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的「世界主義時刻」》（2009）
原標題：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的「世界主義時刻」》（2009）
封面圖片：2016年5月，時任美國總統的貝拉克·奧巴馬在密歇根「弗林特水危機」（Flint Water Crisis）之後訪問弗林特市，喝下一杯當地的飲用水以表明它的安全性。（圖片來源：路透社）半個多世紀以來，弗林特市的淡水由底特律供排水部（DWSD）統一購買和處理，但2013年市議會出於節省成本的考慮，決定將淡水供應商更換為Karegnondi Water Authority，水源為「五大湖」之一的休倫湖。DWSD向密歇根州政府提出抗議無效後，於2014年4月終止供水，但休倫湖的供水管道還要兩年多才能修建完成，這期間只能暫時把弗林特河（Flint River）作為臨時水源。然而，從2014年8月起，作為飲用水的弗林特河水檢出大腸桿菌超標，有些地方水甚至會腐蝕管道和汽車零件。烏爾里希·貝克認為，每一次意外事故都侵蝕了政府承諾保障的安全權的基礎，但風險往往自反性地由行動者來界定，因此風險暴露的不平等正在取代階級的不平等，成為現代社會的主要不平等形式，並且預測風險的受益者正是界定風險的行動者。
風險社會的「世界主義時刻」
作者：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
翻譯：王小鋼 | 校對：孫國東
來源：2009年貝克在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演講
現在，一場滑稽無比的變換（conversion）正在世界舞台上上演！
當然，我討論的是正在進行的金融危機。自由市場經濟理念這一西方社會的傳教式思想，一直為我們對抗共產主義並與當前中國體制在哲學體系上保持距離提供了正當理由；然而，這種思想在一夜之間就崩潰了。
正在復興的思想是為了富人——例如銀行家——的國家社會主義，以及為了窮人的「嚴格意義的新自由主義」。
換言之，由國家來運營私人產業的中國模式，現在也開始找到通向英美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中心的道路了嗎？我們如何才能解釋全球金融風險的這種變革性力量呢？
我想在這次演講中探討風險的反諷性。風險就是不確定性。
處於風險之中就是置身於和受制於現代性世界之中的方式；處於全球風險之中就是二十一世紀初期的人類狀況。
然而，與當下廣泛傳播的末日感完全不同，我將要追問：內生於世界風險社會並且形成於世界風險社會現實化過程中的「歷史詭計」（the ruse of history）是什麼？
或者更為精確的闡述是：是否存在一種世界風險社會的「啟蒙功能」（enlightenment function），即一種世界風險社會的「世界主義時刻」（a 『cosmopolitan moment』）？那麼，氣候變化和金融危機帶來的機遇有哪些？這些機遇具有什麼樣的形式？
在歐洲社會學思想的基石中包含一種懷舊之情（a nostalgia），這種懷舊之情從來就沒有消失過。也許，弔詭的是，世界風險社會理論能夠克服這種懷舊之情。我試圖提出一種不具有懷舊情結的新批判理論以觀察現代性的過去和未來。
在我的論點中，我想要使現代性內部的相互矛盾的兩種見解——自我毀滅性（self-destructiveness）和開始新生的能力——彼此之間保持平衡。在此，我將要以如下三個步驟來論證這一點（此處採納了慕尼黑研究中心（Munich Research Centre）關於『Reflexive Modernization』的經驗研究結論）。
一、 舊危險—新風險：世界風險社會新在何處？
在現代社會日益充斥著由它本身所產生的關於各種風險的爭論、預防和管理的意義上，現代社會已經演變成為一個風險社會。
許多人可能反對這一點，但是這種反對毋寧顯示出一種由大眾傳媒製造出來的歇斯底里和恐懼的政治態度。相反，如果從外部觀察西方社會，那麼人們難道無須承認刺激我們神經的各種風險都是作為奢侈品的風險，而不是其他東西嗎？
畢竟，西方世界看起來要比非洲、阿富汗或者中東等衝突地區安全許多。現代社會不正是因其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功地控制了偶然性事故和不確定事件——例如意外事故、暴力行為和疾病——的事實而頗具特色嗎？
所有這類觀察結論都可能是正確的，但人們卻沒有注意到有關風險的最為顯而易見的一點：風險（risk）和災難（catastrophe）之間的重要區分。風險並不意味著災難。風險意味著對災難的預感。
風險存在於一種持久的可能性狀態，並且僅僅在這些風險被人們預感到的意義上才成為人們的「話題」（topical）。風險並不是「現實的」（real），它們「正在變成現實」（Joost van Loon）。
在風險變成現實的那一刻——例如市場經濟崩潰的時候——它們就不再是風險，轉而變成了災難。那時，風險已經遷移到別的地方：對恐怖主義襲擊或氣候變化等等的預感。風險始終是那些正在威脅人們的事件。
如果沒有思維圖像化技術，沒有符號形式，沒有表演過程，沒有布魯諾·拉圖爾所稱的「調停」（mediation）和「轉譯」（translation），那麼風險也根本無關緊要。
換言之，我們是否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變得無關緊要，這個世界在事實上或在某種意義上比所有其他世界「在客觀上」更為安全；如果人們預感到毀滅和災禍，那麼這種預感將生成一種行動的強怕性衝動。於是，全球風險能夠真正地改變整個世界。
