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拚命討好，毛主席將他打倒，周恩來卻三次救他！

現在的人，只知章伯鈞是大右派。他以此獲罪，又以此留名。

章伯鈞是安徽桐城人，1923年留德時，經朱德介紹加入了共產黨。

四年後他參加了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後他宣布脫黨成立第三黨，即現在的中國農工民主黨。

1949年以前，他曾被人公認為是親共的"左派"，然而在新中國的反右運動中，他被扣上了頭號資產階級右派的帽子。

1945年初，經過了8年抗戰的中國人漸漸看到了勝利的曙光，然而戰後國共雙方如何劃分地盤的問題也逐漸擺到了桌面上。

姜平（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說：這個大家都害怕，再國共分裂怎麼辦，那如果再分裂的話，打內戰的話，我們抗戰臨近勝利，八年抗戰就報廢了。

就在6月2號，一封電報從重慶發往了延安，內容是希望中共團結為上，希望繼續協商。

署名共有七個人，均為中間派國民參政員，其中之一便有被公認為左派人物的民盟的組織部長，第三黨的領導人章伯鈞。

原農工黨中央委員會常委管仲偉說：蔣介石要拉攏章伯鈞，說你要當什麼部長都可以，你自己挑好了，他都沒同意，他寧願不做官，一直反蔣。

相比之下，章伯鈞與共產黨的關係就顯得極為親密，他在重慶半山新村的家裡，共產黨人幾乎是常客了。

而他本人也與中共的領導人周恩來等交情匪淺，甚至發展成了接近政治同盟的關係。

章伯鈞總是對金城表示，凡是反對蔣介石，要發表宣言，發表聲明，另外發表宣言，發表聲明，都要各個黨派簽名的，不要經過我，把我的名字直接寫上好了。

就在章伯鈞等人給延安發去希望商談的電報大約半個月後，重慶便收到了回電，毛澤東、周恩來表示願意商談，並歡迎他們來延安訪問。

在國民黨看起來，你們到匪區去訪問啊，這個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大事啊，而且要不經過蔣介石的同意，你們是做不成的呀。

就在大家都猶豫的時候，作為民主同盟常委的章伯鈞站出來，表示願意訪問延安。

9月1日一架載著褚輔成、左舜生、傅斯年、黃炎培、冷遹、章伯鈞等六位參政員的飛機降落在了延安的機場。

當他們走下飛機，迎接他們的正是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

共產黨中央對這次訪問非常的重視，接待非常隆重，以軍隊的名義，以黨的名義，都舉行了好幾次宴會。

在這次訪問的六名人員中，民盟就去了四個，其中曾經參加過共產黨的章伯鈞更是格外受到重視。

毛澤東跟章伯鈞會談，當中就提到希望章伯鈞能夠為促成這個共產黨和這個民主黨派的加強合作。

章伯鈞表態，我是一定會放在心上。章伯鈞對毛澤東講，說他和共產黨的關係，一直沒有忘記，他要儘力為黨多做一些事情。

這次訪問引起了國內外的震動，最終雙方達成了協議，停止召開國民大會，並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來解決分歧。

1945年8月29日開始，國共在重慶進行了為期43天的和平談判。

在此期間，兩黨經過反覆商議簽訂了《雙十協定》，確定於1946年1月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根據《雙十協定》，政協會議由四個方面，即國民黨、共產黨、民盟和社會賢達分別派出九個代表參加。

作為中間派的民盟和社會賢達成了國共雙方爭奪的焦點。

那時候國共雙方都要爭取中間力量，誰有中間力量才勝利。

就民盟裡面的兩派就很明顯，一派是傾向進步的，傾向跟共產黨比較好的，親近一些的。還有一派呢就是青年黨，青年黨這個是被國民黨拉的很厲害。

就在這時，民盟中資歷較老的青年黨提出要求五個名額，剩下四個名額由其他六個方面分配，否則將退出民盟，這一步棋頓時讓民盟陷入混亂。

章伯鈞先生看到一個這麼棘手的問題，這個九個人如果給他五個名額，還有四個名額怎麼分配啊。

事情如果處理不好，民盟就可能面臨分裂，政協會議很可能無法正常進行，此前為和談所做的努力將成為泡影，作為民盟組織部長的章伯鈞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為了找到方案化解危機，他頻繁遊走於各方勢力之間。

