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外還有愛：紅岩烈士妻子追憶自身愛情故事
愛情
我要說I Say
莫文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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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傷痕纍纍的志士們當年戴著腳鐐手銬在特務們外強中乾、耀武揚威的威逼和強迫下走向刑場時，除了他們不惜付出鮮血和生命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之外，在這個浮生芸芸的世界上，他們最牽掛和不舍的還有什麼？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愛」——使人類生生不息、讓世間幸福美滿、令生命甜蜜如花的愛！為此，作者精心篩選采寫了以下「紅色戀情」經典故事。從這些或詳或略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發現，在紅岩英烈們畢生為芸芸眾生追求幸福未來的同時，自己的愛情卻是如此曲折凄婉又充滿革命和人性的絢爛光彩。
（文章來源：《重慶晚報》2009年11月30日第041版，作者：陶青、王蓉、隆準，原題：《紅色戀情 追溯英雄們的情感世界》）
當傷痕纍纍的志士們當年戴著腳鐐手銬在特務們外強中乾、耀武揚威的威逼和強迫下走向刑場時，除了他們不惜付出鮮血和生命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之外，在這個浮生芸芸的世界上，他們最牽掛和不舍的還有什麼？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愛」——使人類生生不息、讓世間幸福美滿、令生命甜蜜如花的愛！為此，本報記者精心篩選采寫了以下「紅色戀情」經典故事。從這些或詳或略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發現，在紅岩英烈們畢生為芸芸眾生追求幸福未來的同時，自己的愛情卻是如此曲折凄婉又充滿革命和人性的絢爛光彩。
人物小傳
姜綺華，著名小說《紅岩》中許雲峰的重要原型許曉軒的妻子。
（許曉軒）
許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青年生活》月刊主編、中共川東特委青委宣傳部長、重慶新市區區委委員等職。1940年4月，許被捕，輾轉關押於貴州息烽監獄、白公館看守所，於「11·27」大屠殺時英勇就義。
姜與許1935年在家鄉江蘇江都結婚，共同生活了六年，後於1946年隨許家遷往上海。解放後姜在政府機關從事資料收集整理工作直至上世紀70年代退休，至今仍居住在上海靜安區昌平路一個幽靜的小區內。
姜綺華：革命者的婚姻背負了一種責任
「跟現在的感情相比，那時候革命者的婚姻在多了一份真誠與忠實之外，還更多地背負了一種社會和歷史的責任。」說這話時，一種異樣的光彩在姜綺華老人的眼中閃爍。
紅色愛情的最亮點
在嫁進許家前，年方二八的姜綺華從來沒有見到過許曉軒。他們倆的婚姻是典型的舊式婚姻——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為準繩。當時許父在錢莊做經理，姜父則是錢莊會計，他們的婚姻可謂門當戶對。
