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北京土著
這些年，只要涉及「北京人排外」這個話題，很容易就會引發爭論。「北京不歡迎低素質的外地人」 VS 「沒有外地人建設哪有如今的北京」，永遠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最後總會演變成為髒話大戰。
但似乎很少有人會去關心，生活在這個「被建設出來的北京」里的北京土著，他們到底是怎麼想的--他們是否發自內心地願意生活在一個和過去全然不同的「新北京」里？他們如何面對這個面目全非的「故鄉」？他們如何面對再也無法復原的城市記憶？
和外來者相比，北京土著似乎佔盡了各種便利，房子，車子，戶籍，教育，但同時他們也是不幸的，明明從未離開這個城市，卻已然失去了曾經的故鄉，離開了自己出生長大的四九城，就再也無法回去。
當外來者返回自己的故鄉，這些「北京土著」依舊只能留在這個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的城市裡，沒有其他退路可去。
北京土著：在這座城市，我們也是異鄉人
文／范清
「告別大雜院是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
1993年底，杜鵬的父母單位分房，全家從磁器口的小衚衕搬到了永定門外三元街的一座舊板樓里，徹底告別了大雜院生活。
那年北京發生了幾件大事：亞洲最大的火車站北京西站動工，隆福寺大火，北京申奧失敗，西二環金融街、東二環商務中心區開始興建。但在七歲的杜鵬眼裡，這些都不如搬家這件事重大。
二十多年之後，他仍然對此耿耿於懷。「剛開始發育就住在一樓，採光特別差，曬不到太陽。」杜鵬身高不到一米七，但是腦袋大，體型微胖，四肢粗短，整體像顆土豆——他忽略了自己體內的基因作祟，把個子矮的主要原因歸咎為這次搬家導致的光照不足，造成缺鈣。
1992年的巴塞羅那奧運會，是他在大雜院里看過的唯一且最後一次奧運會。剛好是暑假，院里的孩子們擠在何奶奶家看電視轉播，個個都穿著小白背心、藍短褲，坐在自己的小馬紮上。每當解說員大喊：「中國隊贏了！」滿屋的孩子瞬間一躍而起，鼓掌歡呼，手舞足蹈撒丫子繞圈跑，何奶奶笑眯眯地端出一大盤切好的沙瓤西瓜。
Thomas Hoepker，1984
小衚衕里的夏天特別長，空曠的藍天不時有成群的鴿子盤旋飛過，留下陣陣鴿哨的迴響。衚衕里遠遠地傳來各種悠長的吆喝聲。他和小夥伴毛毛最喜歡蹲在院里的槐樹下，舔著甜滋滋的「天冰」冰棍，一邊用冰棍化的水滴淹沒樹下那些忙碌的小螞蟻。
他轉到了革新里小學，「那會兒南二環外特別村兒」。學校的操場上堆滿了煤，故學校又稱「煤堆子小學」。教室里都靠燒煤取暖。上學沒幾天幾個高年級男生把他堵路邊，搶走了他的零花錢。他哭著回家了，也不敢告訴父母。離開了大雜院的環境和小夥伴，他也不愛在小區里玩，放學了就待在家裡看動畫片兒。
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隨著搬家戛然而止。
年幼的杜鵬尚未能意識到，他個人的悲劇只是歷史進程中微不足道的縮影。從1993年至今，有超過一百五十萬名「老北京」陸續搬出了二環，主要原因包括拆遷、自主購房以及國有企事業單位的福利分房和集資建房。
1993年國務院批複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被視為北京二環內居民大規模遷出的開端，但也有學者認為，早在1984年北京成為1990年亞運會舉辦城市，以及之後為申辦奧運會大興土木，就已預示了這波長達二三十年的遷徙徐徐開啟。