自冷戰結束以來，安全威脅的舊有範式還沒有過時；仍然存在一些國家，它們爭奪領土和各種資源，並以武力相互威脅。自東西衝突結束以來，人們更為清晰地覺察到這些危險是一種與此前完全不同的秩序。
這些危險往往缺乏一個清晰可辨的行動者，一個敵對的意圖，或者一個潛在的軍事力量。這種危險不是直接的、故意的和確定的。簡言之，這種危險不是一個風險（或者風險控制）問題，而是一個「人為製造出來的不確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ies）問題。
由於這個原因，「人為製造出來的不確定性」與安全性風險不同的特徵在於：當傳統安全算式的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參數（quantity）——行動者、意圖或潛在性——變得無法確知的時候，災難發生之預期的確定性就喪失了。
結果是，傳統的安全的三個參數（triangle）讓位於新的多種風險因素，潛在風險的數量增多了。國際和國內政治的顯著特徵不再是舊風險——行動者彼此之間實施重大損害的意圖和能力，而是日益增多的「人為製造出來的不確定性」。
反過來，這遮蔽了一種反諷——科學家、公司和政府做出了安全承諾，但這種安全承諾卻令人驚訝地促成風險的增多。
如果發現公眾指責他們支持風險，部長們就跳進河流中或讓他們的孩子吃漢堡，以「證實」一切都「絕對」安全並處於控制之中——像晝隨日行一樣肯定地由此推出，每一種懷疑猜測，即每一次意外事故，都侵蝕了不可動搖的安全權的基礎（他們似乎也要承諾保障這種安全權）。
在我1986年的第一本出版物中，我將「風險社會」（1992）描述為「先進工業化社會的不可避免的結構性條件」——並批判了專家判斷的「數字化的道德」（mathematicized morality』）和「風險造型」（risk profiling）的公共話語。
儘管政策導向的風險評估假定了風險的易管理性，我仍提出：
即使是對風險含義的最嚴謹和最溫和的客觀主義說明，也隱藏著某種政治、倫理和道德。
風險「不可以還原成危險發生的概率與潛在損害的強度和範圍的乘積」。相反，風險是一種社會建構現象，在其間，一些人界定風險的能力強於另一些人。並非所有的行動者都能真正從風險的自反性中獲益——只有那些真正擁有界定其自身風險之眼力的人能夠獲益。
由於風險往往自反性地由行動者來界定，因此風險暴露的不平等正在取代階級的不平等，成為現代社會的主要不平等形式：
在風險社會中，界定關係（relations of definition）可以被理解為類似於馬克思的生產關係。
界定關係的不平等促使強勢行動者使「其他人」的風險最大化，並且使「他們自己」的風險最小化。風險界定在本性上是一種力量博弈。這一點對世界風險社會來說尤其正確：
在世界風險社會中，西方政府或者說強勢經濟行動者為其他政府或行動者製造和界定著各種風險。
當上帝留下風險時，風險就出現在世界舞台上。風險預設著人之決定。風險是人之決定和干涉的各種後果，這些後果具有兩面性：一部分是積極後果，一部分是消極後果。
在風險方面，不可避免地引起一個容易引起爭論的社會責任和義務（social account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問題，而且當目前流行的規則只考慮了極端例外情形下的社會責任時也是如此。
風險的各種社會性根源（這些社會根源獲得了普遍的接受、受決策的支配）使責任問題的外部化變得完全不可能。然而，那些信奉某種人格化上帝（a personal God）的人們在各種威脅和災難面前擁有自主操縱的空間和自由行動的目標。
人們可以通過祈禱和努力工作來贏得上帝的支持和原諒，通過這種方式積極地促進他們自身的救贖，乃至他們家庭和社區的救贖。因此，世俗化和風險之間存在一個緊密關聯。當尼采聲稱「上帝死了」時，卻產生了一個反諷性後果——人們從現在開始必須為威脅他們的各種災難尋找（或者發明）他們自己的解釋和正當理由。
這就是世界風險社會理論所主張的觀點：各種各樣的新風險和「人為製造出來的不確定性」型構了現代社會，對各種全球災難的全球預感動搖了現代社會的基礎。
這種對全球風險的感知可以概括為三種特徵：
- 去在地化（De-localization）：全球風險的原因和後果不局限於某個特定地理位置或空間，它們大體上無所不在。
- 不可計算性（Incalculableness）：全球風險的後果大體上不可計算；它在根本上是一個「假設」的風險問題，更不用說這種風險建立在科學、誘導性無知（-induced not-knowing）和規範性分歧（normative dissent）的基礎上。
- 不可賠償性（Non-compensatability）：第一現代性的安全之夢曾建基於對決定帶來的各種不安全後果和危險的掌控之上；只要（也恰恰因為）意外事故被認為可以賠償，它們就可以發生。一旦全球金融體系崩潰，一旦氣候不可逆轉地變化；一旦恐怖主義群體擁有了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那麼一切就太晚了。鑒於這種「威脅整個人類」的新特質（Francois Ewald語），賠償邏輯不再有效，並被預防災難發生的風險預防原則（the principle of precaution by prevention）所取代。預防不僅要優先於賠償，我們還要嘗試預知和預防那些其存在尚未得到證實的各種風險。
請允許我更詳細地說明這三個特徵——去在地化、不可計算性和不可賠償性。不可計算的各種風險（彼此之間相互影響）的去在地化發生在三個層面：
