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唇齒之喜」看《申報》言論

文史 02-19

原標題：從「唇齒之喜」看《申報》言論

我的生日是1999年5月27日，一百年前的1899年5月27日是大清光緒廿五年，農曆四月十八。這一天的《申報》共有十六版，其中有八版附張。

我想分享的主要內容是第一版的一篇社論，題為《報紀不忘唇齒喜而論之》。

原文如下：（滑動閱讀全文）

中國至今日，勢甚岌岌矣。德人佔據膠州灣後，近又進據沂州不肯撤兵，其意若必欲得山東全省之地後已。俄則既有大連灣、旅順，而又欲興築鐵道，由滿洲入山海關，以達京師。政府雖毅然拒之，而至今尚要求不已。意人則索取浙江之三門灣，至今尚未妥洽。時有兵船在江浙洋面游弋，說者謂意人雖索三門灣，因三門灣未必適用，故此勢尚緩，然恐其另有索取之處，未必肯空入寶山，徒手而返。即歐洲蕞爾之葡萄牙亦有覬覦中國之意，前報紀葡京議政院聚議時，有政治院員機路氏語外部大臣曰：「我國宜在東方籌得利益，或另闢屬地，或將澳門租界擴充，俾免落人之後。」並雲以香山全港併入澳門租界亦不甚難，倘英國能資臂助，不妨將亞非利加洲屬地畀英以酬其誼。以此觀之，中國現在幾如砧上之肉，人人皆思染指。

中國雖地大物博，亦何堪經此侵削？說者謂各國之敢於欺凌中國者，皆因中國兵力單薄。若整頓軍旅，誓與死戰，則各國亦當退讓。所謂困獸猶鬥，況堂堂中國乎？然若與一國為難則御之尚易，今不啻四面受敵，無論兵力不足，即足亦難於分應。況御外侮與內亂不同，內亂都藉陸師，外侮必須海戰。陸戰雖兵力不足，而陸軍尚隨處可調；海戰雖備兵備餉，而必資戰艦。戰艦非倉卒可辦，中國經營二十餘載始成海軍一隊，然與各國相較，尚猶小巫見大巫。

況甲午一役，海軍入於日人之手，至今談者，無不嘆惜痛恨於誤國之丁禹亭。夫丁禹亭固死有餘辜，不足深論，而聞中國之釁致中國日受四面之敵無所措手，則當以日人為罪魁禍首。使無甲午之事，則俄人雖有蠶食中國土地之意，而大連灣旅順何能遽入俄人之手？膠州雖因鬧教而起，歷辦教案不過賠費而已，德人斷不能啟齒索地。大抵俄德二國以曾解日人之禍為辭，故中國不能不遂其要挾，於是共相效尤，以為中國之地可以予取子求，致有意人索三門灣之事，推原禍始非罪在日人？

叩夫中日為同洲之國，日人雖勤於變法，日漸富強，然自知尚非泰西所敵，故欲發難於中國以示強於泰西，在泰西固不敢藐視之。雖由日人之能自立，然未始不以同絀之尚有中國也，故中國貧弱究非為日人之福。本館前論輔車相依之勢，言之詳矣，恐日人未必能明此意也。

譯西字報雲邇者傳言，日本向歐美兩洲定造諸戰艦已次第告成，駛回本國。日政府擬將中日交戰時所得各船悉數送還中國，特助中國重建海軍。考之歷史所載，兩國交戰其船械之被獲者，向無歸還之理，若日本果有此舉，日人亦可謂顧全大局矣。說者謂在日人此事固屬創舉亦屬義舉，中國受之得毋愧赧。曰日人即有為而歸之中國，受之有何愧赧？中國惜乎海軍之不能恢復耳！四萬萬人一聞外人侵我土地，無不髪指毗裂，使海軍復設自不難敵愾同讎，諒不再蹈甲午之轍。海軍一整，禦侮有資，則中國可保。中國保則亞洲之勢強，亞洲強則日本更妥如盤石矣。然日人有是言，未知日人果有是事乎？甲午之事日人未得便宜，日人而苟有侮心，則送還戰艦之事想非徒托之空言也。不禁跂子望之。

