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重磅│李雪濤：「死亡幫助他們尋覓著『道』」 ——阿爾布萊希特·豪斯霍夫和他的《摩亞必特十四行詩》

原標題：獨家重磅│李雪濤：「死亡幫助他們尋覓著『道』」 ——阿爾布萊希特·豪斯霍夫和他的《摩亞必特十四行詩》

1945年4月23日，柏林解放前夕，三個納粹的囚犯被押解到了「傷殘者大街」的一塊空地上，周圍是國家宇航公園的廢墟。一陣槍聲過後，阿爾布萊希特?豪斯霍夫和兩個同伴倒在了廢墟之間。19天後，被關在同一間監獄中的弟弟海因茨被釋放了，在哥哥遭到謀殺的地點，他找到了阿爾布萊希特的屍體，並在死者大衣的口袋裡發現了他在監獄裡寫下的80首十四行詩。1946年這些詩以《摩亞必特十四行詩》（Moabiter Sonette, Berlin: Lothar Blanvalet, 1946）的書名出版。

2012年德國著名的貝克出版社（C. H. Beck）重新再版了阿爾布萊希特·豪斯霍夫的《摩亞必特十四行詩》（AlbrechtHaushofer, Moabiter Sonette. München:C. H. Beck oHG, 2012）。此次的出版是由阿梅麗·馮·格里芬尼茨（Amelie vonGraevenitz）重新根據阿爾布萊希特的手稿整理而來的。書後有烏蘇拉·拉克（Ursula Laack）女士撰寫的有關阿爾布萊希特生平的後記。這是到目前為止有關阿爾布萊希特《摩亞必特十四行詩》最完備的一個版本。

阿爾布萊希特·豪斯霍夫的筆名有：于爾根·達克斯（JürgenDax）以及約克·威爾登菲爾斯（J?rg Werdenfels）。他是德國著名的地理學家、外交家、作家以及反納粹極權的戰士。同時他對中國文化有著特別的憧憬。他不僅創作了話劇作品《中國傳奇》，還有一本學術著作《英國入侵中國》。《摩亞必特十四行詩》中也有很多都是與中國抑或與東亞相關的題材。

一

阿爾布萊希特·豪斯霍夫（AlbrechtHaushofer, 1903-1945）是著名地理學家卡爾·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 1869-1946）的兩個兒子中的一個。他於1903年生於慕尼黑，1945年納粹倒台之前在柏林遭殺害，當時的他僅有42歲。而他的父親卡爾·豪斯霍夫則迎來了納粹的滅亡，在阿爾布萊希特被殺害一年後，與世長辭的。

父親卡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是巴伐利亞軍銜中的少將，在和平年代他是地理學教授，並且是「地緣政治學」（Geopolitik）這一學科的創始人。對這門新的學科他解釋道：「地緣政治學所尋求的是在地球上維護更加公正地、更好地分配生命的空間和權力，根據工作能力和人口數來更合理地對這二者進行分配。」批評者認為所謂的「地緣政治學」是「偽學術」，是為了掩飾使德國人生活區成為德國土地的權力要求，並認為這些土地必然要併入帝國，或至少成為受德意志影響的地區。卡爾當然斷然拒絕了魏瑪共和國的「軟弱無能」以及《凡爾賽和約》「強加給德國人民的災難」。

卡爾·豪斯霍夫由於其地緣政治學的專業而與一些漢學家有著很好的交往。1930年魏特夫（KarlAugust Wittfogel, 1896-1988）完成他的博士論文《中國的經濟與社會》（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之前，曾有一段時間與卡爾·豪斯霍夫一起研究地緣政治學與中國，同時也研討蘇聯的計劃經濟。他於1929年完成了《地緣政治學、地理唯物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Geopolitik, Geopolitischer Materialismus und Marxismus, 1929）一文，分三次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之下》（Unterdem Banner des Marxismus）上發表了。這一研究當然對他的博士論文也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