- 空間層面：新的風險（例如氣候變化）並不遵守民族國家界限或者任何其他界限；
- 時間層面：當下對未來各種災難的預感不再能夠依賴於過去的各種體驗；因此，作為對不可預期事態之預期的風險，以概率為基礎而對未來進行的移植失去作用；各種新風險具有很長的潛伏期（例如核廢料），以致人們現在不能決定和限制它們的長期影響。
- 社會層面：由於問題的複雜性和效果鏈（chains of effect）的長時段，因果關係安排不再可能具有任何程度的可靠性（例如金融危機）。
與風險不可計算性的發現具有緊密關聯的是，無知（not-knowing）之於風險計算之重要性的發現，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另一種反諷——令人驚奇的是，這種對無知之重要性的發現出現於經濟學這一學科中（經濟學現在卻不想與無知扯上關係）。
奈特和凱恩斯（Knight and Keynes）早就堅持區分偶然事件的可預測形式和不可預測形式（或者說可計算形式和不可計算形式）。凱恩斯在《經濟學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37年2月號）的一篇力作中寫道：
請允許我來解釋「不確定知識」（uncertain knowledge），我不僅想要區分已知的知識和僅為可能的知識。我正在使用的這個術語的意思是，就二十年後銅價和利率而言，一項新發明在那時是否過時是不確定的。對於這些問題，現在不存在據以形成任何可計算概率的科學基礎。我們就是不知道。
然而，對於凱恩斯告誡人們的，在經濟決策領域要向未來系統災難（隱藏在冒險這種規範化慣例背後）的不熟悉的無知領域進軍，卻被後來主流經濟學（包括主流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發展所完全忽視了。
但是，要點不僅在於無知之重要性的發現，而且在於國家和社會的知識、控制和安全宣稱都曾（實際上也不得不）同時被更新、拓深和拓展。反諷存在於制度化了的安全宣稱——這種安全性宣稱將不得不控制那種他們甚至不知道其是否存在的風險！
但是，一種科學或一門學科為什麼要捲入到它自己甚至不知道的領域呢？對於這個問題，肯定存在一種結論性的社會學答案：這是因為在「人為製造出來的不確定性」的產生面前，社會比以前更加依賴和強調安全和控制。
因此，世界風險社會面臨著一個尷尬棘手的問題（這裡最好不叫做反諷）——不得不在或多或少不被承認的無知的基礎上做出涉及無法想像的數十億美元、英鎊和歐元的決策，甚或涉及戰爭與和平（核恐怖主義）的決策。
理性和歇斯底里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起來。鑒於政治家們被授予了轉移危險的權利（the right invested in them to avert dangers），他們可能易於被迫做出一種他們不能兌現的安全宣稱——因為懈怠的政治成本遠遠高於過度反應的成本。
因此，在未來，在國家做出安全承諾和大眾傳媒渴望報道各種災難的背景下，在無知的歇斯底里情緒中積極限制和防止一場惡魔般的力量博弈，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二、「世界主義時刻」意指為何？
世界風險社會是一個潛在的變革性社會，在這種社會中，常規狀態和緊急狀態交織在一起。
人們可以從這一為常規社會理論和風險社會學所忽視的方面揭示出全球風險的歷史性力量：在處理災難性風險時，人們正在就未來緊急狀態的當下立場進行談判。
對緊急事件的預期狀態不再局限於國內，而是世界主義的。相信經由政治行動（為受到威脅的人類利益而採取的政治行動）能夠轉移人類所面臨的各種風險這一信仰，在國內和國際上都變成一個前所未有的達成共識和合法化（legitimation）的資源。
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性的各種基本原則，包括自由市場原則和民族國家秩序原則，都開始受制於變化、各種替代可能性的存在和偶然性。
你甚至可能說，全球風險的歷史性力量超越了歷史上所有的「救世主」：至少就恰逢其時的這種全球性時刻和對民主的穿越而言，它不是無產階級、不是被排斥者、不是啟蒙運動、不是全球公眾、不是全球社會移居者——如果這種歷史性力量是某個人或某個東西，那麼它就是人類需要直面但既不能否認也不能外部化的那種被感知的風險，而這種風險能夠喚起為創製某種全球命運共同體（亦即那種將跨越民族國家邊界和民族國家自我中心主義的事物）所必需的活力、共識和合法化」。全球風險的歷史性力量至少及時趕上了全球性的時刻，而且超越了民主的範圍。
我們在此必須區分世界風險社會理論兩個核心變數。
一方面，對「意圖之外的副生性災難（side effects catastrophes）」（諸如氣候變化和金融危機）的預感。另一方面，對「意圖之中的災難」的預感，這種「意圖之中的災難」缺乏一個清晰可辨的行動者——跨國自殺性恐怖主義是一個主要的例證。
這實際上是一個根據對「意圖之外的災難」的預感和對「意圖之中的災難」的預感之間的重要區分來發展世界風險社會的政治理論的問題。
「意圖之外的災難」（氣候災難等）在某種模糊的意義上是條件性的（conditional）：這些災難是好東西和壞東西（goods and bads）的混合物。這些災難導致了效用和（或多或少可能的）毀滅的特定組合——有益於某些人，但有害於另一些人。
這種在社會意義上不平等分配希望和恐懼的相互糾纏性和相互對抗性，並非對「意圖之中的災難」之預感的特徵，這乃是因為或許小概率的恐怖主義襲擊並沒有由任何補償性利益所彌補。恐怖主義世界襲擊企圖故意毀滅地球。