「結婚那天，吃過早飯便上轎，整整抬了將近一天，才將我從娘家抬到他家。一路上周圍全是眼睛，我根本沒有機會仔細打量這個已經成為自己丈夫的男人，只是偶爾趁人不注意時朝旁邊瞅了幾眼，恍惚看見那是一個高高瘦瘦的斯文人。」
過門後，姜感覺自己進入了一個從未見到過的大家庭，家裡人各房管各房的事，非常獨立。而她對丈夫的敬意一直有增無減：「曉軒是個才子。以前在仙女廟讀私塾時，老先生出上聯『柴門聞犬吠』，他馬上對出下聯『茅店聽雞鳴』。」
姜敬佩丈夫還因為她知道丈夫是一個革命者。許從私塾畢業後參加了進步知識分子陳世德舉辦的外語講習班，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婚後，許又前往無錫，在公益鐵工廠任會計。為了組織軍需生產，他全心泡在廠里，連孩子生病住院也顧不上去看望。偶爾姜埋怨他不顧家，他都耐心解釋：「我不是不愛孩子，實在是工作抽不開身。有國才有家，只有國家安定了，才會有家庭的安寧。」在他的勸導下，妹妹許永清也加入了革命者的行列。
可是接下來的一件事卻使他們遭受了巨大的打擊。「他為人熱情俠義，經常帶革命志士到家裡小住。不知怎的，其中一位就將痢疾傳染給了我們一歲的兒子，送到醫院已經沒救了。」即便如此，許也從來沒有埋怨過一句。1939年隨廠來到重慶後，許在外面奔波的時間更多了。「逢禮拜天他有空時，他就常帶我和許多朋友到自家後山去玩。我們說說笑笑，他偶爾也講一些通俗易懂的革命給我聽。後來我才明白，他是有意要發展我參加革命。而對我來說，那段快樂的日子就是我們愛情的至亮點，一直埋藏在我記憶的最深處。」
寧死不屈與一生不嫁
1940年4月，許曉軒不幸被捕。此時，他們的女兒僅出生八個月。「家裡人全瞞著我，只是說他出了差。可是我覺得不對：即使出差，也應該有信或者電話傳消息呀。直到後來他們才將這個噩耗告訴我。」
（許曉軒獄中寄愛人姜綺華的信）
得知心愛的人遭此噩運，姜悲痛之下染上嚴重的肺病，足足在家躺了三年。牙牙學語的女兒每次問她「爸爸到底是什麼樣」時，她都心如刀絞。三年來，她托許的大哥四面想法營救，可一切都是徒勞。丈夫輾轉託人從獄中唯一送出的東西，便是一張字條，上面請家人捎20元給他，他想和家人見面。
姜老回憶說，記得一次許的大哥得到消息，趁空襲放警報時來到監獄外，遠遠看見許被士兵押往防空洞。「他穿著囚服，人瘦得不成樣子。他們遠遠地互望了一眼，可在凶神惡煞的士兵監視下，連一句話都說不上。」
姜聽說，丈夫得知黨正設法營救他時，用鉛筆在一包香煙的薄紙背面寫上「寧死不屈」四個字，表達自己為革命鬥爭到底的決心；他曾在白公館與難友一起積極進行越獄準備工作；獄中難友宣灝傳看獄中挺進報時被特務發現毒打，他挺身而出掩護宣灝。老人感嘆：「他天生一副硬骨頭，只想著革命，想著別人，卻總是忘了自己。」
1946年，姜隨許家遷到了上海，擔起了養家與教育女兒的重擔。「女兒性格和她父親一樣，做事不張揚，有了好東西總是分給大家吃。在她身上，我能看見曉軒的影子。我一直相信，我們可以盼到合家團聚的那一天。」
可是她的夢想最終破滅了。1949年，當許曉軒被害的消息通過組織傳到她耳邊時，她整個人都崩潰了。那時她的肺病複發，整個肺葉壞了一大半，無法遠赴重慶認領丈夫的遺體。「但我發誓，有生之年一定要回到我魂牽夢繞的地方，去看看我的愛人。」
她的願望在1981年實現了。此前，她獨自帶著女兒過活，寡居了整整30餘年。當她摸著烈士墓那白色的欄杆時，淚如雨下：「曉軒，我回來看你了。」當時，白公館旁那株石榴花像烈士的鮮血一般，繁茂紅艷。