不過卡爾並非一個種族主義者，他的夫人瑪爾塔（Martha）是猶太人，而瑪爾塔的父親是曼海姆的商人格奧爾克·路德維希·邁耶-多斯（Georg Ludwig Mayer-Doss, 1847-1919）——她祖父亞當·馮·多斯（Adam von Doss）則是叔本華的弟子，曾在施內策舒爾大街（Schnitzschulstra?e）於1893年建造了「克里斯提娜別墅」（Villa Christina），後來帕騰基興（Partenkirchen）的療養院遷入了這幢大樓。自1999年開始，在作曲家去世50周年之後，這裡成為了理查德·施特勞斯學院（Richard-Strauss-Institut）。

二

阿爾布萊希特的童年是在他祖母的花園中度過的，這裡種著各種奇異的植物，也成為了他兒時的樂園。在保守、愛國的自我意識以及對共和懷有強烈的敵意的學者家庭氛圍下成長起來的阿爾布萊希特，在慕尼黑和帕騰基興之間度過了沒有經歷任何風雨的少年時代。後來他有可能被指責是「二等的猶太混血兒」——他的出身在第三帝國的語言中會被這樣描述，當時還完全沒有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不久的1919年，父親卡爾很快便邀請他的高足、後來成為「元首的副手」的魯道夫·赫斯（Rudolf He?, 1894-1987）到家中來，他們也成為了好朋友。

1920年左右，卡爾·豪斯霍夫（左）與魯道夫·赫斯（右）的合影

阿爾布萊希特在慕尼黑的特蕾西亞文理中學（Theresien-Gymnasium）畢業之後，由於受到父親的影響他在慕尼黑大學選擇了歷史學和地理學專業。1924年，21歲的阿爾布萊希特完成了他有關「阿爾卑斯山關口國家」（Pass-Staaten in den Alpen）的博士論文，他此時的興趣主要在東南歐地區的德意志少數民族。他的導師是著名的地理學家埃里希·馮·德里加爾斯基（Erich von Drygalski, 1865-1949）教授，德里加爾斯基曾參加過1901-03年間德國的第一次南極探險。其後的四年間阿爾布萊希特給德國著名地貌學家阿爾布萊希特·彭克（Albrecht Penck, 1858-1945）教授做助手。這期間他做了有關「匈牙利的文化土壤」（Kulturboden in Ungarn）的教授資格論文，文化土壤也是彭克教授的重要研究課題之一。 阿爾布萊希特也因此有機會在世界各地旅行，這些地區包括南北美，斯堪的納維亞和俄國，這些旅行拓展了他的地質學知識，同時也增長了他的政治見識。1928-1940年阿爾布萊希特出任設在柏林的地理學會（Gesellschaft fürErdkunde）的秘書長，並於1930年去了英國旅行。也是在這一時期，他主編了學會的會刊。

1930年代的阿爾布萊希特·豪斯霍夫

阿爾布萊希特根本不欣賞魏瑪共和國，特別是1930-32年走向覆滅的階段。他非常不喜歡當時的外交政策，甚至痛恨所謂民主的法律外表。只是當時出任共和國的總理和外長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 1878-1929）以及後來成為總理的海因里希·布呂寧（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兩位具有人格魅力的政治家讓他印象深刻而已。無論如何，阿爾布萊希特對魏瑪共和國的統治很是不滿，但這也並不說明他對納粹政權深有好感。總體上來講，阿爾布萊希特的政治立場是中立的，他既不屬於魏瑪共和國，也很難在納粹的政權中得到認同。議會共和對他來講是陌生的，因為這種民主有妥協和以集體主義的面目出現的必要性，而納粹的思想也不可能博得精英個人主義者的青睞。

三

在納粹攫取了政權之後，阿爾布萊希特認為自己「缺乏納粹的世界觀」，不過也知道「在價值觀的問題方面要被迫進行一系列的妥協」。不願意與共和國妥協，但卻對納粹做出了讓步，這必然會導致未來的失敗。阿爾布萊希特以敏銳的洞察力指出，「我們將面臨著一場巨大的共同災難，而這不久將不再取決於個人。」面對剛剛過去的如一盤散沙般的魏瑪共和國，阿爾布萊希特在此時依然相信，「藉助於納粹的政權，至少可以共同走過一段路程」。他親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尋求外交的勝利的想法實際上欺騙了自己，人可以「出污泥而不染」——在邪惡之中做出好事來。他鄙視納粹的意識形態，但卻準備與納粹的機構合作——與魔鬼合作終究要被魔鬼吞噬。

