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未曾發表的愛新覺羅·溥儀訪問記
來源｜《百年潮》2006年 第07期
作者｜張頌甲
溥儀被特赦（資料圖）
47年前的1959年12月9日，作為戰爭罪犯的偽「滿洲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同國民黨高級將領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共四人，被第一批特赦釋放了。他們於當天離開遼寧撫順戰犯管理所，成為新中國的公民。對這四位極富新聞色彩的人物，中宣部決定分別派記者進行採訪，寫出訪問記，分別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北京《大公報》發表。後三位新公民的採訪，由新華社總社記者負責，而採訪溥儀的任務則落實到大公報社。大公報社總編輯常芝青同志(原任《晉綏日報》、《光明日報》總編輯)派我前去採訪溥儀。
對待這次採訪，我格外認真，事先做了一些準備工作，翻閱了一些資料。當然，我也很感興趣，這主要是出於對這位清王朝的末代皇帝、偽「滿洲國」皇帝的好奇心。從北京市公安部門得知，溥儀已於12月10日從撫順來到北京，暫住北城其五妹夫萬嘉熙家中。中宣部派新華社攝影記者呂厚民同志(後調人中南海，專為毛澤東拍照，是著名的攝影家)陪同我前去採訪。我們決定11日就去採訪溥儀。我們原想請派出所提前通知溥儀一聲，後來考慮到這位特殊人物剛從戰犯管理所釋放出來，由公安部門出面約定時間，可能會增加他的疑慮，所以事先未通知。我們於11日清晨驅車直接來到他的住所。
可巧，當我們跨進大門時，溥儀正要邁步出門。我出示記者證件，說明我和厚民同志都是《大公報》記者，專程前來訪問。他尋思片刻，無可奈何地同意了採訪要求。他讓我們先進屋落座。開始談話時，他有些拘束；厚民同志前後左右拍攝照片，更使他有些緊張。經我反覆說明意圖，打通他的思想，消除了顧慮，談話才暢快些。經過兩個多小時，採訪結束，我們和他握手道別。
我回到報社，即著手寫稿。溥儀的口才不算好，談話有點零亂，但看得出，他的思想感情是真摯的，對黨和政府的感恩是情真意切的。因此，我寫作這篇稿件，並未感到困難。在編輯部素有「快手」稱謂的我，4000字左右，當晚即成稿，打出小樣，送請總編輯常芝青同志審閱。芝青同志閱後，立即請吳冷西同志(時任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總編輯)審定。
我原以為稿件次日就可見報了，誰知出現梗阻。第二天上午，芝青同志找我，嚴肅地說稿子沒寫好，不能用，必須修改。稿子究竟有什麼問題，他未講明。我反覆揣摩，才領悟到，原來是敘述「分寸」掌握得不好。
溥儀於1945年在東北解放時被俘，到1959年被釋放，在戰犯管理所經歷了十多年的學習和勞動改造，他究竟被改造得怎麼樣了?他怎樣認識充滿罪惡的過去?他對新中國、新社會有什麼樣的看法?這樣一些情況是讀者所要了解的，這篇訪問記理所應當地向讀者一一作出介紹。
我認識到，溥儀這個特定人物的身份是相當複雜的，從認賊(日寇)作父、滿身罪惡的皇帝，一下子成為新中國的公民，轉折變化太大。採訪這樣一個人物，如果懷著獵奇的心理，把注意力放在他的宮廷生活，或者只去收集一些昔日的繁文縟節，追求趣味性，寫出來的訪問記將不能體現黨和政府對罪犯的改造政策，也不能反映出像溥儀這樣冥頑不化的人，在黨的政策的感召和教育下，也可以得到教育和改造。從這篇稿子可以看出，我的採訪和寫作態度是嚴肅認真的。稿子的主要篇幅是寫溥儀的改造生活和對一些事物的認識，通過溥儀的敘述和一些具體事實，有力地反映了黨和政府「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思想教育與勞動改造相結合」政策的偉大，這一點是應當肯定的。
這篇訪問記寫作的難點在於，既要寫出黨的政策感召力和對犯人改造的成效，又不能把他寫成改造得很好了，思想認識已經很高了。這是為什麼?就是因為溥儀不是一般的犯人，而是罪大惡極的偽「滿洲國」皇帝。領導認為，溥儀不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對他說的話不能輕信，不能「和盤托出」。
