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怎麼評判血親報仇的？

血親同態報復，在遠古社會是具有天然正當性的。先秦的儒家也高度評價血親報仇行為，比如對殺父之仇人，孔子主張「遇諸市朝，不反兵而斗」，意思是說，父仇不共戴天，在路上碰到了，就算沒帶兵刃也要和仇人搏鬥。

即使仇人是一國之君，復仇也是天經地義，楚王殺伍子胥父兄，伍子胥立誓：「我必覆楚！」其後他破楚，鞭王屍，終雪大恥。伍子胥的大復仇行為，為儒家所讚賞。太史公贊他「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儒家認為伍氏非不忠，而是大英雄所為。

但是，血親同態報復又必然會造成嚴重的不良後果：其一，怨怨相報何時了。其二，公共秩序被私人報仇破壞，社會必將陷入人人自危的叢林世界。因為，當國家出現之後，必定會禁止民間的血親同態報復行為。但是，基於種種原因，血親同態報復又難以徹底禁絕。當發生血親復仇事件之後，當如何裁判這類復仇行為呢？

唐朝的才子陳子昂認為，按照法律，殺人者死，血親復仇若是殺人，同樣是死罪。若不判其死罪，法律將失去尊嚴，社會將亂了套。但是，血親報仇又合乎古義，有自然的正當性，如果將合乎自然正義的復仇者當成罪人，又違背了禮義，「無義不可以訓人，亂綱不可以明法」。

那怎麼辦呢？陳子昂說：「如臣等所見，謂宜正國之法，置之以刑；然後旌其閭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意思是說，先按法律治復仇者的死罪，然後旌表其人。這樣，於法於禮，兩全其美。

當時剛剛發生了一起著名的血親復仇案：邽縣徐元慶之父徐爽被縣尉趙師韞殺死，徐元慶最後殺死趙師韞，然後到官府自首。此案將如何判決，引發了爭議。陳子昂的意見，便是針對此案而言。朝廷採納了陳子昂之議，處死徐元慶，並表彰其義舉。

陳子昂的主張，雖然從表面上看似乎兩全其美，實際上卻造成了法律與道德相互悖反的尷尬。所以，後來柳宗元又寫了一篇文章，專門批判陳子昂的主張。

宋朝時候，也發生過一起類似的血親復仇事件，也引發了爭論。參與議法的張孝祥提出一個觀點，我覺得非常有價值，值得我們重溫一下。張孝祥說：「復仇，義也。夫仇可復，則天下之人，將交仇而不止。於是聖人為法以制之，當誅也，吾為爾誅之；當刑也，吾為爾刑之。以爾之仇，麗吾之法。於是為人子而仇於其父母者，不敢復，而惟法之聽。何也？法行則復仇之義在焉故也。」

張孝祥認為，血親復仇乃是自然正義的表現，但是，如果任由復仇行為肆行，則天下將陷入「冤冤相報何時了」的死循環。故而，需要國家立法控制私人暴力，由法律來實施「報復」的正義：殺傷人者抵罪。這裡，我們要澄清一下：儘管《春秋》等儒家經典高度讚賞復仇，但儒家實際上並不支持自然狀態下的同態報復行為，而是將復仇背後的自然正義抽象出來，注入到國家法律精神之中，從而將「自然正義」轉化為「法律正義」。為人子者，當他們的父母不幸被人侮辱、殺害，卻不敢以私人暴力復仇，那是因為他們相信，法律將會給他們主持公道、實現正義。

從這一邏輯出發，血親復仇是否有罪，關鍵在於法律是否能夠主持正義。如果法律能夠維護正義，那麼血親復仇便是對法律的挑戰與破壞，便是百分之一百的罪行。如果法律不能維護正義，那麼血親復仇的行為便應該得到一定的諒解，國家在判其有罪的同時，也應該酌情給予減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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