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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歷」為什麼替代了農曆

現代人多用「洋歷」,傳統「農曆」漸漸退出人們的生活,只有到春節等傳統節日時,才會被人們想起。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農曆」是明代來華傳教士龐迪我、熊三拔、湯若望制定的,後經1929年民國修訂,成為今天的樣子,它也是「洋歷」的一種。說「陰曆」「農曆」其實都是一種誤會,因為該歷是陰陽合曆,且中國幅員廣闊,一個曆法根本不可能適應各地農時。

「陰曆」的優點在於比傳統曆法更準確,特別是在推測日食等方面完勝此前舊曆,但缺點也很明顯,閏年(384天)與平年(354天)差別太大。

最早呼籲改用「洋歷」的是高夢旦(出版家,四角號碼檢字法的發明人),1896年,他在《萬國公報》上撰文,主張「正朔服色,既為列國所同,而一國必欲立異,則交際往來,不免存歧異之心」。

1903年,單士厘在《癸卯旅行記》中說:「世界文明國,無不用格勒陽曆(即格里高利曆)。」單士厘是晚清奇女,出身名門,29歲才嫁給錢玄同的哥哥、外交家錢恂,多次隨夫出訪日本,《癸卯旅行記》是中國歷史上首部女性遊記。

後梁啟超、劉師培也呼籲改歷,梁啟超提出「孔子紀年法」,以孔子誕生年為初元,但高夢旦撰文反駁,認為不應將佛教徒、道教徒排斥在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民間並未真正接受陽曆。

1928年,劉大白出任第三中山大學(後改名浙江大學)秘書長後,在他推動下,蔣夢麟提請國民政府發起「廢歷運動」。1930年,蔣升任教育部長,劉是次長,兩人剛上任,便力促「廢歷運動」,產生重大社會影響。

蔣夢麟曾說:「劉大白先生是一位詩學、文學、佛學、史學、行政、政治都有興趣的人。這種多方面興趣的人,在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時代是不多見的。」

劉大白急於廢農曆,原因可能有二:首先,劉好擊劍,性格慷慨激昂,時時擔心自己保守。早在1923年,便有署名為「大白」的文章稱農曆為「廢歷」。

1916年1月1日,袁世凱盜國,以本年為洪憲元年。上海各報不以為然,依然只刊陽曆和農曆,不提年號。袁政府內務部、交通部立刻發出警告:「如再沿用公曆及民國紀元,不奉中央政令,即照《報紙條例》嚴行取締,停止郵送。」各報無奈,只好用極小號字排上「洪憲元年」。

1917年6月,張勳復辟,再度廢除陽曆。

其實,劉大白等人忽略了一個問題,即陽曆未必符合科學。

竺可楨先生曾批評說:「在20世紀科學昌明的今日,全世界人們還用著這樣不合時代潮流、浪費時間、浪費紙張、為西洋中世紀神權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格里高利曆,是不可思議的。」

1926年李景漢先生在北京郊區調研發現,農民沒錢買日曆,「沒有每七天休息一天的福氣,也不用精確計算日子,看看月亮也就夠了」。

採用西曆,可能最大的方便在於和國際接軌,竺可楨先生也同意:既然世界都在用,中國也不宜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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