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鳳凰不如雞：大清敗亡之後的皇族生活
大清朝最終落下帷幕之後，滿清的皇族們究竟怎樣？在金滿樓先生《天命所歸》中有如下描述，讓我們能夠一窺這些當年龍子龍孫、天潢貴胄們在之後共和下的生活：
1913年2月22日，在清廷覆亡一年零十天之後，隆裕太后因痰症發作去世，就在一周前，她剛好度過了自己的46歲生日。彌留之際，這位背負了大清滅亡責任的女人對年僅7歲的溥儀說，「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國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隨後，她又對旁邊侍立的內務府大臣、太保世續說：「孤兒寡母，千古傷心，睹宮宇之荒涼，不知魂歸何所……」待亡之人，語意凄慘悲涼，令人不堪卒讀。
隆裕太后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皇太后，鑒於中國的王朝史在這位才智平庸的女人手中終結，她的去世無疑具有強烈的歷史象徵意義。隆裕太后死後，民國政府給予了極為隆重的禮遇，大總統袁世凱通令全國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員服喪二十七天，全體國務員親往致祭。
不僅如此，袁大總統本人還親自在衣袖上纏了黑紗，以示對舊主的哀悼。隨後，袁世凱政府又安排在太和殿舉行了國民哀悼大會，由參議長吳景濂親自主祭。開祭之日，就連當時已退隱青島的前內閣協理大臣（相當於副總理，內閣中第二把手）、遺老徐世昌，也拖著條小辮子趕來祭奠。
隆裕太后贊襄共和之舉，於民有利，於國有功，加上其夫光緒皇帝為人所同情，她在喪後有如此待遇，倒也還算說得過去。當年冬天，在光緒皇帝和隆裕太后奉安之際（即將兩人遺體合葬入崇陵），遺老們還在梁各庄的靈棚里演出了這樣一出活劇：活劇的兩位主角，一個是前清進士、原湖廣總督張之洞幕僚、廣東宣慰使梁鼎芬（後成為溥儀的師傅），另一位則是自命「孤臣」的前學部副大臣兼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勞乃宣。這兩人正在傾情哀號時，突然看到國務總理趙秉鈞帶領國務員前來致祭，趙秉鈞等人還算識禮節，他們來後即脫下民國大禮服，換上清朝素袍褂行三跪九叩大禮。
梁鼎芬見後十分興奮，也不知道那根筋搭錯了，他突然跑到一個沒有穿清朝袍褂而仍舊著西裝大禮服的國務員面前，指著其鼻子大罵：「你是誰？你是哪國人？」
被梁鼎芬罵的人是誰呢？原來是前山東巡撫、現民國政府外交總長孫寶琦。孫寶琦之父孫詒經被遺老們視為同治光緒年間的名臣，孫本人與梁鼎芬也不算陌生，他當時被這個老朋友罵得莫名其妙，正發愣間，梁鼎芬卻氣得滿臉通紅，他手指頭哆嗦著，指著孫寶琦大罵道：「你忘了你是孫詒經的兒子！你做過大清的官，今天穿著這身衣服來見先帝先後，行這樣的禮，你有廉恥嗎？你……是個什麼東西！？」正當周圍人一片愕然之時，正在哀嚎的勞乃宣也趕來幫腔：「罵得好！你是個什麼東西？」梁鼎芬和勞乃宣的一唱一和，把更多的人招來，孫寶琦尷尬之餘，低著頭連說：「不錯，不錯，我不是東西，我不是東西！」
民國後，妄圖復辟的遺老遺少們雖然已完全被社會邊緣化，但死抱著過去君主制理念的鐵杆擁躉的還是有這麼幾位。譬如在清帝退位後仍試圖頑抗的前陝甘總督升允，他在交出軍權走往西寧後仍舊「賊心不死」，隨之又輾轉經西伯利亞經過東北後流亡日本，隨後仍舊積极參与宗社黨的復辟活動。
1913年春，升允潛回庫倫(即烏蘭巴托)糾集舊部，並勾結沙俄及蒙古王公陰謀起兵復辟，但計劃倉促而未能得逞。同年12月，升允又潛入青島繼續復辟活動。1914年日軍借口對德國宣戰而侵佔青島後，升允曾向日本守備軍司令官大谷尋求支持未果。張勳復辟前夕，升允與前清遺老鄭孝胥等人書信往來頻繁，他還曾致函率兵入京的辮帥張勳，要他抓住大好機會，完成「復辟大業」。
