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至民國宿松地方家族的始遷祖記憶
【摘要】明代嘉靖、隆慶之際，「洪武二年奉詔遷松」與「瓦屑壩」的移民傳說故事，已經在宿松民間族譜當中先後出現。從康熙縣誌「洪武二年詔徙江西饒州府屬諸民來實宿松」的正式提出，到道光縣誌援引《明史》太祖本紀、節引康熙縣誌成說，再到民國縣誌氏族表中「瓦屑壩」異軍突起，宿松地方家族始遷祖記憶結構變遷的背後，是各族始遷祖記憶從口頭傳頌到文字書寫，從民間族譜到官方誌書，復由官方誌書至民間族譜，最後經由名人文集的刊刻流行，以及康熙以後民間族譜的大量修纂和相互襲引，而逐漸展開的一個文獻傳播過程。每一個家族始遷祖故事的形成與演變，實際上都是族譜編纂者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之下，面對一個由故老傳說、家族文獻、民間譜牒、地方志書、文人著述，甚至是國家正史所構成的龐大的「知識系統」，最終採取的有選擇性地記憶的結果。
【關鍵詞】地方家族；始遷祖；記憶；明清至民國
【作者】游歡孫，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江西南昌 330022）
一、引 言
清代康熙十二年（1673），《宿松縣誌》修撰完畢，知縣朱維高為之作序，序文略述宿松縣之沿革，並著重指出兩晉之交與明代初年政府向宿松的兩次官方徙民：
今宿松固中縣也，自漢置仙田為縣始，西晉陞郡曰松滋，梁升郡曰高唐，唐武德間升為嚴州，非不麟炳望域。然晉時廬江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荊江之南，後以客戶實舊松滋。明初徙饒屬諸民實之。松雖舊邑，嘗新造於晉末，又新造於明初。
兩晉之交，松滋之民流遷於荊江之南，政府「以客戶實舊松滋」，時代遙遠，可不具論。明初政府移徙江西饒州府屬各縣之民以實宿松，則奠定了明清兩代宿松人口發展的基本格局。
明初官方徙饒州之民以實宿松的言論，亦散見於朱維松為康熙《宿松縣誌》正文各卷所撰寫的「小序」當中，其中卷7《風俗》小序有言：
禹貢紀山川，不紀風俗，明乎？風行自上，俗成於下，視乎移易也。松風俗遠不具論，由明初徙饒屬諸民來實茲土，豫章敦樸之風，猶有存焉。其季也，兵荒相軋，俗亦寖薄。蓋承平時人重姓族，巨室以禮教自維，小民效之，咸知顧惜名義，近則長幼貴賤漸相陵越矣。
根據後來道光《宿松縣誌》的記載，朱維高，號嵩岑，四川閬中人，康熙七年（1668）由武昌推官改知宿松縣事，在任期間「清慎廉明，禁科派，革漕弊，編保甲，審丁戶」，「值軍興，節省供億繁費，一切不假手胥吏，時有『民肥吏瘦』之謠」。此外，朱維高「加意學校，撰邑志，序論文章之事亦彬彬焉」。由此可見，清代康熙初年的宿松，是一個禮教未復，學校未興，社會失序的地方，明初遷入的饒屬諸民所帶來的「豫章敦樸之風」亦日漸衰微。
明初徙饒州之民以實宿松，在康熙《宿松縣誌》卷36《兵氛》正文當中有更具體的描述：
洪武二年，詔徙江西饒州府鄱陽、樂平諸屬縣民來實宿松。松民來自饒者十居八九，衣冠言動，猶有饒風，屈指先代，土著不過數姓。
這條記載意義非凡。不但再次提及明初官方徙饒州之民以實宿松的事實，更指出這次徙民的確切時間為洪武二年（1369）。結合前引朱維高志序與小序所言，可以代表清代康熙初年宿松方誌修撰者對明代以後宿松人口來源與構成的基本認知。
明初官方為何要大規模徙江西饒屬諸民以實宿松？卷36《兵氛》又有朱維高小序云：
松其九地之交衢乎，介豫楚，間兩淮，遙通中州，近指水陸，皆取道焉。自春秋以來，其能免於鋒鏑者蓋亦寡也。然戶比絳縣，非必爭之城，歷漢唐諸，略地懸軍，祗殘飄忽。惟元末紅巾起蘄春，鴟巢實偪處此，荼毒之烈，訖無人煙。
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冬十一月，紅巾軍由黃梅五祖山（白蓮峰）起兵「屠宿松」，士民死傷無數。至正十八年正月，陳友諒攻破安慶，守將淮南行省右丞余闕身死，紅巾軍盡取安慶所屬各縣地。之後，宿松又成為陳友諒與朱元璋兩大集團勢力發展交匯之地，雙方反覆爭奪，戰況慘烈，人民死傷殆盡。於是，明初政府從隔江而望的江西饒州各縣徙民以實宿松，似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921年，宿松續修縣誌付梓刊印，其中卷7《民族志》再次說道：
明洪武二年，徙饒州府鄱陽、樂平諸屬民來實宿松，先代土著不過數姓，嗣後來者日多，生齒漸眾。
自康熙修志至民國續志，中隔凡近250年，明代洪武二年官方徙饒州府屬民以實宿松的成說，似乎早已深入宿松士民之心。不僅如此，民國續志卷7《民族志》部分又附有《氏族表》二份，以姓氏筆畫多少為序，羅列了宿松全縣127個單姓，23個複姓，共295個氏族的始遷信息，如果排除複姓氏族，則總計有256個氏族。
