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之平城時代的歷史意義，中華民族文明的升華

北魏平城時代消逝了。然而，大同盆地，作為平城政權的軀殼，曾經適應和推動過北魏社會的發展；而平城政權的將近百年，作為大同盆地古代史上的一個階段，以其較其他階段更為輝煌的歷程載入了史冊。

大同盆地的開發是在北方地區自漢末以來因戰亂頻仍而生產停滯長達兩個世紀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對它開發的意義已經遠遠地超出了在這一局部地區創造的經濟價值。首先，晉末以來，我國出現了邊遠地區經濟逐漸發展的新局面，長江以南地區經濟首先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而大同盆地也及時趕上了這一潮流。其次，北魏平城時代所處的五世紀是北方社會生產逐漸恢復並發展的時代，大同盆地憑藉北魏王朝在此建國的歷史契機，走到了這一時代的前列，從而在這一個世紀中成為整個北方的政治中心。第三，在開發大同盆地的共同勞動中，漢族與北方各游牧民族人民通過生產經驗與技術的交流而增進了民族感情，推動了民族的交往，促進了文化的交流，從而使大同盆地形成為一座民族融合的大熔爐。

提到文化的交流，我們有必要再推開一步來說。

東漢末年以後，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發生了一系列的戰亂，其中對社會經濟破壞最劇烈的有三次，即：東漢光熹元年（189年）開始歷時約四年的董卓之亂及由此引起的全國範圍的軍閥混戰，結果中原出現了「鎧甲生肌虱，萬姓以死亡」的凄涼景象；西晉永平元年（291年）開始歷時約十六年的八王之亂和永嘉元年（307年）開始歷時約六年的永嘉之亂，後兩次戰亂緊密銜接，人民幾無喘息之機，因而破壞尤烈，西晉漢族政權的統治被徹底摧毀了。這三次大的戰亂就像間歇性的強烈地震一樣，將長安、洛陽兩大文明古都夷為廢墟，漢族文化的根據地被嚴重破壞了。而以長安、洛陽兩大文明古都為軸心的黃河中、下游漢族文化覆蓋區，是經過先秦和秦漢兩大漫長時期形成的繁榮地區，這個地區的文明程度遠遠地超過了周邊的地區，代表了當時整個中華文明的最高水平。

長安、洛陽被戰亂夷為廢墟後，中國北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便首先向東轉移。於是，先後在北方稱雄的袁紹和曹操就都將他們建立霸業的根據地置於黃河下游的河北之地了。隨後，在永嘉之亂以後出現的十六國時期，河北地區處於漢化較深的揭族和鮮卑族慕容部的統治之下，大量的漢族人口被留居於此，內遷的胡人也逐漸地被同化。經過多年的經營，這一地區的經濟慢慢地復甦了，進而形成了以鄴城、中山為軸心的漢文化中心地區。所以，北魏天興元年（398年），道武帝一入中原就被鄴城的壯觀景象吸引住而流連忘返了，他「巡登台榭，遍覽宮室，將有定都之意」，只是迫於後方叛亂的形勢才不得不退回代北。

當時，值得注意的件事是位於漢族文化的最高層次上的漢魏典章與學術文化不再由國家控制下的學校所壟斷了。自從學校制度隨著漢王朝的覆滅而廢棄之後，漢魏典章與學術文化就不再由太學博士教授，而是改變為父子世代相傳。因此，漢魏典章與學術文化就主要掌握在若干大的家族手中，從而形成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所特有的家學。在河北地區，殘存下來的漢魏典章與學術文化主要為清河崔氏、渤海高氏等世家大族所承襲。北魏平城時代最活躍的政治家崔浩、高允等人便是這樣的門閥士族的代表人物，他們先後向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等北魏統治者介紹過漢族文化的精華，並以漢魏典章為藍本為北魏王朝制禮作樂，建立了一整套的漢化制度。這些典章制度一直傳續到文明太后臨朝聽政時期，為文明太后全面地推行漢化奠定了基礎。

在西北，當時稱為涼州的河西走廊地區，也保存著傳統的漢族文化。東漢以前，這一地區一向地廣民稀，物產不豐。後來，曹操任用皇甫隆為敦煌太守，教民製作耬犁，使農業生產迅速發展起來。西晉後期，張軌出任涼州刺史，起用漢族士人，招納流民，興建學校，選拔賢才，並且大力發展農業、手工業與商業貿易，從而在河西走廊地區形成了與河北地區發展程度大體相當的文明，並保存了漢魏以降的漢族文化。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征服河西，那裡文物的精品與士人的中堅大多被俘掠到平城，於是保存在河西地區的漢魏典章和學術文化進入北魏朝廷。繼承河西地區漢族文化傳統的代表人物則是李沖、常景等士人。李沖後來適逢文明太后臨朝聽政，成為北魏太和改制中的核心人物。