杜鵬一家在南二環外住了十幾年，2006年搬到了東五環外的一個新小區，四千多元一平。「當時四環內的房子已經買不起了。」他父母都是工薪階層，家裡買了車，想晚年住得寬敞一些。他大學畢業以後在望京上班，為了方便，他在公司附近租了一個單間，周末才回家。「其實我也是一個北漂。」他自嘲道。
他姑姑全家都搬到燕郊去了。「我們去燕郊看她，所見全是幾十層的住宅樓，一大片密密麻麻，看著都特別脆。也不知道她怎麼想的，搬走了又想城裡，讓我們從南城給她帶這帶那的過去。」
他偶爾回到南城。我們吃飯的館子，是他辦十八歲生日宴的地方，十幾年過去了毫無變化。他感慨道，「南城發展不起來，就這樣了。南城人有老北京特別典型的一面，安於現狀，不思進取，沒出過什麼有錢人。再說了，北京幾百年都是京城，也沒見著有北京人當皇帝的。」
杜鵬還記得2001年北京申奧成功的那天夜裡，他和父母擠在永定門廣場的人群中一起看煙花。作為一名十五歲的少年，他和周圍的人一樣，相信北京會越變越好。
Thomas Hoepker，1984
「衚衕變成了廢墟，廢墟又變成了高樓」
西二環金融街於1993年正式動工。短短几年內，成片的衚衕被拔地而起的巨大建築群迅速取代。從小在西單附近長大的楊迪見證了整個過程。
楊迪如今仍住在西單附近的教育部大院里，隔壁是王小波故居，每次跟父親吵完架，他都會去那兒蹲在地上抽煙。
1995年他開始就讀於大木倉小學——現已改名為西單小學。他的同學大多住在周圍的小衚衕里。他是大院孩子，但喜歡一放學就跟同學往小衚衕里鑽。「我一同學，他爸爸是送報員。每天就是一大早起來，送一圈報紙。八九點回到家，打開電視，邊看電視邊往貓耳朵里塞煮熟的黃豆，等我們中午放學炒了給我們吃。他一上午就干這個。很多老北京人的生活就是這樣的。」
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陸續有同學搬走，轉學。「快放學了跟我說，我得趕回家搬家去了。第二天班裡就沒這號人了。我的小夥伴們就這麼一個接一個地搬走了。1996年到1997年是高峰期，有時一下搬走好幾個。」
Thomas Hoepker，1984
成片成片的衚衕變成了廢墟，繼而變成了機器轟鳴的工地。楊迪從工地藍色鐵皮外圍的縫兒往裡窺視，裡面是他有生以來見過的最大的巨坑——後來變成了金融街某座巨型寫字樓的地下車庫。
2004年，金融街基本形成規模，十餘年裡，至少五十多條老衚衕從這片區域消失了，大約五至十萬人被連根拔起，流散到了三環外的各個角落。
大概1998年，他上小學三年級，西單又拆遷了一大片小衚衕，開始蓋新的百貨大樓。現在每次經過西單商業區，他還能清晰記得君太百貨那兒原先是三條衚衕。「現在大悅城酒店樓下星巴克那塊，以前是我三個小學同學的家，院里有棵棗樹，我們小時候還爬平房頂上摟棗兒。」
「北京那會兒幾乎每個院兒里都有棵棗樹，或者柿子樹、石榴樹。魯迅寫院子里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還是棗樹。他是真沒辦法，因為哪兒哪兒都是棗樹。夏天到秋天，樹上開始結青棗，特脆特甜。有的人家會一直留著，到了十月十一月，樹上掛滿了風乾的大紅棗，踹一腳就嘩啦啦往下掉。咬一口跟現在的新疆大棗一模一樣，肉特別厚，一點兒蟲沒有。」
當時西城區的拆遷戶大都搬遷到了丰台區、北四環外以及當時的通縣。和外人想像的「拆遷暴發戶」大相徑庭，二環內的大多數拆遷戶並沒有因此大發橫財——因為二環內的許多大雜院，屬於公房（產權屬於單位或者房管局），即便是私房，也由於面積太小、當時房價不高，無法獲得所謂的「天價賠償」。