根據曹樹基教授的統計，在這256個氏族當中，「若遷入時間或原籍不詳的氏族略而不計，尚有213個氏族可資統計」，其中元末明初遷入的氏族佔87.9%。從氏族人口數量看，若不計明初以後遷入的氏族人口，1921年宿松縣人口遷自江西的佔86.7%，安徽移民後裔佔6.2%，其他省佔7.1%。因而，無論從移民氏族數量還是移民人口數量來看，元末明初的宿松移民都是一種「重建式移民」。
如果將複姓氏族一併統計（共295個），同時也去除無遷出地或遷入時間的氏族，則共計有247個氏族，其中遷自江西的氏族共174個。如果進一步分析，又可以發現這174個來自江西的氏族，大多遷自鄱陽湖周邊諸縣，其中又以鄱陽縣為最多（33個）。但令人最為驚訝的是，一個之前並不見諸方誌記載的小地名「瓦屑壩」，竟然在氏族表中頻繁出現，前後共有50次之多。
從已有的研究看，「瓦屑壩」移民傳說的流行，並不止於宿松一地。在同為安慶府屬的桐城縣，1970年代日本學者岸本美緒曾有關於該縣張英所著《恆產瑣言》的研究，就提及其所見到的55種桐城族譜中，以元末明初從鄱陽遷來者為始遷祖的有21種，其中提到瓦屑壩這一地名的有12種。同時期的美國學者Beattie Hilary（希拉里·貝蒂）在關於明清桐城土地與宗族的研究當中，也曾提及其所閱讀到的63種桐城縣族譜中，有20%以上的氏族始祖來自鄱陽「瓦屑壩」這個村莊，並且有差不多比例的氏族來自鄱陽縣其他地方。在宿松以西的湖北黃州府，近年來徐斌的研究也發現，「瓦屑壩」的移民傳說同樣廣泛存在。
從康熙志「洪武二年奉詔遷松」，到民國志「瓦屑壩」異軍突起，其間的曲折原委，需要我們置身於具體而微的地方歷史文化情境，才能進一步理解明清至民國宿松氏族始遷祖記憶轉型的社會文化機制。
二、明代嘉靖
「洪武二年奉詔遷松」說的出現
從相關的文獻記載來看，「洪武二年奉詔遷松」的說法，在明代中葉已散見於宿松民間的族譜之中。1933年，宿松「道二公」支張氏修譜，譜內收錄有嘉靖八年（1529）該族七世祖「公」撰寫的一篇譜序，序中就提到始遷祖「道二公」於洪武二年奉詔遷松的故事，其遷出地正是江西饒州府鄱陽縣：
遷松始祖道二公也，而公之所從出者，則為元玉公，元玉公生於元，登進士第，至正間官太保，後致仕居鄱陽，卒葬團山務汝村。洪武二年，詔凡地方有土無人者，募人認糧扦插，一時群然奉命，此我祖之所由至於松也。然玉公以前舊牒考究難詳，惟玉公後乃可屈指數之也。而從流溯源，承先啟後，雅堪記載者，則自道二公始。
按照譜序的說法，道二公的父親「元玉公」是一個進士，元末官至太保，致仕以後定居鄱陽。從元末至明代嘉靖八年，中隔近二百年，這樣，宿松道二公的後裔無法接續「元玉公」以上的鄱陽世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道二公」遷入宿松以後，三世單傳至「先八公」，「而先八公後，則蓄之極者，其發也勃，積之厚者，其報也隆，數傳之下，人與財並盛，祿與名俱得，冠蓋相望，車馬爛盈，印累累而綬若若，號曰書香焉」。正是在這樣一個大發展的背景之下，家族修譜開始提上議事日程。譜序繼續說到：
然欲詳來歷，無俾失傳，欲清世系，無使紊亂，欲別尊卑，無令顛倒，則非譜不可。予深慮夫後人之不曉然於從前之來歷，世系尊卑，致有失傳紊亂顛倒之虞，而又深幸夫予之去先八公未遠，猶得以詳悉其從來歷，前之世系尊卑而無毫釐之差也。且年又最高，得親見夫下數代之子若孫，桂馥蘭芬，方興未艾，而可以備登之於譜也。但精力少衰，不能獨任其事，而江右之邦彥吳先生、廷暘游先生，則皆優於文墨者也，相與規畫採錄，逐一詳明，成宗譜一牒，以垂後世。
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初年道二公這一支的宿松張姓第一次修譜，請來的兩個譜師吳邦彥、游廷暘，都是來自江西，從一個側面也說明，嘉靖初年宿松地方家族修譜之風尚未大興，與宿松一江之隔的江西地區，則因宋元時代即已廣修宗譜，因而有著一批精於修譜的譜師隊伍。
由明入清，道二公支的宿松張姓又曾於康熙以後七次續修宗譜，其中乾隆七年（1742）中的一篇譜序說道：
憶道二公原系饒籍，父元玉公，元至正進士，官太保，因時變致仕歸鄱陽。洪武二年，公徙居松滋治東三十里，地名「楊徐坂」，傳三世先八公，乃立編甲。傳七世公，值編審，又另立戶「時中」，迄今兩戶頂充徭役，良有以也。兄公於嘉靖己丑歲始修家譜，迎江右游、吳編葺，式法歐公，傳十二世士梁公重纂編葺，式法歐蘇，去今五十餘年。
從中可以看到，張氏自道二公遷入宿松以後，至第三世「先八公」才被正式編入里甲，擁有了獨立的戶籍，到第七世公，又從中析出一戶，名曰「時中」。
《張氏宗譜》內又收錄有《公為饒縣主分戶詩》一首，詩文有曰：
祖籍饒陽那記年，惟聞遷播貫仙田。修齊有訓今猶昔，耕讀無荒後繼前。止擬親闈長共繞，誰知氓戶即分編。怡怡實下驚鴻淚，若說相尤事不然。
這首詩的題名顯然是張氏後人加上去的，其中的饒縣主，即饒瑞卿，江西吉水人，舉人，嘉靖三十至三十九年任宿松知縣。詩文強調嘉靖分戶，系因賦役編審而起，並非兄弟不和，其中詳情，可不置論。不過，詩文首句「祖籍饒陽那記年，惟聞遷播貫仙田」，似乎也顯示出洪武二年道二公奉詔遷宿松的說法，只是「公」綜合父老傳聞之後的一家之說，不一定得到了公的認同。
