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與塔》：傳記作者揭秘美前國務卿基辛格的成功秘訣

2018年1月16日出版的《廣場與塔》一書封面

參考消息網2月12日報道 美國《政治報》網站1月20日刊登了題為《基辛格成功秘訣——書摘》的文章，作者為《廣場與塔》一書作者尼亞爾·弗格森，以下是文章摘要：

結網通向政界之路

在撰寫亨利·基辛格傳記的工作進行了大約一半時，我想到了一個有趣的假設：這位前國務卿的成功、名氣和惡名是否不僅是由於其睿智和剛毅的性格，還由於他非常善於建立形形色色的關係網路。他的關係網不僅包括前總統尼克松和福特的行政當局同僚，還包括新聞記者、報業老闆、外國大使和國家元首等，甚至好萊塢製片人？如果在本書（《廣場與塔》）的第一卷里，我的副標題「理想主義者」讓讀者感到驚訝，第二卷的副標題是否也許應該是「關係網搭建者」？

不管你對基辛格的看法如何，他的崛起之路是驚人的，同時看似不大可能。基辛格曾是來自納粹德國的難民，在美國陸軍服役期間作為歷史、哲學和地緣政治學者找到了自己的事業。他是冷戰期間被吸收進政府的許多哈佛大學教授之一。然而，他於1968年12月被任命為理查德·尼克松的國家安全顧問這件事令許多人（尤其是基辛格本人）感到意外，因為在此前十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裡，他與尼克松在共和黨內部的貴族競爭對手納爾遜·洛克菲勒關係密切。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在病榻上對這項任命表示懷疑。當聽到尼克松的選擇時，他驚呼：「可是，基辛格是一位教授。人們要求教授們研究事物，但卻從不將其委以重任。」

大多數作者在解釋基辛格到華盛頓後影響力迅速增加的原因時，都傾向於從其與尼克松的密切關係或他不凡的官場內鬥才能的角度。然而，這樣一來就忽略了基辛格辦事方式的最大鮮明特色：雖然周圍的人仍然受制於等級森嚴的官僚機構規則，但基辛格從一開始就將相當大的精力用於建立超出華盛頓環形公路範圍、延伸到四面八方的垂直網路。這一網路延伸到新聞界，甚至美國娛樂業，也許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各種「秘密渠道」延伸到主要的外國政府。基辛格具有一種天生的能力，就是哪怕與最冷漠的對話方也能建立不僅是知識交流的關係，還有感情紐帶。這種技能他早在受到冷漠出名的尼克松的任命之前很久就磨鍊出來的。正是基辛格搭建關係網的獨特才能，使之成為如此不可一世的人物，而不僅僅是他作為學者的睿智或者其對政界鉤心鬥角的敏銳解讀。

正當這個世界擺脫早期冷戰的意識形態分歧——兩個等級森嚴的超級大國之間的決鬥——踏入一個相互依賴的、多極化的新時代之時，基辛格踏上政治舞台，使之成為（用《時代》周刊的話說）「在恰當的時間處於恰當地方的恰當人物」。

洞察中美關係轉機

事實上，正是與人交際——諷刺的是，與東方陣營的一位官員的偶然邂逅——預示了基辛格最了不起的外交勝利：美國與中國外交關係破冰。

即使在20世紀60年代末，當蘇聯公民遇到美國人——當然他們很少這樣——他們都必須保持警惕。科學家的帕格沃什會議是一個罕見的例外。由於1995年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所以今天，帕格沃什會議幾乎就是通過所謂的「第二軌道外交」解決裁軍和衝突問題的代名詞。然而在冷戰期間，這些會議的性質卻比較模糊，因為與會的蘇聯學者必須事先得到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時甚至是政治局的批准。基辛格在這個環境中如魚得水，以其標誌性的、刻薄的幽默迷住蘇聯官僚，給其留下深刻印象——他數次參加了聚會。

