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戰亂煙塵里 幼處流離顛簸中
我生於1935年9月18日（農曆八月二十一日），恰是 「九一八事變」四周年的日子。
就在四年前的這一天，日本於瀋陽附近製造了「柳條湖事件」，發動了對中國東北的戰爭，開始把中國拖入持續達十餘年的抗日戰火之中。之後，在我出生的前兩年，時任傅作義上校副官長的父親就已經跟隨傅部三十五軍參加了華北的長城抗戰。可以說，我是在抗日烽煙籠罩之下降生的。
我父親是家中長子，生我時，父親已經三十八歲，我又是家中的第一個男孩子，所以，我的出生使得祖母十分高興。我的名字是祖母給起的。那時，祖母正卧病在床，人們把我抱到她面前，她一面撫摸著我，一面喃喃地說：「這就心安了，心安了。」隨即給我起名叫「石安」（堂姐生於石家莊，名叫「石玲」，排行下來，我們的名字中間都是「石」字）。由此，還給我起了個小名叫「暖心」，寓意是暖了她老人家的心。2007年，我去看望三姑，她還講起當年祖母盼孫子心切的情形，說那是祖母曾特意到奶奶廟去求子，從廟裡抱回個小泥娃娃，而後母親懷孕生了我。
祖母真是個很了不起的人。聽長輩們講，在1916年我祖父因參加反袁世凱的農民暴動而犧牲之後，祖母帶著子女艱苦度日，最終把五個孩子一個個撫養成人。可惜我出生剛五個月，祖母就病逝了，留在我記憶中的，只有祖母唯一一張照片上那慈祥的笑容。
祖母去世後不久，父親擔任了三十五軍四二二團團長，奉命駐紮歸綏城東的旗下營，並修築工事以防日寇西犯。母親曾對我說過，我的周歲生日，是母親帶我到旗下營父親部隊的駐地過的。之後母親便帶我去了太原，再見到父親，我都已經快七周歲了，這是後話。
那年冬天，父親所在的部隊取得了百靈廟大捷，第二年（1937年），隨著盧溝橋上槍炮聲的響起，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全面爆發。父親跟隨傅作義先生率領部隊開赴晉北參加平型關戰役和忻口戰役。
此時，我和母親已經移居太原，與二叔全家會合，接著回到老家稷山。
次年初，因太原失守後日寇南下，全家又逃到位於稷山縣城北面30里的沙溝村躲避戰亂。
那時父親隨傅部轉戰柳林、離石、偏關、綏西一帶，而我們作為抗日部隊的家屬，一旦落入日寇手中，後果可想而知。於是母親和叔叔、嬸嬸、舅舅領著我們一群孩子，開始了艱苦的逃難生活。由於畏懼鬼子的殘暴，每時每刻都要準備逃難，所以大家幾乎每天都處在驚恐之中。一旦得知鬼子來騷擾的消息，大人們就拿上乾糧背起我們向山裡跑，躲進窯洞，有時會在窯洞里躲兩三天。
這群孩子中，有二叔的三個女兒石玲、石瑜和石臻，和二姑的三個女兒駿麗、駿美和駿妙。那年我虛歲四歲、石臻妹三歲、駿妙表妹二歲、二姐石瑜五歲、七姐駿美六歲、大姐石玲和六姐駿麗也僅有十二歲。我是姐妹中唯一的男孩，所以倍受鍾愛，大家都在寵著我，姐妹們總會為我受責挨罵。那時，我們這些孩子只知道貪玩，根本就體諒不到大人們的艱辛。