這篇文章中的「唇齒喜」即為「日政府擬將中日交戰時所得各船悉數送還中國，特助中國重建海軍」，時至今日，此決定日政府後續是否落實我們難以考證，但文章中作者對當時中國窘境的成因以及中日關係的分析卻引起了我的注意。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當時中國「幾如砧上之肉，人人皆思染指」的原因有兩點：其一是「日人為罪魁禍首」，其二是「誤國之丁禹亭」。文中更指出了作者認為的中日關係是「輔車相依」、「互為唇齒」。那麼依作者看來，日人對中國發起甲午戰爭，不僅是錯誤的決定，而且導致了中國現在的局面對其自身也是不利的。但這些想法真的足夠客觀真實嗎？

誤國的真的是丁禹亭？

作者認為，若丁禹亭領導的甲午戰爭不失敗，也不會導致後來中國的沉淪，故論誤國，當屬丁禹亭。但是，罪責就應全部歸咎於他？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甲午戰爭時中日力量的對比。

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已經建立了一支擁有63000名常備兵和23萬預備兵的陸軍，包括6個野戰師和1個近衛師。戰前日本海軍擁有軍艦32艘、魚雷艇24艘，總排水量72000噸。裝備了新式測距儀的日本軍艦吉野，有效射程可以達到5000米，還裝備了新式的速射炮。1

日本戰艦

北洋海軍自1888年正式建軍後，就再沒有增添任何艦隻，艦齡漸漸老化，火力弱，射速慢，航速遲緩。在1890年時，北洋海軍二千噸位以上的戰艦有7艘，總噸位27000多噸，艦艇25艘，官兵4000人，1891年以後，北洋水師甚至連槍炮彈藥都停止購買了。此時清朝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為了準備她在1894年的六十壽誕，將這些費用來修建頤和園，供自己「頤養天年」。2

北洋海軍戰艦

由此可見，當時中日的軍事力量已經出現了巨大的差異，早已為甲午戰爭的失敗埋下了隱患。

我們再來了解一下丁禹亭。

丁汝昌（1836-1895）

丁禹亭，即丁汝昌。早年參加太平軍，太平軍大勢去後，被迫隨隊歸順湘軍，不久改隸淮軍，官至記名提督。光緒五年（1879年），被李鴻章調北洋海防差用。光緒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成軍，出任北洋海軍提督。在任職期間對北洋海軍和北洋海防的建設有所建樹。光緒十七年（1891年），率艦隊訪問日本。鑒於日本海軍的發展，回國後曾陳請清政府再購新艦，增強北洋海軍實力，以防外患，卻未被採納。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威海衛之戰中，他指揮北洋艦隊抗擊日軍圍攻，在指揮上深受李鴻章「保船制敵」的消極防禦方針束縛，卻僅是這一方針的執行者，未得到上級命令，只能港內待援，致北洋海軍陷入絕境。最後彈盡糧絕，在援軍來援的希望破滅之後，丁汝昌拒絕了伊東祐亨的勸降，服鴉片自盡以謝國人。

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丁汝昌在北洋軍隊的建設上並非消極懈怠，而是積極進言；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也非出現個人失誤，而是為政策所縛。

政策的束縛加之當時北洋艦隊本身的局限，使甲午戰爭的失敗成了必然。文中論「誤國之丁禹亭」，而今看來便是強加之罪了。

「人人皆思染指」，日人為罪魁禍首？

作者認為，如果沒有日本挑起了甲午戰爭，中國不經歷這樣的失敗，西方列強也不會有共蠶中國土地之意，但造成列強瓜分中國，日本人當真為罪魁禍首嗎？

當時的中國，自「發亂」、「捻亂」平定，尤其西北、越南兩處和列強有關的亂局得以平息後，一度因迫於「存亡之危」而不得不勵精圖治、亟求變革自強的清朝君臣朝野，開始沉浸於「同治中興」的虛假繁榮，一度生氣勃勃的改革，也重新變得徘徊不前。且不說「辦洋務」始終浮於「師夷長技」的枝節表面，不曾認真研究、借鑒近代化的機制，遠離本質。即便「堅船利炮」等承認需要學習、引進的部分，也是小富即安，淺嘗輒止。

