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非是一枕黃梁——晚清新政

我們試圖通過對朝廷的觀察，來了解晚清最後十年中國的變化，以期在整個中國變革的進程中得出一些對未來有益的思量。僅僅滿足於敘事過於單薄，一筆流水帳對今天的人們毫無意義。需要先考察中國社會之不同以往變化。這本該是一部專著，我們盡最大努力縮短篇幅，竭力存精。

晚清文學新面貌

文學橫跨人類的理性和情感兩大領域，它是當時的指向標，是留給後世最珍貴和恆久財富。清末的文學有著與古代迥異的面目，一個變革時代即將拉開的希望、悲愴與無助常駐其間。

在國內，原創文學的最高成就是四大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和《孽海花》。四部作品基本在1903年前後問世，那是拳亂過後的迷惘年月，作者們身份頗為相似，都有社會中下層和官場中下層的經歷，並同時接觸中西。四部作品充滿對中國（尤其是統治階層）現狀的辛辣批判和對未來前景的忡忡憂心。他們直接將矛頭指向政府，戳穿儒教傳統的虛偽性，這是中國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景象，因為租界的存在得以變成現實。變革的心愿已經遠非少數先知先覺們的專利，短短數年時間，憂患之情正在向整個讀書人階層蔓延。

一種被稱為「新民體」的文風則從海外傳入，該文體為梁啟超所創的一種半文不白文風，因梁擔任《新民叢刊》主編而得名。它較文言文更通俗，因而大大地擴展了讀者群，其影響之大，流傳之廣，對漢語改造之深，之前數千年任何一個文學流派都望塵莫及。引得海內外華人們紛紛效法，直到民國時仍作為半官方文體被廣泛使用。

「新民體」的出現和普及表明，舊的漢語辭彙庫已經無法適應這個時代，大量的新思想和新情感呼喚著中國的語言變革。而「新民體」中往往流露出激昂情緒，正迎合著一個變革時代所需的勃勃生氣。

國內和海外文學的微妙差異，折射出一個古怪的現狀：海外那群遠離故土的人們，對變革表現出比國內更高昂的樂觀熱情，某種信念在此文體中乍隱乍現：他們不僅認為自己在策動著國內的變革，還堅信自己會在變革之後成為國內局勢的主宰者。

（優雅的微笑，柔和、溫厚而堅遠的目光，但卻讓人隱隱感到嚴復內心深處徹骨的憂傷 ）

這十年最值得關注的是嚴復和林紓譯作，嚴復奠定了「信、達、雅」的三原則。他筆調高尚、優雅、簡潔，最富盛名的譯著《天演論》給他帶來了聲望。但隨後他更加看重的譯作：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的《群己權界論》（著名的古典自由主義巔峰之作《論自由》）和孟德斯鳩的《法意》，卻並未獲得讀者熱捧。嚴復意識到中國知識界還不具備吸收這些養分的思辨能力，他轉向翻譯文學作品，試圖將西方人的生活、情感旨趣、價值取捨介紹到中國。後來嚴復因捲入袁世凱復辟，名譽受到巨大損害，在革命話語霸權未被清除的情況下，我們需要謹慎評判。他一生譯著1200萬字，對後世的巨大貢獻仍需要進一步地加深認識。

林紓因為不懂外文，他需要先依賴他人口譯。他是人類翻譯史上少有的譯作使原作增色的奇才，儘管他的譯品有時難免偏離原作。有一些漢學家們認為，林紓翻譯的狄更斯作品，文學造詣甚至在狄更斯本人之上。他以天才的悟性把握著原作內在的脈絡，隨著原作一同呼吸、脈動。但使用文言文使他的讀者群受到了巨大限制。

清末文學呈現這樣一派景象：使用傳統創作手段的漢語文學，已經非常衰落。所有因高尚情感而生出的優雅文風，都與西方直接相關，甚至可以說，距離西方尤其是英美越近，就越是表現得高尚、優雅。這使我們得以看清這場遠未結束的大變革，在未來的方向。