操勞過度的他有一次走到半路的時候，突然大吐血，然後就倒在地下，被人送到醫院。

診斷結果是胃潰瘍，大出血，情況非常危急。情況馬上報告了到周總理那裡。

周恩讓八路軍辦事處馬上出面，他們去找了當時等於還是新出的，盤尼西林。

那個時候一支盤尼西林都是非常昂貴，還是進口的。

輾轉從國外來的這個葯，總算是把章伯鈞這條命算撿回來了。

為了能夠取得中共方面的理解和支持，章伯鈞曾多次找到與他有深厚私交的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兩人一同商議解決辦法。

章伯鈞不可能開口叫你讓出兩個名額，把這個困難擺出來，如果民盟被瓦解了，民盟被分裂了，共產黨知道，共產黨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來的一些主張，那麼得不到民盟的配合，同盟支持，不可能成功。

經過多方斡旋，與會幾方終於達成了一個妥協方案，即由共產黨讓出兩個名額，國民黨讓出一個名額，同時總名額再增加兩名，全部代表由三十六人增加到三十八人。

1946年1月10號，政治協商會議順利召開，民盟以第三大黨身份與會，擁有九個代表名額。

在這次會議上章伯鈞等民盟領袖和中共配合默契，聯手打壓了國民黨的獨裁主張。

1946年10月份，國民黨向解放區大舉進攻，連續攻佔了張家口、長春、安東和蘇北、山東等大片土地，並下令召開"國大"，大規模內戰全面開啟。

為了挽救局面，10月28日清晨，民盟秘書長梁漱溟差人將一份新的停火協議提交給了國民黨政府的行政院長孫科，然而這次行動並沒有事先和中共溝通。

中共和民盟早就立有"君子之約"，即雙方開展行動一定要提前和對方商議，即便不商議，至少要提前通知對方，而且民盟此次遞交的協議於中共大為不利。

周總理當時一聽很惱火，周總理居然發了火，說我們把你們當做真正的朋友，你們這一次啊，這麼搞這個事情，這個對共產黨非常不利。

章伯鈞說，跟總理接觸那麼久，周總理從沒有發過火，對他們第三方面的人士，即使遇到一些阻礙也是協調的，從未發過火。

章伯鈞對總理說還來得及，他會想辦法把協議弄回來，因為協議經過國民黨同意，第二天要見報的，公開發表影響就大了。

那還沒公開發表，他說我辦法把這個弄回來。

安撫完周恩來，章伯鈞飛快的找到了行政院的孫科。

而後事情就像他所說的那樣被擺平了。

1949年10月1日，當章伯鈞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目睹了開國大典那激動人心的一幕時，他前半生的心愿終於了結了。

新中國成立以後，章伯鈞繼續擔任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農工民主黨主席，並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交通部部長，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他也迅速的投入到了新中國的建設當中。

1957年春，中共中央發起了新一輪整風運動，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並且號召民主黨派給共產黨提意見，以改正黨的作風，一時間中國大陸民主氣氛空前活躍。

毛澤東特意召開他們這個民主黨派的負責人開會，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過，聞者足戒。

那麼一個方式，那麼很多人其中也包括章伯鈞，也感到共產黨是誠心誠意的。

大鳴大放的方針出台後，許多民主人士都十分激動，認為迎來了民主的春風，於是紛紛踴躍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希望參與國家的民主建設。

章伯鈞也十分興奮，起勁地去到農工中央和民盟中央作報告，組織參加各種座談會，以幫助整風。

5月的一天晚上，章伯鈞剛剛從東歐考察回到家中，一通電話就打了進來，電話那一頭傳來了熟悉的聲音。

「伯鈞啊，那個大鳴大放的討論會啊，明天是最後一次了，你呀務必要來參加，你要在會上講一講。」

章伯鈞當時身體也不太好，起先也是拒絕，拒絕，講身體不好，不能去參加這個會議。

後來有個領導啊明確表示，你以前講的話，都不能算數，在這次會議上講，那麼才能算你們的正式的意見。

電話掛斷後，章伯鈞輾轉反側，究竟應該講些什麼呢？他思索了一個晚上。

第二天早上去的時候，他跟夫人說，哎呀，我說點什麼呢？

所以他並沒有想好，他就說，因為正好又到東歐去轉了一圈，他就提出來那個政治設計院的那個題目來了。

就是工業上有很多設計院，輕工設計院，什麼冶金設計院，它政治上沒有。

他提到希望能夠黨啊，成立一個政治上的設計院，有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無黨派人士參加。

再做協商，達成共識之後，聯合出台一個方案，這樣執行起來很暢通，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也顯示出來了。