1933年由希特勒直接簽署的《重建公務員隊伍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得以頒布，從而徹底剝奪了所有被認為是非雅利安人在德國政府部門中服務的資格。儘管按照納粹的標準阿爾布萊希特有1/4的猶太血統，但仰仗著當時被任命為帝國部長的赫斯的干預，子承父業，阿爾布萊希特還是當上了柏林政治高等學校（Hochschule für Politik）「地緣政治學」專業的講師。希特勒在《我的奮鬥》（Mein Kampf, 1925-1926）的對外擴張綱領中第一次提出了德國人民的生存權利。他提出要反對《凡爾賽和約》，作為這一鬥爭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建設國防軍和恢復義務兵役制。做到了這一點後，再去奪取「東部新的生存空間」，並通過「毫不留情的日耳曼化」，以確保這一日耳曼的生存空間。阿爾布萊希特雖然對新的獨裁政權思慮重重，但他還是接受了這一職位。當時阿爾布萊希特已經看出來了德國的外交對於歐洲和平來講是一種威脅，因此他還幻想著通過他的行為能夠影響到德國的外交。他自己將參與看作是對政權的一種反作用。他所在的高等學校後來併入了柏林大學的外國學學院之後，因此他也成為了柏林大學的地理學和地緣政治學的教授。

1933年阿爾布萊希特在給寫給母親的信中承認：「對我來說在新德國並沒有個人的未來」，在信中他也提到了一種對「內心信念犧牲，對於保持沉默，對於強忍著吞下一切的剋制」，這些使他「處於極大的痛苦之中」。他的參與也使他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在外部極為惡略的條件下，他依然要保持「對自我的尊重以及內心的真實」。

自1934年起阿爾布萊希特成為了里賓特洛甫辦公室（Dienststelle Ribbentrop）的工作人員，他當時的使命是按照納粹的政策監控在國外德意志民族的動向。因此他也接受了很多秘密政治外交使命，例如前往英國、東歐國家和日本，並且在1937年下半年短暫地到過中國。至1938年他接受赫斯和帝國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個人的委任，僅在英國就有14次跟不同的政要談話的記錄。在蘇德台地區，在旦澤以及在波蘭，他一直在跟不同層面的政治家商討邊界以及德國少數民族的問題。而在布拉格，他與當時的斯洛伐克共和國的總統愛德華·貝內什（Eduard Benesch, 1884-1948）進行了商談。在英國，阿爾布萊希特也特別尋求與推行綏靖主義的政治家——如哈利法克斯勛爵（Lord Halifix, 1881-1959）或塞繆爾·霍爾爵士（Sir SamuelHoare, 1880-1959）建立聯繫，以力求與德國和解，以使英國省去昂貴的戰爭費用。詹姆斯·道格拉斯-哈密爾頓（James Douglas-Hamilton, 1892-1943）將綏靖主義的這一信條解釋為：「我們終有一天要經歷這些正直的先生們所達成的和平協議！」他錯了。德國的獨裁者欺騙了所有的人，而正直如阿爾布萊希特者，永遠不可能成為當權者。

阿爾布萊希特（左）與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在交談，1930年代。

1935年9月15日簽署的《紐倫堡法令》（NürnbergerGesetze）剝奪了猶太人的公民權利，禁止他們同雅利安人通婚或發生婚外關係。在這項法律發布之前，在寫給赫斯的一份專題報告中，阿爾布萊希特提出以有區別的方式解決非雅利安人問題：他建議將世代在德國居住的猶太人認同為德國人，而最近幾十年新來的移民不予以承認。如果這一建議被採納的話，就意味著在德國的50萬猶太人有30萬會失去公民權。阿爾布萊希特此時隨時妥協的態度好像完全沒有限度。同時他也感到「由於不斷改變自己信念的行為而遭受內心的毀滅」，也開始懷疑自己學術工作的動機（「如果我看一下我們的地緣政治學的話，我對我們走的路也感到恐懼」），他表達了預感不祥的憂慮（「有很多兇殘的死亡出現，沒有誰知道，閃電什麼時候會擊中自己的房子！」），並且想「從中自願地走出」。