乾隆五十九年（1794），張氏續修宗譜，所錄《凡例》中一條有云：
纂修之道，只求一脈相承，原委清晰，以便查覽。予姓譜七世祖公始修，原遵歐式。十二世祖士梁公重修，則以歐法行苦逼窄，事實不能詳書，改作歐兼蘇圖。今闔邑譜系率尚蘇公體式，故予族亦從同焉。
從嘉靖八年首修聘請江西譜師，式法歐譜，到康熙二十九年二修的「歐兼蘇圖」，再到乾隆五十九年四修的改式蘇譜，背後反映的正是宿松民間家族修譜理論與實踐的發展過程。其中「今闔邑譜系率尚蘇公體式，故予族亦從同焉」一句文字，則從一個側面表明，清代宿松民間族譜的閱讀具有相當的開放性，各族譜牒的體例可以相互借鑒，取長補短。僅從此角度看，各族宗譜當中所收錄的始遷祖故事，也就可能由此逐漸傳播開來。
道二公支張氏嘉靖修譜與分戶的事例也說明，至遲到明代嘉靖初年，始遷祖「洪武二年奉詔遷松」的故事即已由民間的口頭傳頌進入到宿松地方家族的族譜書寫，並有可能隨著民間修譜活動的興起而逐漸流行，並最終進入到康熙《宿松縣誌》的文字書寫，從而以一種官方權威的文字形式，深刻影響宿松地方家族的始遷祖故事的敘事模式。
洪武二年奉詔遷松的說法，一旦進入到地方志的書寫，也就不會被輕易改變。道光八年（1828），宿松新志付梓刊刻，該書卷15《武備志·兵事》首先援引《明史》太祖本紀云：
太祖洪武二年己酉九月戊午，征南師還。
文後又用小位元組引康熙志所載：
詔徙江西饒州府鄱陽、樂平諸屬縣民來實宿松。先代土著，不過數姓。
這實在是一種很巧妙的文字處理。道光八年，《明史》正式刊刻已近百年，道光志的編纂者顯然仔細翻閱過其中的太祖本紀，但並未看到有洪武二年詔徙饒州諸屬縣民以實宿松的記錄，同時又不好直接刪除康熙志的這條記載，於是援引太祖本紀當中「洪武二年己酉九月戊午，征南師還」的文字置於其前，並將康熙志的原文用小位元組錄於後。揣其用意，當指東南底定，廖永忠所率征南將士凱旋而歸，之後政府才有徙饒州之民以實宿松的詔令，算是為康熙志的記載找了一個理由。
三、明代隆慶「瓦屑壩」
移民傳說的興起
明代嘉靖八年，「洪武二年奉詔遷松」的始遷祖故事，已經在出現在宿松「道二公」支張氏族譜當中。之後不久的隆慶年間，影響後世同樣深遠的「瓦屑壩」移民傳說，也開始在宿松民間族譜當中出現。巧合的是，這個家族同樣姓張，始遷祖叫作「仲四公」。
隆慶六年（1572），「仲四公」十世孫張可仕創修族譜並作序一篇，序文第一次描述了始遷祖「仲四公」的故事：
張氏宋元時江西瓦屑壩人，家鄱陽縣。元至正間東南盜起，仲四公領總轄淮舒職，提兵防禦諸路，至宿松，賊遂潛遁。公素與權貴不合，未久罷職。後順帝役民開金口河，去縣五里許，戶名「鄭璋」鬻產供役，公給之費，不受其產，鄭德之，復以產歸公，公以買山並田一塅，遂於是家焉。生子貴三公，匿名不領前職。
序文的作者張可仕，字時卿，號春窩，為嘉靖三十五年拔貢，後來歷任浙江仁和縣與山東沂水縣知縣。按照序文的描述，仲四公是江西鄱陽縣瓦屑壩人，祖上在宋元時代一直定居於此。元末至正亂世之中，仲四公「總轄淮舒」，提兵御盜、保障宿松，但因與權貴不合，不久就被罷了職。以後仲四公買下「鄭璋」戶名下的山田，從此在宿松地方安家落戶。仲四公死後，其子「貴三公」隱姓埋名，不受其父之職。
又據《元史》記載，元末的「東南盜起」，始於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潁州劉福通之起事，同年十一月，徐壽輝部紅巾軍「屠宿松」。而元順帝開金口河一事，時間則在至正二年正月。如此，序文中說「仲四公」先提兵至宿松，後購產定居，在時間順序上是自相矛盾的。
此外，序文中仲四公「總轄淮舒」，也是一個莫名所以的說法。元末至正年間，安慶路守戰職位最高之官員為安慶路總管韓建與淮南行省左丞余闕，其中韓建於至正七年（1347）先至，余闕於至正十二年後至。後來余闕曾撰有《大節堂記》一文，褒揚韓建力守安慶城之功績，文末附有安慶路文武大小官員共計四十餘人，張仲四未列其中。不僅如此，遍檢明代天順至清代康熙的各種《安慶府志》與《宿松縣誌》，也都找不到張仲四其人。
當然，不管官方史志有無記載，祖先的光輝事迹總還是要繼續傳頌下去的。乾隆五年，張氏續修宗譜，主修邑廩生張進在譜序中又說到：
張氏工正命官，因生有姓，元末總軍，禦寇為將，盈分瓦屑，一支相承，十有七代。遠引世系，彭城誠恐難稽，而近考松滋，敘述乃確有據。本初遷為第一祖，故徵信始仲四公，當其領卒渡江，喬寓西源山內，洎乎掃氛築室，安處北郭城中。
序文再次強調始遷祖仲四公來自瓦屑壩，是一位元末總軍禦寇的將軍。更進一步的是，這篇序文還講到仲四公是在元末，而且是率領士卒渡過長江到達安慶地區。
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五年的《張氏宗譜》在家族歷史上第一次系統地整理與譜寫了明代張氏祖先的傳記，其中關於始遷祖仲四公的記載也更加豐富起來：
