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年話題之三：好一條哲學狗
蜜蜂的刺，一用即喪失了它自己的生命；
犬儒的刺，一用則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他們就是如此不同。
——魯迅
至少從現實主義的立場來說，所謂的「哲學狗」比「哲學人」更有血肉，所以人們毫不懷疑目前接觸到的世界物質的構成。如果說，古希臘的哲學家還在擔心自己命運的話，那麼與狗的交流可以使他們輕鬆很多，進一步地遠離被酒色、權欲掏空了內在的人，雖然他們對狗的生理結構遠沒有什麼興趣，但每次對話很是專註。
自然了，犬儒必定會拒絕「狗眼看人低」、「狗搖尾巴討人歡」、「狗仗人勢」等等對狗的「不義」之詞，更是反感於「狗腿子」的「狗急跳牆」，他們僅僅著眼於狗的低賤與卑微。因此，把憤世嫉俗、行為乖張的人格行為稱作「犬儒」源於古希臘。把「犬儒」奉為信仰並堅持一定的主張，持有一定的理想，實踐一種生活方式則成了一種主義。
我一直認為，犬儒帶有更徹底的中土魏晉時代的佯狂精神，他們獲得了從狗的立場觀察人世的「低地角度」，從而使理性與自省獲得了與大地更為緊密的接觸。佯狂最早出自《史記·宋微子世家第二》：箕子諫紂不果，「乃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這不過是在被權力壓抑下的反抗，故有「佯狂以忘憂」之說，中國的魏晉風度是渴望以「狂」來逃避強權，以圖保持內心的尊嚴。犬儒更進一步，豈止權力，連就人也沒有入他們的「狗眼」。佯狂是自保，犬儒是渴望以「自毀」的方式喚起理性與自省。可見兩者涇渭分明，高下立判。
最早使用中文記述「哲學狗兒」第歐根尼·拉爾修故事的人，是清末外交官郭嵩燾（1818～1891）。他在光緒五年（1879年）二月十六日的日記里記載說：「耶蘇前三百二十年，有安夫子（即安提斯泰尼），言福氣不在加，在減；常減除心裡所要的，就是德行。所以常輕視學問知識，榮華富貴。其學生杜知尼（即第歐根尼）名尤著，常住木桶中，刻苦自勵，譏彈一世。（郭嵩燾《倫敦巴黎日記》，第946—947頁）郭氏的記述，大體上反映了犬儒學派的思想觀點。
「犬儒主義」是蘇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創立的，另一人物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enes，約公元前400—前325）則因為住在木桶里的怪異行為而成為最有名的犬儒主義者。他的全部財產就是一根橄欖樹榦做的木棍，一件襤褸的衣裳（白天穿在身上，晚上蓋在身上），一隻討飯袋，一隻水杯。他一度成了俘虜，在俘虜市場上當中手淫，還問他們「誰想買一個主子」。他後來就住在市場上，晚上睡在木桶里，人們稱此桶為「第歐根尼的大桶」。他甚至驕傲地聲稱自己以四海為家，是一個自由的世界公民。第歐根尼把自己視為天然的「管理者」，實際上是以狗的生活方式來管理人類和思想。他一度毀壞貨幣，認為這人世間最大的污物敗壞了心靈。
前不久我讀到法國哲學家蕭沆的《天犬》一文，他提到第歐根尼的一個細節：「有一天，有一個人帶他進了一間裝飾華美的房子，告誡他說，『千萬別朝地上吐痰。』而第歐根尼恰恰就想吐，於是一口把痰吐在了那個人的臉上，而且還一邊大喊著解釋說，這是他所能找到的唯一一個齷齪的地方，可以讓他吐痰。」（《解體概要》，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9月版，103頁）
這體現了他對「做人的持續噁心」，他是要把人的畫皮一層層脫下來展覽，讓世界臉紅。他只能回到狗的立場，才能獲得尊嚴。
亞里士多德就指出，行為怪誕的第歐根尼早已是雅典的名人。柏拉圖曾經在對話錄中描述這類智者的行徑：
那隻公狗難道不是它兒女的父親嗎？
當然是。
那隻公狗難道不是你的嗎？
當然，它是我的。
既然是你的，而且是父親，那麼這條公狗就是你的父親，你就是那些小狗的兄弟了。