在姜老太的床頭，一直放著許曉軒生前的照片，上面顯然時時拂拭，毫塵未染。「許曉軒曾經留下遺言，除了讓我好好帶孩子，還得考慮自己的事。雖然我和他只有半生的緣分，但我這一生都丟不下。後半輩子，就讓我一直陪著女兒吧！」
人物小傳
馮玉琴，紅岩烈士單本善之妻。
1938年，單在重慶參加了進步組織「戰時知識訓練班」，開始獻身黨的事業，曾任《陪都晚報》編輯主任，並利用專欄以筆作槍，宣傳進步思想。1949年9月18日，單被捕，11月29日在松林坡被害，時年36歲。
馮與單1935年相識於重慶，1940年結婚，共同生活了10年。單犧牲時，他們的兩個兒子一個8歲，一個未足年，女兒尚未出世。
解放後，馮在組織安排下與一老八路結婚，生有兩女一子。
馮玉琴：不能忘啊，坐在家門口的愛人同志
晚年的馮玉琴，曾獨自生活在七星崗德興里的一套舊房裡，屋裡的擺設陳舊而簡潔。記者到馮家去過兩次，相處了整整半天，但她仍然時時記不起記者是何許人也，甚至記不起自己有幾個孫子孫女。長期的艱苦生活對她的影響太大，長了幾十年的腦瘤更是嚴重損害了她的記憶與思考。但是那些苦難與幸福交織在一起的歷史歲月，卻像烙印般深深留在她的腦海里，任疾病與衰老都不能洗去。
「怪人」求婚，緣起緣定
馮玉琴與單本善最初的相識頗帶幾分喜劇色彩。
馮10多歲就隨父母從老家寧波逃難到重慶江北，一家老小就在江北一間陰暗潮濕的篾條屋裡勉強度日。每天中午，他們不得不到公用的堂屋裡吃飯。「那時門口擺了個算命攤兼書攤，晚上就放在我們堂屋裡。每天一到吃飯時對面稅警隊就出來個高高瘦瘦的年輕人，一聲不響地坐在書攤上，一雙眼睛直往屋裡瞧，瞧得我心頭一陣發毛。我對父親說，那人怪怪的，不像好人。」
略通文墨的馮父很快被單本善出色的談吐所吸引，兩人成為莫逆之交。馮父沒有想到，單對清純可人的馮玉琴早就一見鍾情，一切行動都是有的放矢。
可是在少女的眼裡，單的行為都是那麼古怪：他定時定點出現在門口那條老木凳上，雖然在跟父親談話，可是眼角餘光卻有意無意地瞟著她；他談起時局形勢如數家珍，說起孫中山、馮玉祥就慷慨激昂；他寫了一封「文言文」給父親，信上龍飛鳳舞的字跡更讓她摸不著頭腦。「我當時有點察覺，只好暗暗祈禱，這個怪人別是看上我了吧？」
但馮父看到單的求婚信，讚不絕口：「這小子有文采！將來玉琴跟了他一定有出息！」於是，兩家的婚事就這樣訂下了。
可馮玉琴還是看不慣這個「怪人」。單來到家裡，她黑著臉不願到堂屋裡見他，甚至不願跟他端茶倒水。單覺察到了玉琴的不滿，打算主動放棄這段感情，便以旁人的口氣用左手執筆給馮家寫了一封信，稱自己已被當地土匪殺害。馮父硬是不信，讓馮母帶著玉琴去找尋單本善。結果在雙方父母撮合下，兩人終於喜結連理。
與兩代烈士的永訣
婚後，單本善對馮玉琴幾乎是百依百順。次年，他們的兒子呱呱落地。單本善將他取名叫「去非」，「我的名字叫本善，可是這個社會並不是有很多的善良，所以這個兒子叫去非。」當馮問他以後的孩子取什麼名字時，他很乾脆地回答，不管是男是女，都叫去惡。
1947年，單編輯主任的職位被解除後，為了全家人的生活，不得不跑單幫做小生意，後來又拿出自家收藏的不少進步書籍在自家門口擺起了書攤。
馮玉琴親眼目睹了丈夫被捕、從新世界飯店押至白公館的全過程。「幾個挾著盒子槍的便衣特務提起本善的膀子往後一扣，銬起就走。他強有力地一扭頭，叮囑我：『莫哭，沒關係！』」
