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朱安傳》有感
關於朱安這個人，很多年來，我們都是只聞其名，不聞其聲。魯迅先生固然這樣說過：「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我們由此可以了解他對朱安和這場婚姻的態度；但朱安是怎麼想的，說過什麼，又做了什麼，我們卻幾乎毫不知情。
喬麗華的《朱安傳》試圖改變歷史給予朱安的不公正待遇，揭示塵封的歷史真相。作者的耐心、膽識和智慧是值得我們敬佩的，她在浩如煙海的魯迅研究資料中頑強、仔細地搜尋、爬梳、整理，不放過絲絲縷縷有用的材料和線索，在此基礎上，小心、謹慎地建構起朱安鮮為人知的人生軌跡。尤為可貴的是，作者經過不懈的努力，終於讓朱安開口說話，發出了隱身於一代知識精英背後，長期失語的傳統女性的心聲。她說：「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恰如楊絳先生所言：「朱安最後那一聲凄慘的呼號，實在動人憐憫。」這聲絕望的悲號，是從朱安肺腑中噴發出來的，凝聚了這個女人一生的悲苦、寂寞和無奈。無疑，她是一個舊女性的縮影，一個始終恪守女德的模範。她以她的方式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她甚至是固執的，在人生的道路上，她從未想到要改變自己的人生準則，儘管一路走來並不容易，但她似乎無怨無悔。經過百餘年婦女解放運動的洗禮，站在今天的立場，我們可以說她是包辦婚姻的犧牲者，對她的不幸報以同情；我們也可以責備她頑固不化，至死也不覺悟；但如果我們耐心地傾聽一下她的心聲，也許會有意外的發現和感觸。
魯迅與朱安的婚事，是魯迅的母親魯瑞一手包辦的。但包辦是否一定導致婚姻的不幸，我看是可以存疑的。君不見，雖包辦而幸福常在的，時至今日仍有所聞。至於魯迅與朱安的不幸，恐怕還在於，不能認同傳統女德的新青年，娶了一個以傳統女德為本分的舊女性。他希望於她的，她做不到；她所期待的，他也給不了。很顯然，魯老太太為兒子擇媳，自有她的標準，而她的標準也就是傳統社會要求於女性的所謂女德。據說，朱家雖然不主張女孩子讀書識字，但父母還是在她做姑娘的時候教她讀過《女兒經》。她的晚輩也還記得，《女兒經》里的一些閨訓，朱安在言談話語中是時常提起的。後人所作《魯迅夫人》便稱她：「生而穎慧，工女紅，守禮法。」這也許正是魯老太太對她滿意之處，婚後幾十年，婆媳二人相處得很好，恰與朱安很懂得作為女人的本分有關。她曾努力盡一個妻子的責任和義務，照顧大先生唯恐不周。而「相夫」既不成，惟有盡全力去孝敬婆婆。無論魯迅在北京或離開北京，抑或去世之後，她都恪盡職守，盡心儘力。婆媳倆相依為命，共度晚年。很顯然，在魯瑞眼裡，朱安始終是一個難得的好媳婦。
魯迅如果是箇舊式文人也就另當別論了，不幸的是，魯迅偏偏是個追求獨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新人。此時的魯迅，雖未沐浴過歐風美雨，卻在日本接受了新思想，新觀念，他的擇偶標準，他的眼光，都與魯老太太大不同了。據說，他在日本時曾來信要求女方放足、進學堂，但被朱家拒絕了。說起來，魯迅的這點要求，也不是什麼太過分的苛求。實際上，自康梁維新以來，女子放足、進學堂讀書，對比較開明的家庭而言已不難接受，至於朱家，只能說過於保守，而朱安本人，也是個循規蹈矩的女人。通常人們會把這個悲劇歸結為朱安與魯迅的差異和錯位，以為如果不是朱安的愚昧和守舊，她又怎能喪失與魯迅建立感情的機會與可能性呢？