民盟的另一位領導人羅隆基則提出了，應組織民主人士，共產黨等各方面建立平反委員會，複查案件以減少冤案的發生。

所以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聽到羅隆基的發言之後很惱火，覺得羅隆基是在跟共產黨挑戰。

尤其羅隆基的"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的言論更是刺痛著毛澤東，沒過多久風向開始突然轉變。

6月8號這天的《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提示人們"少數的右派分子"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企圖趁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

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大規模反右拉開了序幕。

章伯鈞與羅隆基在會上的講話，更被認為是聯手對共產党進行攻擊，兩人提出的政治設計院和平反委員會也被批判為企圖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以外，另外成立國家權力機關。

兩人也成了右派的典型，被重點批判，同時還被冠以"章羅聯盟"的稱號。

讓大家最感困惑的就是這個"章羅聯盟"的罪名了，因為在大多數人看來，兩人之間不睦已久。

但是大家都認為章跟羅是水火不容，所以毛澤東提出來章羅同盟，大家誰也不相信。

雖然兩人之間有太多的分歧和矛盾，但仍舊被"章羅聯盟"的帽子緊緊的捆在了一起，沒有給兩人任何反駁的機會，很快各式各樣的批鬥大會撲面而來。

（章伯鈞、沈均儒、羅隆基）

1958年1月26日， 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鈞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組織部長的職務。

章詒和回憶說:「我是章氏後代中唯的一盟員。但只要提到民盟，我內心總是隱隱作痛。因為為了這個組織，我父親幾乎送命，他的家庭幾乎破裂，我和姐姐整天被擱在鄉下的紅薯地里，形同孤兒。它存留在我心中。」

隨著反右的持續，許多與章伯鈞有過親密來往的朋友和同事，都被劃成了右派。

起先反右之前，還有人為章伯鈞做辯護，但是後來哪個為章伯鈞做辯護，哪個就是右派，哪個為羅隆基做辯護，哪個也是右派，章羅聯盟的反黨集團越劃越多，成員越劃越多。

最觸痛章伯鈞的就是他的朋友林德民在反右運動中的遭遇。

林德民是他早年在香港結識的印尼華僑，他那時在香港經商。

新中國成立後，林德民跟隨章伯鈞進入了交通部工作，反右運動中他也被劃成了右派，接著被發配到北大荒去了。

據後來公開的數字顯示，當年有55萬人被劃為右派。

章詒學說：其實我父親當時心裡頭上一個最巨大的負擔，就是這個運動到後期，牽連了很多很多的人。

就是和他共事的這個民主同盟的，農工民主黨的這些同事和一些朋友，包括一些親屬，都因為他這個事情牽連進來，也都被劃成右派。

而且他說很多人其實很無辜的，所以他就覺得心裡頭非常的內疚。

如果不認下這個，他說就可能會牽連更多的人，這些從解放前一直走過來的這些老朋友們。

迫於多方壓力，章伯鈞最終承認了"章羅同盟"。

當章伯鈞承認"章羅聯盟"的時候，羅隆基正在國外考察，他一回國聽到這個消息立刻暴跳如雷。

因為"章羅聯盟"的關係，章伯鈞和羅隆基兩個人反倒是有了交集，以前的矛盾似乎也被反右的洪流沖刷得一乾二淨。

章詒學說：反右以後，羅先生來我們，我們家倒比以前還多了，有時候就到這來以後呢，跟我父親就已經沒有什麼再爭吵的了，就是變成兩個人聊天吧。

就是也就從他們過去共事啊，過去的事情啊，以及什麼等等，反正就是，來相互通過這個聊天，也是一種互相的慰藉吧。

羅隆基講出來，「哎呀，我到你這就像到家裡一樣，我回去到我家裡，等於住旅館一樣，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非常感動的。」

從那以後，兩人常常走在一起相互鼓勵，民盟開會兩個人也常常一起出入，一同坐在會議室的後排。

1965年12月7日子夜，羅隆基因心臟病突發心絞痛，猝然離開人世，他沒有妻子，沒有子女，死去的時候，頭上還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沒有舉行追悼會。

"章羅聯盟"以這樣的方式宣告結束。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風暴開始席捲全國。

（羅隆基）

文革開始剛剛過了三個多月，大批的紅衛兵就光顧了章伯鈞的家。

古籍，瓶子，能砸的都砸了，和毛澤東的照片，那就先畫，把章伯鈞那劃一個叉子，然後就把那照片撕了。

最珍貴的東西，以最粗暴的方式毀滅——中國的人與物之命運，常如是。

紅衛兵在他家裡轉了一大圈，除了章伯鈞幾十年收藏的古籍以外，幾乎沒有什麼"驚喜"的斬獲。

紅衛兵最後盯上了章伯鈞滿屋的古籍，章伯鈞酷愛古籍，此前外出工作，總要在抽空在當地尋找各種古籍文獻，家中的這些藏書是他最重要的寶貝。

章詒學說：所以我父親當時在這些古書上面都塞的有條子，寫的就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就是他說他將來早晚是要給國家的。

