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怕我們也遭遇過度醫療的坑害！

最新 02-19

本來大春節的，應該說點吉祥話兒、過年話兒。可是沒辦法，前幾天仔細讀完那篇女婿給岳父寫的2.6萬字文章《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實在憋悶得很，不吐不快，所以也就顧不得大過年那些老禮兒了，我要說點實話，也可能是刺耳難聽的話。

首先必須肯定是，女兒、女婿都是孝順好兒女，一心想挽救老人家（其實才60歲的中年人）寶貴生命。他們的壯舉，應該得到社會所有人的理解與尊重。

其次，對於醫護人員，不能說他們沒有儘力，他們的救死扶傷的勞動，也是應當給予一定的肯定的。

是的，我說的是「一定」；而不是全部，或者「無保留」。原因，我會在後面解釋。

依據我的綜合判斷，個人以為，這位60歲的東北嶽父，死亡原因並不是什麼流感，而很可能是過度醫療！對，就是那可怕的過度醫療！

我們看：老人從患流感到去世，只有短短29天。期間大量的輸液、大量地吃藥、繁瑣且痛苦的檢查、插管、吸氧、輸血，住ICU，上人工肺，去世前兩日還被再次折騰做CT。這樣的過度治療，健康人都可能會折騰死，何況病患者乎？

事實上，老人住院前，不僅可以自己開車、走路，胃口都照樣好。可是，在那麼繁多且天價般昂貴的「精心」治療下，卻越治越糟糕了，直至最終撒手人寰。

如果我們返回來設想一下，如果老人，在家，由老伴、女兒、女婿照顧著，不去住院，不去治療，不進ICU，會那麼快就離世嗎？流感可怕，但過度醫療更可怕！

想起我自己的傷心事了。

25年前的1993年，我54歲的母親本來是身體健康的，然而那一年的4月份開始，她卻咳嗽不止。先是在順義區的醫院裡按肺炎醫治，住了半個月卻不見好轉（我看書，懷疑擔心是不是有更重的疾患）。便通過在某大醫院工作的好朋友的安排下到北大醫院檢查，被確診為肺癌。只能匆忙安排住院治療了。剛進院時，母親行動自如，心情也不壞，而且飲食睡眠都不錯。

畢竟有好朋友的關係，醫護人員對母親的醫治可以說非常地盡心。但是進入化療之後，母親身體狀況急轉直下，滿頭青絲竟很快掉光了。化療的同時，每天都還要吃藥、輸各種的液，另外還有頻繁且痛苦的各種檢查。發現化療效果不佳，醫生研究又決定同時進行放射治療。母親的身體狀況很快就垮下來了。走路也不行了，改坐輪椅。整夜整夜睡不著覺，飯也吃不下了。

我的本來年輕的，充滿活力，並且樂觀的母親，僅用了40幾天時間，就讓醫院「精心」治療到了「生命垂危」的地步。

期間，我還嘗試請中醫、包括氣功師來幫助治療母親的疾病，但最終都沒有挽救了母親的生命。

那個時候，我是一個徹底的科學主義者，完全相信醫院、醫生。母親去世後，我仍然對治療過母親的醫護人員充滿了感激、感念之情。

但多年以後，我發現自己錯了。

醫院、醫生大多數情況下是可以發揮挽救生命作用的。但也有很多時候是不能夠的，而且對於生命的延長，醫療不僅沒有作用，反而是在摧毀健康的生命。

特別是在我們現有的醫療體制之下，過度醫療現象不僅存在著，還是嚴重存在的情況下，我們是必須要對醫院的醫療工作持審慎態度的。

在現有醫療體制之下，無論國有醫院還是民營醫院均為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醫生的收入水平是完全與醫院的收入水平相聯繫的。醫院具有強烈的營利動機，醫生也具有責任與道義上的營利壓力，這便是我們可怕的「過度醫療」的體制機制原因之所在。

盡量地讓患者多檢查、多開藥，多開貴葯，多上設備，多手術，並最終為實現多收入多營利而服務。

當然，我們也無意對醫院、醫生做更多的道義譴責，因為「過度醫療」的責任並不在他們，而在於現存的醫療體制。醫院要開門，醫生要吃飯，這可是「硬道理」。

記起2015年北京「兩會」期間，我作為一名新聞出版界的委員，首次「越界」對現行醫院體制進行了問政批評。當然，不會有媒體願意將我的真話全部報道出來。這實在是一種悲哀與無奈。

那次是醫藥衛生界聯組會，不僅有分管的副市長參會，也有相關委辦局領導現場聽取委員意見。當然，參會的委員，可能除了我等少數幾個非醫藥衛生界委員之外，大部分都是業內同行。

發言的委員，有醫院院長、有葯企領導、有醫院管理者、也有醫護人員。醫院院長講，醫院工作難度大，醫患矛盾問題突出，需要政府幫助協調解決；葯企領導抱怨醫藥招標導致葯價走低，葯企利潤大幅下降，希望政府給予價格保護；醫院管理者講，醫療服務供給不夠，床位數量缺口大，希望財政加大投入；醫護人員講醫護人員工作強度大，待遇低，人才流失等等。總之，沒有人講到患者的難處、苦處，北京「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更是沒有人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