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江Sir:紀念江緒林老師
一
我第一次聽說江緒林老師,是在2009年秋天,那年我大三,剛剛十九歲,在上海某大學政治學系就讀。
經過兩年的大學生活洗禮,我終於從一個七點起床念書的少年,變成了晚上打遊戲、從此不早朝的典型大學生。除了自己的不成器,還有對所謂大學的失望。
我所在系的老師一般分為兩類,一種是八十年代留校任教的知青大學生,甚至還有工農兵這樣的孑遺,一種是本土博士畢業不久的青椒。
那時候上課呢,知青大學生喜歡回憶過去,除了農場那些事兒,就是和我們叨叨八十年代。「同學,儂曉得李澤厚伐?那時候我們都讀《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阿拉大學生人手一本……」
還有一位相貌堂堂的主任,主攻中共黨史,對馬恩毛鄧江胡頗有研究,每逢黨代會後必做長篇報告,不知道他現在是不是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了新的心得體會。
最絕的是一位馬列主義老太太,為我們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上海夏天很熱,閔行校區的空調時好時壞,她一邊時不時揮舞著汗巾,一邊大吐列寧的「灌輸論」。台上的老太抑揚頓挫,台下的我們昏昏欲睡。
那年秋天,閔行的梧桐葉還沒有掉光,一個消息靈通的同學告訴我,系裡來了一位香港浸會大學的博士,那時海外博士並沒有現在這麼泛濫,但也沒有引起我太多的興緻。
恰好我正好接手一個協會,需要編一份會刊,我發愁稿源,就想著能不能從青年老師那兒約點稿子,但那時還沒有想到江老師。第一期編訖,我往江老師辦公室,送他一本,而且給他的郵箱發了約稿信。第二天,他給我回信說:
感覺你有自己的追求,希望你的路能走遠,尤其有機會應該認真準備,去更好的地方學習和見識。約稿我還不太清楚怎麼回事,希望以後能多了解,但樂見能辦好。
收到回信,我喜不自禁。因為自從做了這期刊物,聽到最多的兩種聲音就是,不務正業,還有思想危險。記得第一期介紹過儲安平,他是學校前身之一的光華大學校友,創辦聞名一時的《觀察》周刊,後又以「黨天下」言論震驚朝野。我當時讀了他的文集,覺得不過如此。他只不過是像《皇帝的新裝》里的小孩,說出了大家都默認的常識罷了。
江老師那時剛剛博士畢業,正是意氣風發之時,又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論文。這是中國社會科學的頂尖期刊,據說發表率是千分之二,某些學校發表一篇就評正高,當年他還是剛入職的青年教師,一顆學術新星似乎冉冉升起。
好奇之下,我Google了他的名字,甚至還發現了他雪藏已久的windows live,連夜讀了他所有博客文章,也看了他2001年貼在北大三角地的《愛之和解——燃起第十一根蠟燭》。
江老師在這篇短文中,沒有將十一年前的慘劇簡單歸之於「善與惡的對立」,而是視之為民主理念與法權的倫理衝突,並敏銳地指出,當時「民主僅僅是一種理念,停留在人們的倫理認同之中,尚缺乏現實的體制實力」,即使獲得體制當局的同情,也會遭遇體制自我維護的強大反擊。
於是,可怖的悲劇發生了……民族的心靈破碎了。這正如亞里士多德的話:伴隨悲劇的是無盡的哀矜和恐懼。
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呼籲兩敗俱傷的雙方從懼怕和怨恨中走出來,重拾信任,主動伸出善意的手實現和解。並且,他沒有袖手旁觀,承諾在那日晚上八點到三角地,燃起第十一根蠟燭。「讓我們燃起溫暖的燭光,驅散怨恨和懼怕,顯示愛和信任,表達善意和諒解,為民族,為將來投一票信任!」