但我以為，此時此地記者同溥儀的關係是平等的關係，不能因其有罪惡的過去而藐視對方；所寫稿件應滿腔熱情地歡迎他改惡從善，回到人民隊伍中來，而不能對他的談話持半信半疑的態度，在行文中更不能用教訓的口吻；稿件應按照溥儀的口述，以及被採訪時的表情加以描述，而不能在遣詞造句時繼續使用批判的語言。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我所寫的訪問記自然就不符合當時領導的要求。也就是說，我把當時的溥儀寫得「太好」了。
1959年底，我國正處於三年困難時期，國內外形勢十分嚴峻，階級鬥爭的弦綳得正緊。中宣部以及新聞部門的領導同志要把好宣傳這一關，不使宣傳報道產生副作用，是可以理解的。常芝青總編輯親自動手，字斟句酌地刪改這篇稿件，其認真負責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常芝青同志幾乎用了十多天時間修改我的稿件，將大部分所謂美化溥儀的內容加以刪除，稿件改得「體無完膚」，還增加了「我打斷了他的話，問他今後有什麼打算?」這類居高臨下式的問句，以示記者的高度警惕性。稿件經過壓縮後，只剩下2000餘字，經領導審定，終於在12月25日見了報。呂厚民同志所攝照片並未刊出，據說是由於「戰犯的形象不能披露在報端」。
為了提高報社人員的認識水平，作為「業務研究」，事後報社還將我的原稿和改寫後見報稿加以對照，印發編輯記者。我的原稿由此得以保留至今。
時隔47年，今天回首我的原稿，不禁使我又一次憶及那次和溥儀的談話情景。溥儀獲釋後，在新社會只活了8年，於1967年離開了人世。他的8年生活實踐，印證了他當年對記者的談話是誠懇、認真的，他並未有意無意間美化自己。他當年提供的一些史料，至今也還有參考價值。基於此，我願將這篇未能見報的原稿撿出，發表於後，以公諸同好。
附：感激人民的寬恕 決心向人民贖罪
——被特赦的偽滿州國戰犯溥儀訪問記
12月11日早晨，我們去訪問最近被特赦釋放的戰犯、偽「滿洲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
他是9日從東北到北京的，現在暫時住在他妹妹家裡。我們跨進了一所北京舊式的院落，他正迎了出來。一見到我們，他就傾訴自己的悔罪的心情，連連感激黨和人民對他的寬大處理。
溥儀說：「這次特赦真是我作夢也沒想到的。我對祖國、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實在是一百個死、一千個死也抵不過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不殺我已經是寬大了，現在又給我重新作人的光明前途，我粉身碎骨也不足以報答黨和人民的大恩大德於萬一。……」這時，他的語聲哽咽，說不下去了，眼眶裡滾動著懺悔、感恩的淚水。
談話從他的充滿罪惡的過去開始。他生於清朝搖搖欲墜的1906年，三歲就由他的父親醇親王載灃抱著登上了太和殿的皇帝寶座。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他被迫退位，但是清室遜位的「優待條件」保護著他，在紫禁城的小天地里，仍然過著驕奢淫逸的「小朝廷」生活。他說：「我從小生長在養尊處優的生活環境里，滿腦子『敬天法祖』、『奉天承運』的腐朽的封建思想，一直在做著『朕即天下』、『恢復祖業』的迷夢。可是，1917年，『張勳復辟』失敗，我陷入了朝不保夕的境地。到1924年，馮玉祥把我趕出了皇宮，我並不甘心下台，為了『東山再起』，我喪心病狂地倒向日本帝國主義的懷抱，想靠帝國主義的力量繼續統治中國人民。」
在日寇的策划下，他果然從北京逃到天津，過了七年醉生夢死的「寓公」生活，終於在1932年偷偷由上海潛到東北，當上了偽「滿洲國」的「執政」，1934年，又當上了賣國求榮的「皇帝」。溥儀說：「在偽滿統治東北人民的十四年中，我喪失人性，認賊作父，替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各種侵略政策。我簽署過亡國滅種的買賣鴉片的法令；幫助過日寇向東北大批移民；把日本『天照大神』迎到『滿洲』奉為『建國元神』，來麻痹人心；還極力推行『糧谷出荷』，強迫農民交獻糧食，榨取人民的血汗。此外，由我簽署、發布了『國兵法』，給敵人搜羅炮灰，打中國人；又以日本語作為『國語』，實行奴化教育……我的罪惡太大了。我是罪在不赦的。」