記得有一次，正深更半夜，大人們突然將我們從睡夢中喚醒，帶我們急急忙忙逃出家門。舅舅（母親的胞弟費善庭）背著我，跟隨大家在朦朧的月色中疾步奔走在鄉間小路上。那裡陡坡上的耕地都被修成梯田狀，每級梯田高度相差數尺乃至數丈，在小路上沿梯田邊緣曲折前行，簡直像走在懸崖上一般。舅舅慌恐之下一步沒能走穩，踩空懸崖邊，就和我一同直落丈許，翻滾到崖下的麥田裡。其他人趕緊圍趴在崖畔向下張望，黑黢黢的也不知道有多深，只能低聲呼喚。大家都呼喚我，只有母親呼叫舅舅的名字，畢竟跌到崖下的還有她的親弟弟啊！從崖上跌下時，我正在舅舅背上熟睡。我人小身輕，又有未收割的麥子撐墊，所以毫髮無損，而舅舅的腿卻受了傷，此後他的腿便不靈活了。
還有一次發生在中午，那天大家正在吃午飯，突然有人傳來消息，說日本鬼子已到了東坡（距我們的住處大概有五、六里地），全家人立即放下碗筷，抬腿就逃。慌忙中沒有商討好行走路線，三姑和母親拉上我與全家走散了，慌不擇路，跑進了山溝。此時正下著雨，在山澗里，雨絲交叉，無論朝哪個方向走，都有雨滴撲面而來，令人窒息，渾身的衣服早已淋透，只聽見颼颼的風聲伴隨著槍炮聲和子彈的呼嘯聲從山澗中掠過。在驚惶的奔跑中，我連氣都喘不上來，更因為把一隻鞋跑丟了，腳踩在山溝里的石頭上，硌得生疼，怎麼也跑不快；母親是小腳，行走本來就很艱難，此時也跑不動了。三姑一心以為全家人在前面，執意要去追趕，就一個勁催母親快走。正在這時，看到崖下有一個放牧人臨時避雨用的小窯洞，母親便拉我躲了進去，不管三姑怎樣勸，也不想再走了。三姑心裡很不高興，但也沒辦法，只得無可奈何地一同擠了進來。直到天色將暗，雨也停了，才聽見有人喊我們。經來人帶領，我們才終於與二叔家會合了。
還有一次，全家躲在山溝的窯洞里已經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姐妹們和我迎著陽光在窯洞前一塊開闊地上正活蹦亂跳地玩著，二叔站在窯洞口喊我們，讓大家去拾些乾柴，準備生火做飯。正當我們分散開來四處尋找乾柴時，猛聽得「轟」的一聲大炮響，緊接著二叔在窯洞口大聲喊：「孩子們快回來！快回來！」我們便立即從各處一齊往回跑，就在我剛跑到窯洞洞口的瞬間，只聽到身後一聲震耳欲聾的爆炸，我隨即稀里糊塗地滾進了窯洞里。回頭只見窯洞前塵土騰空飛揚，遮天蔽日，原來是一顆炮彈正落在我們剛才玩耍的崖邊，猛烈地爆炸了。幸虧二叔及時把大家喊回來，不然我們這群孩子中難免有人會被炸死。後來，煙塵散去，我們還看見對面山上有幾個鬼子，打著太陽旗，牽著一匹馬，向南走去。這才知道是日本鬼子在對面山上發現了我們，便隔著山澗打來了一炮。
當時全家驚恐地圍坐在窯洞里，孩子各自靠在自己母親的身邊，噤若寒蟬，只有三姑背靠洞壁跪著，口裡喃喃地念著經，祈求老天爺保佑。後來我們得知，鬼子拉的那匹馬正是父親派人專程送回家來，特意為助我們逃難用的。直到天黑了，全家才吃了這天唯一的一頓飯――把和好的面揪成塊，再抻成長片下鍋煮熟，這種做飯方法是一直跟隨我們一起生活的遠親老賈發明的。老賈名叫賈繼禎，一直跟隨二叔家生活，後來於1970年在包頭病逝。
在那段慌亂緊張逃難的日子裡，也有苦中作樂的時候。驚恐繁忙的一天過去，到夜深人靜，大人們斷定不會有危險時，大家的精神才鬆弛下來，得以輕鬆地聚集在小油燈周圍閑談說笑。偶爾來了興緻，還唱小曲、唱戲。每逢此時，也是我們最開心的時刻。我和姐妹們便隨著唱腔的節奏用敲打盤、盆、碟、碗進行伴奏。二叔總唱主角，他唱得最好，會把我們逗得開懷大笑。那時候，既沒電燈、收音機和電影，也沒有別的娛樂活動，這就是唯一的樂趣。