人們起初也許認為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曾預知了由金融危機和氣候變化引起的緊急狀態的政治潛能。然而，施密特在其主權理論中將緊急狀態與民族國家以及與從民族國家外部進行的（潛在）襲擊排他性地勾連起來。
與此頗為不同的是，跨國、甚或世界主義的緊急狀態超越了朋友和敵人之間的區分，並且創製出一種「世界主義時刻」；這種跨國、甚或世界主義的緊急狀態對施密特來說絕對是不可思議的。
然而，作為「意圖之外的後果」，全球風險的確衍生於內部，甚至源自於極端自由市場經濟（金融危機）和工業化（氣候變化）的中心。
那麼，什麼是「世界主義時刻」中的「世界主義」呢？「風險社會的世界主義時刻」所意指的乃是：關於距離和異他者之不可逆轉的非排他性的人類條件。全球風險破除國家邊界，將本國人和外國人混同在一起。遠處的他者正在變成包容性的他者——不是通過移動，而是經由風險。
日常生活正在世界主義化：人們必須在與他者的交流中（而不再是在遭遇同類中）發現生命的意義。我們所有人都陷入了一個共享的全球威脅空間——沒有安全出口。
這可能激發高度衝突性的反應，重新國家化和陌生人恐怖症等也都屬於這類反應。這類反應之一採納的是這種思想：承認他者為「平等且不同」（equal and different）的思想，即規範性的世界主義。
世界風險社會強迫我們承認國家主義視角可能忽視的世界的多元性。全球風險開啟了一個道德和政治空間，從而能夠引起一種超越各種邊界和衝突的有關責任的市民文化。
「每個人都是脆弱的」這種創傷體驗和由此導致的「對他者的責任」（也是為了他自己生存的利益）是世界風險中的信念的兩個方面。請允許我更詳細地探討這一點。
?強制實施的啟蒙：危險在大眾傳媒中的表達能夠讓弱勢群體、邊緣群體和少數族群發出他們的聲音
如果你們問我：
你最擔心什麼？
那麼我會回答：
令我感覺痛苦和無助的是，窮人中的最貧困者，也就是最易受傷害者，處於最糟糕的境地。
我們在國內和全球層面都正在體驗一種為了富人利益的國家社會主義，這種國家社會主義卻將各種重擔——無論是在國家的意義上，還是在全球的意義上——強加在窮人的肩上。一種殘暴的不正義現象正在四處蔓延，在接下來的歲月里將在政治意義上繼續拓展。
如果你們繼續問我：
存在一些新開端的跡象——即伴隨著金融體系崩跌，會引起某種上升嗎？
我會回答：
是的。
我們也可以觀察到一種強制實施的啟蒙：危險在大眾傳媒中的表達能夠讓弱勢群體發出他們的聲音。
眾所周知，希臘城邦（polis）僅僅掌握了面對面的溝通，並且這種溝通既是精英主義的，又是排他性的——這乃是因為它排除了婦女、奴隸和弱勢群體。被全球化了的危險通過大眾傳媒能夠讓窮人、邊緣群體和少數族群在全球公共領域中發出他們的聲音。
卡特里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是一種令人恐懼的自然災害。作為一個全球媒體事件，它也發揮了一種下意識的和未意圖的啟蒙功能。
任何一種社會運動、一個政黨和一種社會學分析（不管其是多麼出色，建構得如何良好）都不曾達致的局面，卻在幾天時間內出現了：美國和整個世界在當時都充斥著碩果僅存的超級大國內被壓制的美國他者（the repressed other America）的聲音和圖片（即貧困的種族主義面孔）。
美國電視台平常並不關心窮人的圖片，但是這些圖片在卡特里娜颶風期間卻無所不在。整個世界在當時都能看見和聽到，新奧爾良的黑人地區因其在社會意義上的易受傷害性而被颶風毀滅殆盡。
你們真的認為，社會學家能夠擁有方法和能力去發現銀行家製造這場全球危機的各種無恥的操縱慣例，並且將之披露給全球公眾嗎？不，當然不會，但是金融體系崩潰及其對全球傳媒的影響確實擁有這種方法和能力。
一個月以前，任何人真的曾相信，新自由主義在政治以及媒體中的霸權話語可能在一夜之間崩潰嗎？不。但是，這種情況卻發生了。那麼是什麼導致其發生的呢？對全球金融災難的全球預感。那些持有如下觀點的人是對的：現在只剩下一個反對自由市場的敵手，這就是，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破壞了它自己的先決條件。
破產前一年的「雷曼兄弟」總部（圖片來源：David Shankbone）
這場令人沮喪的災難是整個人類一位無情的老師。市場並不是——經濟學家們製造出來並使我們相信的——所有問題的答案，即救世主，而是對我們生存的一種威脅。
我們不得不很快學會，現代性亟需反思性的市場規制（reflexive market regulations），不僅如此，還亟需一種就關於解決各種全球風險和問題之答案的各種衝突進行談判的國際憲法（constitution）——建立在政黨之間、國家之間、宗教之間、朋友和敵人之間達成之共識的基礎上。
當然，這可能不會發生。但是，這就是生存的前提——這一點突然成為常識。所有這一切都是經由風險（也就是經由對災難的預感）而產生的反思性（the reflexivity）作用的一部分。我還不能想像任何力量能夠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開啟這樣一種全球學習過程（learning process）。
請注意：並非災難做到了這一點。這場災難存在於（徹底）毀滅的時刻。是對災難的預感做到了這一點。「人為製造出來的不確定性」，也就是全球風險，是高度不確定的——弔詭的是，它也是一個希望（難以置信之機遇）的時刻：一種「世界主義時刻」（comopolitan moment）。
這裡適用哪些公共性原則（principles of publicity）呢？哪些理論方案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這些原則呢？
