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當天，東北的軍隊都去哪兒了？

本文作者張憲文，蜚聲國際的中國近代史泰斗，南京大學榮譽資深教授，季我努學社榮譽社長，季我努沙龍講演嘉賓。

張學良易幟之後，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在形式上實現了中國的統一，其對東北的方針政策亦有所改變，但仍將日本在東北的權益作為一種特殊的既定存在來對待。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抱定「力避擴大」宗旨，在實質上不將其當作日本侵華的第一步，而只當作是地區衝突事件。企盼國聯採取措施，把遏制日本的力量寄託於西方列強，意圖利用華盛頓體系所造成的列強之間的矛盾「以夷制夷」，是蔣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又一個原因。

但西方列強由於陷入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自顧不暇，加之英法兩國當時視蘇聯為主要敵人，所以當日本關東軍於10月轉攻北滿時，兩國認為此舉威脅了蘇聯後方，不僅予以默認，而且鼓勵、期待其繼續北進。（［日］井上清等著：《日本近代史》，第558頁。）美國當時因計劃對東北投資，遂對日本獨佔東北深為反感。事變發生後，美國國務卿史汀生三次打電話給英國外相西蒙，想與英國取得對日的一致意見，但西蒙毫無確切表示。由此美國不願單獨行動，反而轉為對日綏靖、妥協。

9月25日，美國政府照會中日兩國，僅表示希望依照有關國際條約和平解決事變。即使蘇聯，雖在輿論上強烈譴責日本的侵略行徑，在道義上、精神上、感情上同情、支持中國，但因忙於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擔心日本進攻蘇聯，因而實際上採取了嚴格的中立主義立場，並未採取有效措施支持中國、制裁日本。10月29日，當日軍進攻黑龍江省時，蘇聯駐哈爾濱代理總領事會見日本大橋總領事，表明了蘇聯的中立態度，否認蘇聯正在援助駐黑龍江的中國軍隊的一切謠傳，並表示，只要日軍不用武力侵犯北滿鐵路的權益，蘇聯就毫無干涉之意。會談時的蘇方態度，始終是解釋性的，致使「關東軍對蘇聯的這種態度頗為得意」，（［日］關寬治等著：《滿洲事變》，第291頁。）並認為進攻哈爾濱也不會引起日蘇戰爭，因而決定進攻哈爾濱。國際社會的消極軟弱助長了日軍的侵略氣焰。

1931年，日軍在瀋陽隨意拘捕市民，進行審訊、殘害，以清除抗日分子。

蔣介石政府奉行的暫不抵抗政策，解除了東北軍的思想武裝，使之面對虎視眈眈的日軍無所事事、無所戒備。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東北主要軍政負責人多不在崗位。張學良在北平休養，黑龍江省政府主席萬福麟亦在北平，吉林省政府主席張作相在錦州為父親治喪，東北軍參謀長榮臻正在家中為父親祝壽，等等。九一八事變當夜，駐守北大營的東北軍獨立第7旅王以哲旅長因故未歸軍營，下屬3個團長中，僅有1人在營中。日軍突襲北大營時，第7旅指揮體系無法有效運行。當榮臻召集了東北軍將領的緊急會議並請示了張學良後，面對現實，也只能向第7旅參謀長趙鎮藩重申不抵抗政策：「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在庫房裡，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第4頁，中華書局1960年版。）

張學良於9月19日在北平協和醫院對《大公報》記者說：「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昨晚日軍三百人攻入我軍營地，開槍相擊，我軍本無武裝，自無抵抗。」（《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編》，《大事記》，第17輯，第153頁。）瀋陽居民在事變發生後，還以為日軍在進行夜間軍事演習。當日軍攻勢全面展開後，大多數東北軍部隊不是不戰自潰，就是避讓撤退。進行抵抗的若干部隊也往往是避之再三，一讓再讓，最後才迫不得已進行還擊，但已喪失了有利的軍事態勢，且得不到政府的任何有組織增援，終致失敗，遂致使日軍輕易攻陷遼、吉兩省，繼而掠佔東北全境。

日偽軍警在焚燒房屋，驅趕百姓。

從思想上來說，東北軍高級將領也有一種錯覺。何柱國回憶說：「東北軍方面，因為過去既有三國干涉還遼的歷史，當時又有華盛頓九國公約之保證，以為西方列強無論如何不會袖手旁觀，日本到頭來總是吞不下滿蒙的。九一八後，又有國聯的多次開會和決議，派遣調查團等，加上1928年皇姑屯炸車案之經驗，許多人都以為只要能夠沉著應付，不放一槍，使日本找不到任何借口，就可以避免事態的擴大……以為不抵抗是上策。」（《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第403～404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這確實是當時東北軍大部分將領的心態。

張憲文等：《中國抗日戰爭史·第一卷，抗日持久戰局面的形成》，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16年版。

編輯：林小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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