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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筆 「不必等候炬火

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魯迅《熱風》

今年在外婆家過年。

在我的台灣同學家裡,定期舉行「拜拜」是一件十分普遍的事情。每逢初一十五,很多家庭的主婦燉豬燒魚,帶領全家行一套儀式。隨後,祖先聞香氣,活人吃大宴。至於天上的仙人能否放平心態,帶著慈愛地微笑看著後嗣大快朵頤,這是我們塵世間的凡人不能搞清楚的奧秘。做生意的人家在初二十六拜拜,因為服務業自古以來都是辛苦的。

聽同學談起這樣的有趣的儀式,我起先是感到新奇,漸漸地又感到些許遺憾。畢竟,這樣的風俗在大陸的城市裡並不常見了;而家鄉的節日,規矩少,菜倒是很多。就拿過年來說,被「年飽」的一雙曖昧又柔軟的臂膀環住喘不過氣的腰,對我而言似乎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我攤在一塊海綿上——沙發也好,席夢思也罷,帶著一半認真到深惡痛絕的輕蔑和厭煩,一半沒話找話的閑適,挖苦著那台紅彤彤的電視晚會。很快,這一半和一半又會敏捷地匯合成一股強壯的自我嫌棄。

真難想像,就在幾年前,春晚對於我而言是一個寒假的重中之重。晚上八點,晚上八點,晚上八點!要是年夜飯的檯子翻得慢,晚幾分鐘趕到電視機前,都能讓我這個「觀眾朋友」坐在瓜子花生豆腐乾堆里捶胸頓足半天。

更難想像的是,我今年又看了春晚。我深知它並不好看,但這無關masochism,畢竟,我現在是那麼的舒適,那麼的鬆弛,那麼的隨大流。我爹開了電視,於是我倒在了床上。我的耳朵被那些聲音滿足了:主持人在每個節目後嘶吼著「謝謝、謝謝」,之後,我的身體與心靈亦雙雙被滿足了,謝謝、謝謝。

不久,我便發現這是一種自虐與自我成全兼具的放任自流。當我躺在床上刷朋友圈的時候,看見一個學姐半怒半笑地對我們喊話:明知春晚不好看,你們這群傻孩子又何苦自我折磨再跑去折磨我呢。這條朋友圈倒是給了我一記提醒,使我掙扎著,貌似企圖反省一下自己。我低頭看看自己的肚腩,從那之上的確看出了一點「奴才相」。再一次,這與受虐傾向無關。

我暈暈乎乎的,想睡,又不甘心睡過去,愜意地看著「習慣」二字牽扯著它所在的時間點、沾染上某種儀式性的意味,又與它在我成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分分合合,從而幻化成兩個紅彤彤又金燦燦的大字,傳統。

我本以為我們這兒過年的傳統不算多,不就是吃吃喝喝么。其實不然。準備年夜飯的時候,外婆在客廳與廚房之間來回穿梭,忽而想起來自己買了一大卷鞭炮,便催促著我爸去點。我近乎本能地對這個要求不感冒,原因也很簡單:在我看來,放鞭炮時,不知周圍多少街坊鄰居——尤其是那些矯情如我的,會被那渾厚又凄厲的第一聲嚇得渾身一震,緊接著又皺臉縮心臟,徒勞無益地企圖保護自己的耳膜。而當那陣帶著恐嚇意味的熱鬧過去,一地紙屑,一院硝煙。坐在飛機上,看著冒著土黃色煙的故鄉,我的心總是乾涸成我的嘴唇的模樣,又怎能自己再傷了中國的空氣呢。總之,這傳統,影響到別人了,我認為沒有那麼必要。

我說了我的建議,這建議也慢慢變成了意見,意見又變成了嘟嘟囔囔,之後就被那滔天的噼里啪啦淹沒了。稍早些時候,外婆拿著鍋碗瓢盆、網兜青菜進進出出,一遍一遍地催促著我爸去放了那捲「炮王」。秒針的走動又帶出了急迫感,因為聽老太太的意思,只有放了炮,我們才能吃年夜飯。我的胃哀怨地叫了一聲——何必呢,大過年的。