洋務運動時期中國的近代工業

由此可見，當時的中國外強中乾、虛假繁榮，即使沒有甲午戰爭的失敗做催化劑，在列強的侵略狂潮之下國土四處受難也不過是朝夕之事，日人為罪魁禍首也就無從談起了。

中日關係當真「輔車相依」、「互為唇齒」？

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時的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完成了部分預定的改革目標，成為中國周邊迅速崛起的強邦，基本鋪平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日本以西方列強為楷模，在法律、教育、衛生、警察軍隊制度以及工礦、交通、電信等軟硬體方面對國家進行全面的改造，使日本從前近代的狀態向近代或現代社會轉換。而這種改造或轉換，並不是消極地固守一隅，僅僅局限於原本日本列島的地理範疇，而是像西方列強那樣，向海外拓展疆土，佔據海外的資源和市場，將早年的日本「皇國」發展成一個龐大的日本帝國，以擴張來謀得日本的安全。3

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

當時的日本已經和中國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它與西方列強一道，通過擴張的方式來穩定自身發展，而保守落後的中國只是日本侵吞世界的最大目標，而非互相助力以求互保的邦交睦鄰，因此，「輔車相依，唇亡齒寒」的關係便也無從提及了。

從以上幾點看來，本篇社論所提及的國家危難成因以及中日關係分析確實失之膚淺，頗似一廂情願的痴人說夢。

《申報》為何會出現這樣的言論？

這要從當時《申報》的主筆談起。時任《申報》主筆黃協塤，既是當時的一種特殊文人群體的代表，又是舊式文人在時代變革下的縮影。他的言論既能看出動亂時代舊式文人治國平天下的傳統心理，又能看到在時代巨變下傳統文人面對時政矛盾與複雜局勢的態度。

作為一個傳統知識分子，面對山河破碎，黃協塤自然會秉筆直書其愛國意識和社會責任，但是，晚清時局，中國已經被裹挾進現代化的浪潮中，如果不能「睜開眼睛看世界」，只是停留於「天下興亡」的裹足不前，或「唇齒相依」的短視寸光，那就只能自絕於時代。也正是其保守的言論與落後的觀念，才在不久之後，使黃協塤不得不辭去《申報》主筆一職，退出這一激蕩時期的報人舞台。

觀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此時的晚清是一個充滿矛盾、充滿變革的時代：一方面，傳統社會結構在漫長的新陳代謝之後面臨著沒落、崩潰的危機，古老王朝帝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基礎、思想文化、倫理道德等方方面面正在急遽瓦解；另一方面，在西學東漸的浪潮下，新事物、新思想如雨後春筍般破土而出，不斷湧現，中國人對自我、對世界的認知圖式和秩序觀念開始發生重大的變化。梁啟超曾感慨：「今日中國之現狀，實如駕一扁舟，初離海岸線，而放於中流，即俗語所謂兩頭不到岸之時代也。」如梁先生所言的「兩頭不到岸」的社會情狀使得傳統舊式糟粕未被完全摒棄，新式思潮未被系統全面的認知。此時中國的近代新聞與評論也尚處於起步階段，國內報紙迫於當局壓力，委曲求全，好多東西不敢登，加上對外了解不夠成熟，使得如這般的新聞言論顯得稚嫩而沒有生氣。

觀此時的舊式文人，儒家傳統的道德文化理念奠定了千百年來的士人情懷，這一歷史時期，接受過完整的傳統教育的文人依舊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民族使命感、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境界和憂國憂民的品格等這些傳統的道德追求。他們難以在短期內突破自己的認知局限，忠君思想還難以被完全擺脫。一方面他們習得過曾經泱泱大國的煊赫又見到了當下四面楚歌的窘境，另一方面他們亟待當局的改變又為忠君思想所縛，筆調帶有上書建言的意味。黃協塤的言論所反映的思想亦是當時舊式文人矛盾的心理，仍有君臣利益一體的言談色彩。

從時代的推動來看，晚清時的上海報業為失意文人提供了一個具有吸引力的、可被社會接受的、新的職業和社會角色，外來事物的衝擊為其營造了一個嶄新的公共空間。但此時的報刊言論缺乏時間和實踐質證，有政治參與的訴求，卻尚未發展成熟，顯得膚淺而駁雜。這種言論是特定的歷史交匯期里必然會出現的一種群體理念，也必然會隨著改革圖強的推進而被時代摒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