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那些「既神奇又直觀」的研究發現
最近聽書（Algorithmsto Live By: The Computer Science of Human Decisions,by Brian Christian and Tom Griffiths），碰到這樣一段描述。經濟學家Roger Myerson 早年提出並論證了「顯示原理」（therevelation principle），在經濟學界產生巨大影響。他的同事PaulMilgrom這樣評論道：「這類研究發現都具有這樣一個特點，你從不同角度來看它，在一個方面，這個結果簡直是令人震驚，神奇之極；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它又似乎直觀簡單、不足為道。這真是太精彩了，讓人肅然起敬。每逢此時你知道自己正在注視著最美好的東西之一。」（"It"s one of thoseresults that as you look at it from different sides, on the one side, it"s justabsolutely shocking and amazing, and on the other side, it"s trivial. Andthat"s totally wonderful, it"s so awesome; that"s how you know you"re lookingat one of the best things you can see." p. 253.）
這段話讓我想起自己在學術旅途上碰到這種「既神奇又直觀」的研究發現的經歷。
一
讀研第一年上馬奇的"組織決策"課程，第一次聽到「注意力是一種稀缺資源」的說法。如同Milgrom所說，這一命題一方面看上去如此直觀簡單，可以說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自覺或不自覺地都在實踐這一原理。例如，在多任務中按輕重緩急排序處理，在匆忙中做出粗糙的決定，等等。馬奇在課上引用英文日常表達來說明「注意力」這一現象的普遍性和矛盾性時，我聯想到中文中幾乎對等的表達，可見不同文化下共享類似現象（「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 「眼不見，心不煩」；「Absencemakes the heart grow fonder」 — 「才下眉頭，卻上心頭」）。另一方面，這個思路有著精妙且深刻的蘊意，與組織決策理論，理性與情感等密切相關，可以說是近幾十年來行為心理學、行為經濟學研究主流的先聲。Tversky，Kahnenman關於「Judgment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的主題，著眼於不確定性條件下人們的行為方式，而這一不確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注意力有限性。西蒙在Reason in Human Affair（1983）一書中將有限理性與情感結合在一起，也是從注意力分配這個角度找到了兩者的關聯。組織制度、決策過程、常規化過程等等都可以從注意力安排角度認識其意義。例如，質檢部門即是在生產過程中配置的針對產品質量的持續注意力。在這個意義上，紀委/監察部門也可以看作是政府組織關於紀律約束的持續注意力的制度安排。
馬奇提出另一命題：執行過程是政策決策過程的繼續，即政策實施行過程的參與人員會按照他們自己的利益和理解來執行政策，因此會相應地改變決策的軌跡，其效果猶如他們參與了決策過程。這一思路也有著「既神奇又直觀」的特點。一方面，這個現象可以說是司空見慣，直觀易懂。但細想之下，其中道理意味深長：集權式決策並不一定達到其意圖。雖然這一決策過程排斥其他群體的參與，但不過是推遲了他們參與其中的時間性而已。一旦進入實施過程，執行者就會帶著自己的利益、信息和意願來糾正決策過程的無知和偏差。決策越自以為是，越可能在實施過程中遭遇糾正。或曰，可以用嚴法峻刑來規範執行過程，強行實施之。高壓之下或可一意孤行，但暫無近慮，必有遠憂。可見，執行過程中產生的諸多問題不僅可能來自執行者，而且可能來自對執行過程缺乏前瞻性的決策者和決策過程。決策和執行必須放在一個整體中來認識理解方有意義：不考慮執行過程的決策不會是一個好的決策；同樣地，不關注執行過程的政策研究也不是一個好的研究。
二
為什麼「既神奇又直觀」的研究發現尤其打動人心？各種研究成果層出不窮，或大或小，在學術評價上有不同分量，其成功也需要不同的條件。
有些研究發現需要有足夠的資源方能實現。火星探索所帶來的所有發現都可謂重大，因為前人未及，前所未有。這些科學突破需要巨大資源方能實現，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另一方面，如果給予足夠資源，許多科學家都可能獲得這些發現。換言之，這類研究發現更多地取決於資源佔有。一位生物學家給我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在1960年代，中國科學界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領先世界水平，被認為具有爭取諾貝爾獎的實力。但這位生物學家如是說，這種胰島素的化學結構早已為科學界知曉，只是因為合成需要巨大人力物力資源而無人問津。中國科學界集中資源做出成果，可喜可賀，但並沒有重大的原創性意義。
另外一些研究發現需要好的機會。考古學中新出土文物的重大發現，可能會提供嶄新的、豐富的資料，改寫人們原來對一些歷史現象的認識。例如，「清華簡」的出現，提供了諸多前所未聞的戰國時期史料，包括前所未見的《尚書》佚篇，可能導致對中國上古史的重新認識。但參與考古發現、整理文物的機會並不是平等分配的。
如果研究工作與資源和機會有著密切關係，擁有後者的人們有著更大優勢。不過，在資源與機會的分布與分配等方面，各種人為的（政治、經濟、權力、地位）因素不可避免地參與進來，使得科學發現者與科學發現之間的關係變得曖昧起來。
三
與那些資源或機會為基礎的研究發現不同，「既神奇又直觀」的研究發現通常取材於人們耳濡目染的場景和現象，發生在日常生活之中，人人得以觀之，共享體驗；一個學術領域中，許多現象（社會的、自然界的、顯微鏡下、資料中）司空見慣，習以為常；或許可以說，人人處於同一起跑線。在這一情形下，學者思他人所未思，見他人所未見，以獨到眼光發掘或領悟深層的道理，這猶如控制了其他可能的噪音後提煉出研究者與研究結果間的因果關係，使得我們可以無疑地確定，發現者的獨具慧眼給了我們如此「既神奇又直觀」的發現。
這種獨具慧眼，或許來自與生俱來的才具和悟性。但我寧願相信，它更可能來自孜孜開掘而引起的頓悟，或隨頓悟而引發的孜孜開掘。例如，前面提及馬奇的兩個命題，如果沒有在隨後的研究活動中深入開發和闡釋其意義，它們充其量只會成為飯後茶餘機智談吐的話題而已。
因工作需要，不時讀到不同學科關於學者研究活動的評論。特別令人眼睛一亮的是這樣的評價：他/她的研究工作總是提出新穎的問題，總是試圖解決有難度的問題（askfresh questions, work on hard problems）。每每讀到如此評論，對這類學者和研究的敬意和好奇油然而生，也讓我想起愛因斯坦的一句話：「我不能容忍這樣的物理學家，他拿起一塊木板來，選擇最薄的地方，在最容易鑽孔的地方鑽許多孔。」我們對「神奇又直觀」的發現及其背後的學者肅然起敬，大概也是這個緣故。
學者簡介：周雪光，1959年生，山東淄博人。現任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兼職教授、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組織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客座教授。同時擔任美國社會學會、美國管理科學院會員，擔任《美國社會學評論》、《美國社會學雜誌》和《管理科學季刊》的編委。主要的教學與研究領域為：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Economic Sociology, Chi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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