部分衚衕居民由於是從公房遷出，只能被安置在公租房，房子條件不理想，個人沒有產權，無法出售。這些人並沒有享受到十幾年後北京房價飆升的紅利。
「真正靠拆遷爆發的其實是後來四環五環外的農民，因為有地，他們拚命加蓋房子，所以賠償動不動就幾百萬上千萬。大興前幾年不是還因為拆遷款發生過滅門慘案嗎？也有說是因為公公媳婦亂倫的，反正說不清。但二環內老北京，沒幾個因為拆遷發了財的。頂多就是原先一家六口人住衚衕二十平的小屋，拆遷後住四環外的兩套三居。」
楊迪覺得真正的「老北京」身上有股「局氣」，不爭搶會擔待，且容易滿足。他很多同學家裡，二十平米的屋子住了三代人，客廳、餐廳、卧室都在同一間，沙發攤開就是床，帘子一拉，主卧次卧就分開了。逢年過節大圓桌擺開，頂著床、沙發，剩下的人坐小馬扎，繞著牆根一圈兒啤酒瓶子，十幾號人有說有笑看著電視。夏天下雨屋頂漏水，家裡鍋碗瓢盆都得用上。
Thomas Hoepker，1984
「這樣的條件，一住就是好幾代人。」楊迪說，「但說出來也不覺得有啥丟臉的。因為幾乎每家都一樣。老北京人的物質慾望都不高，天生容易滿足，有底氣，有個窩睡覺，吃碗炸醬麵，有錢沒錢都一樣舒坦，愜意。你比我富，我也不會高看你一眼；你比我窮，我也不會瞧不起你。但是現在北京人也越來越浮躁了。」
「當時因為政府要拆遷，而且能住新樓房，大家都挺高興的，一家人終於能住寬敞點兒了，也沒想那麼多，更想不到後來房價飆升我得跟政府多要點兒。當初我爸單位分房，也是為了我上學方便，選了二環內的單位舊板樓，壓根想不到什麼投資升值——我們住的這樓估計未來二十年內都拆不了。」楊迪說起來語氣也有些「不甘」。
他們院里很多老頭老太太，一輩子都住在舊板樓里，「按照工齡他們都能分到石景山的新房，一兩百平，但就因為在這兒住了幾十年，不願搬。其實很多當初拆遷、買房搬走的人，雖然住得更好了，但很快就發現自己失去了很多，人情味兒，鄰里關係，吃的用的東西，都不一樣了。最最重要的是，他們覺得自己在這個城市裡沒有根了。」
Johannes Frandsen，2017
「現在的北京沒有老北京味兒了」
「南鑼鼓巷後海的那幫遊客，他們能看到什麼老北京的東西？現在那兒跟國內其他地方的景區沒啥差別。」人聲鼎沸的「大躍」啤酒館內，孫曉磊把手裡的啤酒杯往桌上一磕，情緒有些激動。
孫曉磊住在東四附近的本司衚衕。他出生在這間十來平的小房子里，九十年代房改之後，很多衚衕里的居民都在二環外買了商品房，陸續搬走了。他家也在望京買了一套舊板樓的二手房，七十來平米的小二居——1995年兩萬塊錢一套買的。衚衕里的那間屋子就此空著，堆些雜物。為了寫劇本，他兩年前又從望京搬回了燈市口。
許多老街坊都搬走了。沒搬走的，要麼是不願意離開二環，要麼是當初沒錢買房。衚衕也一直沒拆遷，往後就更買不起房了。小衚衕大雜院冬天不好過，沒暖氣。冬天特別冷，要生火，要儲煤，儲大白菜。房子特別小，經常被煤煙嗆到。大夜裡抖抖嗖嗖去公廁。只能在大澡堂子洗澡。「我小時候冬天一個月洗一回澡，平時晚上燒一壺水，洗臉洗腳洗洗屁股就睡了。」孫曉磊說。
「小時候大雜院里小夥伴很多，每天都很熱鬧。做飯的時候能聞到每家的菜香味兒，喜歡吃哪個菜就去誰家。大雜院里都願意照顧各家的小孩，所以可以一起玩，去各家吃飯，餓不死。現在的新小區里沒有以前老北京的味兒了。」
「什麼是老北京？我們小的時候覺得，出了三環就不算北京城了。在上一輩的概念里，出了二環就已經不算是北京了。四九城就是二環一圈。我小時候三環邊上還有莊稼地呢，那時候覺得北京西站已經特別偏了。老北京人其實都不愛離開北京。」
Thomas Hoepker，1984