當章伯鈞家中的這些紅衛兵企圖對古籍下手時，救兵到了。

周總理通知北京市文物局，把這些古書全部拉走了，文物局來拉書的時候跟這些紅衛兵說，上級有命令這些書你們不能動，我們都負責處理。

沒過多久，在小屋裡"反省"的章伯鈞，就迎來了第一撥訪客，劉少奇專案組的調查員。

他們問章伯鈞，過去主張這個兩院制，是不是聽劉少奇講的？說出來對你有好處！

這時候章伯鈞講話了，「兩院制的話，我是在德國留學的時候，就知道兩院制，回國我也說過，如果劉少奇說，說不一定他是聽我講的，我比他說得早一點。」

章伯鈞先生講到「與劉少奇無關」一句，話音剛落，三個調查者就你一言、我一語地吼叫起來。

六隻眼睛虎視眈眈地盯著章伯鈞先生，氣氛頓然緊張。

只見他若無其事地背靠著沙發，低著頭，又沉默了片刻，抬起了頭，平靜而嚴肅地講道：

「我正是憑良心，講的是老實話。我在什麼時候參加過哪一次會，或者沒有參加哪一次會，事隔十多年，我記不清了。但是，我沒有聽見過劉少奇講實行兩院制的話，這是事實。我的錯誤和罪行，是我自己的事，與劉少奇無關！」

經過了長時間的詢問，軟硬兼施。調查組並沒有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於是只好作罷。

在人生的數次起落中，章伯鈞的一舉一動也影響著他身邊的人。

在建國初期，章伯鈞帶著妻子和兩個女兒搬到了地安門附近的一座氣派的四合院里，女兒章詒學至今仍舊不忘父親早年的教誨。

據說，原來是張學良的一個侍衛長的私宅。他是按規定呢就是給配備廚師、秘書，車子當時還有警衛班，就是解放軍戰士。

生活條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而章伯鈞卻仍舊保持低調的生活作風，同時他也以同樣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的子女。

