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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越自衛反擊戰,不能忘卻的紀念

1979年2月17日凌晨四點,大年正月二十一,在戰士們吃完了年三十的餃子、正月十五的元宵後,懷著視死如歸的精神奔赴對越自衛反擊戰的前線。

對中越邊境戰爭的起因,中國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稱:「越南政權三番四次挑起邊界事端,嚴重地騷擾了中國邊民的日常生活和生產活動,中方一再發出警告,越方卻置若罔聞,一意孤行,中國政府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發動邊界自衛反擊戰,對越南實行懲罰。」對我們而言,這是一場正義的反擊戰。

越南的河內之聲廣播電台則稱「北京擴張主義集團妄圖侵佔鄰邦的領土,以遂其稱霸亞洲的狂妄野心,越南共產黨黨中央和政府號召全體軍民再次奮起反抗外族侵略。」

戰爭打響之前的1978年11月份,蘇越簽訂《蘇越友好合作條約》結為盟友,這是一項軍事同盟性質的條約;12月份我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

期間,我們與蘇聯關係持續惡化,雖然我們曾援助越南打退了法國、美國侵略者,但看到中美關係日益升溫後,越南不高興了,在蘇聯的支持下加緊推行地區霸權主義,侵略鄰國柬埔寨。

當時的柬埔寨正處於紅色高棉統治末期,在紅色高棉不到4年的統治期,柬埔寨境內大約有40至300萬人死於饑荒、勞役或迫害等非正常原因,被稱為是20世紀最為血腥暴力的人為大災難之一。

所以國際上對於越南侵入柬埔寨是拯救人民於水火,還是干涉他國主權,存在不同看法。

但在我們看來,越南仗著有蘇聯「乾爹」背後撐腰,持續侵入、騷擾中越邊境,實屬忘恩負義的可惡之舉,在我國多次嚴正警告之後,仍然置若罔聞。

如何打擊地區霸權主義,為改革開放贏得穩定和平的環境,通過實戰檢驗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力成為當時國家決定教訓越南這個「東方古巴」的三大原因。

戰爭打響的幾個小時後,1979年2月17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來自中越邊境的報告》一文,通過官媒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國的最後決定。

為防止越軍侵入我國境內,我方分東西兩線多路進入越南北部,東線由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任總指揮,西線由昆明軍區司令員楊得志任總指揮。

當時的戰場紀律,明確規定不允許丟失一具烈士遺體,不允許丟失一個傷員。

在作戰過程中,每日逐級上報人員、裝備實力和減員、損耗情況;每一次戰鬥結束後和最終返回國內時,都要逐級複核人員、裝備實力,落實到每一個人(我方實際傷亡人數在8000-20000之間,中越對數據有不同說法,炮炸火燒的戰爭環境和複雜地形,必然使得部分烈士遺體未能回國)。

從2月17日至3月初的不到二十天時間裡,我方多路軍克服越南山高、密林、路窄、溝深、洞多等複雜地形的困難,攻入越南境內80-100公里,距離越南首都河內僅50公里左右。

越南軍隊節節敗退,在摸不清我方進攻目的,得不到蘇聯軍事援助的情況下,使得河內的越南高層亂作一團,不得不從柬埔寨抽調部分兵力回國保衛首都。

但我軍在勢如破竹的20天後,旋即撤軍,並宣布不佔領越南一寸土地,這種速戰速決、迅速回撤的套路太像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

原因一是怕戰事擴大化,使我們陷入泥沼無法自拔,對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造成不利影響;二是怕引起正在猶豫不決的蘇聯等社會主義陣營的武力干預,畢竟當時蘇聯還是名義上的越南盟友,兩國的《友好合作條約》剛於三個月前簽訂;三是我方後勤補給跟不上,打仗就是大後勤保障,雖然廣東地區相對富裕,但也不能長時間戀戰,教訓懲罰的目的達到就夠了。

戰爭打響之前,中央軍委副主席、參謀長鄧小平於1月訪美,透露了有必要針對越南的侵略行為進行制裁和懲罰。實質上探美國人的口風,當時美國總統卡特具體是如何回答的,我們不知道,但小平同志事後是這麼說的。

「我訪美時一路上講要教訓越南,美國不贊成。我採取較大的行動,怕引起蘇聯的大的反應。 但同時我們也摸到了一點氣候,美國一邊反對我們懲罰,另一方面通報我們一點情報,說蘇聯的軍隊根本沒動」,並通過先進的偵查手段告訴了我們蘇聯在中國邊境的兵力部署。

當時對越自衛反擊戰的時候,我們也意識到打擊越南並不困難,複雜的是害怕引起蘇聯出兵,所以我們爭取速戰速決,在蘇聯猶豫的窗口期宣布撤軍,給彼此一個面子。

這次戰爭不是對越的仗打得好不好的問題,而是蘇聯的反應有多大,如果蘇聯反應不大,那影響就不大,對越作戰也是對蘇聯的一種警告,穩定中蘇邊境緊張局勢,打越南就是教訓蘇聯,這是戰爭的第二個原因