仲四公者，遷松之鼻祖也，仕元，領總轄淮舒職，素以智勇冠于軍。至正間，徐潁蘄黃盜起，公與戰，所向披靡。尤善撫摩士卒，得死力，屢困賊於白鹿庄。小人撒敦用事，元之大臣脫脫貶斥引罪，即其宗室羅順臣後亦隱居桐焉。公毅然自持不少屈懈，性直不媚權貴，當事啣之，乃遣如松，提兵至，賊鳥獸散，而民間財物秋毫無犯，德公者如慈父母焉。時順帝役民開金口河，民變產供役，有解元鄭璋戶子孫，書懦不能支，公憐而與之費，鄭感之弗忘，以田固讓，公力辭不獲，乃重以金授之。先是臨遣時，公知邪曲害忠，方正難容，挈老小渡江，暫寄山林，未幾，果以事中公。幸上憐其勛，得不死，而兵權已解，士卒無不泣數行下者，賊遂肆行屠戮，松無孑遺。
這篇傳文的作者張鵬翼，是康熙《張氏宗譜》主修張世亨的曾孫。張鵬翼在傳文之末特別附記云：「翼幼時竊聞先君述曾祖世亨公所傳如此，今紀其略，以垂諸後」，可見，《仲四公傳》的主要素材是張鵬翼的曾祖張世亨口頭傳述下來的。正是張鵬翼的生花妙筆，最終將一個元末提兵御盜、智勇雙全、善待士卒、百戰不殆、不媚權貴、含冤解職、渡江避禍的張氏始遷祖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不過，仲四公作為張氏的遷松始祖，解職渡江，回歸桑梓之後，勢必還要重新遷到宿松，傳文續道：
明初年，調鄱西民入鎮松邑，乃決邱壠子孫之謀。而每月旦則必具衣冠，北向長號，且諄囑其子以勿忘元為念。又以遠離邱墓，節屆清明，輒摧心刺骨，若受鋒刃，其忠孝為何如也。
乾隆五年，康熙《宿松縣誌》早已刊刻，「洪武二年奉詔遷松」的說法也廣為流傳。相對而言，「明初年，調鄱陽西民入鎮松邑」一說，雖然文字有異，但表達的都是官方徙民，奉詔遷松的意思。這樣，仲四公於明代初年二次渡江，最終成為張氏遷松的始遷祖，也就得到了完滿的解釋。
始遷祖有創始之功，二世祖有承啟之德，乾隆五年《張氏宗譜》對仲四公之子貴三公也單獨立傳：
二世祖貴三公者，素有抱負，品詣卓犖。以父仕於元，被讒掛冠，堅忠亮節，公遵命終身弗忘元。明初命復元臣舊爵，公不出。有勸其仕者，輒拒之，慨然曰：「士爭千古，不爭一息，皆我君父，未可以功名贖也。」自是放懷山水，覽物感嘆，不復問天下事。一日，仲公知不起，呼而嘆曰：「余得從廷心公游於九原足矣，爾善事母，無哀過甚」，言畢遂終。公搶地幾不欲生，然於祭弔苫塊中，仍秩秩然無遺憾也。先因賊寇屠戮，人民稀少，承平後，調四鄉及遠方民氏赴集邑中，公奉母趙夫人移民北關外，雖近城市，不染囂塵，朝夕承歡，以娛母氏。教三子以孝友，三子皆率循維謹。故榮祖公開五代合爨以篤親親之義，皆公志也。
相對於仲四公一生的起伏跌宕，貴三公的人生實在是平淡無奇。但貴三公秉承父親遺訓，拒不出仕明朝，上承母親膝前之歡，下啟子孫孝友之緒，忠孝兩節，殆與仲四公無異。當然，由後事推論前事，這樣的一位二世祖的人生故事，其實也是很容易就能建構起來的。
乾隆十八年，張進得中舉人，揀選知縣；乾隆二十六年，張鵬翼得選恩貢，候選教諭。張氏子孫在科舉上漸有佳績，張氏的祖先事迹也逐漸引起官方誌書編撰採訪者的注意。首先看道光《宿松縣誌》中的一條記錄：
總轄張仲四墓，在西源山。至正間，徐潁蘄黃盜起，提兵防禦諸路，秋毫無犯，至松賊潰後，遂居松。歿葬此。
這條記載因墓及人，並非人物的專志，可以看出基本上是綜合了隆慶六年張可仕的序文與乾隆七年張鵬翼的《仲四公傳》的記載，只是文字還過於簡略。
1921年，宿松新修縣誌，張仲四、張貴三父子二人事迹均有收錄，其中卷37上《列傳·忠節》記載張仲四云：
張仲四，江西鄱陽人，仕元，領總轄淮舒職。至正間，徐潁蘄黃盜起，仲屢出奇計破之，諸路悉平。余寇遁之松，眾如林。權貴撒敦嫉其功，遣如松。提兵至，賊皆望風走，秋毫無犯，松民安堵。敦又以事中之，上憐其勛，得不死。解兵柄去，兵民皆泣下，擁之不能上馬，仲遂居松，隱西源山谷。每月吉，必具衣冠北向再拜，號囑其子貴之勿忘元。及聞順帝出居庸，輒椎心刺骨，若受鋒刃，遂憤憂不起，呼曰：「吾得從廷心餘公游矣。」言訖卒，葬西源山。
這段文字基本上是照抄自乾隆五年張鵬翼的《仲四公傳》。稍微有異的是，宗譜傳文當中「又以遠離邱墓，節屆清明，輒摧心刺骨，若受鋒刃」一句文字，講的是仲四公在「孝道」方面的表現，與縣誌表彰其「忠節」的主旨有所不合，所以縣誌將其改為「及聞順帝出居庸」，這樣也就更加突出了張仲四的忠義形象。
民國《宿松縣誌》卷37下《列傳·孝友》又有張貴三的記載：
張貴三，元總轄仲四子，以父堅忠亮節，遭讒掛冠，恪遵治命，終其身不忘元，明初貴三匿名不肯出，放懷山水，以孝友為家傳。子榮祖及孫曾元五世合爨百餘口，會食以尊卑長幼為坐次，鄉人稱「一鍋張」。孫曾游庠，元孫桓、椿、僖、、灝，明經，仕皆有聲。
毫無疑問，這段文字也是綜合了張氏宗譜中《貴三公傳》與相關的譜序記載。唯可注意的是，縣誌在張貴三傳文之後又附記云：「按張貴三與父仲四，俱見鄔志補遺合傳，今從同治志稿，以忠節、孝友分列之」，由此可以推斷，張仲四、張貴三父子二人的事迹最遲在道光《宿松縣誌補遺》一書當中已有收錄，只是當時二人合為一傳，等到同治續修縣誌時，二人事迹已經分開記述，張仲四入忠節傳，張貴三入孝友傳。
