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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遇迴風起,吹我入雲間

「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佔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初次聽聞,驚嘆的不僅僅是謝靈運恃才傲物之爽直狂放,更好奇的是曹子建為何能讓瀟洒不羈的謝靈運發出「才高八斗」的欽嘆。不止是謝靈運,鍾嶸亦以「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來形容曹植,並在《詩品》中賦予「品第最佳」的極譽。

撇去來路不明的《七步詩》不談,初讀曹植,便是與宋玉《神女賦》齊名的《洛神賦》,越是美好凄惻的篇章,後人越是想要從中臆想出蛛絲馬跡來編造一些看似纏綿悱惻,實則有辱歷史清白的掌故。唐朝李善,在曹植沉寂了四百多年之後,毫無任何憑據地在註解《昭明文選》之時,認為曹植與兄嫂甄氏文昭皇后有不軌之情,謬傳《洛神賦》實名《感甄賦》(《洛神賦》為曹植在封地鄄城所作,初作《感鄄賦》,而「鄄」通「甄」,因此有訛傳)。

李善一時興起的無稽之談,卻不知誤導了多少人對曹植與甄氏的看法,李義山也因此謬傳而有「賈氏窺簾韓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的感嘆,也更使得後世對這兩人的解讀愈加離奇,完全枉顧了史實依據,一味地杜撰更貼近所謂「人之常情」的情愛,並將此口口相傳,既是對歷史、先賢的污衊,也是對道德倫常的背離。

「美人」的身影時常在曹植筆下隱現,《美女篇》中就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這樣有自身追求和堅持,不輕易折服,不願意屈就的美人,這是曹植眼中的美人,也是曹植對自己的格調要求。

不僅是曹植,「美人」的意象在古往今來的文學作品中並不少見,但大多都是托「美人」以言志,唐朝朱慶餘就曾以一首《近試上張水部》

借新婦嬌俏詢問夫君畫眉的樣式是否好看來毛遂自薦,婉轉地詢問自己的才幹可否合大人之意得以提拔任用。而這首詩題中的張水部,也就是張籍,他的筆下同樣也有以描寫女子來表志向的詩作,尤為著名的便是《節婦吟》。

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將「美人」作為君子所追求的「佳偶」開始,以著墨於女子而成的詩作,都與作者的追求脫離不開關係,無論是對佳人的傾慕,還是對自身志向的堅持,眾多文人筆下的「美人」都無一例外具備了蒲葦般堅韌的貞潔,縱有怨懟,也不會僭越行為操守的底線。

曹植在《洛神賦》的描寫,從初遇洛神之初到分別之時,不僅僅自身「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對於洛神也是「發乎情,止乎禮」,不敢有一絲侵犯和失態的行為,雖然最終只能無奈於「恨人神之道殊」,但長寄君王之心卻不會因為時間、身份、地位的改變而有動搖。洛神是如此,曹植的對家國的忠貞也是如此——單一膚淺的情愛從來就不是文人特意著墨的題材,更遑論違背了眾多讀書人視之如命的人倫道義。便是花間詞,也只是渲染女子的體態柔美與深庭閨意,從未有一星半點的褻瀆。

《洛神賦》可以說是象徵曹植文學藝術成就飛躍的里程碑。自曹丕稱帝,曹植封安鄉侯又遷鄄城侯,並作《野田黃雀行》為轉折點,其文墨風格分界為明顯的前後兩個時期:

前期,曹植生長於戎馬倥傯的環境,伴隨曹操並見證了其從根基未穩到挾天子以令諸侯,故而曹植的性情受其父以及行軍生活環境的熏陶,顯露出與眾不同的豪情意氣,「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所描繪的驍勇少年就是他家國志向的體現。

從某些方面來看,年少的曹植與往昔的曹操是相似的,作為從政者,相比之下,雖然曹植面對天下大局還有未經世事的稚嫩,但家國的情懷卻不輸於曹操;此外,作為單純的文人,曹植卻多了比曹操更恣意的瀟洒不羈,這深為後世的謫仙人李白所仰慕,將曹植視為隔世知己,更有「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來表達對曹植的崇拜之情。對於曹操來說,能夠在自己兒子身上看到相似卻又別緻的通性,這也是令他對曹植尤其偏愛的原因之一。

文人意氣必然與帝王的手段相悖,曹植雖然有與父親相同的情懷,卻沒有與之相媲的雄才大略,故而曹操對曹植的寵愛,是曹植少年理想的養料,但卻助長的多是曹植的文人氣質,父輩曾經的寵愛因此也成為了曹丕繼位之後,對其人身自由施以打擊、限制的芥蒂。