誠然，魯迅不能接受朱安，固有他的道理；但朱安選擇不離不棄，怕也是無奈中的現實考量。很久以來，我們已經習慣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判斷，所謂進步與落後、求新與保守、獨立與依附，這些對立範疇的存在，使得我們很容易對並不簡單的人和事做簡化處理。其實，人類世界遠比我們的想像要複雜得多。魯迅被尊為新文化的旗手，啟蒙運動的主將，但他不能先啟蒙了身邊的妻子、母親，使其覺悟，則不能不使人想到啟蒙的局限。啟蒙者既高處不勝寒，被啟蒙者亦對啟蒙有望洋興嘆之感，雖身在咫尺，卻以為高不可攀，遠不可及。新文化與舊文化之間的隔膜、緊張、對立、衝突，深刻地表現在魯迅與朱安的關係中。我們承認歷史的進步不可阻擋，而傳統的現實性亦不容否認。黑格爾有言，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恩格斯亦有言，現實性的喪失，則包含在科學的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沒有一蹴而就的便宜事。由此想到歷來我們對於傳統的認識和處置，是不是有點匆忙和性急？
現在看來，將其一股腦掃進歷史垃圾堆的做法，無論如何是可以商榷的。所謂歷史的必然，有時並非必然，其中總有或然相伴相隨。而戀愛結婚，固然不能沒有兩情相悅，情投意合，卻也少不了門當戶對，求同存異；作為理想，男女雙方自應持有獨立人格，自尊自愛，而面對現實，夫妻二人都不能推卸自身的責任義務，職能本分。這是維護固有的家庭、社會秩序所必須的。自上個世紀初女權運動興起以來，百餘年間，家庭關係的漸進變革已經演變為一場兩性戰爭，夫權婦權，非此即彼；男人女人，你死我活。於是，夫妻情分不在，家庭陷於分裂，乃至於引發社會動蕩，道德倫理崩潰，這一切都和女權運動的走偏有某種微妙的關係，是把政治革命思維注入到家庭關係變革中所得到的惡果。
近年來，社會上頗流行所謂「女德班」，我們估且將其視為民間社會對當下道德倫理失范，個人慾望無限膨脹而陷家庭、社會於混亂無序狀的某種回應。作為經歷過百年婦女解放運動洗禮，把女性的自尊、自立、自主、自由看作天經地義的中國公眾，接受「女德班」是很難想像的，比較容易的倒是對「女德班」的質疑和批判。因為，站在婦女解放的立場，女德從來都是女權的大敵。對「女德班」的態度，更將成為政治是否正確的試金石。但是，朱安的存在，卻提醒我們應重新認識「女德」的價值和意義。實際上，道德倫理的繼承是一個太大而又相當複雜的問題，如果不能將其根本精神和理念與其派生條件嚴格區別開來，則任何道德倫理的繼承都是不可能的。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出於對歷史虛無主義將全盤否定傳統文化遺產的擔憂，馮友蘭曾提出過「抽象繼承法」，強調精神、理念超越具體的歷史、社會環境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某些道德倫理有時是可以從具體的歷史情境中抽象出來的。由此我們得到一點啟發，即「女德」固有束縛女性精神，強化女性義務，剝奪女性權利，貶低女性人格，使其完全從屬於男性，成為男性附屬品的「平庸」的惡，但具體到其中的一些要求，如態度端莊、不苟言笑，衣著儉樸、不好妝飾，謙讓恭敬、以禮自持，不道惡語，和睦家人等，或許可以將其與一定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相剝離，從而成為當代女性應有的道德修養。這種必要性在當下越來越凸顯出來，當然不止於女性。
從這裡看過去，我們可以看到另一個朱安。她以一己之身承擔著「女德」強加於女性的全部的惡，同時，她又憑藉其一生默默無言的堅守和絕望的掙扎，向世人展示了「女德」賦予女性的頑強和堅韌。她是令人欽敬的，可惜魯迅並沒有珍惜母親送給他的這件禮物，他在有生之年把這件禮物還給了母親，這不僅是魯迅個人的遺憾，抑或是一個時代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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