再有就是看大戲。記得有一次皓月當空，二叔帶領我們去看戲，在回家的路上，大家興緻勃勃有說有笑，歡樂地走在撒滿月色的山坡上。二叔唱著眉戶戲。就在大家愉快地走下山坡時，不料二姐突然摔倒，滾下了山坡。回到家裡後，二姐昏迷了，第二天清醒後，卻張不開嘴，不能說話，不能吃飯。二嬸用泡軟的饅頭喂她，請來醫生也沒能治好。幸虧二叔鑽研醫書，大膽採用針灸治療，終於將二姐治好。
在沙溝，最令我傷心的是石劍的夭折。那時二嬸總是生女孩，一連生育了三個女兒。生了石劍這個男孩後，大家非常高興。可是他長到一歲多，就生病了。記得就在我和母親住的那間南房的裡間，患著病的石劍站在炕上，大人們圍坐在炕上商討著什麼，我靠在炕沿邊將一塊晒乾的饅頭片遞給他吃，他接過去，扔到地上。沒過多久，這個最受大家喜愛的小弟弟便永遠離開了我們。大家為此都陷入哀傷之中。尤其二嬸更是非常傷心。記得在小劍墳前，二嬸悲傷之極，我們圍坐在二嬸旁，都哭了。直到天快黑時，我們才將二嬸勸回家。這是我童年的記憶中難忘的一件事，至今回憶起來仍倍感心酸。
由於我受寵愛，總是被嬌慣，所以我小的時候很愛哭。尤其遇上「剃頭」這事時，更是哭得驚天動地，因為那時我真是感覺到剃頭是自己最難過而又無法逃脫的劫難。每次剃頭之前，大人們這個哄那個勸，好容易哄勸成功，但剛一剃，還是哭了。於是只能好幾個人把我按住，任我哭喊，強行操作。還有一次，我和臻妹在外院用小鐵鏟挖土玩，她不小心失手將小鏟挑在了我腦門上，當即便流了血。我大哭起來，臻妹受到二嬸的訓斥，至今我的額頭上還能看到一個小小的疤痕。這成了我和臻妹小時候玩耍的紀念。
在沙溝村大約住了三年多，這期間，父親在傅作義部隊中，先任新三十一師副師長，後調任暫十七師師長，一直率部在綏西五原一帶抗擊日寇。
1941年秋天，母親、舅舅帶著我，由父親的警衛員李永吉護送，騎馬離開了沙溝。我也是「騎」著馬上路的，不過我騎乘的是一匹馱著行李的馬，那些行李特意被搭置成鳥巢那樣的窩狀，讓我坐在「窩」里，以防我摔下來，「窩」裡面還放置了一個茶缸，供我盛尿用。就這樣走了好幾天。記得路途中有一天，正在路上走著，晴朗的天空忽然黑了，沒一會兒，天又亮了，他們說是「天狗吃太陽」，原來那是是一次日全食。
沒幾天，又走到一條寬闊的大河邊，人和牲口都上了大船，一起過河；接著還坐了火車，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車。它的頭上冒著氣，迎著我們呼嘯而來，在我們身邊停了下來，當它過來時，我好像也隨著它在轉。後來我才知道，那天過的河就是黃河，坐船之處叫風陵渡，搭乘火車的地方，是陝西省的潼關車站。
最後，我們到了陝西省的蒲城縣，住在一個古老的前後套院中，像是官宦人家的房子，我和母親住在前院的西房（如圖）。
到蒲城後，有一天，母親給我一個碗讓我去買醋，要走過兩條街去買。那個店鋪是舅舅曾帶我去過的，店員都認識我，所以買得很順利，當然回途中免不了要撒掉很多，但母親仍很高興，稱讚我能幫她忙了。這是六歲的我是第一次幫母親幹活。
不多久，二叔全家也來到蒲城，我又高興地和姐妹們相見了。母親和我搬到後院東房去住。二叔他們就住在前院那間我和母親曾住過的西房。