1917年7月，張勳擁遜帝溥儀二度登基，實行復辟，長期以來「忠心耿耿」的升允被封為大學士。但正當這位「大學士」興緻勃勃地準備赴京上任時，短命的復辟在十天後即宣告失敗，大失所望之餘，升允從此一蹶不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升允病死於天津租界。儘管當時溥儀已被趕出紫禁城，但「小朝廷」仍舊給升允賜謚號「文忠」，算是對其長期支持的一個回報。
再說那位「力保大清不亡」的恭親王溥偉。按說，溥偉繼承了恭親王府的龐大家業，不說安享榮華富貴，至少也可以過得舒舒服服，但這位三十齣頭的小王爺對「亡國」一事始終耿耿於懷，無日不思如何恢復祖先基業，由此走火入魔，一發而不可收拾。
溥偉年輕時運氣好，18歲即承襲了恭親王的爵位，但出身貴胄的他年紀既輕，又缺乏社會閱歷，平時喜歡說大話，放大炮，可謂是志大才疏，少不更事，他這德性，就連當時的其他宗室親貴們也不待見他。據說，溥偉襲爵後自以為得意，每次遇見李鴻章時總是大呼「少荃」，自己還以為是親貴對大臣的親熱。李鴻章被這麼叫了幾次，有一次終於按捺不住了，他板著臉把溥偉叫住：「令祖老恭王在日，承他老人家愛護，總稱呼我『老中堂』，小王爺大概不知道！」
清帝退位後，溥偉避居青島並試圖與德國人搭上線，但德國領事知道他的來意後，只允他在租界居住而對他前往德國考察的要求拒之千里。在德國人看來，袁世凱此時正如日中天，而他這個前朝王爺如今早已過氣，溥偉也是無可奈何。
隨著清廷的垮台，曾經的巨額俸祿與賞賜已成泡影，但溥偉仍不忘擺出王爺的派頭，家中的僕役依舊成群，外出也還像以前那樣前呼後擁，風采不減當年。更有甚者，其家中的一切吃喝日用，仍全部從北京採買，就連雞鴨魚肉、鹹菜點心，也都只要從前的老字號，如天福醬肉、天源鹹菜、致美齋點心，等等，不一而足。過慣了好日子的溥偉，在收入銳減的情況下依舊揮霍無度，全然不知坐吃山空的危險，其家中每月開支三五千元，仍不夠花銷。由於年年寅吃卯糧，最後恭王府也賣給了輔仁大學，但這買賣卻惹起一場官司（堂兄弟溥心畲、溥僡認為恭王府也有他們的一份）。
家庭開銷還是小事，溥偉更迷戀於復辟大業，為此白白花了許多冤枉錢。在沙俄革命後，一些逃到中國的白俄將領主動找上門大表忠心，稱願在復辟時充當先鋒。溥偉聽後大樂，於是厚加賞賜，企圖收為己用；失勢的蒙古王爺聽說後，也紛紛上門求見，大肆吹噓說蒙古鐵旗已經蓄勢待發，只待王爺一聲令下……對此厚意，溥偉不免又要犒賞三軍，這一來二去，家財散盡，最終卻是一事無成。
自命天潢貴胄的溥偉不僅志大才疏，更多的則是荒唐有餘，智慧不足，其空有復辟的野心而昧於歷史潮流，每每逆勢而動，當然不會有好結果。德國人被趕出青島後，溥偉又遷到大連企圖投靠日本人，期間他與滿鐵總裁內田康哉拉上關係，內田也對他頗為看好，據說他曾向日本內閣建議，扶持溥偉在瀋陽登基，建立「明光帝國」。
1931年，日本關東軍蓄意製造「九一八事變」。一個月後，溥偉在日本警察與憲兵的保護下，身著親王朝服前往瀋陽祭陵，這一舉動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高度關注，很多人認為溥偉將取代溥儀成為日本在東北的代理人。但是，日本軍部對滿鐵的動議不以為然，其認為溥儀的「皇帝」頭銜比溥偉來得更有價值、更加名正言順，而且年紀更輕的溥儀也比溥偉更好操控，於是溥偉的帝王美夢就此破裂。倒是溥儀，他在被日本人扶上台後對堂兄的野心頗為警惕，自以為忠心耿耿的溥偉始終未曾得到任何實差，就連零花錢也不曾接濟。1936年1月，56歲的溥偉在貧困交加中死在長春新華旅社，結局頗為凄慘。