我爸朝我斜了斜眼睛,說,你真的很像搞傳銷的耶;隨後點了一根煙,帶著「炮王」走到下了樓。帶著氣餒、不甘,還有那永遠年幼好動、愛熱鬧的好奇與衝動,我也披上衣服衝下了樓。

外婆站在一邊,監督著我爸點燃了「炮王」本尊的導火紙片,還沒來得及滿意地點點頭,就在那響亮到令人恐懼的「嘭嘭」聲中衝上了樓。

真吵啊。

有男男女女在地鐵里講電話的聲音那麼吵。有從電梯里走出來的那個媽媽,那句理直氣壯的「怎麼?嫌我們占電梯的時間長啊?小姑娘,你沒帶過孩子吧」那麼吵。有那些老套的電影、無病呻吟的話劇那麼吵。有上博那寫了等於沒寫的解說牌那麼吵。

有納木錯上的那群人那麼吵。他們不說話,因為冬天的高原,風真的很大,一陣陣地,像女巫藍色的頭髮。我站得很遠,即便他們說什麼,我也聽不見。但他們確實是那麼歇斯底里啊。

這塊藍寶石結冰了,變成了一面白色的鏡子。暗流推著一層層的泛著灰沫的冰,在岸邊堆起半人高的冰凍的浪花。太陽一直沒出來,人們再也等不及了。他們興沖沖地踏上那灰白的冰塊,踩著對藏族人來說比父母還值得尊敬的聖湖。他們跳躍,他們匍匐,他們輕快地在冰面上走著。他們拍著照,畢竟,還有朋友圈等著他們書寫呢。

在湖邊的活動板房裡過了一夜,身體被電熱毯烤得滾燙,露在被子外面的頭髮卻始終冰涼。沒想到,一個瑟瑟發抖的長夜之後,倒與這湖生出了某種奇異的感情。又或許,是起了大早,看見它被遠處的青灰色的雪山捧在手心的樣子——那麼明凈,那麼單純而快樂。

我聽著那嘈雜的聲音,轉過身,想要回到山坡上的活動房拿包走人。但哪裡又那麼輕鬆。爬得急了點,兩個肺像是各被灌了一瓶冰水,涼得刺疼。大口地喘著氣,抹著突如其來的眼淚,因為扎心得疼,當然又因為一哭真的是難受到扎心。

又想到,之前早上小心翼翼地頂著寒風、防著高反向湖邊挪騰著,有兩個藏族女孩不知從哪裡冒出來,問我掏錢。我說,等開學了好好念書,長大以後你們會有錢的。她們馬上出口成臟,讓我又驚又氣,最後還是不饒人地罵她們putain。

又瞥到,湖邊的牌子寫著,騎氂牛入水50元。

我爸我媽覺得我又莫名其妙又矯情,問我到底在哭什麼。我一邊走一邊抽噎,按著肺許久也說不出個所以然。遊客的素質?大風氣?這些或許都能使人不滿或氣氛,但氣哭了到不至於。讓我忍不住眼淚的,是那根本聽不到的吵鬧的聲音。

它是那麼沒心沒肺的、無所顧忌的,無論什麼時候,它都能唱出「特啦啦」的快樂的歌聲。別說總是能被解讀演繹、被「商量」「理解」的規則了。我們大多堅信著,世界是物質的,經濟基礎是決定上層建築的。對於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孩子們來說,「長大」二字之所以誘惑人心,其原因之一便在於「無畏」——到那時候,半夜一個人摸黑尿尿都不用怕啦!可當我被那永遠樂觀的「無畏之歌」包圍,我卻體味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懼。我們還怕什麼?我們還愛什麼?這兩個問題或許在根本上是等價的,而時至今日,我怕著,我哭著,我卻沒有再逼問自己,更無從拷問別人。