「那時候我手上牽著一個，懷裡抱著一個，還懷著一個，身上分文不名。母親只好出去給人當保姆掙錢。朋友偶爾送幾塊錢給我們，都是掩得嚴嚴實實地給我，生怕被特務發現。小女兒從出生起便沒見過父親，連她的臍帶都是我自己剪斷的。」
丈夫被捕後，馮曾在送東西時見過丈夫一兩面，周圍全是荷槍實彈的士兵，她只能一個勁地流淚。單說：「我連死都不怕，你怕什麼？」聽了這話，士兵用槍托子使勁砸他。
馮玉琴永遠都忘不了在丈夫臨終前的見面。「解放前兩天，好像出於某種感覺，我跑去了新世界監獄。我擠到最前面，聽見裡面在點名，許多士兵將我們狠狠往後推。我死死地瞪大眼睛，看著一個個被反綁著走出來的『政治犯』——最後一個正是他！我聲嘶力竭地哭喊著：「本善！」他掙脫看押的士兵朝我撲來想要拉拉我的手，可是卻沒能成功。在那一片喧鬧聲中，我只聽見他對我說：『好好把孩子帶大！』接著就被推上了刑車。我在後面哭喊著追刑車，跌了又爬起來再追，直到再也看不見刑車的影子。」
當丈夫被害的消息傳到她耳里時，她悲慟過度昏了過去。不顧眾人的阻攔，她自己跌跌撞撞地走到烈士墓，沒有發現丈夫的屍體，卻看見一口口黑色的棺材。
馮玉琴在訴說這段經歷時，聲音有些哽咽，卻沒有眼淚。她說，從那時起，她的眼淚便已經乾涸了。
解放後馮玉琴受到組織上照顧，先後在行政幹部學院等單位工作，1979年退休。
「1981年重慶發生特大洪水時，二兒子去惡為搶救國家物資而犧牲，被追認為烈士。小女兒原名小英，長大後她自己改做繼烈，意思是繼承先烈遺志。他們都沒有辜負父親對他們的期望。」
一個女人，背負著兩代烈士的悲重與驕傲。
當記者問她為什麼不搬到成都與兒子女兒享清福時，她稱忘不了以前和丈夫在一起度過的艱苦歲月：「大風吹垮了一半篾條房，我和本善就住在另一半里，在風雨中說著將來的事……」
人物小傳
盛國玉，渣滓洞脫險志士，中共地下黨員、革命者余梓成之妻。
1947年，盛經人介紹與余梓成成親，開始從事地下秘密活動。1949年11月27日，盛從渣滓洞脫險後在西南醫院與丈夫重逢。
解放後，盛一直在墊江日雜公司工作直至退休。她丈夫余梓成曾任縣一中校長，73歲時病故。
盛國玉：我們的愛情經過生與死的考驗
晚年的盛國玉老人住在墊江東外街整齊的小高層樓房中，卧室里掛著亡夫余梓成的照片。30多年來，這張黑白照片伴她度過了無數黑夜與黎明。用她的話來說，「我們的感情是經過了生死考驗的，否則不會如此堅固。」
志同道合的愛情之路
1944年，盛國玉從墊江師範附小畢業後，在大石鄉小學教語文，一年後回老家沙河務農時，親戚為她介紹了一門親事，對方便是正在重慶巴中讀書的余梓成。
「他來過沙河一趟，過路時和我打過照面，只覺得他很高，相貌和善。」盛父去「相」過一次親，回來只說了句「不錯」。下半年，盛父因病去世，那句「不錯」便成了盛國玉對未來丈夫無限憧憬的唯一依據。
（盛國玉與丈夫余梓成年輕時的合影）
1947年，盛國玉與余梓成成婚。「8月大暑天，轎夫從早上抬到下午兩點半，才把我倆從沙河抬到家。路上我倆沒說話，可每次瞅見他都是笑眯眯的。」
余家有五子三女，當家的任務全部落在兩個先進門的嫂子身上。而余梓成當時還在重慶上學，只是放假才回墊江。「他對我很體貼，每次回家都忙著幫我劈柴燒火磨豆花。天氣熱時，我們吃過晚飯便手牽手在田壟上散步。」
余畢業後便到墊江峽口中學教書。通過余的介紹，盛國玉認識了女地下黨員龔芝陽。她們相處了一個星期，龔教會她許多革命道理。「當時我並不知道她是地下黨員。丈夫告訴我，只有和她這樣的新女性在一起，我才能進步。我相信他的話。」