在群體和話題方面的幾近無限的包容（boundless inclusion）原則，令人回想起諸如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和最近羅傑·西爾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2006）所提供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分析。
然而，全球風險公共領域的結構完全不同於尤爾根·哈貝馬斯所探討的「公共領域」。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所預設的是：所有相關者都擁有平等參與的機會；他們共同遵守理性商談的諸原則。
受威脅的公共領域很少遵守理性原則。各種災難的景象不會產生冷靜的頭腦。各種錯誤的警告、誤解和譴責才是整個局面的一部分。受威脅的公眾並不純潔，他們歪曲、選擇並煽動情緒、怒火和憎恨。
與哈貝馬斯描述的公共領域相比，受威脅的公眾可能做得更多，也可能做得更少。他們類似於羅傑·西爾弗斯通所詳盡和敏銳地描繪的「媒體城邦」（Mediapolis）圖景和約翰·杜威（John Dewey）在《公眾及其問題》（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1946）中所描述的圖景。
杜威在研究公共空間（public space）（這種公共空間是跨國的，且錨定在個體行動之中）時，他採取了一個二元化的進路：他首先區分了對全體有約束力的決定和這些決定的各種後果。他將這種區分納入這樣一種論點，即公共領域的出現並不源自於對集體有約束力的決定中的任何一般性利益，相反，它的出現是受到這類決定的各種後果所激發的結果。
人們對決定本身始終保持冷漠。直到個體感知了決定所帶來的各種難以解決的後果並且就此相互溝通時，人們才被鼓動起來，才感到焦慮；相互溝通動搖了人們的自我滿足心態，使人們感到擔憂；相互溝通促使人們脫離了他們的冷漠和自我中心性的存在，在公共性和共同體基礎上創造出一種行動的公共領域。
以下是埃皮克提圖（Epictetus，又譯愛比克泰德）所提出的懷疑主義洞見的一個變體：不是事件本身，而是談論這些事件的公共言語，使人們感到擔憂。
杜威認為，人們為了形形色色的原因聚集到一起。但是，人之社會行動的單一因素及其總和本身都不能生產對其社會行動之公共本性的反思。
只有當人們感知了聯合行動的各種後果並且這些後果成為人們期望和努力的對象時，這種反思性才會出現。人之聯合體可能在源頭上是有機的，在運作中是牢固的；
然而，只有當社會行動的各種後果——在人們都了解這些後果的意義上——成為人們讚賞或力爭的主題 「或者成為人們害怕和拒絕的問題」時，人之社會行動才能發展出一種反思性的「公共」特質。
針對政治行動如何在跨國性的即世界主義的背景中成為可能的問題，杜威答覆如下：生產並約束人們一起行動的注意力、道德和自發性的政治權力的約束力、政治的感官系統和神經系統，僅僅在公眾反思各種後果的過程中才會出現。
政治的影響範圍與國家邊界並不一致；相反，被人們感知為令人不快後果——來自於現代風險社會的各種決定——的所有東西就形成了公共世界。
一言以蔽之，是風險，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對風險的感知，創造出一種跨越所有界限的公共領域。大眾傳媒對風險關注得越普遍，風險感知打破界限的政治力量就越大。
這意味著：以「博愛」（humanity）為名的日常體驗空間其實並不以每個人都熱愛其他人的形式而產生。相反，「博愛」出現於對風險社會內部行動的全球後果問題的感知。
儘管一些人堅持說看到了對風險的過度反應，然而全球風險衝突的確具有啟蒙功能。這些衝突導致了現有秩序的不穩定，但也可以被視為走向建構各種新制度的關鍵一步。
全球風險擁有毀滅「有組織的不負責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機制的力量，甚至擁有披露這類機制以開啟政治行動的力量。
自我中心、自主性、自創生（autopoiesis）、自我隔離和轉譯的不可能性——這些都是在社會學、公眾論辯和政治論辯中描述現代社會的幾個主要術語。全球風險的溝通邏輯必須依靠與上述術語相反的原則才能得以理解。世界風險是人們不需要的、意圖之外的強制性溝通媒介，這種溝通媒介存在於每個人都只顧自身利益、不可調和的分歧的世界中。
因此，公眾對風險的感知強迫人們相互溝通，在風險感知之前人們彼此之間不想扯上任何關係。這種風險感知將各種義務和成本強加給那些抵抗風險感知的人——通常，甚至還輔之以法律手段」。
2010年上海膠州路公寓大火后街道上擺放的鮮花和花圈（圖片來源：Flickr）
換言之，大規模風險破壞了文化、語言、宗教和系統的自足狀態，並且同樣破壞了國內和國際的政治議程；它們顛覆了政治議程的優先事項，開啟了彼此不了解、並相互抵制和反對的陣營之間、黨派之間以及相互爭論的國家之間的共同行動場景。
這就是「強制實施的世界主義化」的意涵：全球風險激活並勾連起了跨越邊界的行動者，此前他們都不願意彼此扯上任何關係。
我在這個意義上主張一種清晰的區分：一方面是世界主義的哲學理念和規範性理念，另一方面是「不純粹」的實際上的世界主義化（「impure」 actual cosmopolitanization）。
這種區分的要害在於：世界主義的現實化，比如說，不僅僅是從我們對哲學諸崇高原則的轉譯中推演出來的，而且（並且首先）是通過不可見的、意圖之外的、強制實施的全球風險才成為可能。