四

最遲至1938年秋天，阿爾布萊希特已經認識到了，以自己的努力來改變德國的外交路線完全是不可能的。1938年9月底張伯倫（ArthurNeville Chamberlain, 1869-1940）、達拉第（Edouard Daladier,1884-1970）、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和希特勒就捷克斯洛伐克立即把蘇台德地區割讓給德國達成了《慕尼黑協議》（Münchner Abkommen）。直到此時，作為邊界和民族問題專家的阿爾布萊希特才明白，「元首」自己直接會在地圖上劃線，根本不需要這位「猶太人的後裔」了。為了避免希特勒的惡果蔓延到東歐國家，阿爾布萊希特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最終也都是徒勞的。英法要組成聯盟，向德國宣戰，美國會支持英國，俄國人會進軍中歐地區……，希特勒對這一切根本不想知道。「元首」認為，所謂英國的威脅僅僅是虛張聲勢。阿爾布萊希特高估了其自身的意義。舵手將航向引向了冰山，並且捂住自己的耳朵不聽別人的勸告，大船終究要沉沒的。

1938年11月9日所謂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猶太人商店遭到搶掠，幾乎所有猶太教的教堂遭到了搗毀。阿爾布萊希特對此寫道：「對逃脫掉戰爭的失望產生的憤怒現在呼嘯著轉到了國內。今天是猶太人，明天就是其他的群體。」

在提前知道將要到來的政權對猶太人的慘絕人寰的殺戮以及「可能的藝術」界限之間的危險處境時，阿爾布萊希特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我舉個例子：跟我同坐一個辦公桌的人，他的工作是在盧布林猶太聚集區按計劃地將送往那裡的德國猶太人凍死或餓死。我也許能夠做到的是，至少能保護老人。」也許，他說服他同桌的理由是，猶太老人不值得再花費運輸費了。這又是怎樣的妥協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阿爾布萊希特在第一情報處（InformationsstelleI）任職，這是在形式上直屬於帝國外交部的機構。1940年的時候，他將納粹制度的狀況比作「一艘受損的船，正燃著火，但卻被一群笨蛋和罪犯繼續操控著」，他將自己的角色看成是一個乘客，「沒有跳入水中，而是試圖找到一個救生圈，或者一不小心也可能抓到舵輪的操縱桿呢」！此時的他依然心存僥倖的心理，認為自己沒準能夠拯救面臨沉船的第三帝國。

1941年的時候，阿爾布萊希特在瑞士與著名學者、歷史學家、外交官卡爾·雅克布·布克哈特（Carl Jacob Burkhardt, 1891-1974）就和平之路的問題進行了對話。1941年5月10日魯道夫·赫斯駕機飛往蘇格蘭之後，阿爾布萊希特便受到了懷疑，他曾經參與了赫斯駕機私奔英國的準備工作，因此遭拘禁，並被帶到了巴伐利亞州東南部的阿爾卑斯山腳下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元首」除柏林外的第二政府駐地。在這裡阿爾布萊希特要向希特勒彙報有關赫斯前往英國前的情況。「跟英國的關係以及英國人可能的孤注一擲」，這是阿爾布萊希特向元首提交的報告標題。之後他也被送入柏林的蓋世太保監獄，被囚禁了八個星期後得到釋放。希特勒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 1900-1945）認為如果以後需要跟英國和談的話，阿爾布萊希特還會有用處。