從那時起，余經常讓盛國玉從城裡帶挺進報及一些革命著作回家閱讀，並再三囑咐她：「不要在路上耽誤，更不要讓別人看這些書。」從余的神情中，她看出了異樣，但她並沒有追問。「我猜到他是什麼人，但我覺得他這樣做是正確的。我知道他的苦心：他想發展我加入地下黨，這樣我們才能在感情與志向上保持完全一致。」為了讓盛更快地接受新思想，余托熟人將她調入小學做伴習，讓她能更方便地與龔等革命者進行交流。
正當盛如饑似渴地吸吮著革命力量時，1948年，盛不幸被捕。那時，距離黨組織準備發展她入黨的時間只差兩三個月。想不到這一耽誤，竟耽誤了整整48年！
遲到的幸福
在墊江縣警察局裡，西南長官司公署的特務對盛國玉進行了刑訊，要她交代地下黨在墊江的組織情況和愛人余梓成的問題。在殘酷的電刑摧殘下，盛痛得大叫，可是她咬緊牙關不吐一字。無奈之下，特務將她押到女監與一批吸大麻、嗎啡的女犯關在一起。「特務要她們喝我的血。看著那白森森的牙齒，我害怕極了。可是，我絕不會出賣自己的丈夫！」
不久，盛國玉、傅伯雍等四人被押往重慶渣滓洞。
余梓成從親戚口中得知妻子被捕的消息後，為了躲避特務的追查，四處躲藏，同時暗暗打聽她的下落。後來他聽說盛被押到了重慶，曾隻身徒步流浪到重慶尋訪她的下落。可是在戒備森嚴的圍牆外，他一籌莫展。
1949年，盛第一次在監獄裡度過了春節。她想念著鐵窗外的丈夫和親人，可是看看周圍：一眾「犯人」都在監獄特許下快樂地唱歌、扭秧歌。「渣滓洞關押著 20多個女犯人，包括楊漢秀、左紹英等，大多數都是已經成了家的女人。可是平常我們很少談起家裡的丈夫和親人，只是把思念深深藏在心底。那時候，只有加倍地堅強才能減弱心中的思念與痛苦。」
1949年11月27日，盛逃脫了大屠殺，成為渣滓洞唯一脫險的女倖存者，被一群學生送到了西南醫院。余梓成在墊江得到她脫險的消息立馬趕到了醫院。
沒有什麼詞語能形容他們夫妻倆劫後重逢的激動與感傷。「我們見面後幾乎說不出話來，只是眼淚一個勁地往下流。」
盛在醫院休養了幾日後，準備回墊江。由於盛舊傷未愈，余便和幾個挑夫抬著滑竿，冒著12月的凌厲寒風徒步走了一天多，才回了墊江。
解放後，盛先後被組織安排到群眾委員會、日雜公司等單位工作。由於監獄生活留下的後患，醫生建議她不要孩子。「梓成一直擔心我的身體，稱生不生、抱不抱養都無所謂。但我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斷後。」不顧余的反對，她在35歲時生下了一個兒子，結果剛滿月便夭折了。兩年後，她冒著高齡產子的危險，終於順利生下了女兒余瓊。
1973年，余梓成去世，葬於墊江烈士墓。每年清明，盛國玉都會去祭拜她相濡以沫的老伴——也是她人生路上志同道合的戰友。
余瓊聽說過父母以前的事，偶爾還會聽母親哼起以前的革命歌曲。據說在「文革」時，她父親因為做過中學校長而被打成走資派，母親則被下放到縣農場勞教，直到1979年才平反。「可是這些母親從來都不給別人說。她對父親的忠誠和對黨的忠誠是始終如一的。1996年，在組織的特批下，她以70歲高齡入黨，終於實現了父親對她的最大期望。」
記者注意到，余家的相冊里沒有合家歡。余瓊告訴記者，父親生病後覺得自己不行了，可仍不願打擾母親的工作。因此，他只是將女兒叫到身邊拍了張照片留念。不久後，他便與世長辭了。
「畢竟我們經歷過劫後餘生的幸福，這就夠了。」盛國玉淚光瑩然。
※什麼？中國公民可以自由出入北極圈的這個地方！
※古代哪個城市最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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