曹植的一生都未曾脫離政治與抱負,但是政治鬥爭中總有成王敗寇,手足兄弟之間也未能倖免,也許曹丕身為當權者,亦有不得已的苦衷,對有立嗣之爭的兄弟不得不加以人身限制與防備,所以曹植的人生境遇後半期就處於處處被監控的窘迫之中,其藝術創作也無不透露著有志不可得的抑鬱。前後的對比簡直是雲泥之別,這種懸殊帶來的無奈之感大概只有粱汾的那句「總輸他、覆雨翻雲手」方能描繪個大概,因詔而入京師「會節氣」,遭遇任城王曹彰暴斃,尚未悼念,就被遣回封地,卻又在返回封地之時,想要與白馬王同行,被監國使者以「諸侯王回歸各自封地,理應行居分隔」為由,斷絕了曹植與其他人的往來,曹植憤懣地寫下了長篇《贈白馬王彪》,是寫給曹彪,也是寫給曹丕——作為一個有政治抱負、家國情懷的文人,曹植是單純的,單純地只想要實現「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的志向,哪怕立嗣之爭惜敗,也仍然想不遺餘力地為國獻策。可多疑不過帝王,曹丕怎麼會容昔日立嗣之爭的勁敵來共謀天下。

曹丕的才情雖無法與曹植相提並論,但不得不說其名列「三曹」確實名不虛傳,儘管曹丕遺留下來為數不多的幾首《燕歌行》(目前我國現存最早的七言古詩)內容題材相對狹隘,既然尊居九五,眼光胸懷如何會只與布衣無二?從太子到帝王,曹丕所作《典論·論文》開創了文學批評的先河,這種睥睨天下的大氣,也是曹植沒有的。

曹植一生的文學藝術成就主要在於後期,文辭雅怨卻無消極之心,流離坎坷卻從未拋棄赤子情懷。雖然說曹丕是曹植後半生悲劇的始作俑者,但也不得不承認,曹丕對曹植處處限制的政治手段卻是促使曹植後期文學藝術得以成就的必要因素——不僅僅將曹植的英雄志向渲染了悲情色彩,更豐富了曹植的人生閱歷,令其筆觸敦厚篤實、悲卻不靡。

更重要的是,古往今來,再找不出第二人與曹植有相似的生長環境、人生經歷,因此也不會有第二人能寫出藝術高度能夠平於曹植的詩作,後人的評價也多予以「雅」,而非「婉約」、「清麗」等詞,正是因為後世為貴胄者無曹植的洒脫坦率,為文人者無曹植的拳拳心胸,這兩種看似矛盾的特質,對曹植來說卻是渾然天成而為一體。

從胸有壯志又不矯揉造作為曹操所賞識,到恣意狂放無視王公禮儀為曹操所棄用,又從封安鄉侯非詔不得入京,到受人監視又時常遷移封地,儘管在物質生活上,曹植從未遭遇困窘,曹丕封賜的邑戶也一直在增加,畢竟曹植少年之時隨從其父南征北戰,胸有家國,時時想要施以抱負,可仔細一想,九五之位的約束未必能讓曹植舒展拳腳,曹操對於接班人的選擇,曹植政治鬥爭的失敗,也註定了曹植更適合做一個詩人,而非一個政治家。

命運的走向,總是會讓人對另一個未知的可能性產生無限的憧憬與遐想,哪怕被防備、打擊的勢態日益嚴重,曹植十年來從未泯滅「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志願,直到曹丕逝世,曹叡即位,憔悴抑鬱了多年的曹植髮現自己上書仍然處在投出之後杳無音訊的窘況,於是在最後一次遷徙封地至東阿,寫下《吁嗟篇》之後,再無報效家國之力,潛心於儒典的研究與文學創作,未盈三年,便走完流離如轉蓬的後半生最後一程。

曹植一生的文學成就主要在於五言詩,他奠定了樂府五言詩向文人詩的轉變基礎,《漢書·藝文志》對樂府詩有所記載「自孝武帝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 知薄厚雲。」這是最初樂府詩的形態,多取材於民間,淳樸通俗,因為「樂府」這一官署之職就是採集詩歌民謠,薈風土人情以考政治得失,同時也是作為飲食宴樂的愉悅性節目。不同的朝代,對於「樂府詩」的定義也諸多不同,比如唐朝認為批判性的五言詩均為樂府詩,宋元之後則認為詞、曲均為樂府。

曹植則是在樂府詩的民風通俗的基礎上,賦予了五言詩文人的雅緻,但他又摒棄了文人的矯揉造作,狂而不輕,怨亦真篤,就如其筆下的轉蓬,雖然無力與飄搖的命運相爭,但卻冥冥之中隨迴風入於雲間,無論曹植的政治命運是在先「入於雲間」之後又「忽然下沉淵」,他在文學藝術的浩瀚雲間,是始終自由的存在。

迴風須知命,轉蓬定有念。卒遇迴風起,吹我入雲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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