在宗社黨中，還有一個頗具人望與能力的人物，那就是肅親王善耆。善耆在清末王爺中可謂「新潮人物」，最早安裝電燈的王府是他家，最先接上自來水的也是他家，還有坐沙發、睡席夢思，善耆都是「吃螃蟹」的第一個。更牛的是，善耆特別能生孩子，他共有21個兒子17個女兒（他的前輩康熙老爺子共35子20女）。這38個孩子中，有36個留洋（其中24個留日，其他留學英國、德國、比利時）。和其他旗人一樣，善耆也喜歡聽戲唱戲，雖然他的嗓子不行，但他善演武戲，並曾得名角蓋叫天的悉心教導。在王府的堂會上，善耆演的鄭成功和多爾袞轟動一時，蓋叫天也曾說：「我死後，得我真傳的唯肅王爺一人也」。
唱戲若能唱成職業、唱成名角，倒也不是什麼壞事。可惜的，善耆對復辟的興趣更大。1912年2月2日，善耆在日本陸軍大佐高山公通的護送下從北京出走。為此，日本人特地在山海關將火車阻斷，隨後又出動軍艦將其誘到旅順，並贈給他一處別墅。出關前，善耆吟出了一首意味深長的五言絕句：「幽燕非故國，長嘯返遼東；回馬看烽火，中原落照紅」。
民國後，善耆成為滿蒙獨立及建立「滿洲國」的先走分子，其與日本人的關係越走越近，就連他最喜歡的一個女兒也送給了日本浪人、老牌的「中國通」川島浪速作為養女，這就是後來知名的女諜川島芳子。
但可惜的是，日本人最終沒有把寶押到他的身上，善耆的一片「痴心」換來的全是迷夢。1922年，困居旅順的善耆在抑鬱中一病不起，年57歲。次年，善耆的靈柩由火車託運回京安葬。離奇的是，在善耆的靈柩被抬下火車後，從前門火車站到勁松祖墳所在地的一路，其家人都命人用紙錢覆蓋，最終以「走陰路不走陽路」的方式圓了這位前清王爺生前所發的那個誓：「無論生死，不履民國寸土」。
在前清皇室的顯赫人物中，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攝政王載灃。在解除王職之後，載灃黯然退居醇王府。不過，就載灃本人來說，也或許稱得上是一件幸事。對於安於現狀，生性淡泊的載灃而言，執政的三年才是一生中最難過、最不幸的三年。至於「清帝退位」一節，載灃事後說了這樣一句不無清醒的話：「退位減少了殺戮，對國家有利」。
民國以後，載灃的生活平靜低調，他不曾參與任何復辟活動而只求維持對皇室的優待條件，保持現狀、不溫不火則足矣。1912年8月，孫中山來到北京時曾拜訪過他，並送了一張留有親筆簽名的照片，載灃一直將之留在身邊，作何用途，不得而知（載灃死後，照片由其第四子溥任上交政府，現存於中國革命博物館）。
在「張勳復辟」的鬧劇中，載灃表現得很沒有興趣，從頭至尾都未參與，而是冷眼觀看了這幕只有12天的復辟鬧劇。退政後的載灃，讀書藏書是其主要嗜好並自號「書癖」，他每天除了給老福晉請安和吃飯，其他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他的大書房「寶翰堂」度過。載灃的書法不錯也喜歡寫字，寫得最多是四字條幅：「端正和平」。王府的事務，載灃一般都不插手，老福晉劉佳氏在時，都由她處理；劉佳氏死後，則是自己的側福晉鄧佳氏處理。下面的人有事向他請示，他的回答通常都是「照老例辦」，就連什麼季節穿什麼衣服、看什麼病吃什麼葯，載灃也是一律「照例」。
在皇族中，載灃對新事物算是比較開明的，譬如他是最早剪去辮子的，安電燈、裝電話，穿西服、買汽車，他也是比較早的（溥儀在回憶錄中就曾抱怨，王府可以有的東西，皇宮卻不準有）。載灃的開明，或許與他曾出使德國見過世面有關，但一些守舊的王公大臣們就在私下裡很是不滿，特別是剪辨，甚至有人罵他「忘本」。
載灃的性格為人寬厚，待人和藹但訥於言詞，不善應酬，即便是在親友面前，他也總是一位沉默的旁聽者。這位曾經的最高權力者，在日常生活中卻最討厭應酬與交際。據說，醇王府的訪客，無論呆多久，載灃都不輕易留飯，其態度通常是淡漠而敷衍，即便出席一些不得不去的場合，他也只是露個面，寒暄幾句，隨後就起身告辭回家。