在整個歷史中，世界主義帶有精英主義、空想主義、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污點；然而，今天，我們看到現實本身開始了世界主義進程。
世界主義並不意味著——就像伊曼努爾·康德（Immannuel Kant）所做的那樣——一項規制世界的義務，即任務。世界風險社會的世界主義將我們的目光拓展到各種不可控制的責任，即我們所遭遇的問題，但同時也刺激我們開啟超越邊界的新開端。
我們正在世界風險社會的動態中被迫應對世界主義化——這一洞見剝奪了「不純粹的」世界主義的一些倫理上的吸引力。如果「世界風險社會的世界主義時刻」既是被扭曲的又是不可避免的，那麼它似乎不是社會學和政治學反思的合適對象。然而，這種觀點恰恰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當然，全球金融危機和氣候變化不是歷史或現代性中唯一的「世界主義時刻」。的確，從事「世界主義時刻」比較研究不僅有用，而且必要。
比如，我們必須區分古代的世界主義[斯多亞（Stoa）]，啟蒙時期的世界主義（康德），為紐倫堡審判所發明的、在納粹大屠殺案（the Holocaust）中適用的新概念「反人類罪行」（它在德國國內法上是一個法律概念），以及導致人類自我毀滅的原子能威脅和核風險之「世界主義時刻」。
戰爭與和平的邏輯在整個歷史中都是有效的，但是在「世界主義時刻」中卻喪失了它存在的意義。戰勝不再是勝利，戰敗不再是失敗，作戰各方必須創製出新制度，以使在核自我滅絕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下繼續生存、思考和論辯成為可能。
冷戰時期的「核僵持局面」導致了敵對軍事集團之間的新的合作形式；實際上，這種「核威脅」最終使符合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 「人道主義救濟」原則的「東方策略」（the Ostpolitik）成為可能。
一個有趣的要點在於：通過「世界主義時刻」如何能夠創製全球規範？
法律人的典型思維是，只有規範本身已經存在，才能確立對規範的違背。然而，法律社會學家，特別是法律人類學家，也承認存在著相反的情形：當期待沒有得到滿足，且災難或對災難的預感表明這種情況絕不可接受時，規範也可能出現。
納粹大屠殺就是這種情形：先有納粹大屠殺，然後才有這種懲罰「反人類罪行」的人權制度；對核安全的嚴重侵犯或者在氣候變化方面對生態審慎行為的最低標準的嚴重侵犯，也屬於這種情形。
因此，觀測到世界主義化過程——世界範圍的規範源自於這些「世界主義時刻」——肯定是可能的。或許倫理並不是表達它的合適詞語，這乃是因為它不僅是一個良心或道德關注的問題——它更多是一個國際法的問題，人們將為國際法找到制裁的可能性。（Luhmann 1999）
?替代性政府的可能性：具有國家地位的世界主義形式（a cosmopolitan form of statehood）
與所有這些論點一樣重要，最關鍵的問題卻是：世界風險社會的威脅和衝擊在多大程度上拓寬了政治行動的歷史可能性範圍？
這正是我曾在拙著《全球化時代的權力》（Power in the Global Age）中試圖回答的問題。我在2005年論證道（我在此僅僅援引當時的基本觀點）：
兩個前提：
- 世界風險社會帶來了一種新的歷史性的關鍵邏輯：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單獨處理它的所有問題；
- 一種現實主義的替代性政治在全球時代是可能的，這種替代性政治中和了國家政治之命令權力（the commanding power）所帶來的全球化的資本損失。
條件是：全球化不能被譯解為經濟宿命，而必須被譯解為一場世界權力的策略性博弈。
一種新的、在眼下已經發揮作用並超越了國內—國際這一區分的全球國內政治已經發展成為一場元權力博弈，而這場博弈的結果完全是開放性的。
在這場博弈中，各種界限、基本規則和基本區分都需要重新談判——這些界限、規則和區分不僅存在於國內和國際領域，而且存在於全球商業、國家和超國家組織和正在崛起的中國、印度、南美、美國和歐盟等權力機構。
單一的競爭者或敵對者都不能依靠它自己就贏得這場博弈；所有的博弈者都依賴聯盟力量。於是，全球的國內政治模糊的（hazy）力量博弈就以這種方式引發了它自己固有的可替代性和對立面。
全球風險引發的這類行動策略顛覆了在新自由主義資本國家聯盟狀態下形成的權力秩序：全球風險賦予國家和市民社會運動以力量，這乃是因為全球風險為這些行動群體揭示了行動合法化和行動可能性的新來源；然而，全球風險同時使全球化資本失去力量，而這是因為經濟決定的各種後果促進了全球風險和不穩定市場（甚至是全球市場體系）的生成。
相反，也存在引發我所謂的、具有國家地位的世界主義形式的可能性。由新自由主義國家組成的各種聯盟使得國家（和國家理論）工具化，以使全球資本利益最優化和合法化。
相反，關於世界主義國家形式的理念，旨在想像和實現一種健康的多元狀態和一種後國家秩序。新自由主義議程自身充滿了自我規制和自我合法化的氣氛。與此不同，世界主義議程自身則充滿了重新改造跨國政治和規制、全球正義和為激進民主主義全球化的宏大敘事而努力的氣氛。
這並非一種理想主義的思維；相反，它是一種對世界主義現實政治（a cosmopolitan realpolitik）的表達。
在全球風險時代，「金手銬」（golden handcuffs）政治——即跨國相依賴關係的密集網路建構——恰恰為重獲國家主權所必需（在高度變化的世界經濟方面，情況更是如此）。
