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江Sir：紀念江緒林老師
一
我第一次聽說江緒林老師，是在2009年秋天，那年我大三，剛剛十九歲，在上海某大學政治學系就讀。
經過兩年的大學生活洗禮，我終於從一個七點起床念書的少年，變成了晚上打遊戲、從此不早朝的典型大學生。除了自己的不成器，還有對所謂大學的失望。
我所在系的老師一般分為兩類，一種是八十年代留校任教的知青大學生，甚至還有工農兵這樣的孑遺，一種是本土博士畢業不久的青椒。
那時候上課呢，知青大學生喜歡回憶過去，除了農場那些事兒，就是和我們叨叨八十年代。「同學，儂曉得李澤厚伐？那時候我們都讀《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阿拉大學生人手一本……」
還有一位相貌堂堂的主任，主攻中共黨史，對馬恩毛鄧江胡頗有研究，每逢黨代會後必做長篇報告，不知道他現在是不是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了新的心得體會。
最絕的是一位馬列主義老太太，為我們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上海夏天很熱，閔行校區的空調時好時壞，她一邊時不時揮舞著汗巾，一邊大吐列寧的「灌輸論」。台上的老太抑揚頓挫，台下的我們昏昏欲睡。
那年秋天，閔行的梧桐葉還沒有掉光，一個消息靈通的同學告訴我，系裡來了一位香港浸會大學的博士，那時海外博士並沒有現在這麼泛濫，但也沒有引起我太多的興緻。
恰好我正好接手一個協會，需要編一份會刊，我發愁稿源，就想著能不能從青年老師那兒約點稿子，但那時還沒有想到江老師。第一期編訖，我往江老師辦公室，送他一本，而且給他的郵箱發了約稿信。第二天，他給我回信說：
感覺你有自己的追求，希望你的路能走遠，尤其有機會應該認真準備，去更好的地方學習和見識。約稿我還不太清楚怎麼回事，希望以後能多了解，但樂見能辦好。
收到回信，我喜不自禁。因為自從做了這期刊物，聽到最多的兩種聲音就是，不務正業，還有思想危險。記得第一期介紹過儲安平，他是學校前身之一的光華大學校友，創辦聞名一時的《觀察》周刊，後又以「黨天下」言論震驚朝野。我當時讀了他的文集，覺得不過如此。他只不過是像《皇帝的新裝》里的小孩，說出了大家都默認的常識罷了。
江老師那時剛剛博士畢業，正是意氣風發之時，又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論文。這是中國社會科學的頂尖期刊，據說發表率是千分之二，某些學校發表一篇就評正高，當年他還是剛入職的青年教師，一顆學術新星似乎冉冉升起。
好奇之下，我Google了他的名字，甚至還發現了他雪藏已久的windows live，連夜讀了他所有博客文章，也看了他2001年貼在北大三角地的《愛之和解——燃起第十一根蠟燭》。
江老師在這篇短文中，沒有將十一年前的慘劇簡單歸之於「善與惡的對立」，而是視之為民主理念與法權的倫理衝突，並敏銳地指出，當時「民主僅僅是一種理念，停留在人們的倫理認同之中，尚缺乏現實的體制實力」，即使獲得體制當局的同情，也會遭遇體制自我維護的強大反擊。
於是，可怖的悲劇發生了……民族的心靈破碎了。這正如亞里士多德的話：伴隨悲劇的是無盡的哀矜和恐懼。
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呼籲兩敗俱傷的雙方從懼怕和怨恨中走出來，重拾信任，主動伸出善意的手實現和解。並且，他沒有袖手旁觀，承諾在那日晚上八點到三角地，燃起第十一根蠟燭。「讓我們燃起溫暖的燭光，驅散怨恨和懼怕，顯示愛和信任，表達善意和諒解，為民族，為將來投一票信任！」
落款為：
北大學生，哲學系九九碩研：江緒林
2000年5月27-28日