四、朱書的崛起與
「瓦屑壩」移民傳說的流行
明代嘉靖、隆慶年間，「洪武二年奉詔遷松」與「瓦屑壩」的移民傳說，已經在宿松民間族譜當中出現。康熙十二年，《宿松縣誌》修竣，「明洪武二年詔徙饒州府鄱陽樂平諸屬民來實宿松」正式進入官方誌書的文字記載。與此同時，影響後世更為深遠的「瓦屑壩」移民傳說，也在宿松民間逐漸流行起來。這其中，清代宿松得中進士之第一人——朱書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康熙二十三年（1684），朱書創修家譜並作序一篇，其文有曰：
吾朱以鄱民奉詔徙松邑，歷今三百年，所世遠，故事湮，又以迭經喪亂，兵燹之餘，家乘散亡，在高祖以上者，或失其字型大小，或缺祖姆姓氏，生不知其所行之事，歿不識其所厝之兆，為人子孫其可忽忘若是乎……於是詢之老成，收之口碑，搜之家藏，征之石碣，與諸弟姪合各股門，逐一記注，務求確實，為譜一簿。
這篇序文生動地描寫了民間各個家族第一次修譜的普遍情況，那就是家族內部各親其親，對於祖先的記憶，一般只能上溯到本支的高祖一代，高祖以上，殆已模糊，更不要說族內其他分支的祖先情況。所以一般的家族首修族譜，只能「詢之老成，收之口碑，搜之家藏，征之石碣」，先將家族文獻收集一番，然後再由族內各支各報本支祖先世系，略加考證，最後彙集成刊。
朱書在序中講到祖先是江西鄱陽之民，系奉詔遷徙而來。這一點在家譜的世系部分有更清楚的表述：
「相山祖」，碑雲作「相三」，一雲「貴一」，洪武二年己酉自江西鄱陽縣之瓦屑壩奉詔遷松，贅曹氏，子二：興一、興二。興一頂曹氏浙江紹興軍，今未入譜。
這是筆者目前所見最早將「洪武二年奉詔遷松」與「瓦屑壩」的移民傳說合二為一的始遷祖記載。又據家譜的記載，朱氏遷松的二世祖「興二公」，「頂宿松曹氏役，翁原冒曹姓，後生員光湯言於官，始複本姓」。綜合來看，在慘烈的元末戰爭之後，明初遷入宿松之移民，多有頂充原有土著差役，冒姓入籍之事實。
當然，洪武二年奉詔自鄱陽瓦屑壩遷入宿松的移民傳說進入朱書一家之譜，並不意味著從此可以廣為民間各族接受。其中的關鍵，還要從朱書的人生經歷與後來的文化地位講起。
清代順治十一年（1654），朱書生於潛山縣之敢山沖，雖處亂世，但幼承家學，年少漸有文名。康熙十三年（1674），朱書自潛山歸居家鄉宿松杜溪，授徒於嚴恭山下，前後凡五年。康熙十八年，朱書赴縣、府試，皆居第一。康熙二十三年，朱書赴江南鄉試，與戴名世邂逅訂交。康熙二十五年，朱書赴安慶參加拔貢考試，又結識了人生的另一個摯友方苞。該年冬，朱書以選貢進入京師太學，一時「海內知名士皆集於京師，以風華相標置」。在京期間，朱書結交了萬斯同、梅文鼎、閻若璩、何焯等一批飽學之士，並遍游山陝燕趙齊魯諸地。
康熙三十四年，髮妻沈氏亡故，朱書歸里悼亡。此後朱書築室杜溪，往來於宿松、安慶、南京之間，一時不欲復出。朱書居鄉期間，潛心讀書著述之外，亦著意於朱氏家史的梳理與鄉邦文獻的收集，其中與本文寫作主旨最相關涉者，當數《記家譜》《先考仲藻府君事略》《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獻書》《與萬季野書》諸文。
康熙三十五年清明前一日，朱書寫下《記家譜》一文，文中系統梳理始遷祖「相三公」以後歷代祖先世系，其中開頭一句再次說道：
吾家自鄱陽奉詔遷宿松，洪武二年事也。
大約與《記家譜》前後不久，朱書還寫下《先考仲藻府君事略》（以下簡稱《事略》）一文，詳述其父母的生平遭遇，茲摘引其部分文字如下：
書始祖相三公，奉詔自鄱陽瓦屑壩來宿松楊西坂。贅於曹氏，歷五世而有諱文鐤者，書高祖也。考諱光陛，一諱德，字仲藻。值明季亂，流賊屠掠大江以北，歲大祲疫，諸事農者略以筋力延朝夕。府君既讀書，不能作苦，濱於死數矣。然府君卒不廢書。江南既定，邑人數奉閩粵命，府君乃跳身授徒太湖、潛山山中。以丙戌歲出，間歸，不恆居，凡出二十八年始歸，歸則世業蕩然矣……邑志載府君入《文學列傳》，孺人入《慈孝列傳》，蓋其略也。
又據《事略》所載，朱書的父親朱光陛生於明代萬曆三十六年（1608），卒於清代康熙乙卯十四年（1675）。朱光陛逝後十三年，其妻尹氏去世，時間在康熙二十七年。從上引《事略》最後一句文字來看，朱書撰寫該文之時，其父母的事迹已被分別寫入康熙《宿松縣誌》的《文學列傳》與《慈孝列傳》，大概是因為縣誌文字陳舊簡略，朱書才寫下這篇《事略》，詳述其父母生平經歷。
以上摘引《事略》一文，已盡見朱光陛在明末清初亂世中之遭遇，但更重要的是，《事略》起首「書始祖相三公，奉詔自鄱陽瓦屑壩來宿松楊西坂」一句文字，可以進一步證明前文所引《朱氏家譜》家譜世系部分，對於始遷祖相山公「洪武二年己酉自江西鄱陽縣之瓦屑壩奉詔遷松」的記載，確實是出自朱書始修之筆，而並非朱氏後人續修家譜時摻入的文字。
由家族而地方，朱書又寫下了《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獻書》（以下簡稱《告同郡書》）一文，該文開篇有曰：