國家利益必需通過國家手段來實現這一以國家為基礎的現實政治格言必須為世界主義現實政治格言所取代。我們的政治結構和活動愈是世界主義化，它們將愈是成功地增進國家利益，我們個體在全球時代的力量也將愈大。
當國家狂妄自大情緒消失或者增強以後，又會發生什麼呢？我的答覆既是反諷性的，又是現實主義的：危險伴隨著無效率的政治行動而不斷增長，結果是所有人都體悟到對新的政治行動的需求（與之相伴而生的一種弔詭的後果是：不道德行為在其所促成的各種問題中凈化了自身）。對錯誤的原諒可能伴隨著那種促進人類需求之錯誤的增多而增多。
同時，那種意欲毀壞一切的被感知到的危險創造了一種反向行動的加速機制（a dynamic of acceleration for counter action），進而使得尋求共識的壓力能夠超越嬌言飾行（rhetoric）與政治決策之間的間隔。
結果是：那些在國內政治領域完全不可想像的事物在所有地方即全球化的國內政治中都成為可能；也就是說，儘管存在著全體一致的原則並且其利益嚴重發生衝突的每個國家都捲入其中，仍然可能在由突發緊急狀態導致的責難中做出在財政上有約束力的全球決定。
然而，形成全球風險感知的歷史性力量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原因即在於這種歷史性力量只能在短時間內發揮作用。由於所有一切都依賴於大眾傳媒對全球風險的感知，因此全球政治活動憑藉全球風險的合法化程度僅以大眾傳媒的意識程度為限。
實際情形並非如此。歐盟（和其他國家）迄今為止所採取的行動，即政府幫助銀行擺脫困境（the government』s bail-out of the banks），相當於對某些重要商業銀行（the major high-street banks）實施部分國有化的老辦法。這看起來更像是民族國家單獨做出它們自認為是最好的決定——這些民族國家與其他民族國家進行了討論，但實際上沒有與它們真正合作，也沒有與它們真正配合。
所有這些都的確對歐洲的主流文化批評產生了一定影響：給全球風險社會居民帶來人類學衝擊的東西不再是貝克特（Beckett）形而上的無家可歸者、缺席的戈多（Godot），也不再是福柯的夢魘幻影。
使人們感到擔憂的乃是我們物質依賴和道德義務結構可能碎裂的不祥徵兆，而這可能導致世界風險社會的精緻功能系統崩潰。
因此，所有的一切都上下顛倒了：由行政世界進行完整監控——對於韋伯、阿多諾和福柯來說是一個可怕的景象——是對金融風險的潛在受害者（即每個人）做出的一個承諾：如果監控理性真正有效，那麼這也將會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如果我們僅僅受到消費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威脅，或者如果通過在禮拜式吟唱「求你了，給我們更多的市場吧！」的聖歌就能恢復完美無缺的金融運作體系，那麼這也將會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三、結果：社會科學中的範式轉換
顯見不爭的是，想當然的民族國家參照框架——我所謂的「方法論性的國家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阻止了社會科學對世界風險社會之動態和矛盾心態（即各種機遇和反諷）的理解和分析。
一個「方法論性的國家主義者」以及一個試圖孤立地處理全球風險的國內政治家就像是一個正試圖在黑夜籠罩中某個昏暗的街燈下尋找其丟失的錢包的醉漢一樣。對於「你確實是在這裡丟失了你的錢包嗎？」這一問題，這個醉漢回答道：
不是，但是我至少能夠在街燈燈光下尋找一下我的錢包。
換言之，全球風險正在生產「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甚至在西方。第一個例子當然是冰島。但是匈牙利、烏克蘭以及頗具威懾力的、具有變化無常的核力量的巴基斯坦也亟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緊急援助。
一個月以前，這場金融危機似乎隻影響引發這場危機的國家，主要是美國和西歐一些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但是危機之火在極短一段時間內就向亞洲、拉丁美洲和東歐各國蔓延，因此這場危機現在正在威脅那些不曾引發這場危機的國家，即使其中某些國家也曾實行高度風險型資本主義——例如冰島和俄羅斯等一些富裕的國家。
於是，全球金融危機正在快速地生產著各種新的、極端的全球不平等。在世界風險社會條件下演進的國家結構可以用無效率和後民主權威的術語來表徵。因此，我們必須清晰地區分國家統治形式的重新創造和無效率。極其可能的是，我們的歸宿可能是悲觀的景象——我們擁有毫無效率和威權主義的國家體制（甚至在西方民主政體的背景下，也是如此）。
鑒於世界風險社會使人發狂的各種狀況，與一直聚焦於福利國家中的階級機制（Bourdieu, Goldthorpe）的社會學大部分領域一道，較早的福柯批判理論現在同時處於趨向被肯定和被否定的危險之中。福柯的批判理論低估或者遺漏了由全球風險變數引起的歷史變化。
然而，不僅僅是社會學和政治學等學科面臨著壓力，經濟學也面臨著挑戰。經濟學存在著一個有待研究的空白領域：需要某個理論家在跨國範圍內繼承凱恩斯先生的思想遺產。這種需求目前意味著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某種明智的反思性規制（哲學意義上），這包含諸如跨國公司、世界銀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反全球化組織「阿塔克」（Attac）和綠色和平組織等新的行動者。