門戶開放政策的深刻影響

中國的主體是一個個孤立的村莊，每數個村莊配有一個為之服務的集市，大約處於村民們一天腳程來回的距離之內。集市上交易著來自各村的農產品和少量手工品，使這些村莊間幾乎處於自足狀態。偶爾有一些業餘或者半職業的商販在集市之間將它們聯繫起來，不過這種聯繫遠不足以使相鄰市場之間同類商品價格趨於持平。這種狀態被形容為「一片六邊形組成的巨大網格」，直到本世紀八十年初期，仍普遍地存在。在清代的大部分時間裡，這片農村網格覆蓋了全中國93%以上的人口，大一些的集鎮、縣治、州府、省會、京城，與農村的聯繫非常微弱，並且主要聯繫不在商貿，而在官府的行政命令。

中國城市裡住著剩下不到7%的人，城市裡雖然有貿易場所，卻非以商貿為其主要職能，它為官僚機構及皇家提供必要的服務和便利。

這種格局隨著通商口岸的開放逐漸被改寫，商貿成了口岸城市的主角，城市文化也表現出對西洋人事的崇敬，這遠遠不止是因為洋商的財富和地方官對洋人的畏懼所致。西洋的知識、法律和管理制度，才是塑造該文化現象的主要原因。在那裡，洋人似乎才是真正的統治者，他們擁有知識、財富、文化和權勢甚至道德的多重優越性。但是直到1900年之前，通商口岸的影響很難傳到「六邊形網格」的廣袤農村，其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便是馬克思主義者們所口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馬克思主義者習慣先給萬事萬物貼上標籤，再從他們貧瘠的教條庫中翻取解釋。在學術上意義上幾乎一無可取之處，甚至不具備被批判資格。但其巨大的政治影響卻不容任何人輕視。

（漢陽江上的景色，一個古今、中西融為一體的城市）

這種狀況在「門戶開放」後發生了一些變化，儘管變化並非翻天覆地，對中國舊秩序的衝擊力仍堪稱致命：到了1908的時候，「六邊形網格」中的人口只剩下65%，傳統政治中心型城市裡有12.8%的人口，12.6%的人住在沿海、沿江、鐵路沿線的新型半近代化城市。另有超過9%的人，則成為半農村半集市型城鎮的居民。並且，「六邊形網格」的內部，西學已經取代儒學成為知識的新標準，與外部的聯繫程度，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洋貨受到農民和匠人們的追捧，他們雖然不識字，但洋物的廉價與精巧會使這些人產生一種淳樸的震動，經濟自足狀態正在發生鬆動。

如果對比「改革開放」時數據，1978年全國「城鎮居民」為22%，「農業人口」為78%，而前者中還有大量住在農村或者半農村，實際的城鄉人口比例還要更低。生產隊出產的物資基本不會流向外部，也很少有來自外部流入。

我們幾乎可以結論：1908年時的中國，在很多方面，現代化程度並不比70年後的中國遜色。除了一個尷尬之處：這70年間的科學和技術差距無法用簡單的數據來衡量。

「門戶開放」搬掉了西學向中國大陸傳播最大的一塊絆腳石，雖然它仍是一片舉步維艱的亂石崗。中國的城市率和識字率仍處在一個極低水平，但這變化所催生的新力量，卻是先前的數十甚至上百倍，已經足以使西方式的思想（主要是憲政理念）和西方式的情感（主要是民族主義），與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秩序之間的力量對比，有了巨大的改觀。

晚清的變法與革命，隨著這種力量對比格局的變化而步步高漲。

（本節數據主要來自費正清《劍橋晚清史》、徐中約《中國近代史》）

既得利益集團

一場自上而下的變革想要成功，首要因素是一個富有建設性與活力、團結的領導集團。努爾哈赤建立八旗體制，使女真部落獲得了強大的軍事動員能力。而清軍趁著明末中國亂事入關，滿洲統治者迅速拋棄了這一體制，全盤照搬了明朝秩序，並進一步完善。這些舉措似乎表明滿洲人並非根深蒂固的頑固之輩，但兩百年後努爾哈赤和玄燁的子孫們卻沒有祖先那種雷厲風行的變革氣度。以其說是因為愛新覺羅家族不再生氣勃勃，倒不如說是他們需要更強大的專制體系來鞏固統治，而不需要有可能瓦解他們統治的西式變法。