他接著說：「談起改造，幾天幾夜也是談不完的。我能有今天，就活生生地說明黨的政策真是太偉大啦!且不用說我的頑固思想起了變化，就是我這糟踏壞了的多災多病的身體，要是沒有中國共產黨來救我，怕早已作了九泉之鬼了。舊社會，監獄把好人變成鬼；新中國，監獄把我這塊壞透了頑石改造成新人。我的生命和靈魂都是黨給的，共產黨就是我的重生父母!」
說到這裡，他的聲音又哽咽了。
我們問他：「你的這些認識是什麼時候才有的?是不是解放初期就有了呢?」
他搖搖頭說：「是過了相當長的時間，我才真正低頭認罪的，蘇聯紅軍解放東北後，我的罪惡生活結束了，但是我的反動思想沒有變，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毫無認識。1950年，當蘇聯政府要把偽滿戰犯交給中國時，像是一聲晴天霹靂，我嚇得渾身發抖，心想，完了!中國歷史上每次改朝換代，高官顯宦都難免一死，何況我是個『皇帝』。我曾經夢想找個機會到資本主義國家去過寄生的生活，可見我的反動思想是多麼根深蒂固!後來，經過黨的長期的耐心的教育、改造，我才慢慢地懂得了一些真理，才一步一步地認識到自己的罪惡……」
「我從蘇聯回到東北，政府不但不殺我，還循循善誘地讓我改造，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納悶：為什麼還讓我這個該死的戰犯『改造』呢?我覺得，雖然黨和政府有『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思想教育與勞動改造相結合』的政策，可是寬大怎麼也輪不到我的頭上，改造不改造都是一死。那時，我對於改造是心懷抵觸的。後來，在黨的耐心教育下，我半信半疑地參加了學習，逐步學習了《中國近百年史》、《新民主主義論》、《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等等，書上那些至理明言給我開了竅，使我認識到『皇帝』並不是什麼『奉天承運』的『神人』，而是罪大惡極的地主大頭子；也使我認識到中國過去淪為半殖民地的原因。更主要的，我開始懂得了共產黨能夠改造世界、改造全人類的真理，我這才開始了真正人生的一課。」
溥儀說：「要說我的改造是一帆風順的，那是騙人的。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了，我的心裡又敲起了小鼓。我尋思，世界不過是幾個列強的世界，德、意、日被打敗了，美國成了第一號強國。中國共產黨雖然消滅了蔣介石八百萬軍隊，可是美國究竟不是蔣介石所能比的。我覺得，中國共產黨和美國較量，是『燒香引鬼』，『自不量力』。抗美援朝前線不斷傳來勝利消息，剛開始，我還是不大相信；可是事實畢竟是事實，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一道硬把美國侵略軍從鴨綠江邊打到三八線。還有什麼話說?真叫人五體投地。從此，自己才知道戰爭原來還有正義和不正義的區別，正義的戰爭一定能夠得到勝利。」
「最使我感動的是黃繼光、邱少雲、孫占元等烈士的壯烈事迹。他們為了祖國人民，為了朝鮮的父老兄弟，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想到自己，勾結日寇，背叛祖國，多麼自私，多麼無恥!有一次，戰犯管理所請志願軍代表來給我們作報告。最可愛的人和我這個最可恨的人見面了，我真沒臉見人啊!」
他說，還有一些事情使他最受感動。1957年末，他的七叔載濤帶著他的兩個妹妹來到戰犯管理所看他。「這真是我沒有想到的呀!像我這樣的大戰犯，不殺已經是夠寬大的了，還允許親屬來看望，這不是說明黨和政府決心要把消極因素化為積極因素嗎?」那一次見面，他知道所有的親人都很好，都已有了自己的工作；載濤還當上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雖然年已七旬，精神卻越來越年輕了。這些使他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還有一件永遠忘不了的事，黨和政府為了幫助我們改造，還組織我們到外面參觀。