三兩兩目光渙散，行動遲緩的中產階層目瞪口呆的望著你，不知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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