1966年，在波蘭度假勝地索波特的帕格沃什會議上，蘇聯數學家葉梅利亞諾夫在乘船遊覽格但斯克港時告訴基辛格：「美蘇兩國在防止中國的擴張方面有著共同利益。」葉梅利亞諾夫坦率地承認，自赫魯曉夫發表去斯大林化的演講之後起，他還未看到蘇聯政府如此困惑。基辛格在帕格沃什會議接受邀請，從波蘭前往布拉格。在那裡他結識了捷克在德國的情報活動前頭目、時任該國國際政治與經濟研究所所長的安東寧·施奈達雷克。兩人在總部位於倫敦的戰略研究所在維也納舉行的年會上再次會面。這位捷克人坦率地警告基辛格說，蘇聯人沒有任何真誠的意圖要幫助美國人從越南脫身。他說，事實上，東南亞的危機最終可能成為「（莫斯科）加緊控制東歐的託詞」。

所有這些偶遇中最有啟發性的發生在1967年1月。當時，基辛格回到布拉格。施奈達雷克再次警告說，莫斯科「對於東歐國家日益自由的行動，尤其是捷克努力減少對莫斯科的經濟依賴越來越敏感」。但是現在，他提出的一個問題令基辛格感到震驚。基辛格不得不承認，他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即他是否認為，「美中交易正在醞釀之中。」

從捷克的觀點來看，如果美中之間達成這種協議，會是一種令人震驚的情況，因為「如果美國與中國和解，它就會在歐洲（對蘇聯）更加緊逼」。由於擔心被孤立，蘇聯人會鎮壓施奈達雷克所暗示的「東歐民族主義發展的前景」。基辛格感到驚訝，但他的捷克東道主對「美中協議」的擔憂看來是「真實和深切的」。學者們長期以來一直猜測是哪位美國戰略家構想了1972年打開中國的大門，從而徹底改變地緣政治景觀。但最先想到這件事的不是美國人。是蘇聯集團中的戰略思想家預見到中蘇決裂所造成的新的世界狀況，他們在尼克松對中國具有歷史意義的訪問之前四年多就做到了這一點。

圖解基辛格關係網

從1969年1月開始，基辛格就著手把自己作為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所學加以應用：非正式的關係網能夠提供要比各國外交部和使館更為優越的外交渠道。在撰寫有關基辛格生平傳記第二卷的準備階段，我試圖根據與他的從政時期相關的所有已經出版的回憶錄，繪製他的關係網圖。

從這些關係網圖譜看，令人毫無疑問的是，在尼克松-福特時代中，基辛格炙手可熱——對尼克松來說，他與總統夫人一樣重要，也是兩屆行政當局中位居第二的重要成員，地位超過後來當上總統的福特。

尤其驚人的是看到「尼克松眼中的世界」和「基辛格眼中的世界」之間的差別。尼克松擔任總統的經驗在很大程度上局限於白宮範圍內。在其回憶錄中，除了其夫人和女兒之外，他最經常談到的是基辛格、艾森豪威爾（尼克松曾經擔任他的副總統）、霍爾德曼（當時的白宮辦公廳主任）、埃利希曼（當時的總統內政助理）和黑格（基辛格助理、當時的副手兼水門事件發生後霍爾德曼的繼任人）。相比之下，基辛格則不僅提到他曾為之效勞的幾位總統，而且幾乎同樣提到了重要的外國領導人，他的這種做法要比他的前任國務卿威廉·羅傑斯更為經常。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在基辛格回憶錄中佔有最重要地位的外國領導人都是誰：蘇聯人（蘇聯駐華盛頓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和第一號人物勃列日涅夫）名列前茅；其次是中國總理周恩來和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除了勃列日涅夫和多勃雷寧之外，尼克松最常提到的40人中只有一位是外國人：南越總統阮文紹。相比之下，基辛格的前40位名單中只有16位美國人。當然，我們會預料到這位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比總統花更多的時間與外國人打交道：這是其工作性質。但仍然難以相信，他的任何前任曾經像他那樣不知疲倦地出行和談判。