落款為:
北大學生,哲學系九九碩研:江緒林
2000年5月27-28日
當然,蠟燭沒點成,二十五歲的他剛到三角地就被控制了。第二年,他又宣布參加學生會競選,並要去北大三教演講。據當時同為北大研究生的郭玉閃回憶,那天晚上,他和幾個同學守在教學樓旁邊,遠遠看到一個瘦弱的男生走來,還沒來得及進教室,斜刺里殺來一輛白色麵包車,跳下幾個大漢,把江緒林同學架走了。只留下他們面面相覷,看著這一切發生。
實際上,江老師並不是一個熱衷政治的人,隨後,他在巨大的聲譽中淡出政治圈,遠赴香港研讀哲學。他的公益心,對社會不公的敏感,起而行之的勇氣是融在血液中的,並沒有因為世道艱難、踽踽獨行而減弱半分。
還記得2010年夏天,學校研究生公寓的大夏書店因為被有關部門釣魚執法而被迫關閉,起因是一本港版史景遷的《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他還發起簽名抗議,問我要不要加入,我同意了,於是他就在學校公共資料庫里發了帖子。當然,這事不了了之。
更讓我佩服的是,他關注公共事務,努力做一個好公民,卻也顯現了他獨特的一面。他沒有把政治放在最高位置,而是將其置於某種心靈秩序之下,因而他的思考和行動兼具可貴的靈性品質,這在《愛之和解》《生命的厚度》《逾越政治:重回理想國》等文中都有極好的展現。
你可以想像,在一片不學無術的教師中,江老師是何等的特立獨行。作為一個十九歲的少年,我簡直立馬被他迷住了。除了網文,我把他關於羅爾斯的論文和譯著《帕斯卡爾》也讀了。雖然懵懵懂懂,卻在心裡感慨:還有這等操作,同學,還是要好好讀書啊。
其實,那時我和江老師還交往不深,但已經對他的過去知之不少。有一次在他辦公室聊天,偶然間提起在北大點蠟燭的事,我露出欽佩之情,他卻眉毛一挑,你怎麼知道我那麼多事,不會是國保派過來的吧。我哈哈一笑,打趣說,那我可真不稱職,這麼快就倒戈了。
正因為如此,當有些同學因為他孱弱的外表(當然後來越來越胖)和溫柔的聲音,而叫他江姐時,我頗有些不平,明明他很有風骨,一般人都不如他呢。我一直都叫他江Sir,偶爾叫江老師,心裏面更視之為長兄。
二
其實,江Sir從來沒有教過我課,因為我所在的專業和他的研究方向不甚合拍,況且我行將畢業,也沒有太多新修的課程。但是,我願意跟他學習,還去旁聽了他的專業英語,但他見我,一副趕人的姿態,你咋來了,這課沒什麼好聽,你自己看書去。下課後,他卻給我發來《劍橋政治思想史》某卷,說我真有興趣,就讀一卷,做一卷的presentation。
當時這套思想史只有英文版,而我的英文就是個渣渣,讀起來特別費勁。但憋了一口勁兒,連蒙帶猜翻字典,終於讀完了二十世紀那本,也選讀了其他幾卷的部分篇章。說實話,大學裡的大部分課程都忘光了,但這些讀書筆記還記得大概。後來,他又推薦我讀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影印的那套政治學著作選編,遇到問題,比如說盧梭的契約論和霍布斯的契約論對比啥的。他先是推說自己研究得不夠透徹,但又儘力給出一個解釋,比我讀過的二手資料都精當。
這一段斷斷續續的研讀時光,是我大學最美好的回憶之一。江Sir從來不覺得自己是老師,總是慚愧自己學問不夠,誤人子弟,但我從他那裡看到一個為學者最基本的態度,那就是誠懇、勤奮。也正因為他有意無意的幫助,我也從一個頭腦簡單的憤青走出來,發現了一個更廣闊的心智世界。
2010年夏天,我沒有回家,基本都在學校里讀書。他有一次發郵件,也抄送給我,大概是說讀了陳寅恪的一些著作,對他十分佩服,但有一處不解:作為一個中國文化傳統意義上的保守者,陳寅恪怎麼將「獨立的精神,自由之思想」當做畢生最持守的、最重要的信念?
