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領」之爭，談談我的淺見■趙 熊

「嶺」「領」之爭，談談我的淺見

■趙　熊

一、「嶺」「領」之爭是學術尺度問題，無關錯對

「嶺」字的篆書形式就目前所見，最先出現在徐鉉《說文解字》中增補的402字中。《說文解字》一書流傳至唐時已難免謬誤頻出，遂有李陽冰訂正本出現，但李訂本《說文解字》並不被廣泛認可，以致宋初有了徐鉉修訂的《說文解字》新本，徐本一出即獲認可，流播至今，這就是我們所見的《說文解字》。由此，可以看出兩個問題：一是今天的《說文解字》並非「真」本，而是「傳」本。徐鉉在其中「校」了多少，「訂」了多少，不得而知。而其老老實實地增補字形，卻令後人質疑、詬病，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二是徐鉉本廣為認可併流傳至今，也證明了徐鉉的古文字能力及學術精神。其所增補的402字必然有著學術研判，且多為當時已在流行使用的新增的形聲字，以期在文字應用方面與時隨化，其合理性不言而喻。

在篆刻領域，吳昌碩、齊白石、錢君匋、蔣維崧等前輩大家在相關文辭作品中，都使用了「嶺」字，而非「領」字，說明他們的學術精神與徐鉉的與時隨化是一致的。如果僅從藝術角度肯定這些前輩大家，而從學術上質疑他們，殊難服人。至於「嶺」「領」兩字在應用過程中，倒是應該區分的，「嶺」字或不宜用於大篆（包括戰國文字）系統（以前我就有過這樣的誤用），而在秦漢篆及雜篆中使用則無不可。

二、文字的生成與應用是活水長流，而不是死水一潭

文字是人造的，要為人所用。今天所見甲骨文存有多少字，西周金文有多少字，《說文解字》有多少字？不難看出，隨著時代的發展，文字量也在日益增加，即便如此，中外都有「文字發展永遠跟不上語言發展」的說法。當然，文字不能生造、濫造，如古代就有「六書」的原則，而在「六書」之中，形聲字比例最大，是新生字的「主力軍」，徐鉉增補字即為其中一支。拿「領」字來說，「令」在先，加「頁」成形聲字。再後來，「領」在先，加「山」成形聲字。如若真的要循古，豈非以「令」假代為「領」便好，就像今天用「領」為正，用「嶺」為誤一般，說穿了，「領」和「嶺」不過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關係。客觀地看，假借是不得已之舉，並非學術高深的表現。出於對古文字的尊重，要儘可能地在書法篆刻應用中規範不同時期的字形結構自是常理，但像徐鉉那樣合理有度地增補用字也是正常之舉。《周易·隨第十七》說：「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莊子也有「與世偕化」之說。縱然是「天下」，也須「隨時」，況文字之用，若非「隨時」，豈有今天中國之崛起、明日之憧憬。

近代王福庵先生困於今古文字的不偕，作《作篆通假》，連同後來韓登安先生的校補，約有5000字，數量已勝徐鉉補字10倍以上。無論是徐鉉以形聲字作增補，還是王、韓以假借作增補，都是「隨時」的態度和精神。對篆書系統有所增補、釐正，始是克服弊端、平息紛爭的要務。在中國書協的幾次展覽評審工作中，我曾提出建議，擬由各書體專業委員會編選不同書體的通行字典，並由相關專家審定後印行應用，惜未獲反應。

三、書法篆刻是藝術創作，文字學是學術研究，兩者在文字應用上寬嚴當有別

本來藝術創作與學術研究是分別跑在兩股道上的火車，各不妨礙，但遇到漢字書法和篆刻時，學術和藝術有了交集，問題也因之發生。其關鍵即在於書法篆刻是以原本作為工具的文字為創作媒介的。文字要求規範，以方便使用和交流，而藝術則需要自由，以利於創造和發揮。這種類如水火一般的碰撞與交融，既是書法篆刻之困，也如大家經常所形容的「書法篆刻是戴著枷鎖跳舞」那樣，有著別樣的美感。類似情況在繪畫中就沒有聽說哪位植物學家詰問：世上哪有墨黑墨黑的梅、蘭、竹、菊呵，牡丹是那麼幾片么？就章法布局而言，結構的變化和筆畫的增損往往有利於書法篆刻作品的完整性和表現力，但你無法將作為漢字的「無」字減去「兩點」，或者給「法」字再添「兩橫」。

在以篆書為代表的古文字入印問題上，我曾和幾位文字學家有過交流和探討。他們之中有堅持學術觀點的，但多數具有包容的立場，認為學術和藝術是有區別的，對藝術創作而言，應是適度的、寬鬆的、合理的。這就好比文字是一條流動的江河，文字學研究處於上游，清澈而靜謐；藝術創作是下游，似混沌而激蕩，但既然同屬一流，其中的關聯不言自明。已失去實用功能的古文字需要通過藝術表現得以延續、活生，而藝術創作則需在自由中持有嚴肅的態度，遵循基本的規則，以傳承、發潛古文字的藝術魅力。

一些淺見，但願不會給人添堵、加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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