清末既得利益集團大約可以分為三個團伙：

（慶親王奕劻號稱清末第一大貪官，他一次過壽就收了上百萬兩現銀）

滿蒙王公，他們是最自私自利、最愚蠢和最腐化的一個團伙。貪財好勢，相互攀比成風。貝勒爺們長吁短嘆於自己的身世如何「窮苦、不幸」；郡王們則以「無權無勢，仰人鼻息」自傷；親王們因屢遭「小人暗算」，得不到老佛信任而徹夜苦惱。清初的統治者為了防止王公們坐大，限定這些人只能在中央政府為官，不能派往各省使其獲得地方根基。他們雖然把持著中央政府的要害部門，但清末的權勢格局，是中央政府式微而督撫勢力坐大。以至於在最後十年，這些身居所謂「要職」的滿蒙王公們，大有形同虛設之嫌。

旗人官僚，出於對漢人潛在反叛的擔憂，他們基本選擇效忠本族皇帝的立場。這一集團有他們獨特的風氣，為了和漢人官僚比比誰身上的儒家色彩更濃厚，很多人與清廉自居，甚至自律，卻普遍缺乏才幹。在這些「清官」中，貪圖「仁愛」之名者基本昏庸無能；貪圖「忠君體國」之名者則殘酷、專斷。

漢人官僚，這本是朝中最不得勢的一個團伙，但在鎮壓太平軍、捻軍、回變中他們掌握了防勇兵權，到清末他們已經成為三個集團中最具實權的一夥，在地方上勢力更加明顯。滿洲朝廷既要用他們，又要防他們。其內部充滿了分裂和猜忌，從未形成過有一致目標和文化色彩的集團。雖然朝中最幹練的人基本存在於這一集團中，但它始終以一眾不斷相互拆台的小山頭形態存在。漢臣想要得勢的話，到前述兩個旗人集團中尋求支持，要比在本族官僚中更便宜。這正是滿人統治者所期待和樂見的。到了最後十年局面有了變化，一些人在地方上培植出了足以對抗中央政府的力量，掌握著新軍、工商稅收、新式學堂和留學生。張之洞和袁世凱便是代表。

慈禧太后統治中國將近半個世紀，她並不愚蠢，而她所有的能量都用在了宮廷權鬥上，或者說宮廷權斗基本耗盡了她所有的能量。上述三個官僚集團外加慈禧太后，完全不足以產生出那種值得期待的領導集團。

民族資產階級和預備立憲

第二次變法，或曰「新政」剛開始時，完全是做給洋人看的。花四、五年時間，將戊戌變法時一百日內所發的維新詔書再重發一遍。慈禧一面發布上諭，又在私底下表現出西法的極度厭惡之情，並通過軍機處要求督撫們不要執行。這一階段唯一可圈可點之處是張之洞向日本派遣大量留學生。

漢人重臣們想藉助變法擴大自己的權勢，而滿州王公和官僚們則想藉助變法打擊他們。日俄戰爭結束了這一虛偽的階段，來自社會的變法呼聲日隆。隨著門戶開放，洋人獲得了在華開辦工礦企業的權力，他們將資金、技術、企業管理方法帶入中國。後世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稱之為「帝國主義掠奪」，誠然，他們在華興辦工業，目的在於追求利潤，但如果沒有這些外企，則中國資本永遠無法投入到工業中來。除了帶來大量就業機會之外，外資企業為中國培養了技術工人和生產管理人材，使中國有志於投資工業的人們獲得了學習模板。中國的民族資本漸漸取代官辦企業，成為國內工業發展的主導。所謂的「帝國主義掠奪」，中國才是最根本的受益者。它不僅提升了中國經濟的活力，還在中國產生了一批通過興辦近代企業而迅速西化的人。他們藉此贏得社會地位，這種地位的得來不僅因為財富，企業家不僅被認為是能夠駕馭西式技術的精英人材，西式技術對中國人來說不再是不可高攀之物，還因為提供了就業機會，他們在民間收穫普遍尊重。如果實業家們的規模繼續擴大下去，將取代過去鄉紳階層成為新的民間領袖。並且，他們中大多數人正是來自過去的鄉紳階層，當然，最大的資本來源是買辦們聚斂的財富。

（張謇本當是志得意滿，卻難掩失意之色）

從士紳或者商人轉變成實業家，大部分情況下也意味政治觀點的改變。最典型的例子是張謇，他原本是個傳統官僚，因後台翁同龢倒台而轉向興辦工業。很快成為晚清變法的民間領袖，與過去那個在官場上蠅營狗苟的張謇大不相同。企業家們不僅通過辦企業開拓了視野，更需要近代法律來保護市場，脫離對陰晴不定官場的依附關係。他們和倒向新學的鄉紳階層迅速結成同盟，成為呼籲變法的主力。