那本是無聲的極度吵鬧,更是不容也似乎不可能被質疑的。它拒絕與我交談。在那快樂的無畏之歌中,在瘋笑、哭泣、爭吵、哀求聲中,我時常被封閉在無聲之中。那是一種孤寂、無奈甚至絕望。

我從小就很有福氣,與在學業上最優秀的一群同齡人在一起成長。偶爾與一個同學聊起他的活,交談間,一個在清華計算機系漸漸適應並如魚得水的學霸形象在我腦中被信筆勾勒出來。

「學習?不累不累。反正混到年級前50%躺著進騰訊唄。」

為什麼他不想著創造一個騰訊呢?我隱去當事人的姓名,問另外一個學業也算是有成的朋友。他回我一句,「窮則獨善其身,富則兼濟天下。」如他190cm的身高一樣,他是有扛起這個世界的衝動或是潛在取向的。只不過,正如他所說的,先要讓自己富起來,才會也才能考慮這個社會該當如何。畢竟,連淘寶客服都口蜜腹劍起來了——還是一口一個親,卻不再怕差評。

可孟老夫子的話可堵不住我的嘴。我對我那朋友說,我和你想得不一樣。我尋求改變,並把這樣的求索視為我自我完滿的一部分。反過來,若是以金錢的多寡作為自我尋求的標尺,我們「兼濟天下」時真正給出的,又怎麼可能是經濟物質以外的改變或進步呢?

他覺得我還是像個初中生,理想主義得一塌糊塗。

我爸也說,「理想主義就是用來拉出去槍斃的」。上學期,有一天晚上視頻時,我向他提起,能不能在人大開會時提一個垃圾分類的提案。話題的緣起是,台北的垃圾分類做得一絲不苟,將空紙杯、塑料蓋和吸管一一分離早已是與喝奶茶時的吮吸一樣條件反射的動作。台北的天很藍,地很乾凈。我想,上海怕是全國最有可能實現這個好規則的城市之一了。

我爸想都不想,說,不可能。「再說了,我才不要提這種lowlow的意見呢!」

後來,我跟我媽吐槽,我媽也說,哦喲,這提案老李把早就有人提了,沒用的,也不可能執行;提了也沒用索性就不要提了。

我不在談論政治,也不想多說,上課時幾個頗有想法的同學站起來說「彼岸的民治都是假的」的那幾個瞬間,我「攥緊小拳拳」的生氣、委屈和無奈、羞愧。但是啊,我常常被這些讓我不開心的年輕人感動。陰冷潮濕的下午,我們聚在一起討論同婚合法的議題,摸索「容忍」的界限究竟在哪裡。立場是什麼,為何支持,又有何質疑。面對這些問題,他們或許不能總是給出無可辯駁的回答,但他們的用心、耐心與細心,或是那慢慢吞吞、充滿「額額啊啊」的摸索本身,都催促著我發自內心地欽佩、尊重他們。

後來,我不再想那樣毫無停歇地唱歌了。我知道,我的聲音可以很嘹亮、很清晰,有時甚至可以做到打動人心。但我漸漸地擁有了一個願望,就是在靜謐之中,多問問為什麼,多想想怎麼做。畢竟,寂靜似乎孕育著更多可能性,而那是屬於更多人的可能。

就這麼放了?一切都是這樣快且稀鬆平常。的確,我是生活在洪流之中的。若不說得那麼戲劇化,不如說,我生活在一個巨大的機器之中;我,又是這個機器的一根細小的鏈條。傳統,習慣,思維方式,還有人與這個社群的維繫和互動。