離開二環之後，孫曉磊在望京念完中學，到海淀上大學，畢業後跟電影劇組到處飄，國內最遠去了新疆和西藏，然後出國，泰國尼泊爾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韓國，攢夠了錢去美國上學，在洛杉磯一待就是兩年。他離二環越來越遠，幾乎已經忘了自己是個四九城內的「老北京」，更加享受自己「世界公民」的身份。
從美國回來之後，他打算拍自己的第一部電影。忙忙碌碌了兩年依舊毫無頭緒，怎麼改都感覺不得勁兒。有一天，他一個人在家裡看《子彈橫穿百老匯》，突然渾身一激靈：原來自己的劇本里沒有「根兒」。
「什麼是根兒？比如伍迪·艾倫，他電影里的根兒就是紐約。你能看出紐約這個城市給了他太多的養分。到了紐約你會發現，這個城市跟幾十年前沒太大差別，而且紐約人就是那樣兒，就是他電影里紐約人的那股勁兒。但是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就離開了自己的根兒。沒有滋養，怎麼可能拍出好的電影？」他決定找回自己的「根兒」。
花了兩個月時間和五千元裝修費，他把本司衚衕的舊平房改造完畢，自己搬了進去。「我也要吸吸北京城的氣兒了。」搬回衚衕之後，他覺得自己的心定了下來，開始寫自己的第一個劇本，發生在北京的故事。
回到小衚衕里，童年的感覺依稀還在，但還是大不一樣了。衚衕里大多是老人，沒有了兒時熱鬧的生活氣和煙火氣。夜裡沿著衚衕散步，他能感覺到它們在苟延殘喘。他其實挺難過的。
「北京味兒對我很重要。出了二環沒有北京的樣子了——沒有衚衕了，沒了衚衕里的樹，沒了衚衕里的大爺大媽，沒有衚衕又生活又亂的樣子，沒了太陽一曬一大片的感覺，沒了騎著自行車走街串巷，一轉彎『卧槽這家有意思』的驚喜，沒了老街坊慢慢悠悠打招呼互相照應的狀態，就沒有北京味兒。」
Thomas Hoepker，1984
「住他媽多少萬一平米的樓真沒什麼意思。更現代化、更高級的城市我也去過，那些個樓比北京的舒坦多了，但是能住出北京味道的地方，只能在二環內、衚衕里。為什麼鼓樓外國人多，方家衚衕外國人多？我和一個建築師聊過，他說只有在衚衕里你才能感受到北京的悠閑。全是樓的地方壓抑、壓迫，讓人只想工作。」
「現在的北京人不愜意了，沒有大爺樣兒了，忙忙碌碌瞎逼忙活，沒有以前過得舒坦。其實哪兒的人都一樣，在自己的家都沒有那麼著急，都是一副生活的樣子，簡單優哉。可北京是首都，全國各地想闖天地的人都來，折騰啊使勁啊翻天覆地啊。北京又要有活力，又要保證這些人可以折騰，想發展的人可以發展，所以就開始掛檔、提速，結果呢？這些個北京子也莫名其妙地卷了進來，不得不跟著折騰，也都趕著買房買車賺錢攀比炒房投資，開始累了憋屈了，沒有了爺的樣子，忙叨唄。」
孫曉磊有些喝多了，語速和聲音讓周圍的人紛紛側目。
他抱歉地降低了分貝：「其實我們很少有機會跟你們外地人說這些。外地人不理解，覺得你們北京人得了便宜還賣乖。我們怎麼得便宜了？我們自己的家都沒了。你們在北京待不下去了，還能回老家。我們呢？北京被折騰成什麼樣，我們還是只能待在北京。這事兒沒法說。說多了又成北京人排外了。」
Johannes Frandsen，2017
「北京人為保護這座城市付出的努力太少了」
田怡是這次受訪者中唯一的女孩，生於1995年。她交了一個外地男朋友，而不是和大多數北京年輕人一樣「內部解決」。
「以前的北京人兄弟姐妹多，互相照顧忍讓。後來計劃生育，一家一個，難免嬌生慣養，自私自利。但多數時候北京孩子之間也是蠻互相擔待的。只是較老一輩還是差點。大雜院兒里長大的男孩兒心都挺細的，特別會照顧人，而且不愛計較，心寬——因為從小就得學著互相照應互相體諒。大多數九五後的北京男孩兒不是在大雜院里長大的，好多媽寶。」
她出生在永安里的一個大雜院里，直到2002年，家裡在建國門地鐵站旁邊的舊樓買了一套小三居，使用面積九十平，花了三十五萬。幾年後搬到了廣安門，後來又搬到了現在的左家莊。