日俄戰爭後，巨大的危機意識使民間變法的呼聲越來越高。滿洲官僚中有見識的人也在遊說慈禧太后，理由是憲政「可保萬世基業」。此時的慈禧似乎意識到了變法已勢在必行，她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歐、美、日，五人在國外大開眼界後無不交口稱讚。1906年，慈禧太后宣布「預備立憲」，並且非常機敏地忘掉了應該同時提交一份日程表。

這場「預備立憲」最大的看點，是重組軍機處。把掌握著南北兩支最大新軍兵權的張之洞和袁世凱調入軍機處，明升暗降的把戲實際上是把他們從經營多年的老巢挪開，騰出職位換成滿人。同時將六部改組為十一個具有西式名稱的新部門，完全是為了矇混洋人，在制度上毫無新意。十一個部門的人事安排也打破了滿漢平衡的傳統，滿人不僅人數佔優，且佔據了要害部門。陸軍部和海軍部設總理親王，想把兵權控制在滿洲貴胄手裡。

這種想要蒙天下人的做法，只是讓天下人看清滿洲貴胄視中國為其私產的真面目，「預備立憲」非但沒有挽回人心，反而推動排滿情緒更加高漲。

是年慈禧73歲，身體並無大礙，她認為自己還可以活很久，出於對西法的怨毒，她要將變法的事拖到自己身後。是為新政的第二階段，自1905年日俄戰爭至1908年慈禧和光緒雙雙去世。

載灃的新政

1908年，老佛爺病倒，並意識到大限將至。在她臨終前一天，可憐的載湉也去世了。無論是坊間傳聞，還是嚴謹的歷史學家，都認為光緒皇帝之死和慈禧直接相關，2006年從光緒頭髮中提取到了高得令人咂舌的砷值，則板上釘釘地證明了他死於一場謀殺。現在欠缺的僅僅是的細節，國外的研究已經有了一些線索，熱門觀點認為由慈禧授意，袁世凱執行了這場謀殺。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威風八面的皇帝，而唯有載湉這位一生活在陰影之下的傀儡，值得後世人們獻上真正的紀念。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慈禧臨終前給載灃留下兩條重要的政治遺言：一條囑咐他籌劃立憲，以保祖宗基業；另一條讓授予他因形勢需要赦免「亂黨」的便宜，唯康有為與孫文永不赦免。載湉之死我們後文有機會再敘，目光回到他的異母兄弟載灃身上。

載灃之子，三歲的溥儀被慈禧臨終前立為新君，載灃當上了攝政王。他是位非常複雜的人物，總體上是個志大才疏的人，在緊要事務上表現的昏庸猶豫，不敢取捨抉擇，又在無關緊要的小節上獨斷專橫，不容討價還價。他既深感變法之迫切，又想極力維護滿洲貴胄的繼續統治（這也許就是慈禧選中他的原因）；他對哥哥載湉並非沒有兄弟之情，但為了政治利益他始終站在慈禧一邊對哥哥落井下石。他上台第一件事，便是罷免了袁世凱，坊間傳聞載灃是想要為哥哥報仇，但真實情況應該是執行慈禧太后的遺囑。

慈禧看人從未走過眼，雖然袁世凱一直打扮成一副貪財好色的形象，以掩飾自己的野心。但慈禧敏銳的權術眼光早將其洞悉。不過此時愛新覺羅氏也象當初的曹氏必須吞下司馬懿這碗毒藥一樣，慈禧明知袁世凱就是她的司馬懿，也不得不委以重任。忠心耿耿的奕劻迅速與袁世凱結成同盟，這位滿洲皇族裡最後一個老辣之人，他與袁世凱的共同進退關係，實質上要分掉袁的一半權勢。處心積慮的防範並不能有效遏制一個野心勃勃的政治強人，尤其他掌握著清廷急需，卻又無力掌握的東西。表面上失去了兵權，北洋六鎮卻幾乎清一色是袁的黨羽，即便在他罷官期間，北洋軍仍唯命是從。但載灃又不敢殺袁世凱以絕後患，只是暗示他患「足疾」不適合操勞國務，袁世凱遂請病辭官，坐觀載灃自斃。