1941年阿爾布萊希特寫下了他自己的幾點和平計劃的想法：德國稱霸中歐就應當滿足了，從殖民地獲得原材料，允許佔領的地區自治，並將其部隊撤回到1914年前的邊界後。這顯然不是為「元首」準備的一套方案。就在此時，他在給父母的信中寫道：「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此時就像是一隻小甲蟲一樣，很可能會被從身後吹來的意外且無法預見的陣風掀翻，……如果我幸運的話，可以在帕爾納夏姆（Partnachalm）過隱居者的生活。」帕爾納夏姆成為了他無法實現的心靈歸宿。

五

從1930年代開始，阿爾布萊希特就與極權政權的反對者們建立了聯繫。作為波皮茨圈子（Popitz-Kreis）的成員他也參加了1940-41年的陰謀策劃的諸多活動。他這一時期的朋友包括抵抗運動的核心組織——克賴斯奧集團（Kreisauer Kreis）的成員彼得·約克·馮·瓦爾騰堡伯爵（Peter GrafYorck von Wartenburg, 1904-1944）、赫爾穆特·詹姆斯·馮·毛奇伯爵（HelmuthJames Graf von Moltke, 1907-1945 ），以及抵抗組織紅樂隊（RoteKapelle）的哈羅·舒爾茨-博伊森（HarroSchulze-Boysen, 1909-1942）和阿維德·哈納克（Arvid Harnack,1901-1942），這些人或者是他所在的外國學學院教過書的同事，或者是曾經在那裡學習過的學生。

阿爾布萊希特的大部分文學創作並不為人知，他常常使用隱蔽的技巧（Camouflagetechnik）來表達他對時事的批判。他所創作的歷史劇如《西庇阿》（Scipio,1934）、《蘇拉》（Sulla, 1938）以及奧古斯都（Augustus,1939）一直到1945年前還在上演。1943年編寫了話劇《馬其頓人》（Die Makedonen）和《中國傳奇》（Chinesische Legende），這兩齣劇的劇本一直到他死後才出版。

1944年7月20日的暗殺活動之後，阿爾布萊希特隱匿在巴伐利亞。同年的12月7日他被蓋世太保抓獲，他弟弟海因茨·豪斯霍夫（Heinz Haushofer, 1906-1988）和所有幫助他的人都遭到了逮捕，之後他和海因茨都被囚禁在柏林摩亞必特萊爾特大街（Lehrter Stra?e）的單間牢房。1945年4月23日在柏林即將解放之前，他與被選出的其他的囚犯克勞斯·邦赫菲爾（Klaus Bonhoeffer, 1901-1945）以及魯迪格·施萊爾（RüdigerSchleicher, 1895-1945）一道在從監獄到阿爾布萊希特王子宮（Prinz-Albrecht-Palais）的途中被殺害，透過頸部擊斃他的地點在「傷殘者大街」（Invalidenstra?e）的國立宇航公園（ULAP-Gel?nde）的廢墟地帶，命令是當時黨衛隊（SS）的總司令海因里希·穆勒（Heinrich Müller, 1900-1945）下的。「死亡是來自德國的大師」（策蘭《死亡賦格》），但對阿爾布萊希特來講「雖體解吾尤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屈原《離騷》）

「傷殘者大街」是柏林著名的大街，3公里長的大街，到處都是歷史著名建築。大街名稱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 1712-1786）時代的1748年，為了照料第一次和第二次西西里亞戰爭的傷殘者，在這裡建立了「傷殘者之家」（Invalidenhaus，現在的經濟與能源部所在地）。1830年以後這裡的街道被命名為「傷殘者大街」。阿爾布萊希特的弟弟海因茨1945年5月12日被釋放後，在哥哥大衣的口袋裡發現了他在監獄了寫的80首詩。

之後阿爾布萊希特·豪斯霍夫的遺體被安葬在柏林威爾斯納克大街（Wilsnacker Stra?e）的戰爭墓地之中。在墓地入口的一處牌子上寫著他《摩亞必特十四行詩》中的詩句：