這所院子結構奇特，建築精妙。後院最北面是一個木結構的二層樓，可能是給小姐用的閨房或綉樓。樓梯設置在西北角的拐彎處，樓梯下面有一通向地下的洞口，攀級下到狹窄的地洞里後，走不多遠，便被一水井攔住，井上搭有木板，走過木板便能進入地道深處，抽去木板，則此路不通。據說這就是躲災避難的地道。我們只敢走到井口處，不敢過木板去玩。南房的牆上掛著一大幅祖先的畫像。一次我和臻妹去向祖先磕頭，剛跪下，她便喊了一聲：「老虎來了！」我便被嚇哭了。臻妹小我一歲，調皮、機敏、聰慧，總是想戲弄我，每將我逗哭後，她又後悔。
在蒲城時，三姑每天督促著我們讀書，背誦詩文。我和臻妹在姐姐們的帶領下也跟著念書，至今也記不清念了些什麼，好像是背三字經。
我們到蒲城後的第二年，1942年，三叔與三嬸來蒲城結婚。那天我和臻妹兩人壓轎，轎子前後都是彩旗，撐打著「萬人傘」，吹吹打打很熱鬧。典禮那天全家在後院還照了合影像，我穿著長袍馬褂站在邊上。我長大後還見過這張照片。送三嬸來結婚的兩個人中，有一個叫李星三的，是三嬸的親戚，笛子吹得非常好聽；另一個叫張根成。到蒲城後，這兩人都患了病，後來李星三病故於此。三叔三嬸結婚後便離開蒲城去念書，接著，二叔和三姑便一同患上了傷寒病。三姑住在後院的西屋，我們每天都要給她送好幾次水，那時沒有暖水瓶，母親便用棉布將茶壺包裹起來保溫。母親和二嬸伺候著二叔和三姑，從春天一直到夏天，承擔著繁重的家務，加上我們幾個貪玩的孩子也需要照管，真是又苦又累。還記得母親和二嬸曾領著我們到郊外去挖過苦菜，可見當時的生活並不寬裕。
1942年的夏天剛過，全家便從蒲城遷往甘肅平涼。在路上，最前面是一輛轎車，後面有兩輛膠輪大車跟隨。孩子們都愛坐大車，那天天氣特別熱，三姑叫我跟她在轎車睡午覺，我還沒有睡著，就聽到有人喊：「轎車著火了！」原來，我和三姑坐的這輛轎車背後起火了。火是從轎車尾部拉的行李中著起來的，估計是趕車的人抽煙引起的。火趁風勢越來越大，牲口也受了驚，開始奔跑，三姑急忙讓我往車下跳，可是我不敢。在這萬分緊急關頭，三姑猛推了我一把，我就順勢從車的右邊跳了下去，這時趕車的人也慌了神，受驚的牲口拉著轎車越跑越快。多虧三姑及時提醒，趕車人才將駕轅牲口的繩索割斷，轎車才算停住。此時火勢更大了，發出劈劈啪啪的爆炸聲，人們都以為行李中有彈藥，不敢上前救火，經二叔說那是竹子的爆裂聲後，眾人才上前把火撲滅。這一場驚險卻被大人們說成是「火燒財門開」。
抵達平涼，住在一個大院里，院子西邊緊鄰一條由北向南流淌的小河，大門旁邊便是橫跨這條河的大橋，也是姐姐們上下學的必經之路。在平涼，二叔學會了製作肥皂和蠟燭的技術，辦起了家庭作坊，產品銷路不錯，於是全家齊上陣，很有幹勁。
1943年的大年是在平涼過的。臨近過年，有一天，大人們都忙著在東屋的炕上做花饃，我們在院子里高高興興地放炮玩。天氣冷，不一會兒身上就涼透了，大家就都跑回東屋去烤火。凍僵的手沒有知覺，我就忘記了自己手中還拿著一個沒有燃放的小鞭炮，不知不覺地將鞭炮掉到爐膛里，那鞭炮「砰」的一聲炸了，屋裡頓時煙霧瀰漫，我也被嚇哭了。這是我惹的禍，可二叔卻將姐姐們狠狠地訓斥了一頓。
年後我開始上學了，與各位姐姐上同一所學校。在學校里我又闖了禍。我用小刀在課桌上刻畫，老師不僅批評、罰站，還將這事告訴了我大姐，讓姐姐教育我。
