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武漢會戰後的第五戰區「情況最複雜」？

文/馮傑 「蔣研」青年學者

1938年10月中旬，隨著信陽、陽新、浠水先後失守，南北兩線日軍已逐步向武漢逼近。蔣介石召集何應欽、徐永昌、林蔚、劉斐等人商討今後作戰計劃與部署，決定第五戰區除留得力部隊於大別山實行游擊戰外，其餘均向鄂西（北）、豫西轉移。第九戰區留一部於九宮山開展游擊戰，其餘部隊向贛北、鄂南、湘北轉移。

圖：1938年春，蔣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在徐州合影

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不以為然，16日致電蔣介石：「此時即變更原來方針，放棄武漢過早。日軍雖在華南登陸，我被迫需向南方轉用一部兵力，但尚不影響第五、第九戰區作戰，不如先擬定撤退腹案，準備於戰況有重大變化時，再分令實施。」蔣介石複電李宗仁：「所陳意見，若僅就目前情況而論，甚有理由，惟以此期抗戰方針，重點在南，現南岸戰況緊張，敵在粵登陸，兵力連日續有增加，倘轉用之稍一延緩，爾後將感困難。」

李宗仁召開軍事會議，決心分期實施撤退。鄂湘川黔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劉峙向蔣介石建議，平漢路以西豫南、鄂西一帶兵力空虛，為適應爾後戰況，應立即於桐柏、隨縣、棗陽、應城、京山等處及襄陽、南陽控置重兵，預為布防。10月23日，沿平漢路南下的日軍第10師團一部佔領應山；被阻於大別山北麓的日軍第13、第16師團，亦越過小界嶺、沙窩之線，向麻城急進。24日，蔣介石正式下令放棄武漢。

圖：《大美畫報》封面上的李宗仁

11月下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南嶽衡山召開軍事會議，蔣介石在會上宣稱抗戰已進入第二期。第二期抗戰戰略方針是：「連續發動有限度之攻勢與反擊，以牽制消耗敵人，策應敵後之游擊戰；加強敵後方之控制與襲擾，化敵後方為前方，迫敵局促於點線，阻止其全面統制與物資掠奪，粉碎其以華制華、以戰養戰之企圖；同時抽調部隊，輪流整訓，強化戰力，準備總反攻。」

根據武漢會戰後的敵我態勢，軍委會重新劃分了戰區，第五戰區轄區調整為：自沙市至巴東段的長江江防；豫西舞陽、方城、南陽、鎮平、內鄉地區；鄂北隨縣、棗陽、襄樊地區；鄂西荊門、宜昌地區；大別山、皖北、皖西部分地區。整個戰區西扼川陝、南臨長江，控制著上游入川門戶，與第九戰區隔江相望，進可威脅武漢，退可與日軍周旋。從軍事地理角度來看，鄂東武漢、鄂北襄樊、鄂西宜昌可視為湖北的三大重心。

圖：李宗仁、白崇禧合影於徐州

鄂北屬於山區、丘陵地，岡巒起伏，河流密布。武漢淪為敵手，襄（樊）東（部）荊山、大洪山、桐柏山成為俯瞰江漢盆地，屏障宜沙、襄樊的抗戰要地。襄樊是襄城和樊城的總稱，兩城隔漢水南北相望，是鄂北中心地帶。漢水為長江第一大支流，由襄樊北上，可抵抗戰後方陝西漢中。

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於11月中旬到達棗陽，旋遷樊城樊侯祠。李宗仁後來在口述回憶錄中說：「樊城實為指揮本戰區內戰事的最適中地點。長官部到樊城後，我遂將在武漢保衛戰中打殘了的部隊約十餘萬，加以整頓，重新部署，準備向武漢反攻。這一時期，我五戰區的戰略是死守桐柏山、大洪山兩據點，以便隨時向武漢外圍出擊，同時與平漢路東大別山區內的廖磊集團軍相呼應，威脅平漢路的交通，使敵人疲於奔命，發揮機動戰與游擊戰的最高效能。」

圖：李宗仁與第七軍軍長張淦合影

第五戰區的兵力在徐州會戰後期達到最高峰60萬人，武漢會戰期間亦有40多萬人，變更態勢至平漢路以西之後，所轄部隊尚有第11集團軍、第21集團軍、第22集團軍、第29集團軍、第33集團軍、江防軍等6個集團軍，合計34個步兵師、1個騎兵師、1個騎兵旅和2個游擊縱隊。如果從番號數量和部隊編製來算，最少也得合30萬人，實際則不然，各部歷經徐州、武漢會戰，傷亡缺額很大，有些缺二分之一，有些甚至缺四分之三。部隊構成也比較「雜」，主要有桂系、川系、西北軍系和中央嫡系。

龐盛文先後擔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軍機督察處督察官、密查隊長、調查科長等職，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李宗仁所轄五戰區地域遼闊，作戰區域包括長江中游以北，黃河泛區以南，津浦路以西的豫鄂皖三省的大部地區，是當時最大的一個戰區，也是情況最複雜，部隊戰鬥力最低，裝備訓練最差，「雜牌軍」最多的一個戰區。」 這一番話倒是頗能概括武漢會戰後的第五戰區。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