我本還想站在「炮王」身邊百感交集一下,但血紅色的殘渣隨著這小型爆炸四處噴濺,我膽不夠大。

於是我一扭頭,也衝上樓去。爬了幾級台階,被爆炸的噴射物砸中了後背。羽絨服被「砰砰」地震動起來,我甚至覺得有些疼痛。

你看,這鞭炮還是放了吧。天底下哪有那麼容易的事情。你想著,大過年的。你想著,入鄉隨俗。你想著,應該尊重長輩,自己也別讀了幾本破書在那兒神兜兜。你開始想著,這些習俗,這些傳統,這些粘著過去、連著未來的東西,是不是也有著它的價值。

是啊,我想起回來的那一天,飛機飛過了不寬的海峽後,我就扒著舷窗向外看。此前我還不知道呢,上海的南邊有一個小小的山系,一個個小小的土包,雖然不如高原的雪山那樣生而不凡,但也在陽光下展現著陰面、陽面還有那黑色的線條。我看見前排的小哥哥也雙手扒窗,痴痴地向下看著,我的眼睛突然一澀。腳下的一撮撮山巒沉靜地吞吐著風、雲還有被齊齊收割的麥子的金黃。好久不見啊,我真正的家和國。

今天下午,難得晴天。和媽媽在露台上曬太陽,背對四點將衰的太陽,我大口吸氣。沒有霧霾的時候,家還是家的味道。風裡,有泥土味、水果味,陽光的氣息,誰家的魚腥氣和很淡很淡的油煙味。叫得出名字與叫不出名字的植物的口氣,一絲尼古丁味,還有咖啡與茶。無數的氣息合成的那股珠圓玉潤,讓我想起很多。很小很小的時候,在校園廣播的無窮層回聲中,我在蜜色的草地上玩狗尾巴草。之後,春秋遊。再之後在上中,手肘磕著窗檯,左手伸出窗外,在晚自修第一節課寫著語文卷子。

這樣的風,成了我,也塑造了我。我嘆息著、悲哀地嘆息著,放下腦袋中的所有念想,用每一個毛孔,每一股去愛的衝動和慾望,那樣飽足地與這風與氣味糾纏。

誰他媽想非那個勁檢視自我批判他人啊。就讓我這樣長命百歲吧,或者原地死掉,也不是不可以。

那一刻,我是完滿的,我又是空洞如一紙人的。因為那個閃亮亮的瞬間,我突然記起了一個閃亮亮的眼神。

包了一輛車在西藏玩。包了一輛車,司機大叔是一個藏族人,漢語說得不太流利。不同於漢語的主謂賓結構,藏語是一門「主賓謂」的語言。大叔說的每句話,都好像是經過思考後的辛苦工程,呼哧帶喘地搬運著賓語。他的人也是如舌頭一樣本分勤勞,開車時微微聳著肩膀、向前伸著脖子,粗糙開裂的大手緊握著方向盤,亦是一項辛苦的工程。

與我們慢慢熟悉之後,他說起了自己的事情。他說,他在拉薩曾有一套地段很好的房子。有一天,有一個領導來說,要把他還有鄰居們的房子拆掉,建一個小學。

他突然側過頭,看著坐在副駕駛的我爹,響亮地說:「建學校好啊!我們當然支持。建學校是多好的事情嘛,對不對。」那一瞬間,他的眼睛亮晶晶的。那麼亮,或許是擋風玻璃反的光。高原太陽大。

他「呵呵呵」地笑了很久,好像他是那學校的校長似的。帶著自豪,帶著憧憬,帶著慈愛與那股令人驚訝的溫柔。接著又說,可是他被騙了——房子被收走了,百八平米的公寓,就給了7500塊的拆遷款。之後開發商來了,建成了貴得不得了的商品房。

「木有學校,木有學校。」他雙手短暫地轉了轉方向盤,嘴裡輕輕地念著。他繼續「呵呵呵」地輕聲地、甚至有些爽朗地笑著,卻再也沒有那個亮晶晶的眼神了。

你不能停下來啊。停止勞累,停止未到的痛苦與極致的快樂,停止憤恨與無奈,停止那刻骨的羞恥和電一樣的懺悔,停止信心滿滿。

你不能忘記啊。

我和珠穆朗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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