還有一件新鮮事——我理髮第一次沒有哭。那次是二叔領我到理髮館理髮，先哄我說是看他理髮去，我便跟他去了。在理髮館的店裡，有個和我一般高的小夥計，手裡拉著一根繩子，繩子上端連著一根兩米多長的橫杆，橫杆上吊著厚厚的一塊布，拉動繩子後，橫杆帶動布來回擺動，便扇起涼風。見用這種辦法消暑，我感到很新奇。我這次理髮沒有哭，一方面是見到新奇事，忘了怕疼；另一方面這次不是用刀子剃，而是用推子推，也不會疼。這件事留下了比較深的記憶。
在平涼沒住到一年，也沒上幾天學。1943年春，我和母親、大姐、六姐、三姑、舅舅一同坐兩輛轎車奔赴五原。
當時父親所在的傅作義部隊就駐紮在五原。兩年前傅部把日軍趕出後套，克複五原以後，局勢已經穩定了下來，所以父親決定把我們接到五原去住。
父親當時任十七師師長，率部在五原的一個小村子裡駐紮。就在這個小村子裡，我見到了父親，這是我記事後第一次見到父親。只見他和士兵們一樣穿著粗布軍衣，剃光頭，目光很嚴厲。
那時，父親在我的記憶中是極模糊的。從兩歲多離開直到七歲才相見，許多年沒有在一起生活過，心裡怎能不陌生呢！隨後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慢慢習慣了起來。在這段時間，終於有了父親的陪伴，這給我的童年增添了許多樂趣。
記得那時他曾使用廢舊木桶的鐵箍為我做過一付「鐵環」，教我滾鐵環，玩得真是很開心。他還用廢舊的毛筆桿為我做過「氣槍」，先用一個濕紙團塞住筆桿的一端，再用一根細棍將第二個濕紙團從另一端向筆桿內頂，只聽「啪」的一聲響，前一個紙團就被筆直地射了出去，能打好遠。
閑暇時，他曾用火柴教我做益智遊戲，還用「黑人和白人過河」等許多智力測驗題考驗我。
為使我強壯身體，學習自衛，他還教我練過「打棍拳」，至今我還記得這套拳的幾個招式呢。
在父親身邊，我才開始接觸到各類書籍。那時父親曾特意為我尋找到幾本帶彩色的圖書，書中畫的都是動物，我第一次見到這麼多種類的動物，記得見到其中鱷魚的畫頁時，鱷魚兇惡的樣子曾讓我很害怕。父親還給過我一本學習做小魔術的圖畫教材，也使我很感興趣，就連三姑也對這本書愛不釋手，和我一起照書里教的，學著表演小魔術。
父親很快發現了我柔弱嬌氣的缺點，特意買回一本「魯濱遜漂流記」給我看，希望能培養我勤奮勇敢、堅強果毅的性格。
儘管我童年時與父親相處的時間很短暫，但就是在這短暫的歲月里，他給予我的教育對我的成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那年，我們剛到五原這個小村子時，三姑沒有久留，就領著大姐和六姐直接去陝壩了。三姑要到奮鬥小學去教書，大姐和六姐則要去師範學校上學。我和父母在這個小村子了住了一個夏天。這個小村裡沒有學校，而我已到上學年齡，所以，為不使我失學，不久父親就讓母親帶我搬到縣城，在那裡上了小學一年級。學校里的教室很破舊，書桌全是泥坯壘就，連坐位也是泥檯子。早上天不亮去上學，路上黑，我就提著個點著蠟的小燈籠，好照亮。冬天教室里雖然有火爐，也仍是非常冷。雖然穿著氈靴，也仍然凍得像貓在咬腳趾頭。我們的住處也很簡陋，隔壁院就是一個醬菜作坊，爬上我家低矮的西屋房頂就能看到隔壁院里擺滿的醬菜缸。
第二年的夏天，日寇仍然企圖西侵五原，經常派飛機來偵查、轟炸。一天下午，正在上課，忽然響起警報聲，是日本飛機又來了。大家都從教室跑出來，我和小夥伴們翻過矮牆，趴到低洼的溝里，扭頭還看見飛機從我們上空飛過，但是沒有扔炸彈便飛走了。