在任期間，基辛格出現在《時代》周刊封面上不下15次。該雜誌1974年發表的基辛格檔案稱他為「世界上最不可或缺的人」——儘管他被批評者指責為更多地「關注國王，而不是王法」。《時代》周刊的假設必然基於這一判斷，即基辛格的影響和名望不僅來源於他的智力和勤奮，更是他不可思議的交往能力，例如穿梭外交，與記者閑聊也是如此。基辛格精於此道。儘管他與專欄作家艾爾索普兄弟，即斯圖爾特和約瑟夫，以及專欄作家湯姆·布拉登關係甚篤，他在回憶錄中卻幾乎沒有提到他們。更為重要的，是他的關係網中遍及全球的所有其他關係——包括基辛格在哈佛大學舉辦的夏季研討會的前參與者組成的「老校友網路」。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助手對《時代》周刊記者說：「他總是要尋覓能把事情辦成的人。」這個關係網是他的「連鎖反應」外交——這是以色列副總理伊加爾·阿隆所用的一個詞——的先決條件。正是這一點證明了一項論斷的合理性，即基辛格「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更有影響力」。

基辛格「新國際體系」

20世紀70年代典型的層級體制減弱和關係網的強化帶來許多好處。從基辛格的觀點來看，這些趨勢大大降低了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風險：畢竟，這是與蘇聯進行更頻繁的對話，以及開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往的核心理由。同時代人往往把基辛格的外交政策總結為「緩和」。他更願意談論「相互依賴性」。他於1973年12月在倫敦宣布，一個「新的國際體系」已經取代「二戰剛結束時的架構」，這個體系建立在「相互依賴性日益增強，以及國家和地區的認同萌芽的悖論」基礎上。他在三個月後提出，「能源危機」是「全球相互依存性的分娩陣痛」的一部分。到1974年4月，「相互依存性的挑戰」已經變成他的一個演講題目；到1975年，相互依存性「即將成為我們外交的核心事實」。

基辛格在1974年10月警告說：「如果我們不認識到彼此的相互依賴性，我們現在所擁有的西方文明幾乎肯定會土崩瓦解。」他的母校學者理查德·庫珀和約瑟夫·奈等人表示贊同，撰寫了關於這個問題的書籍。相互依存性在1972年在波坎蒂科山的洛克菲勒莊園舉行的三邊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和1975年在朗布依埃舉行的「六國集團」（英、法、意、日、美、西德）第一次會議上得到了體制性的表達。《紐約時報》選擇用題為《相互依賴日》的一篇社論紀念《獨立宣言》發表200周年。這一概念得到了吉米·卡特總統及其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的積極採納。

但是，居住在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上既有好處，也要付出代價。正如布熱津斯基在其《兩個時代之間》一書中所說，「電子技術時代」正在創建新的「全球城市」是「相互依存的種種關係所構成的一個忐忑不安的、緊張騷動的和碎片化的網路」。從其他方面看也的確如此。冷戰的前半期，超級大國得以通過製造或贊助宣傳，以及把被認為有害的任何東西歸類或加以審查，控制了信息的流動。每一起間諜醜聞和叛逃都產生轟動效應。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所發生的一切只不過是機密信息被從一種國家安全狀態轉變成另一種狀態。而20世紀70年代，這種情況也改變了。泄露的官方文件通過自由的新聞界開始到達公眾手中——從1971年丹尼爾·埃爾斯伯格把五角大樓文件提供給《紐約時報》開始。

基辛格的權力仍然基於一個不僅跨越國界、而且跨越職業界線的人際關係網。這種權威在他1977年離開政府後很久都持續存在，並在基辛格諮詢公司中被制度化，通過他不間斷的飛行、會晤、混跡於人群之中和參加宴會而歷久彌新。相比之下，尼克松之後的行政部門則由於國會事無巨細的監督和更加有恃無恐的報界而大打折扣。後來的國家安全顧問或國務卿無論多麼才華橫溢，都無法與基辛格取得的成就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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