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它的存在，讓羅馬人認為中國具有高度文明，但又與野蠻人近似

原標題：因為它的存在，讓羅馬人認為中國具有高度文明，但又與野蠻人近似

說到甘英，就不由地想起成語「望洋興嘆」。用這一成語形容甘英出使大秦(即今羅馬)真是恰如其分。

《後漢書·西域傳·安息傳》記載:「和帝永元九年(97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還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貴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按照史書記載的線路來看，使團從龜茲(今新疆庫車)出發，經條支(今伊拉克境內)、安息(即波斯帕提亞王國，今伊朗境內)諸國，到達了安息西界的西海(今波斯灣)沿岸。面對一望無際的大海，安息商人告訴他，海面極廣，順風的話船隻要行駛三個月，如果風向不對則要兩年。所以渡海要備三年的口糧。

行於海上，特別讓人思戀故鄉，海面也很危險，常常面臨死亡的威脅。對於不善航海的漢使甘英，面對大海，只有望洋興嘆了。而這一念之差，使中西方的直接交流推遲了一千多年，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但無論無何，甘英是漢朝向西方邁進走得最遠的人，他歸來後，漢朝對西方世界的了解又比張騫邁進了一步。

如果說西漢張騫通西域打開了中原王朝邁向西域的大門，那麼東漢甘英出使大秦則是中國邁向歐洲的第一人。

甘英何許人也?史料中都沒有詳細記載過這位勇敢的外交官，所知的只有一點:他曾是班超通交西域諸國時所帶的36位勇士之一。可以推斷，從公元73年到97年，25年間，他能夠伴隨主帥班超在虎狼之地出生入死，應該是一位有膽有識的英雄。這從他不畏艱險出使大秦也可知一斑。在當時條件下，充當中西交流的使者是一件極為艱苦的事，《漢書·西域傳》對漢使出使西域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述:「擁強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丐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返。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狹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墜，未半骯谷盡靡碎;人墜，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

甘英一行也同樣面臨這樣的困難，「涉懸度，歷羈賓，過烏弋山離至條支」，依地圖考證，這一路都是戈壁沙漠、人跡罕至之地，尤其是懸度，「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極其危險。甘英出發時，選擇這條道路，顯然是害怕像張賽出使大月氏那樣為匈奴中道阻截。而他能夠以身涉險、完成使命，取決於超乎常人的膽識和智慧。

對於這次出使，後世學者爭議最多的是甘英的意圖。莫任南在《甘英出使大秦的路線及其貢獻》一文中指出，甘英出使大秦的任務有二:其一，打破安息壟斷，探尋直接同大秦貿易的商道:其二，宣揚漢威，招徠外域使臣。龔駿先生在《甘英出使大秦考》一文中認為，因為大秦是西方大國，多珍貴奇物，又是中國絲綢的消費國，且非常想通使於漢，所以班超很想知道它的詳情，遂派甘英出使大秦。余太山先生在《甘英西使小考》一文中也認為甘英的西使是班超下決心了解大秦國情況的結果。聯繫時代背景來看，有兩個方面值得思考:一是班超經略西域的策略，二是中西方相互尋找中確定對方的存在。

公元97年，西域都護班超經過25年的苦心經營，西域局勢基本平穩，但匈奴並未走遠，仍舊是漢朝最大的威脅。班超之所以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不僅僅是互通商貿、了解西方情況，更深遠的意圖應該是尋求外援、聯合大秦，徹底消滅匈奴。從漢代中西方在絲綢之路的關係來看，甘英出使西域無疑是一次中西方世界相互尋找中的成功探索。

在羅馬人眼裡，以為絲綢是一種生產纖維的樹上長出來的，把中國稱為「賽里斯國」，還認為善於喝茶的中國人能活到兩三百歲。而中國人則把羅馬看得和自己一樣，也會種桑養蠶，長相似中國人，因此叫「大秦」。古羅馬作家普林尼在《博物志》里寫道:「賽里斯人以他們的森林裡盛產毛織品著名。他們從樹葉中採取白絨絲，然後加入水，最後由婦女承擔絡絲和紡線任務。

正是由於採取了這樣複雜的技術，才從那樣遙遠的地方產生出了這種琳琅滿目、絢麗多彩的產品，這才使羅馬貴婦們身著透明的服裝在社交場合拋頭露面。賽里斯人具有高度的文明，但又與野蠻人很近似。（這裡小編不得不說西方人的傲慢與偏見真是自古有之）他們不與其他民族交往，僅僅坐等買賣上門。」「賽里斯人的身材超過了普通凡人，紅頭髮，藍眼睛，嗓門粗糙，沒有互相交流的語言。」這些神話傳說一樣的描述，很有可能源於往來中西方的商人們口耳相傳。雖然古絲綢之路萬里迢迢、艱險重重，但豐厚的利潤仍然誘惑著商人們涉險求利，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這條商貿之路就已經貫通。絲綢最先傳入安息，而後轉手進入歐洲的羅馬。

羅馬人得到了這種華麗多彩、輕柔細軟的東西，並知道了它有一個美麗的名字，叫絲綢。傳說，凱撒大帝穿上絲綢長袍到羅馬劇場觀看演出，讓在場的貴族不勝艷羨。很快，穿絲綢成為羅馬貴族的一種時尚。但絲綢卻昂貴得驚人，羅馬人從安息商人手中轉買的絲綢，一匹絲綢的價格相當於重量相等的黃金。普林尼記載，羅馬帝國為購買絲綢、珍珠等，每年約支出一億賽斯太斯，占羅馬帝國每年商品進口額的一半。巨大的支出，使羅馬人想盡一切辦法要引進養蠶繅絲技術，而當時掌握這一技術的只有中國。

羅馬在尋找中國，中國也在努力尋求突破安息的壁壘直接與羅馬交易。而甘英的出使只差一步，卻未能把這種願望變成現實。

雖然甘英未能完成任務，但他的西行卻為東西交通的拓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所了解到的關於大秦的信息，「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漢書·西域傳)，極大地豐富了漢人對西方國家的了解。《後漢書》引述甘英的講述:大秦國又叫犁鞬，「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特別記載了大秦「以石為城郭。列置郵亭....」。

這裡透露的信息:在公元一世紀前後，歐洲的羅馬己經有了專門的郵蜂設置，統一用白粉塗飾，人們遠遠看見醒目的「白房子」，馬上就會想到驛站到了。大秦人在生活中十分講究排場，但讓甘英感到新鮮的是大秦的民主議事制度:「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遍。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室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這些不同於漢朝的風土人情、社會制度的見聞，讓漢朝人大開眼界，也十分嚮往大秦的富饒。

與此同時，歐洲向東邁進的步伐也進一步加快。一位古希臘的旅行家梅斯·提提阿努斯趁著羅馬帝國與安息國之間的戰爭平息之際，帶領著自己的商隊從地中海穿越絲綢之路，到達漢朝的邊界塔什庫爾。在166年(延熹九年)，羅馬帝國派遣出第一批特使抵達漢朝。這些使者到達漢朝後以羅馬帝國國王安敦的名義向漢朝皇帝漢桓帝進獻了禮物。

古希臘天文學家托勒密還根據當時人們對東西方的認識水平，繪製了世界地圖。這張地圖顯示羅馬帝國的位置，恆河的海灣在左側，東南亞在中間，中國位於世界的極右邊。這表明了托勒密知道漢朝在歐亞大陸的最東端，但是並不清楚漢朝的具體位置。這實質也是東西方世界相互尋找的成果，為後世探索東西方交流之路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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