您們想想，讓罪犯外出參觀，除了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以外，世界上還能有這樣的事情么?我們參觀了東北的工廠、礦山和農村，親眼看到了工農業生產一日千里、突飛猛進。變化真是太大了!以前，我總以為東北的工業大概還是用的日本人遺留下來的舊機器，參觀時發現我們早把日本人的那些破爛丟在一邊了。現在用的都是蘇聯製造和我們中國自己製造的現代化自動化的新式機器。偽滿時，我到過撫順龍鳳煤礦，那時的井下是人間地獄。坑道低矮，煤氣熏人，瓦斯爆炸、冒頂、火災、水害不斷發生，一出事故就是幾十人、幾百人白白喪命。我那時只想著巴結日寇，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哪裡還管工人的死活?現在的井下，簡直是地下街道，直溜平整，空氣新鮮，事故絕跡。井下還有服務部，水果、糖果、點心都有。現在工人的生、老、病、死都有了保障，而過去，工人老了只能等死，有病也得幹活，日本人常說：『腦袋瓜子硬不硬?硬的就得幹活!』看看今天，想想以前，不能不切齒痛恨自己的過去!」
我們又問他在監獄中參加勞動的情形。他剛剛到管理所時是不願意勞動也不會勞動的。幾十年來的養尊處優的生活，使他成為一個「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沒有任何技能的人，甚至連手帕也不會洗。他說：「是黨給了我新的生命和靈魂，也給了我一雙有用的勞動的手。」十年來，他經常參加體力勞動，養過豬，種過菜，也在戰犯管理所的機械廠里干過活。後來，又把他編到中醫學習組。他先後學了《內經知要》、《中醫學概論》、《中藥理與應用》等書，能夠幫助醫生做一般的護理工作。
12月4日，他被特赦釋放了，剛剛聽到所長說這句話時，他連連搖頭說這是萬萬不可能的，這是作夢。可是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他又感激，又慚愧，又懺悔，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
在他們離開戰犯管理所時，全體犯人舉行了歡送大會，為他們演出了節目。被釋放的戰犯也集體唱了兩支歌：《社會主義好》和《東方紅》。最後，全場高呼口號：「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這時，每一個戰犯都更加看清楚了：只要改惡從善，就有光明前途。
四天以後，溥儀坐上了來北京的快車。火車上的所見所聞，使他恍如隔世。他第一次坐在新中國的人民群眾中間，親眼看到車上服務員給乘客斟茶送水，親切照顧，旅客之間素不相識，也互相關懷。在火車上那一夜，他怎麼也合不上眼，他說那時的心情是：負罪的人回到了人民的隊伍，滿心高興，可是想起過去的作威作福，殘害和奴役人民的罪過，又悔恨難當；列車飛快地賓士，距離北京越來越近，他十分興奮，然而想起從前宮廷的荒淫無恥的生活，又無地自容；想到很快就要和家族團聚，真是萬分暢快，轉念多少家庭被他害得骨肉分離，不能團圓，心裡又像壓了鉛塊般地沉重起來。這一切，就好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交織在一起。
「北京的十年，有了多麼巨大的變化!新道路網、新建築群、新的人民、新的風氣、新的生活，看也看不過來。只恨少生了幾隻眼睛。來到北京三天，我的心一直不能平靜下來。這都是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得好啊!」他興奮地說。
我們最後問他今後有些什麼打算。他說：「我是個有罪的人，黨和人民寬恕了我，我應當用實際行動來報答黨和全國人民!今後一定要變成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黨讓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在工作和勞動中，用我新生的後半世，為我的已經死去的前半生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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