住在大雜院里，有苦有樂。「和鄰居低頭不見抬頭見。上個廁所很不方便，要跑到衚衕另外一頭。我家門前有棵大楊樹，一到夏天的時候就會有很多蟲子。我身邊的朋友都叫它洋辣子。每次回家都要打著傘跑回去，大風一吹就會掉下來好多蟲子。現在想起來一身的雞皮疙瘩，但還是很懷念。小時候第一次見到楊樹毛毛掉在地上還以為是大肉蟲子，被滿地的毛毛蟲包圍嚇得哇哇哭，也挺可笑的。」
「那會兒北京並沒有太多樓房。每年春節都會溜達到長安街上，沒有高樓大廈的遮擋，大家放的煙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可現在啊，什麼也看不到了。大家都是住平房燒煤，冬天的時候天也會灰濛濛的，也沒人在乎霧霾啊什麼的，都活得好好的。灰了吧唧的天上時不時冒著黑煙，有的時候還飛著塑料袋。衚衕兩邊都是蜂窩煤。雖然現在住的比以前好了，但以前那種吵吵鬧鬧卻很融洽的衚衕生活回不來了。」
小學快畢業的時候，她開始感覺到北京在急劇變化。「其實2001年左右就開始變化了。以前年紀小，沒感覺。2008年奧運會可能是一個明顯的轉折點。從此北京變得我都跟不上了。
2008年她上初一。奧運會開幕式那天晚上，她看電視激動得哭了，發自內心地為北京感到驕傲。奧運會結束後，北京開始房價飆升，人口越來越多，路上越來越堵，霧霾越來越嚴重。這個城市開始漸漸讓她感到陌生。她也有些困惑：奧運會對於北京來說，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她記憶中的鼓樓和後海，也完全不是現在的樣子。「我們小時候去後海划船滑冰，看雜耍。鼓樓有很多新潮的年輕人，有賣電子遊戲機、汽車模型、賣小吃的店。現在回憶起來更多是文化的厚重感吧。有的時候會特別懷念那時街道的感覺，就會翻出許多老電影，回憶一下那時的北京城，雖然不發達不時髦，但我很想念它。」
Justin Li，2017
「其實北京人自己也不夠愛北京。『文革』時那些年輕人拆歷史建築，拆文物，拆城牆。九十年代以後拆衚衕，各種改建。前門大柵欄弄得不倫不類的。以前小衚衕任由開洞加蓋，現在又一下都給堵了拆了，就留個特別難看的小窗戶和防盜門。一次次改一次次拆，北京越來越不像北京，人情味兒也越來越薄。北京人都不知道怎麼保護自己的城市，又怎麼能全都怪外地人？我看過梁思成的北京規劃方案，如果當初能按照他的想法該多好啊。可惜現在說這些都沒用了。我們本地人為保護北京而做的努力太少了。」
和其他同齡人相比，田怡顯得格外清醒。
「不管北京變成什麼樣，我還是會一樣熱愛它。因為我的根在這兒，我從小到大的回憶都在這裡。就是覺得挺遺憾的，看著那些承載了好多回憶和故事的地方一個接一個地改變消失。原本它們都可以一直保留下去的。家還在這兒，也越來越現代化，但總覺得缺少了什麼東西。而且那些東西再也回不來了。北京的殼子還殘留著，但它裡邊的韻味漸漸消失了。」
田怡說自己前幾天上班，經過北四環邊上的一個小學，裡面的孩子們正在操場上做早操。她突然意識到，這些孩子從小生活在高樓林立的現代化小區，接受越來越國際化的教育，過著和其他大都市越來越相似的生活，很像那些在國外長大的移民二代。「老北京」對他們而言，也許僅僅是一個遙遠又朦朧的符號了。
他們不用再背負著對這個城市複雜的感情和回憶，似乎也挺好的。
Justin Li，2017
（本文選自《NAIVE小樣》創刊號「前往第二故鄉」，按照受訪者要求，文中人名全部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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