這顯然是一個意在玩弄邏輯混亂的論斷。是向人們證明，自己可以為任何荒誕不經的論題提供論證。這類智者的活動極大地毀壞了智者在民眾中的現象，也使得犬儒在柏拉圖時期的希臘世界背上了惡名，幾乎成了詭辯者的代名詞。在柏拉圖的對話錄隨處可見對智者的調侃和攻擊。這個例證也形象地反映了狗在思維領域無處不在的「邋遢身影」。
對這個著名的哲學「公案」，18世紀德國傑出的思想家利希滕貝格在影響深遠的《格言集》（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里指出——
第歐根尼穿著一身邋遢骯髒的衣服在柏拉圖房間的豪華地毯上踱來踱去。
「我踐踏柏拉圖的驕傲，」他說。
「不錯，」柏拉圖反唇相譏到：「不過是以另一種驕傲。」
這就深刻地點明了犬儒用以自傲的本錢，不過是去掉了華麗外觀的驕傲。實際上，這種去掉了包裝的驕傲只是更為激烈罷了。
犬儒的舉止言談行為方式甚至生活態度與狗的某些特徵很相似，他們旁若無人、放浪形骸、不知廉恥，卻忠誠可靠、感覺靈敏、敵我分明、敢咬敢斗。於是人們就稱這些人為「犬儒」，意思是「像狗一樣的人」。至於這個稱謂是不是肯定來源於此，學界的觀點並不一致。另外一種說法是指安提斯泰尼經常到雅典的一個被人們叫做「快犬」的體育場去和人們談話、辯論，在這個地方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觀點的最初的追隨者隊伍，因而被稱作「犬儒派」。「犬儒主義」則由這一學派的觀點理念和生活行為演化而來。
這些人的行為無拘無束，我行我素，無所顧忌，不知羞恥，無動於衷，粗俗無禮，虛榮自負，傲視一切，自我欣賞。他們不要家庭，不要子女，即使結婚，則夫妻同為犬儒，而且竟然在大庭廣眾之下行交合之事。犬儒主義詩人克拉底和女犬儒主義者喜帕契亞就是一對著名的犬儒夫婦。他們藐視一切權威，敢於「貶損」一切人為的德行。
被哲學家福柯譽為「那一代最出色、最有才氣的」的法國著名學者米歇爾·德塞爾托（1925—1986），在其《超脫》一書里，以穿透性的筆觸，精準地描繪了他心目中的第歐根尼：「他就在那裡，蹲在桶里，赤身裸體、髒兮兮的、不聲不響，周圍都是垃圾；他就在那裡，在廣場上，行人都躲著走，怕踩著他；他當眾撒尿，把東西捧在手裡吃，或者乾脆把掉在地上的東西就地舔起。流浪者第歐根尼把一切都拋棄了。他是狗，他就生活得像一條狗，朝著路過的人汪汪亂叫；作為狗，他的桶就是狗窩。他在外邊，離開了一切內里的東西——家和團體的溫暖，他離開了社會。第歐根尼把一切都拋棄了，他懷疑一切。」（克里斯蒂安·羅什與讓—雅克·巴霍爾合著的《哲學家的動物園》，中信出版社2003年5月1版，60頁）
古希臘的文明是產生理性智者的環境，怎麼會出現這麼一類人物呢？綜合來看，犬儒主義者或稱犬儒派是希臘城邦制度的現實產物，也是希臘城邦文化的叛逆。希臘的城邦制度的繁榮孕育了犬儒主義這個極端化的產兒，城邦制度的衰落催生了這個怪胎。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特立獨行的人，把反叛城邦制度的理想民主以極端的形式表達出來。並且認為使眾多愚蠢的人的愚蠢念頭把社會、城邦搞糟了，他們行為上以怪異和反常的行為向現有的秩序、制度、觀念、習俗挑戰，精神上則躲進個人的心靈深處尋求寧靜和快樂。犬儒主義作為這股向社會發起抗議的力量的代表，也就自然的產生了。因此說，為公民發展提供了廣大的空間的城邦制度是犬儒主義出現並走向極端化的溫床。
回顧人類的精神歷史，每一種新生的事物的出現都意味著對傳統的東西的挑戰甚至是褻瀆，挑戰者拋下的不一定是白手套，也可能是一隻狗爪子。
根據法國學者伊莎貝爾·布卡利在《名人死亡詞典》（陳良明、沈國華、伭曉笛、宋維洲譯，灕江出版社，2001年1月版）里的說法，第根歐尼的死因眾說紛紜，估計他與亞歷山大同日而死。有人說第根歐尼死於與狗爭奪食物，成為「哲學死於狗嘴」的範例，當主流文化的寵兒們聽到餓極了的狗咬死並啃吃異端的傳聞時，難免有些幸災樂禍；有人說是因膽汁滲出而死；也有人說是他屏住呼吸窒息而亡。人們將他的墳墓修建在城門口，上面立了一座狗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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