為爭取和平環境,我們不可能主動在出擊蘇聯,但越南仗著《蘇越友好條約》,仗有這個條約在對越作戰之前仍然大舉侵略柬埔寨,並在中越邊界鬧事,搞得我們不安寧,所以中越邊境之戰不得不打,既是國際大環境的需要,更是國內小環境的渴望。

而為了防範蘇聯的侵略,在獲得美國提供的蘇聯邊界兵力部署信息的同時,我國讓北部與蘇聯接壤的新疆、內蒙古和東北等地的軍區(瀋陽軍區、北京軍區、蘭州軍區、新疆軍區),全部進入一級戰備狀態(四級戰備狀態是外國的異常事件可能對我國穩定和安全帶來威脅,三級戰備狀態是周邊的異常事件可能對我國造成軍事威脅,二級戰備狀態是外國重大異常可能對我國造成直接軍事威脅),枕戈待旦,隨時準備戰鬥。

由於中越陸地接壤超過1500公里,越南毗鄰我國西沙群島,為防止蘇聯軍事干涉,我們同樣部署了大量軍艦和後備軍。

當時1978年底,蘇聯正準備南下入侵阿富汗,對於東南亞的這場局部熱戰基本上持隔岸觀火的態度,而我們速戰速決的戰術,讓蘇聯高層在沒有討論出要不要軍事援助的時候,我們早已經撤回到了國內。

在中央軍委下達撤軍命令後,各部隊交替掩護撤退,由於幾年前越南和法國、美國打仗的時候,我們送了很多的物資、幫忙援建了很多工廠,為保證撤退的安全性,我們在撤退的時候將途中遇到的越南軍政設施全部炸毀破壞,橋樑、鐵路、隧道、機器、工廠等,對於能拿走的機器設備全部拿走,並回收了大量當年支援給越南的物資,結結實實的搞了一把「替天行道」之舉。

剛才說到對越作戰也是國內小環境的渴望,是我們對越自衛反擊戰的第三個原因——檢驗解放軍的戰鬥力。

小平同志說,我們解放軍30年沒有打仗了,我們軍隊究竟行不行?我們當時上至國家高官下至普通百姓,確實沒有多大把握,雖然文革結束後軍委作了決議,要加強訓練,平時訓練效果到底有沒有用處,誰也說不好,戰前雖然突擊抓緊訓練了一個月多,但究竟靠得住靠不住還要看實戰。

小平同志還說,1962年中印邊界由於地形原因用兵少,也提拔相當一批幹部,因此沒有實戰不行,這是很好的機會,現在可以說,我們的解放軍仍是人民解放軍。

事後總結稱經過這十多年,軍隊的名譽是不好的,經過對越自衛反擊戰這一仗,名譽會恢復一下,要打仗才會贏得人民的尊敬和愛戴,上過一次火線同沒有上過火線的不同。世界上知道我們30年沒有打過仗,不一定打過越南,但我們用事實證明我們解放軍是好樣的。

有外國觀察家稱,1978年12月柬越戰爭爆發(越南入侵柬埔寨),緊接著1979年1月,中美在接觸多年之後終於正式宣布建交,隨即在1979年2月17日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爆發。

時間上的連貫,讓很多國外媒體認為這是一場極具針對性的政治動作,尤其宣布建交的時間相當有選擇性。

也有人認為1979年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是中國交出的「投名狀」,同樣也是給蘇聯的一個教訓,原因在於戰爭之前,鄧小平訪美尋求美國支持。

而此戰之後,中國便與西方國家進入了「十年蜜月期」,如果不是那場夏季風波,中國與歐美的這個蜜月期將不僅十年。

戰爭是複雜政治鬥爭的延續,1979年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雖然雙方對外表述的戰爭原因不同,但對外宣稱的結果確相同——都取得了勝利。

雙方都宣稱勝利,也許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因為戰爭不可能「雙贏」。中越也並沒有因為此戰解決實際的邊界問題,反而使衝突進一步擴大化,事後越南仍然時不時地入侵騷擾中國邊境,直到90年代中越完全劃定邊界之後。

政經堂相信,凡是用武力解決的問題,最終都無法解決問題。戰爭尤其如此,自古未見通過戰爭讓另一個國家心服口服的,戰爭只能是手段,是獲取暫時和平的方式。

時至今日,越南仍然視中國為最大威脅,仍然甘願充當美日等國在南海遏制中國的「馬前卒」,仍然為中國維持著世界上較為龐大的陸軍。

2018年春節,回首那場戰爭,在我們享受和平安定社會生活,跟親人團圓暢談的時候,我們不能忘記39年前有那麼一群戰士,吃了他們最後一頓年夜飯,再也沒有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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