只有幻想主宰著這片土地。

主宰者在墳地里收起了他傲慢的腳步，

而巨大的不幸卻爬了上來。

（《歸宿》（DemEnde zu））

如今柏林市最西部的聖湖區（Heiligensee）的一所學校便是以阿爾布萊希特·豪斯霍夫的名字命名的（Albrecht-Haushofer-Schule），學校里有一尊阿爾布萊希特的紀念頭像。在德國，在希爾德斯海姆（Hildesheim）和勒沃庫森（Leverkusen）兩座城市都有阿爾布萊希特·豪斯霍夫大街（Albrecht-Haushofer-Stra?e），從而讓這位反納粹的鬥士、詩人之名永駐。

柏林街頭的阿爾布萊希特·豪斯霍夫的紀念銅像。下面的牌子對他的生平和被殺害的地點做了說明。

六

80首《摩亞必特十四行詩》是詩人用生命鑄成的詩句，如果能做一個分類的話，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類，不過其中有很多主題是交織在一起的。第一部分的詩的主題是內省，這些又直接與詩人在監獄的經歷和經驗相關。屬於這一類的詩歌有《帶上鐐銬》（In Fesseln）、《夜間消息》（N?chtliche Botschaft）、《守衛》（Die W?chter）、《雜訊》（Ger?usche）、《迸發》（Entfesselung），不過也有諸如《麻雀》（Spatzen）和《蚊子》（Die Mücke）這樣藉助於鳥類和昆蟲來進行反思的詩。通過這些詩句，詩人一方面與備受壓抑的監獄日常生活的環境進行討論，另一方面也與神造萬物的自由和活力相遇，同時也表現出他對高牆之外自由生活的渴望。

阿爾布萊希特·豪斯霍夫的《摩亞必特十四行詩》的手稿

第二部分的詩歌內容涉及廣泛意義上的回憶，這部分的篇幅更大，但不太統一。常常以對立的方式展現的歷史經驗和形象，在詩中也會通過比較而使它們獲得了歷史的重要性。此類詩的例子有《焚書》（Verbrannte Bücher）、《亞歷山大城》（Alexandrien）、《遺產》（Das Erbe）和《鮑依修斯》（Bo?thius）。出於對過去的回憶，不可挽回的一切也成就了一些詩歌，在其中他獨自的經驗和經歷得以喚起，這主要是他在進行世界旅行時積累下來的。這其中有《復活》（Qui resurrexit）這是對伊森海姆三聯祭壇（Isenheimer Altar）的回憶，或者對東亞旅行的回憶《嗡嘛呢唄咪吽》（Om mani padme hum）、《宮島》（Miyajima）以及《神道》（Kami）。除了這些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實質內容的作品之外，也有一些對朋友、故鄉以及父母家回憶的詩作。在《那位朋友》（Der Freund）中喚起了詩人對已經犧牲的學生和朋友的懷念之情；《名貴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大師》（Meister der edlen Stradivari）一詩，描寫了監獄看守笨拙的小提琴表演，實際上所指的是作曲家卡爾·科靈格勒（Karl Klingler, 1879-1971），他戰後為詩人的《中國傳奇》譜了曲。阿爾布萊希特最愛的地方是帕爾納夏姆（Partnachalm）以及他家鄉山中的景物，這些在他的詩作中被作為一個得以覆滅的世界中不可摧毀的象徵。十四行詩中，詩人個人與活著的當下世界深處最深的人性關聯是對母親的想念：《母親》（Mutter）一詩以其敏感和直白的表述是他這些詩中最令人感動的一首。在給他同樣被囚禁的弟弟的詩中，他有意識地保持一種看上去顯得冷漠的距離感；而在給父親的詩中，有幾句一直被闡釋者認為顯示了父子之間的不和。