吾安慶，古皖國也，其岳曰霍山，其瀆曰大江，其川曰尋潛，其浸曰雷塘，其鎮曰大龍，靈秀所鍾，扶輿鬱積，神明之奧區，人物之淵藪也。然元以後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強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會者錯焉，土著才十一二耳。而皖人則亦惟元以後至今為甚盛。三百年來，忠孝、事業、文學、諷議之跡，顯聞天下，不一其人，大者登列史冊，小者系名志乘，猶多自為纂錄，各成一家。
結合前文康熙《宿松縣誌》「松民來自饒者十居八九」「屈指先代，土著不過數姓」的記載，朱書顯然是由宿松一縣而推及安慶一府，認為元末以後的安慶府屬各縣人口，也都大多遷自江西。朱書又將安慶視為一個獨立的文化地理單元，並認為安慶人文之盛，恰與元末明初以後各地移民遷入安慶差相同步。然而，由明至清三百年來，安慶一府人文雖盛，但因多系「自為纂錄，各成一家」，卻無專書予以闡揚。
朱書征纂皖江文獻，又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告同郡書》接下來說道：「今有明一代之史將已告成，當事者雖極意搜羅，而先賢子孫多貧弱不能自致，則厥遺者多」，「至於志乘所載，尤難盡允」。朱書以康熙二十三年《江南通志》與康熙二十二年《安慶府志》為例，前者所錄的安慶人物，「明以來不過數十百人」，後者十八卷，但其中「人物僅兩卷，明以來凡五六百人，人各數語，不但不足概其一生，而卓然可傳後世者或復不備，而一盛於元以後至今，可謂難矣，乃卓然可傳者又漸不傳，豈不惜哉」。正因如此，朱書回鄉不久，即寫下了這篇《告同郡書》，希望「六邑同志之士，共為攬綴，或行狀、事略、傳記、譜牒、碑銘之文，乞賜郵寄。元以前皖人入史志者不復具，惟搜明至今止，凡顯仕隱晦獨行，概為立傳，有著作可傳者，別為一書，名曰《皖江文獻》」。
康熙三十五年前後，《明史》的編纂已接近尾聲，但鄉中先賢的子孫卻「因貧弱而不能自致」，以致先賢事迹湮沒無聞。朱書對此是有深切感觸的。他在致明史主編萬斯同的《與萬季野書》中，開篇即講到表彰鄉賢事迹的重要：「竊聞之君子不阿所好，若私其鄉里，而欲文飾其不足，傳之人引以為重惑已。然鄉里有名賢，而後世無聞焉，則君子恥之。」
朱書還提到，整個明代，宿松縣「以進士入仕者」，僅有楊春芳、金忠士、張鳳翥、田有年4人，「此四君子者，張兵備無後，余俱不能自達。倘有一事一言可取者，尚祈俯垂收錄，以慰幽隱焉」。朱書在文末又說，自己「於四家雖同里居，然素無親好，所以嘵嘵者，惟仰體盛德，冀闡潛徽」，他特別希望能夠在居鄉其間，搜錄「四家事實」，做一個闡揚鄉賢潛徽的君子。
康熙三十九年（1700），朱書在南京將所作古文結集刊刻，戴名世為之作序，序文中說：「予與字綠年相若，予之學古文也先於字綠，而字綠之為古文予實勸之。乃予與字綠東西奔走不能合併者凡七年。至是遇於金陵，而字綠之志益高，讀書益勤，而文章日益工」，對朱書的古文予以高度肯定。
又據方苞回憶，康熙二十五年朱書貢入太學之後，「時語古文，推宋潛虛，語時文，推劉無垢」，朱書一時尚寂寂無名。康熙三十五年，方苞訪朱書於杜溪，朱書「出其數年客游之文」，「則所蓄愈厚，而其光輝然而不可遏矣。」康熙四十年，朱書至南京，以新刻《杜溪文稿》相贈，方苞「始見之甚喜，繼復大駭，久而慚且懼也」。康熙四十一年，朱書在方苞的勸說之下復出，「及壬午再至京師，聲譽一日赫然公卿間，二君若為小屈焉。遂連舉甲乙科，入翰林，館中先達皆嚴憚之」。經過多年的遊歷與沉潛，朱書學力精進，終於大放光芒。然而令人痛惜的是，朱書在中進士之後，參與編纂《佩文韻府》，「辰入酉出，積勞成疾」，竟於康熙四十六年六月十九日病卒於北京，終年54歲。
以上不嫌枝蔓，論述朱書一生經歷，特別是其編修家族譜牒，撰寫家人傳記，征纂皖江文獻之詳情。縱觀朱書一生，困苦時多，顯揚時少，但力學不輟，不但成為清代宿松第一個進士，更以道德文章贏得了後世廣泛的讚譽。
康熙三十九年，《杜溪文稿》刊刻成書。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案發，牽連獲罪者多，當時朱書雖已亡故，但因為戴氏《憂患集》作序，其子孫懼禍而深掩其書。乾隆三十八年以後，四庫開館，朱書之孫朱效祖「性過兢慎，乾隆時偶有禁書之令，藏書數萬卷，舉歸煨燼，杜溪遺稿半沒於此，學者惜之」。但縱然如此，朱書的詩文在康熙以後依然被不斷傳抄與刊刻。乾隆元年（1736），朱書長子朱曉重刻《杜溪文稿》四卷，卷3收錄《與萬季野書》《告同郡書》二文。嘉慶二十三年（1818），廬江人章煒（字元誠，號琯香）又將蘄州老儒陳詩（字觀民，號愚谷）所收集的朱書遺文四十篇付梓刊刻，題為《朱字綠先生古文鈔》，《與萬季野書》《告同郡書》及《記家譜》《先考仲藻府君事略》等文盡收其中。道光十一年（1830），桐城學者方東樹主講宿鬆鬆滋書院，應朱書族孫朱麟之請，「訂其脫謬，更易其卷第」，為《杜溪詩文集》十卷。道光三十年，宿松進士石廣均又在方東樹的基礎上搜羅散佚，得朱書古文詩賦若干首，編校付梓，定名為《朱杜溪先生集》，這便是後世廣泛流通的石氏清貽館版本。