當然，蠟燭沒點成，二十五歲的他剛到三角地就被控制了。第二年，他又宣布參加學生會競選，並要去北大三教演講。據當時同為北大研究生的郭玉閃回憶，那天晚上，他和幾個同學守在教學樓旁邊，遠遠看到一個瘦弱的男生走來，還沒來得及進教室，斜刺里殺來一輛白色麵包車，跳下幾個大漢，把江緒林同學架走了。只留下他們面面相覷，看著這一切發生。
實際上，江老師並不是一個熱衷政治的人，隨後，他在巨大的聲譽中淡出政治圈，遠赴香港研讀哲學。他的公益心，對社會不公的敏感，起而行之的勇氣是融在血液中的，並沒有因為世道艱難、踽踽獨行而減弱半分。
還記得2010年夏天，學校研究生公寓的大夏書店因為被有關部門釣魚執法而被迫關閉，起因是一本港版史景遷的《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他還發起簽名抗議，問我要不要加入，我同意了，於是他就在學校公共資料庫里發了帖子。當然，這事不了了之。
更讓我佩服的是，他關注公共事務，努力做一個好公民，卻也顯現了他獨特的一面。他沒有把政治放在最高位置，而是將其置於某種心靈秩序之下，因而他的思考和行動兼具可貴的靈性品質，這在《愛之和解》《生命的厚度》《逾越政治：重回理想國》等文中都有極好的展現。
你可以想像，在一片不學無術的教師中，江老師是何等的特立獨行。作為一個十九歲的少年，我簡直立馬被他迷住了。除了網文，我把他關於羅爾斯的論文和譯著《帕斯卡爾》也讀了。雖然懵懵懂懂，卻在心裡感慨：還有這等操作，同學，還是要好好讀書啊。
其實，那時我和江老師還交往不深，但已經對他的過去知之不少。有一次在他辦公室聊天，偶然間提起在北大點蠟燭的事，我露出欽佩之情，他卻眉毛一挑，你怎麼知道我那麼多事，不會是國保派過來的吧。我哈哈一笑，打趣說，那我可真不稱職，這麼快就倒戈了。
正因為如此，當有些同學因為他孱弱的外表（當然後來越來越胖）和溫柔的聲音，而叫他江姐時，我頗有些不平，明明他很有風骨，一般人都不如他呢。我一直都叫他江Sir，偶爾叫江老師，心裏面更視之為長兄。
二
其實，江Sir從來沒有教過我課，因為我所在的專業和他的研究方向不甚合拍，況且我行將畢業，也沒有太多新修的課程。但是，我願意跟他學習，還去旁聽了他的專業英語，但他見我，一副趕人的姿態，你咋來了，這課沒什麼好聽，你自己看書去。下課後，他卻給我發來《劍橋政治思想史》某卷，說我真有興趣，就讀一卷，做一卷的presentation。
當時這套思想史只有英文版，而我的英文就是個渣渣，讀起來特別費勁。但憋了一口勁兒，連蒙帶猜翻字典，終於讀完了二十世紀那本，也選讀了其他幾卷的部分篇章。說實話，大學裡的大部分課程都忘光了，但這些讀書筆記還記得大概。後來，他又推薦我讀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影印的那套政治學著作選編，遇到問題，比如說盧梭的契約論和霍布斯的契約論對比啥的。他先是推說自己研究得不夠透徹，但又儘力給出一個解釋，比我讀過的二手資料都精當。
這一段斷斷續續的研讀時光，是我大學最美好的回憶之一。江Sir從來不覺得自己是老師，總是慚愧自己學問不夠，誤人子弟，但我從他那裡看到一個為學者最基本的態度，那就是誠懇、勤奮。也正因為他有意無意的幫助，我也從一個頭腦簡單的憤青走出來，發現了一個更廣闊的心智世界。
2010年夏天，我沒有回家，基本都在學校里讀書。他有一次發郵件，也抄送給我，大概是說讀了陳寅恪的一些著作，對他十分佩服，但有一處不解：作為一個中國文化傳統意義上的保守者，陳寅恪怎麼將「獨立的精神，自由之思想」當做畢生最持守的、最重要的信念？
恰好我讀過一些陳寅恪的書，也對這個問題有過困惑，便把牟宗三、梁啟超、韋伯、史華慈亂燉一番，炮製出一個理論：中國自古以來也有自己的學統，只不過呢，被政統給破壞了。所以，陳老的「默念平生固未嘗侮時自矜，曲學阿世」，似看作超越左右的現代學統，斯可表明韋伯意義上以學術為業的職業倫理云云。