恰好我讀過一些陳寅恪的書,也對這個問題有過困惑,便把牟宗三、梁啟超、韋伯、史華慈亂燉一番,炮製出一個理論:中國自古以來也有自己的學統,只不過呢,被政統給破壞了。所以,陳老的「默念平生固未嘗侮時自矜,曲學阿世」,似看作超越左右的現代學統,斯可表明韋伯意義上以學術為業的職業倫理云云。
現在看來,這套說法非常粗糙,只找對自己有利的證據,有強詞奪理之嫌。但江Sir看了卻大加讚賞,還推薦給其他老師閱讀,並指出我對現代科學起源的看法有點片面,又借陳方正老師的新著給我看。
自此之後,我們關係迅速升溫。他時不時會約我吃飯,我也會幫他去圖書館借本書。某個夏天的晚上,我們在吳涇鎮吃完飯,一同回學校。那時,閔行校區周邊還有很多農田,蛙聲遍地,我們一邊在田埂上走,一邊興奮地談著未來的讀書計劃。他說,他不著急寫論文,要系統地閱讀西方經典,整理出若干思路,再擇其要者加以闡發。
我也信誓旦旦地說,江Sir,我也要讀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外加一個奧古斯丁吧。
他笑著說,超群,消化不良可不好。然後又嚴肅地說,你不繼續讀書太可惜了。我心底一慟,默然不語。我們便繼續在田間小路上走著,直到夜色四起,星光燦爛。
在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我們要做畢業論文。我想請他做我的論文導師,他問我,你做什麼方向。我說,想好好研究一下民族主義,這是很多中國人的心結。他說,這個題目很大,我也不懂,你自己看著辦吧。
我憋著一口氣,花了兩三個月讀了幾十種相關著作,在最後關頭,熬了三天兩夜,拼湊出一篇《自決及其限度:一種自由民族主義的理論》,洋洋洒洒三萬言。可以說,這是當時用力最勤的文章。我發給江Sir後,他大喜過望,在豆瓣上髮狀態說,讀到學生一篇厲害的論文,不過他太能寫了,目測只讀了一半。帶著他特別的幽默。
後來,他又發來詳細的修改方案,從論證思路、材料選擇、行文風格,乃至腳註都提出了不少意見,並說要推薦發表。我一一照改了。現在看來,這篇論文其實十分粗糙,根本稱不上佳構。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他難道看不出來么?
我想不是的。江Sir對自己的學術文章有著極為嚴苛的標準,甚至有些不近人情。如果他願意晉陞職稱,可能比任何人都有資格。但是,當旁人年紀輕輕早就是教授時,他還是只做他的講師。
劉擎老師在悼文中回憶,學校當時出台了一個代表作制度,為沒有學術專著但有重要論文發表的老師提供晉陞通道。他興沖沖地鼓勵江Sir,把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那篇論文作為材料申報,但江Sir拒絕了。劉老師又寬解說,那篇文章里你可能overclaim某一部分,但依然可以代表你的水平。江老師有些不解地回答說,那根本代表不了我的水平啊。
江Sir就是這樣,又謙虛,又傲嬌。但是,他從來不吝嗇給學生以鼓勵。正因為他的嚴格,也讓我們更看重他的看重。
有一次,他很懊惱自己講課不好,對我說,超群,你來聽我課是不是浪費時間。我說,唔,你上課的確只是自顧自地講,沒有好好準備的學生可能跟不上,但認真聽的人會很有收穫。
其實,我想說,你在我心裡肯定是最好的老師啊。循循善誘,又很負責任。但是我嫌肉麻,從來沒有說出口。
現在,我再也沒有機會親口對他說了。
三
2011年,我離開上海去雲南山區教書。新奇的環境,鬧騰的學生,還有好玩的同事,完全佔據我的精力,讀書成了一道下酒菜,我很快就把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拋擲腦後了。
江Sir繼續在偏僻的閔行讀書、上課,我也在偏僻的山區讀書、上課,剛開始我們還在網上頻頻互動,我偶爾也會打電話給他,能聊一個小時。漸漸的,我們交流越來越少,他只是悶頭讀書,筆記發了一篇又一篇。
我起初還能細讀,發發評論,後來基本跟不上節奏,他也不再發自己的論文給我看,我想他在集中精力讀書吧。2012年,我提著兩罐雲南茶葉去看他,他勉為其難地收下,我們又吃了一頓飯。他席間說,看你網上挺活躍啊,但我對你做的事情不太了解呢。一副冷眼旁觀的樣子。