朱書的文集在清代各個時期輾轉傳抄與刊刻，《與萬季野書》《告同郡書》及《記家譜》《先考仲藻府君事略》等文也隨之廣為流布。與此同時，朱書於康熙二十三年始修的《朱氏家譜》，在之後也曾多次續修：
我始祖相山公於前明洪武二年己酉自鄱陽奉詔遷松，至大清康熙己巳，凡三百二十一年。先太史字綠公創修家譜，乾隆二年丁巳曉人公重加修輯。越五十五年，歲在壬子，之鳳公糾同敦敏、深源諸公，繩祖武而增修之，我族譜牒之義例、程式，遂為闔縣修譜之楷模焉。嗣是而後，尊五、遵渚諸公四修於道光三年癸未，聯芳、華林諸公五修於咸豐三年癸丑。
上引文字是光緒二十九年《朱氏家譜》六修時對於之前五次修纂的追述，其中的康熙己巳二十八年，指的是朱書始修家譜正式刊刻的時間。但最重要的是這段文字告訴我們，乾隆壬子五十七年以後，《朱氏家譜》的義常式式，已經成為宿松全縣修譜的楷模，被各族競相仿效。
道光二十五年（1845），宿松燕氏重修宗譜，其中《凡例》一條有云：
譜學盛推廬陵眉山，體裁規制相為異同，是譜折衷兩家，參之太史，以世係為經，以世表為緯。
這條凡例明白地說到，《燕氏宗譜》的編纂，是綜合了歐譜與蘇譜的體裁規制，並參考了朱書的家譜體例，由此可證乾隆以後《朱氏家譜》「遂為闔縣修譜之楷模」一說絕非虛語。如果再結合本文第二部分乾隆五十九年《張氏宗譜》「凡例」當中「今闔邑譜系率尚蘇公體式，故予族亦從同焉」的表述，則可以再次證明清代宿松民間族譜閱讀的開放性，由此也可以進一步推論，作為闔縣修譜楷模的《朱氏家譜》，其所記載的洪武二年奉詔自鄱陽瓦屑壩遷松的始遷祖故事，必然也廣為人知與傳播，並有可能極大地影響民間各族的始遷祖敘事。
本文「引言」部分曾經提到，民國十年《宿松縣誌》卷7《民族志》所附兩份《氏族表》，共計羅列了宿松全縣295個氏族始遷祖的信息，其中標明遷自「瓦屑壩」的氏族共有50個之多，一一分析，勢必不能。以下僅就其《氏族表一》所附18支張姓，結合筆者實地尋訪所得之1995年宿松《張氏聯宗譜》內收錄各支張姓始遷祖信息，見表1。
資料來源：民國十年《宿松縣誌》卷7《民族志·氏族表一》，《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誌輯》第14輯，第142頁。其中「來自何處」「遷徙原因」「族譜始修」系據《張氏聯宗首修譜序》內各支始遷祖信息增補。
據《張氏聯宗譜》內所錄民國元年《宿松張氏聯宗議約》所載，該年共有務憲、子默、尊五、揮一、千六、天三、隆一、仲四、仕傑、信齋、元正、道二、怡惠等13支張姓「首創聯宗，肇合俢之舉，並明文立約，後因他故，未遂斯願。」後來，宿松張氏又在黎協河畔建張氏總祠一幢。1942年，張氏修葺總祠，當時「亦有聯宗動議，終因寇侵國危，未竟其事」。因而1995年宿松張氏聯宗，實為該縣張氏第一次聯宗。參與聯宗的各支張氏，除了民國元年的13支外，又有德清、尊五等7支加入，表1所列民國《宿松縣誌》收錄的18支張姓，惟有祝三、家茂2支不在其中，其他16支張姓均有族譜始修序或源流序可資分析。
據表1所載，18支張姓當中，明代始修族譜的惟有「仲四」與「道二」2支，均已見前文之論述，其餘16支張姓族譜之始修，無一例外均在清代乾隆以後，其中更有7支始修在為時更晚的道光時期。由此可見，宿松地區民間各族的修譜高潮發生在清代康熙以後，殆為一基本之事實。從遷入時間上來看，元末明初遷來的共有14支，其中又有5支明確記載為「洪武二年遷來」，其中更有4支明確記載「奉詔遷松」。從遷出地點看，遷自江西的共有16支，其中又有11支遷自饒州鄱陽縣，更有5支明確記載遷自「瓦屑壩」。從遷徙原因看，又有8支聲稱「奉詔」而來。無怪乎1995年《張氏聯宗首修譜序》當中說道：「上述各股，多來自元季明初，定居已六百餘載。遷松居者，多因奉詔來自豫章。」
茲將表1所載「仲四公」以外4支從瓦屑壩遷來的張氏始修譜序內容節引條列如下：
（聯吉股）吾祖自珍公始居豫章鄱湖洲瓦屑壩，明洪武二年與堂兄仕禮公，共遷宿松，公始居城東太定坊，仕禮公居洪家咀。
（得樞股）我祖得樞公，元至正二年由江西饒州府瓦屑壩金雞嶺葉家村遷松滋，卜陳漢釣魚台而居焉，卒葬此地，我族綿涓，皆公澤也。
（信齋股）明洪武二年，江左兵氛靖，蒙祖偕弟師祖越鄱陽湖，渡九江而北，胥宇松城東街。厥後師祖歿，其裔歸於豫章，相傳故里曰瓦屑壩，年遠殆不可考。
（隆一股）我祖隆一公，明西江處士也，永樂二年偕弟隆二、隆三由瓦屑壩渡江詣邑北關外卜居藕塘角，瓜瓞之綿，肇於此矣。
以上聯吉、得樞、信齋、隆一4支張姓，創修宗譜時間分別在乾隆二年、乾隆五十八年、嘉慶三年、道光二十八年。其中得樞股遷自元至正二年，聯吉、信齋二股均遷自洪武二年,隆一股則遷自永樂二年。此外，四支張姓雖然均宣稱遷自「瓦屑壩」，但表述不盡相同，其中聯吉股的「瓦屑壩」附於「豫章鄱湖洲」之後，得樞股則將「瓦屑壩」置於「江西饒州府」與「金雞嶺葉家村」之間。因而無論從遷入時間，還是從遷出地點來看，均不能與前文所述「洪武二年奉詔自鄱陽瓦屑壩遷松」的移民傳說完全契合。