在歐盟，也存在著一種類似的需求，即需要更為強硬的政治制度——歐盟經濟事務部長（a European Minister for Economic Affairs）——來彌補歐盟中央銀行的不足。但是，所有需求中最重要的一個乃是一種關於混合經濟的新理論，這種新理論的設計應當適合於今天的全球市場，正如現在已經失效的凱恩斯主義體系的設計適合於當時戰後的民族經濟體一樣。
我們正處於其基礎在過去百年中得以構想和發展起來的社會學的輪替過程中。社會學的第一個百年已經結束了。在現在開始的通往第二個百年的途中，社會學想像和研究的空間必須被進一步拓展和重新界定，也就是拓展為世界主義格局（cosmopolitan constellation）。
學習他者不僅是世界主義者思想開明的表現，而且是學習和理解我們自己的現實、甚或將我們自己視同他者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世界主義社會學所意指的乃是這樣一種社會學，即對「民族國家社會學」的各種本體論化了的前提和二元論——比如說國內和國際、我們和他們、內部和外部——之於政治和社會語法規則（就像確定社會學研究領域之意義一樣）的重要意義進行反思，並通過這種方式在各種各樣的研究主題上獲得了一種新的社會學參照框架。
世界主義社會學明顯不同於普世主義社會學，這是因為前者不從抽象事物（這些抽象事物往往從歐洲的歷史經驗和背景中推演出來，比如說「社會」、「世界社會」、「世界體系」或者「自主的個體」等）出發。
與此相反，在世界主義社會學中，偶然性、不確定性、相互依賴性和相互關聯性這些重要概念以及由這些重要概念所引出的各種方法論問題佔據了核心的位置。因此，世界主義社會學為表面上看起來孤立的、熟悉的、在地化的和國內的情境開啟了各種各樣不可或缺的新視角。
通過這種新的「世界主義意象」（cosmopolitan vision），世界主義社會學引出了各種經驗主義和方法論的路徑，諸如當代人類學、地理學和人種學等其他學科已經積極地採用了這些進路。
最後，我們回到我在這個關於風險社會世界主義時刻的演講開頭所提出來的問題：風險這種壞東西又有什麼好處呢？國家自我中心主義為了其自身必須向世界主義的方向開放。我們從這場危機必須學到的其他教訓是：與新自由主義關係密切的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在全球風險社會時代沒有任何位置。當然，另一種替代性的現代性是可能的！
參考文獻
Beck, Ulrich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Beck, Ulrich (2005): Power in the Global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eck, Ulrich (2006): The Cosmopolitan Vis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eck, Ulrich (2009): World at Ris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Dewey, John (1946):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Chic CCChicago: Gateway Books.
Ewald, Fran?ois (2002): The return of Descartes』 malicious demon: an outline of a philosophy of precaution. In Tom Baker and Jonathan Simon (eds), Embracing Risk: The Changing Culture of Insurance and Responsibi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273-301.
Keynes, John Maynard (1937):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9-33.
Loon van, Joost (2002): Risk and Technological Culture. Towards a Sociology of Virulence, London: Routledge.
Luhmann, Niklas (1999): Ethik in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Soziale Welt 50/3: 247-54.
Schmitt, Carl (2005): Political Theology: 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ilverstone, Roger (2006): Media and Morality: On the Rise of Mediapol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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