後來,他卻寄了不少名著小說給我學生,讓我分一分,他沒有署名,但我從小學生般的字跡中認出了他。
那幾年,他的讀書筆記越發越多,情緒也越來越不穩定,微博上時有棄世之言。我初時很擔心,但也不知道怎麼安慰。
我們都是那種對生活很笨拙的人,更不會套近乎,從來都是直來直去。我一直以師友視之,也沒能更走進他的內心。
2013年,我結束雲南的支教,又往嘉興教了一年書。第二年,我和當時的女友分手,兩手空空地回到上海。在這之前,我發郵件諮詢繼續讀書的事情,他不置可否,勸我仔細考慮。
我去上海時,發簡訊約他,他稱不方便,避不見人。後來又打電話給我,約在徐家匯美羅城一聚。
這一次,我們沒有談太多讀書的事情。我向他傾訴這兩年的遭遇,教了一大群孩子,差點結婚,安定下來,卻陰差陽錯地回到原地。他靜靜地聽著,偶爾插兩句話。最後,他說,去外地見別人父母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吧。神情有些凄然。
他說,他當時也差點結婚,但也是錯過,詳情並沒有多說。後來,我才從Vivian老師的長文中得知他這段經歷。他也曾奮不顧身地愛一個女孩子,想長長久久,但那次不愉快的探親之旅,徹底打碎了他進入生活的努力。
我看他有些沉默,也沒有多說話,便在美羅城揮手作別。回去後,網上比現實中活躍的他,在微博上發了條消息:
超群來上海,約在美羅城歐風街吃了頓簡餐,感覺做了兩年多中學教師,他脫去些許稚氣(抑或銳氣),神色中多了點凝重艱澀。但願更多的閱讀、更美好的盼望和堅守。
讀到時,好像被狠狠地戳中,頓時淚如泉湧。反覆咀嚼盼望和堅守幾個詞,在那樣的困頓中,我竟好像得了莫大的安慰。
那一年,我蝸居在大學宿舍里,每天過著三點一線的生活,在王老師提供的辦公室里讀書備考,但心境已不似求學時。
一天下午,我提些飲品約他一談,江Sir似乎沒有了往日風采,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樣子。我也不便多留,便匆匆走了。
那是我見他的最後一面,竟以如此倉促的方式結束。
我到北京後,偶爾跟他聊幾句,他似乎總不在狀態,便也不知道怎麼繼續話題。
2016年2月19日晚10點左右,昔日同學告我,江緒林老師出事了。我慌忙去微博上看,只見絕命書,給他電話,早已不通。心中惶然,在斗室中如坐針氈。
確知噩耗後,我竟然有些木然,愧悔交加,心裡跳出無數個如果,但是沒有一個能夠寬慰我心。
第二天,我從北京趕到上海。在法商北樓120,當年他的辦公室里,一群基督徒朋友在做追思禱告。這個辦公室,我來過很多次,他總是斜坐在窗檯下的椅子上,在午後的陽光下,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天。
這群弟兄姊妹唱起了《奇異恩典》,到「前我失喪,今被尋回」時,我不能自持,痛哭流涕。青春時代那一角精神世界,已隨著他的離去永遠崩塌了。
他走後,輿論囂動一時,各種紀念文章、流言滿天飛。我沒能寫下一言,一是不願湊熱鬧,二是他肯定不喜歡這種方式吧。
當時,我們怕他被禁,連夜和其他同學一起,整理了他的一些言論和筆記。現在,大概已經沒有消失之虞,因為死亡成了他最後的避難所。
兩年了,我以為差不多可以坦然面對他的存在和離去,但其實並不能。每每想到他,仍是慚愧,仍是溫暖,仍是悲傷,仍是催我奮進。
有一次,我向他請教讀《聖經》的辦法,他說,不用太依賴解經書,可以完完全全地浸潤在神的話語中。又說,他也很喜歡《啟示錄》里的一段經文: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願你安息。我的老師,我的弟兄,我的江Sir。
關於江緒林老師的言論和文章,微博和豆瓣都有,搜索他的名字就可以讀到。關於他的生平和思想,以下幾篇文章可以參考:
![](https://pic.pimg.tw/zzuyanan/1488615166-1259157397.png)
![](https://pic.pimg.tw/zzuyanan/1482887990-259555702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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