但從另一個角度講，這種不契合恰恰反映了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每一個家族族譜的創修者，都必須要積極面對和謹慎處理時間上更為早出的各種口頭傳說與文獻記載，才能夠書寫出屬於自己的始遷祖故事。我們不能妄加臆斷，更不能固執強求那些聲稱祖先於洪武二年奉詔遷松、或祖先遷自瓦屑壩的族譜編纂者，到底是採擇了家族和民間的哪種口頭傳說，或是綜合了哪些具體的方誌和族譜的文獻記載，才最終創造出了屬於自己的始遷祖故事。
五、討 論
明代嘉靖八年「道二公」支張氏與隆慶六年「仲四公」支張氏的修譜事實，可以說明至遲至嘉靖、隆慶之際，「洪武二年奉詔遷松」與「瓦屑壩」的移民傳說已經在宿松民間開始出現與流行。兩支張氏均遷自饒州，或許正是這些在明代前期和中葉即已陸續修纂族譜的文化大族的始遷祖記憶的形成與傳播，共同促成了康熙《宿松縣誌》「洪武二年詔徙江西饒州府諸屬縣民來實宿松」一說的出現。
無論如何，民間記憶一旦進入官方誌書，便獲得了難以估量的文字權威。康熙二十三年，參與校閱縣誌的朱書創修家譜，將「洪武二年奉詔遷松」與「瓦屑壩」的移民傳說合二為一。以後，朱書拔貢入京，中進士，點翰林，其間又刻文集，收入《記家譜》《先考仲藻府君事略》等與祖先記憶緊密相關的文字。乾隆末年，《朱氏家譜》之義例、程式，又成為宿松全縣各族修譜之楷模，其所記載的「洪武二年奉詔自鄱陽瓦屑壩遷松」的始遷祖故事，亦廣為人知與傳播。如此，朱書雖然不是宿松「瓦屑壩」移民傳說的首創之人，但其在康熙以後「瓦屑壩」移民傳說廣泛傳播當中的關鍵作用，卻是毋庸置疑的。
行文至此，或許我們又可以重新品味譚其驤先生對民間譜牒資料之於內地移民史研究的資料意義的評價。上世紀30年代，譚先生寫下近代移民史研究的開山名篇《湖南人由來考》一文，文後並附《或問代答二則》，其中第一則特別論及譜牒資料對於內地移民史研究之意義：
譜牒之不可靠者，官階也，爵秩也，帝皇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而內地移民史所需求於譜牒者，則並不在乎此，在乎其族姓之何時自何地轉徙而來。時與地既不能損其族之令望，亦不能增其家之榮譽，故譜牒不可靠，然惟此種材料則為可靠也。
譚先生認為，民間譜牒最不可靠的內容是其攀援附會，將始遷祖以上的世系延伸到更遠的帝王將相與歷史名人。但內地移民史研究考察的是各族始遷祖「何時自何地轉徙而來」，與始遷祖以上的祖先世系並不相關。更重要的是，譜牒中的始遷祖從何時來，從何地來，並不會對其家族的聲望榮譽有任何的影響，因而不必刻意地強調或掩飾。正因為這樣，民間譜牒當中雖有許多不可信的內容，但其對於內地移民史研究的史料意義卻十分重大。
上引譚其驤教授對民間譜牒史料意義的評價，是他利用道光《寶慶府志》、光緒《邵陽縣鄉土志》、光緒《武岡州鄉土志》、光緒《靖州鄉土志》、光緒《湘陰縣圖志》等五種方誌中的氏族志表內容，詳細考察歷史時期湖南人由來所得出的認識。這五種方誌中的氏族志表，與本文所引用的民國《宿松縣誌》卷7《民族志》中所附的氏族二表，其史料性質殆無二致。對《宿松縣誌》氏族二表詳加整理與統計，作為內地移民史一章的歷代宿松人之由來，何時來，何地來，亦於焉可得矣。
然而，從康熙《宿松縣誌》「洪武二年詔徙江西饒州府鄱陽、樂平諸屬縣民來實宿松」中的鄱陽、樂平二縣並峙，到道光《宿松縣誌》援引《明史》太祖本紀、節引康熙縣誌成說，再到民國《宿松縣誌》氏族表中鄱陽一縣獨大、「瓦屑壩」的異軍突起，宿松地方各族的始遷祖記憶也悄然發生了轉變。清代康熙以後宿松縣地方家族始遷祖記憶結構變遷的背後，其實是各族始遷祖記憶從口頭傳頌到文字書寫，從民間族譜到官方誌書，復由官方誌書至民間族譜，最後經由名人文集的刊刻流行，以及康熙以後民間族譜的大量修纂和相互襲引，而逐漸展開的一個文獻傳播過程。
最後，我們還應該意識到，民間各族在第一次編纂族譜之時，大多會碰到朱書在創修家譜時所描述的家族內部各親其親，高祖以上記憶模糊、文獻無征的問題。每一個家族始遷祖故事的形成與演變，實際上都是族譜編纂者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之下，面對一個由古老傳說、家族文獻、民間譜牒、地方志書、文人著述，甚至是國家正史所構成的龐大的「知識系統」，最終採取的有選擇性地記憶的結果。這樣，始遷祖何時來、何地來，甚至怎樣來、為何而來，就不僅僅只是移民史層面的問題，其背後還可能有其特殊的社會文化意義，因而需要我們結合具體的區域歷史情境與家族歷史脈絡，予以更好地揭示。
【游歡孫：《明清至民國宿松地方家族的始遷祖記憶》，《學術月刊》2017年第11期。為了適應微信風格，刪除了注釋，請見諒。】
TAG:學術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