現在看來，這套說法非常粗糙，只找對自己有利的證據，有強詞奪理之嫌。但江Sir看了卻大加讚賞，還推薦給其他老師閱讀，並指出我對現代科學起源的看法有點片面，又借陳方正老師的新著給我看。
自此之後，我們關係迅速升溫。他時不時會約我吃飯，我也會幫他去圖書館借本書。某個夏天的晚上，我們在吳涇鎮吃完飯，一同回學校。那時，閔行校區周邊還有很多農田，蛙聲遍地，我們一邊在田埂上走，一邊興奮地談著未來的讀書計劃。他說，他不著急寫論文，要系統地閱讀西方經典，整理出若干思路，再擇其要者加以闡發。
我也信誓旦旦地說，江Sir，我也要讀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外加一個奧古斯丁吧。
他笑著說，超群，消化不良可不好。然後又嚴肅地說，你不繼續讀書太可惜了。我心底一慟，默然不語。我們便繼續在田間小路上走著，直到夜色四起，星光燦爛。
在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我們要做畢業論文。我想請他做我的論文導師，他問我，你做什麼方向。我說，想好好研究一下民族主義，這是很多中國人的心結。他說，這個題目很大，我也不懂，你自己看著辦吧。
我憋著一口氣，花了兩三個月讀了幾十種相關著作，在最後關頭，熬了三天兩夜，拼湊出一篇《自決及其限度：一種自由民族主義的理論》，洋洋洒洒三萬言。可以說，這是當時用力最勤的文章。我發給江Sir後，他大喜過望，在豆瓣上髮狀態說，讀到學生一篇厲害的論文，不過他太能寫了，目測只讀了一半。帶著他特別的幽默。
後來，他又發來詳細的修改方案，從論證思路、材料選擇、行文風格，乃至腳註都提出了不少意見，並說要推薦發表。我一一照改了。現在看來，這篇論文其實十分粗糙，根本稱不上佳構。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他難道看不出來么？
我想不是的。江Sir對自己的學術文章有著極為嚴苛的標準，甚至有些不近人情。如果他願意晉陞職稱，可能比任何人都有資格。但是，當旁人年紀輕輕早就是教授時，他還是只做他的講師。
劉擎老師在悼文中回憶，學校當時出台了一個代表作制度，為沒有學術專著但有重要論文發表的老師提供晉陞通道。他興沖沖地鼓勵江Sir，把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那篇論文作為材料申報，但江Sir拒絕了。劉老師又寬解說，那篇文章里你可能overclaim某一部分，但依然可以代表你的水平。江老師有些不解地回答說，那根本代表不了我的水平啊。
江Sir就是這樣，又謙虛，又傲嬌。但是，他從來不吝嗇給學生以鼓勵。正因為他的嚴格，也讓我們更看重他的看重。
有一次，他很懊惱自己講課不好，對我說，超群，你來聽我課是不是浪費時間。我說，唔，你上課的確只是自顧自地講，沒有好好準備的學生可能跟不上，但認真聽的人會很有收穫。
其實，我想說，你在我心裡肯定是最好的老師啊。循循善誘，又很負責任。但是我嫌肉麻，從來沒有說出口。
現在，我再也沒有機會親口對他說了。
三
2011年，我離開上海去雲南山區教書。新奇的環境，鬧騰的學生，還有好玩的同事，完全佔據我的精力，讀書成了一道下酒菜，我很快就把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拋擲腦後了。
江Sir繼續在偏僻的閔行讀書、上課，我也在偏僻的山區讀書、上課，剛開始我們還在網上頻頻互動，我偶爾也會打電話給他，能聊一個小時。漸漸的，我們交流越來越少，他只是悶頭讀書，筆記發了一篇又一篇。
我起初還能細讀，發發評論，後來基本跟不上節奏，他也不再發自己的論文給我看，我想他在集中精力讀書吧。2012年，我提著兩罐雲南茶葉去看他，他勉為其難地收下，我們又吃了一頓飯。他席間說，看你網上挺活躍啊，但我對你做的事情不太了解呢。一副冷眼旁觀的樣子。
後來，他卻寄了不少名著小說給我學生，讓我分一分，他沒有署名，但我從小學生般的字跡中認出了他。