志得意滿的載灃認為障礙已經掃清，開始了他的新政。他的作風不僅更嚴重排漢，而且連普通旗人也一同被排斥，朝政淪為滿洲王公們的玩物。要指望這個最「老火」的團伙領導一場最需要建設性的「新政」，簡直荒謬透頂。

（志得意滿的載灃與德國軍官合影，他傲慢的神色和身邊隨從們痴呆木訥的表情，以及德國人的威武雄大，形成鮮明對比）

先是創辦了各省咨議局，但和真正的地方議會相比，咨議局只能「議論」，被定義為一個向政府「反應輿情」的機構。咨議局的成員有財產、學歷、性別、出身等嚴格限制，除了名紳巨賈外，其他人難以染足。章程中規定「咨議局成員由各縣選舉產生」的所謂「選舉」根本不存在，不過是各縣頭面人物小圈子們磋商而已。也許在當時人們開來，「選舉」這一民主政治中最神聖的程序，就是如此。從這一點上來看，他們還不如三十年前的馮桂芬。馮桂芬曾設計了一套中國最早的鄉村選舉制度：每位村民用定製的木片，一人一片具名選出鄉董，負責農村事務。

接下來，載灃剝奪了地方督撫們的大部分財政來源：厘金。這是一種類似交易稅的東西，在清末已經成為各級政府最大的財政來源。1908年，厘金的總量超過1億2千萬兩，而關稅也有3千7百萬兩進項，這兩項收入佔了政府財政的95%以上。可笑的是這兩筆錢沒有被存入大清銀行，而是存入了天津香港滙豐銀行。因為存入國家銀行的話，朝中無人懂得如何打理令其升值，倒不如存入外資銀行吃利息來的安逸、省心。當然，也與袁世凱和盛宣懷這對分贓同盟有關，他們和滙豐銀行有密切的利益來往。這筆巨款的利息基本夠維持中央政府的行政成本。以金融的眼光來看，此舉說明政府信用已經風雨飄搖，離跨台近在咫尺。但載灃卻不這麼認為：此舉一舉兩得，既強化了中央政府，又削弱了督撫的權勢。朝廷微薄的獲益，比起因此造成的地方離心所帶來的傷害，簡直微不足道。而削弱地方督撫勢力，則使他們喪失了鎮壓革命的動力和能力。載灃算賬的辦法，實在過於幼稚。

載灃最受稱讚的一步是頒布《憲法草案》，並定在9年後即1917年執行。這部《草案》中，清帝擁有比全世界任何一位立憲君主都要大的權力，其權勢與專制帝王並無太大區別。而國會則象一個形同虛設的皇家傳聲筒。

梁啟超的回國使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載灃沒有公開宣布赦免梁啟超，但默認了他的一切活動。梁啟超迅速成立「憲友會」，動員民間向朝廷施壓，要求立即開國會、立憲法。「憲友會」和地方咨議局迅速結為同盟，梁啟超與張謇成為這一同盟的領袖。1910年，一個一千多人的請願團，攜一份30多萬人聯署的文件（在當時這是個非常了不起的成績），要求立即召開國會和頒布憲法，被自以為大權在握、高枕無憂的載灃熟視無睹地遣散，不做任何解釋。

被屈辱遣散的憲友會和地方咨議局秘密倒向革命黨，大清危機的總爆發，已經指日可待，只需要一個偶然因素，便將點燃焚毀舊王朝的火焰。

結語

在清朝的最後十年，從表面上看，愛新覺羅家族擠掉了從中、下層一步步爬起來的滿、漢官僚們，朝中形成了明顯的逆向淘汰極致，幹練、開明、富有遠見、權謀者被掃除，剩下一群最愚蠢和貪婪把持著萬端，財政權和軍隊看似牢牢被他們掌握，使他們活在祖輩英靈正在自己身上復活的春秋大夢中，沉浸於從狡詐的家奴們手中奪回了祖先留給自己的合法財產的幻覺。

他們不知道體制內和體制外都已經完全離心，一手數著錢，一手摳著槍，身邊的人唯唯諾諾，是人心之不忠、不信的證據，而他們也許將其為心悅臣服。

這大夢很快就要被驚醒，而他們嘴裡仍流著哈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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