夏末，瓜果下來了。一天，媽媽買回來半籮筐的香瓜，媽媽說她就喜歡吃香瓜，高興地坐在我對面給香瓜削皮，削好一個遞給我，讓我先吃，她又接著削第二個。我把媽媽給我的香瓜掰成兩半，用勁地甩去瓜瓤，結果在抬手的瞬間，左手中指處恰巧碰在媽媽手持的刀刃上，血一下子就涌了出來。媽媽情急中扔掉手中的水果刀，一手捏著我出血的手指，一手翻找布條給我包紮。一面還心痛的問：「疼不疼？」香瓜當然也顧不上吃了。多年後，我已經參加了工作，有一天我買回來幾個香瓜，媽媽便又記起了那年傷了我手的事，要看那次的傷痕還在不在。我笑著說：「已經過了二十多年，早就看不出來了。」但她還是執意拉著我的左手端詳了一番。當她看到那一條細細的疤痕時，依然顯露出極懊悔的神情，念叨著：每年見香瓜上市，她都會想起傷我手的事，也就不想吃了。我那條細細的傷疤，居然永久地深深刻在了母親的心上。
在五原，我是很貪玩的。除了玩父親給我做的那些玩具外，我還自己有所創新，記得我曾用樹枝做了一副弓箭，箭的前端綁上縫衣針，射出去就能牢牢扎在目的物上。我用它射牆、射門、射板凳，玩得不亦樂乎。正巧院里跑著房東家喂的雞，我便向雞射了一箭，竟把雞射死了。結果母親給房東家道歉，還賠了錢。
那時父親總盡量為我帶回些新奇的玩具。有一次回家，他帶回兩個乒乓球和兩支鉛筆，平分給我和三姑每人一份，我當即拿著乒乓球到院里去玩，卻被風把乒乓球吹到院子東南角一矮牆那邊。我準備翻過牆去拿，踮起腳看去，才知那邊是個豬圈，一頭大肥豬正將乒乓球叼在嘴裡咬著。我哭著回來，便想要三姑的那個乒乓球。我磨著她要，她偏不肯給我玩，我哭得很傷心，讓母親很煩，便訓斥了我，嫌我沒骨氣，不該為玩的東西去求人，更沒有必要為玩的東西那麼傷心。
記得在五原時，有一天傍晚，母親拉著我的手，在一條小河邊徘徊，太陽快落山了，仍不回家，我始終不知道為什麼。直到1986年我到北京，和母親閑談中，偶爾想起此事，便問母親：「那次在五原拉著我在河邊走，為啥那麼晚還不回家？」母親說：「你還記著這事？」我說：「記得很清楚。」母親只是深深嘆了一口氣，並沒有解釋緣由。我猜想母親當時一定有很傷感的事，或是遭受到難言的委屈，才有此行為。但究竟是為了什麼，最終也不得而知。
在五原住了一年多，我便被送到陝壩奮鬥小學上二年級，三姑就在這所小學當教師。和我一同到陝壩的是父親的一名警衛員，叫馬宗朝。這時六姐、大姐和拉兒表哥（費國棟）都在陝壩的師範學校讀書。我和他們都住在一個院子里。我和兩位姐姐及三姑住在一間小小的北房，馬宗朝則和拉兒表哥同住在東邊的廚房，並給我們做飯。有一次，舅舅還專程到陝壩來看望我們，他是從五原騎自行車來的，一百多公里的路，起早貪黑騎了整整一天。
我在陝壩要上二年級的階段，父親的部隊在包頭一帶與日軍交戰，獲得全面勝利。
風雨滄桑七十年，晝思夜盼祈團圓。常憶人生悲歡事，魂牽夢繞少兒甜。生不逢時多戰亂，流離顛簸書難念。出身註定路坎坷，升學受挫空嗟嘆。無由落第豈心甘？發憤重讀補習班。前途如何且休論，唯加努力苦登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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