那幾年，他的讀書筆記越發越多，情緒也越來越不穩定，微博上時有棄世之言。我初時很擔心，但也不知道怎麼安慰。
我們都是那種對生活很笨拙的人，更不會套近乎，從來都是直來直去。我一直以師友視之，也沒能更走進他的內心。
2013年，我結束雲南的支教，又往嘉興教了一年書。第二年，我和當時的女友分手，兩手空空地回到上海。在這之前，我發郵件諮詢繼續讀書的事情，他不置可否，勸我仔細考慮。
我去上海時，發簡訊約他，他稱不方便，避不見人。後來又打電話給我，約在徐家匯美羅城一聚。
這一次，我們沒有談太多讀書的事情。我向他傾訴這兩年的遭遇，教了一大群孩子，差點結婚，安定下來，卻陰差陽錯地回到原地。他靜靜地聽著，偶爾插兩句話。最後，他說，去外地見別人父母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吧。神情有些凄然。
他說，他當時也差點結婚，但也是錯過，詳情並沒有多說。後來，我才從Vivian老師的長文中得知他這段經歷。他也曾奮不顧身地愛一個女孩子，想長長久久，但那次不愉快的探親之旅，徹底打碎了他進入生活的努力。
我看他有些沉默，也沒有多說話，便在美羅城揮手作別。回去後，網上比現實中活躍的他，在微博上發了條消息：
超群來上海，約在美羅城歐風街吃了頓簡餐，感覺做了兩年多中學教師，他脫去些許稚氣（抑或銳氣），神色中多了點凝重艱澀。但願更多的閱讀、更美好的盼望和堅守。
讀到時，好像被狠狠地戳中，頓時淚如泉湧。反覆咀嚼盼望和堅守幾個詞，在那樣的困頓中，我竟好像得了莫大的安慰。
那一年，我蝸居在大學宿舍里，每天過著三點一線的生活，在王老師提供的辦公室里讀書備考，但心境已不似求學時。
一天下午，我提些飲品約他一談，江Sir似乎沒有了往日風采，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樣子。我也不便多留，便匆匆走了。
那是我見他的最後一面，竟以如此倉促的方式結束。
我到北京後，偶爾跟他聊幾句，他似乎總不在狀態，便也不知道怎麼繼續話題。
2016年2月19日晚10點左右，昔日同學告我，江緒林老師出事了。我慌忙去微博上看，只見絕命書，給他電話，早已不通。心中惶然，在斗室中如坐針氈。
確知噩耗後，我竟然有些木然，愧悔交加，心裡跳出無數個如果，但是沒有一個能夠寬慰我心。
第二天，我從北京趕到上海。在法商北樓120，當年他的辦公室里，一群基督徒朋友在做追思禱告。這個辦公室，我來過很多次，他總是斜坐在窗檯下的椅子上，在午後的陽光下，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天。
這群弟兄姊妹唱起了《奇異恩典》，到「前我失喪，今被尋回」時，我不能自持，痛哭流涕。青春時代那一角精神世界，已隨著他的離去永遠崩塌了。
他走後，輿論囂動一時，各種紀念文章、流言滿天飛。我沒能寫下一言，一是不願湊熱鬧，二是他肯定不喜歡這種方式吧。
當時，我們怕他被禁，連夜和其他同學一起，整理了他的一些言論和筆記。現在，大概已經沒有消失之虞，因為死亡成了他最後的避難所。
兩年了，我以為差不多可以坦然面對他的存在和離去，但其實並不能。每每想到他，仍是慚愧，仍是溫暖，仍是悲傷，仍是催我奮進。
有一次，我向他請教讀《聖經》的辦法，他說，不用太依賴解經書，可以完完全全地浸潤在神的話語中。又說，他也很喜歡《啟示錄》里的一段經文：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願你安息。我的老師，我的弟兄，我的江Sir。
關於江緒林老師的言論和文章，微博和豆瓣都有，搜索他的名字就可以讀到。關於他的生平和思想，以下幾篇文章可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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