章詒學說：「還跟我約法幾章吧，就說，第一，到了學校不要說你父親母親是做什麼的，你就是一個跟別人一樣的學生，不要老說你家裡頭是做什麼的。

我們穿衣服也是，讓我們穿得跟別的孩子都一樣，也沒有什麼特殊的。而且就是也絕對不拿汽車送我們去上學，要不然就是走著去。

吃飯也是，有客人了時候，一般我們是不上桌的，他們吃完了，我們再和那個家裡的阿姨一起吃飯。

有時候個別來幾個我父親的老朋友，老同事一塊吃飯的時候，約法三章也很多。

就是說上桌以後，不能搶那個你喜歡吃的菜吃，要吃飯就一定把碗里的飯都吃乾淨了，不能剩飯，也不能往地下掉飯，這些規定。」

章詒和:「在家庭生活中父親從來不怎麼檢查我的成績單，但極其重視「如何做人」的教育。

他常說：「要做一個真正的人，最起碼的條件和最終的要求就是表裡如一，始終如一。

無論生憂患之中，還是處落魄之境，無論自幼至長，還是自長至老，在這個問題上應無一刻的鬆動。」

而作為交通部長的章伯鈞，也把全部的熱情都投入到了中國的道路建設中。

每一處地方要規劃新的公路，他常常會親自去一線調研，平日里子女更是難得見上他一面。

章詒學：「青藏公路，康藏公路，那個時候修這兩條公路的時候，我記得我父親就是去過好多次，青海啊，西藏啊，包括那個青藏公路那個通車的時候，也都到過那邊。

他在工作上非常投入。既有黨派的工作，又加上那個做交通部這個政務的工作，所以就是顯得就更忙了，在家的時間其實少的可憐，在家也都是找很多人來開會。」

被定為右派後，章伯鈞曾經高朋滿座的家也變得冷冷清清，少有人光顧。

由於過去章伯鈞身兼多職，所以，運動一開始，他就得接受多家單位的輪番批鬥。

他整天穿著破舊衣服，被攆在原來警衛員居住的小屋子裡棲身，工資也沒有了，每月僅發給生活費十五元。

這時，他開始學著給妻了補衣服，補上了一個破洞後就像小孩子那麼高興，精神狀態實際上已經麻木了。

章詒和唏噓掉淚，她悲憤地說：「像我父親這樣有漫長經歷的人，人格上的污辱比肉體上的折磨更加難熬啊！」

1959年在一次全國政協會議期間觀看演出，章伯鈞無意中發現他的座位與梅蘭芳先生緊挨著。

出乎意料之外，梅先生一看見他，便立即起身主動和他打招呼，"章部長，你好嗎？"，這一句很普通的寒暄卻使章伯鈞大受感動，他立即向梅蘭芳回敬親切的問候。

坐下後，他想買一張說明書，誰知一掏口袋，發現竟沒有帶錢，梅蘭芳馬上又替他買了份說明書。

回家後，章伯鈞激動地對家人說，"許多昔日故舊不及梅先生這樣素無交往的人啊"。

章詒和在文章中也曾記錄了這樣一個有意思的往事，1962年的一天，章詒和陪父親去王府井大街買東西。

忽然，章伯鈞被一個大漢從背後抓住，他回頭一看，原來是田漢先生。

章伯鈞想與田漢問候一下，就返轉身離去，誰知田漢卻將他拉到東安市場開闊的人行道上，說，

"伯鈞，我們就在這裡談一會兒吧"，結果兩人便暢談起來，章詒和在旁足足等候了半個小時。

到1968年底的時候，什麼都吃不下去，然後問題是，沒有一家醫院敢收他，一聽是這個大右派，就所有的醫院都不收。

最後他夫人萬般無奈下就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

周總理接到信後，馬上就給人民醫院下達命令，要求院方立刻收治章伯鈞。

到醫院去徹查發現他是胃癌，好像已經也是晚期了，畢竟這個政治上的影響比較大，也沒有人敢出來說給右派，大右派做這手術。

手術一直都沒做，在醫院裡就是輸輸血，吃一點葯，止止痛。

1969年5月17日，章伯鈞離開了這個世界，終年74歲。

1985年11月11日，農工中央和民盟中央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紀念章伯鈞誕辰九十周年座談會"。

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楊靜仁發表講話說，章伯鈞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愛國民主戰士和政治活動家，儘管在他的一生奮鬥中也有過曲折，然而他不斷追求真理，總結經驗教訓。

縱觀章伯鈞先生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總的來說他是愛國的，進步的，為我們民族和國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們紀念的。

文革結束後，章伯鈞在文革期間被運走的幾千冊藏書被退還給了章家。

此後，章家先後分幾次按照章伯鈞的遺願將這些書捐獻給了安徽圖書館。

章伯鈞這一生歷盡政治風波，飽受精神折磨，1957年6月8日前，稱他為民主人士，高官厚祿，

6月8日後，說他是馬路政客，人格全無，作為一個職業政治家，此時似乎才明白政治為何物。

章伯鈞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

兒子叫章師明，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現任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

大女兒章詒學，1939年生於香港，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

現為北京第二光學儀器廠研究所所長，教授級高工。北京市政協常委，全國婦聯執委。

章詒和，1942年生於重慶，畢業於中國戲曲學院戲文系。現在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中國民主同盟盟員。

如此看來，章氏後代皆為民主黨派成員，而且在事業上都有所成就。

《光明日報》、《中國教育報》、《人民政協報》、香港《文匯報》曾刊出章伯鈞子女家屬出資20萬元，為章伯鈞夫人李健生在其家鄉河北省懷安縣建立了李健生教育基金會。

是他們兄妹為紀念母親，為發展其家鄉的教育事業而辦的一件善事。

他們當中誰也不是富翁大款。又為什麼設立基金會？

章詒和說:「自1957年始，我們三人在不同的地方均受著政治壓力與社會歧視，人生道路坎坷不平。

譬如我，「文革」中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刑20年，坐牢10載。

父親歿於被捕之初，女兒生於團圓之內，丈夫亡於平反之前。

生活攪拌著血淚，血淚熔煉了靈魂。 我對這樣的人生並無怨悔，反覺自己有幸出自於這樣的家庭，非常珍惜它。

越是如此，子女就越應自強。我們兄妹性格迥異，待人接物亦有所不同，但都自覺尊守一條「法則」，那就是自己的行為不能給父母抹黑。

現在，我們三人均已年過半百，更感到有必要為父輩、為社會做點事情。」

儘管章伯鈞先生的骨灰擺進了八寶山，

其實在他背上還背著黑鍋。儘管現在離那個霍亂的時代已經很久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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