阿爾布萊希特·豪斯霍夫的《摩亞必特十四行詩》德文版，1946年的版本書影（左）

2012年由貝克出版社（C. H. Beck）修訂版的書影（右）

第三部分的內容是對「野蠻」（Barbarei）的深入討論。以往在信中或詩中曾經預感到的一切，現在回過頭來看的話，都得到了確信——這是對代表西方思想、歐洲文化和觀念的一切價值的毀滅。對於戰爭最後幾個月所發生的一切，毫無意義的毀滅，詩人寫下了《除夕祝福》（Sylvestersegen）、《機器奴隸》（Maschinensklaven），或者《塞森海姆》（Sesenheim）。在很多首詩中，1936年的奧運會都可以被作為未來的災禍來解釋。與固定的某一事件並沒有什麼聯繫，而是從普遍且一般的觀察中得出的對於罪責、災難以及贖罪的反思，這些在《雪崩》（Lawinen）、《災難》（Verh?ngnis）以及《覆滅》（Untergang）中都有所體現。在這一組詩中也包括他毫不留情地對自身的剖析：「我警告過自己 – 不夠堅強，今天我知道的很清楚，我的過錯是什麼」。（《過錯》（Schuld））這同樣包括對自己所做一切均為徒勞的不滿。

這樣的一個歸類當然不可能涉及到所有的他的詩作，特別是那是一個人類精神與野蠻思想（德文中所謂der Geist und Ungeist）並存的時代，如何通過這些十四行詩更深切地理解處於臨界狀態（Grenzsituation）下的人性，可能不是通過一次性的翻譯或闡釋可以達到的。不論如何這些詩有一個共同的基調：鑒於一切形式的可毀壞性，生命的各個層面都能感到深深的痛苦，並與令人沮喪的毫無未來進行著鬥爭。不過無論如何人性（Menschsein）都會取得勝利，其內容並不必然為其形式所破壞，作為永恆的事物最終會逃脫野蠻信念那殘忍的黑手。身處納粹權力中心的阿爾布萊希特一直保持著一顆孤直之心，「立身有高潔，滿卷多好詩」（顧況《哭從兄萇》）。

阿爾布萊希特一生中的努力，不論在政治上、學術上，還是在美學上，形式在其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詩人選擇了格律比較嚴格的十四行詩作為他在獄中的寫作形式，跟羅曼語言比較，德語的十四行詩由於韻腳少得可憐而難以掌握，這一格式在阿爾布萊希特早期的詩作中很少被運用。在阿爾布萊希特的文學創作中，戲劇的熱鬧與詩歌的孤獨形成了有意思的衝突，而面對死亡的不斷召喚，又成為了詩人這80首十四行詩的創作源泉。阿爾布萊希特早就有「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宏願：「死亡幫助他們尋覓著『道』」。（《神道》（Kami））詩人的使命就是用文字去表現生命在某一瞬間的凝固，而通過對形式的熟練運用，可以去震撼後來者的生命。在阿爾布萊希特的劇本中，所有的詩句也都是嚴格按照無韻詩（Blankvers）的固定格式來進行創作的。他的政治行為所遵守的同樣是古典人文主義的基礎，這在文學創作方面表現得更為清晰。

馮至（1905-1993）在論述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的詩歌時寫道：「歌德把焚身不看作是生命的終結，而像是鳳凰那樣從火里得到新生，他用『死與變』概括他的這種思想。」（《淺釋歌德詩十三首》）阿爾布萊希特·豪斯霍夫於1945年4月23日殘忍地被納粹殺害，今天卻因這80首不朽的《摩亞必特十四行詩》而獲得新生，成為了不朽。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主要參考了烏蘇拉·拉克（UrsulaLaack）女士撰寫的有關阿爾布萊希特生平的後記，收入：Albrecht Haushofer, MoabiterSonette. München: C. H. Beck oHG, 2012. S. 95-130.以及阿洛伊斯·施瓦茨穆勒（AloisSchwarzmüllerhttp://members.gaponline.de/alois.schwarzmueller/ns_zeit_1944_haushofer_zahler/haushofer_zahler_01_haushofer.htm）。感謝顧彬（WolfgangKubin）教授將這一題目介紹給我，同時也將他在中國海洋大學（青島）德語系學生翻譯的其中部分詩作一併提供給我，與本文一起發表。從而使得讀者能夠比較全面認識作為詩人的阿爾布萊希特·豪斯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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