漢晉之間的三次大的戰亂，使中原人口減少了四分之三，得以苟延下來的中州士女十之六七遷到了江左，同時，包括漢魏及西晉以降的禮、樂、政、刑等典章和文物在內的中原文化也被大量地帶到那裡。東晉和宋、齊、梁、陳等政權就是在此基礎上相繼建立起來的。雖然江左的朝廷更迭頻繁，而且每個朝代的統治時間又十分短促，但是除了東晉末年和梁朝末年兩次規模較大的戰亂以外，東晉南朝時期的江左社會相對來說是比較安定的。在江左的肥田沃土上，中州遷去的人民與當地的人民同耕共織，使那裡的社會面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史家司馬遷的筆下，漢代的江左是「地廣人稀」，「無積聚而多貧」的荒涼地區。然而，到了南朝，竟出現了「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妝」的富足局面。與此相應，在文藝、教育與科技等方面都獲得了劃時代的成就。同時，漢魏典章制度在東晉南朝也有了新的發展。這些來自中原而又有所發揚的典章制度與學術文化在文明太后臨朝聽政時期又被劉芳為代表的一批文人傳到了平城

由上述可知，大約在北魏太和年間，漢族的傳統文化經過一番曲折的流散以後，又從河北、江左、河西等地區匯攏起來，在北魏都城平城撞擊到一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北魏出現了文明太后領導下的大規模的太和改制運動。

從以拓跋部為首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角度來看，推行太和改制無疑是整個平城時代拓跋部的漢化運動的總結，也無疑是晉末以來北方各游牧民族漢化運動的總結。然而，從整個中華民族文明發展的廣闊歷史背景來看，太和改制的意義就不僅限於此了，它實質上是中華版圖內文化程度較高的地區都參與了的一次弘揚中華文化的運動。而且，經過太和改制以後，中華文明雖然仍以漢族文化為主導，實際上卻已遠不限於秦漢時代的舊的漢族傳統內容，而是包含了由眾多少數民族輸入的大量成分複雜的營養，從而變得更加清新艷麗了。這是因為，從各地來到平城的文明早已不同於純粹的漢魏以降的漢族傳統文化了，它們都已陸續不斷地吸收和融合了所在地區各民族的文明。河北的文明中含有匈奴、揭和鮮卑族慕容部的文化因素，江左的文明受到了蠻、越文化因素的影響，而河西的文明則不僅有氏、羌而且還有鮮卑禿髮等部的文化因素。這三個地區的文明雖然都主要源於漢族文化傳統，但實際上彼此之間已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因此，一旦它們被熔於一爐，中華民族的文明就升華了。

這，正是太和改制的價值所在，也正是北魏平城時代的歷史意義。

不過，當經過升華的中華文明在平城迸發奪目光彩之時，北魏平城時代也就走到了它的盡頭。到孝文帝的時期，相對偏僻而局限的大同盆地已難容納日益蓬勃發展的北魏王朝了，它終於成了束縛北魏社會的圍欄。衝破這一圍欄只是遲早的事情。否則，北魏就會像淝水之戰後興起的諸多游牧部落國家一樣，不過是一個割據一地、一時的所謂偏安政權而已。

與此同時，中原的社會狀況已經安定下來，中原的經濟迅速地復甦和發展起來，而中原各民族的融合也進入了高潮。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孝文帝於太和十八年（494年）將國都從平城遷到了洛陽。這一壯舉，使融會於平城的河北、河西和江左的三股文化潮流隨而湧向洛陽。於是，洛陽不僅恢復了昔 日的繁榮景象，而且取代長安成為漢族傳統文化的中心。

孝文帝的遷都為北魏的歷史揭開了新的篇章。孝文帝決心遷都，既有客觀上的種種原因，也有主觀上的考慮。作為傑出的政治家，他會為北魏王朝的政治、經濟利益和文化的發展考慮得很遠，他也許會想到遷都洛陽以後他的漢化政策能夠有力地促進拓跋部的發展，促進拓跋部與漢族之間的融合；但是，作為早已逝去的歷史人物，對於我們如今認識到的遷都洛陽之舉對中華民族融合的巨大影響和中華歷史發展的偉大意義就絕難想像到了。

文明太后與孝文帝分別是北魏平城時代和洛陽時代的代表人物，前者總結了平城時代，後者開創了洛陽時代北魏的平城時代和洛陽時代雖然界限分明，卻又緊密聯繫。就像站在這兩個時代邊緣的文明太后與孝文帝一樣，他們分別是後權與皇權的象徵，卻又在事業上一脈相承：這就是歷史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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