在日常生活中，載灃的趣事也不少。有一段時間，載灃對天文特別著迷，他不僅自己觀測星象，而且還讓孩子們參與。有一次碰上看日食，載灃親自給玻璃片熏煤煙，然後帶領孩子們一起觀看。和溥儀一樣，載灃也喜歡養狗，他曾養了一條名叫「花花」的小狗，雖然這條狗並不是名貴犬種，但載灃卻非常喜歡，每天都親自喂它。他家裡人養了另一條名貴犬名叫「香香」，載灃卻一點也看不上。由於「花花」吃的食物比「香香」好，每次「香香」前來搶食時，載灃都要將「香香」趕走，說：「你有你的飯！」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溥儀被逼出宮，載灃平靜了十多年的生活一下被打亂了，他顯然意識到，過去在北洋大佬們庇護下的生活即將結束了。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說， 「（載灃）比我還要驚慌。從我進了北府那一刻起，他就沒有好好地站過一回，更不用說安安靜靜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語地走來走去，就是慌慌張張地跑出跑進，弄得空氣格外緊張。……」庄士敦也回憶說，「在我說話時，他不安地在屋裡轉來轉去，顯然是漫無目的。有好幾次忽然加快腳步，跑到我跟前，說了幾句前言不搭後語的話。他的口吃似乎比平時更加厲害了。他每次說的話都是那幾句，意思是『請皇上不要害怕』——這句話從他嘴裡說出，完全是多餘的，因為他顯然要比皇帝驚慌」。
馮玉祥驅趕溥儀出宮並不奇怪。早在1901年底慈禧太后從西安迴鑾路過保定時，當時為袁世凱新軍士兵的他，就曾作為儀仗兵親眼見過慈禧太后而心裡充滿恨意。清末時期，馮玉祥受革命思潮影響而參與過灤州起義，但起義不幸失敗，組織者王金銘、施從雲、白雅雨等人被害，馮本人也被開除軍籍，遞解回籍。所幸的是，在押解途中，馮玉祥在北京偶遇之前長官陸建章，陸對馮比較欣賞，而當時他受袁世凱之命組建五路備補軍，手裡正急缺中下級軍官，於是命令押解人（也是他之前的部下）將馮玉祥留下效命，馮由此鹹魚翻身，並在袁世凱時期由營長遞升到十六混成旅旅長。
1917年7月，在段祺瑞的命令下，馮玉祥率十六混成旅驅逐張勳的辮子軍。按他的說法，如果不是老段的阻止，他原本是要帶兵衝進紫禁城的。1924年政變後，成為北京「新主人」的馮玉祥當然不會對前清遜帝客氣。
作為前清皇族，載灃也明顯感覺到了馮玉祥的敵意。在之後一段時期里，載灃在西什庫教堂租下一些房子，全家都住了進去，企圖得到外國教會的保護。一年多後，段祺瑞、張作霖入主北京，載灃這才重新搬回了王府。但隨後幾年的局勢變化極快，在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後，原北洋大佬們被國民黨新勢力掃蕩一空，載灃在新的當權者中已經見不到之前的熟人，為安全考慮，載灃又帶著全家搬到了天津租界居住。
在這段時期里，對載灃及整個皇族刺激最大的是「孫殿英盜陵事件」。 孫殿英是一位集盜賊、土匪、兵匪、教匪於一身的亂世梟雄，他在軍閥混戰期間投靠了民國時期的另一位「混世魔王」張宗昌，爾後做上直魯聯軍第十四軍軍長。在之後的北伐戰爭中，孫殿英又棄張宗昌而投降蔣介石，1928年夏，被任命為第六軍團第十二軍軍長的孫殿英所部正好在河北遵化一帶駐防，這也是清東陵的所在。
清帝退位時，民國政府承諾按南北談判時的和議保護前清宗廟陵寢，但民國後的政局一直混亂不堪，這一規定也就成為了一紙空文。清廷時期，清東陵、清西陵原本都有護陵機構，而且有旗兵、包衣駐陵守護，但隨著世事的變遷和「小朝廷」的式微，東陵也就漸漸脫離清室的掌握，護陵機構，名存實亡。
1928年春，孫殿英以追剿奉軍余部馬福田匪軍為借口進入清東陵，隨後又聲稱部隊要搞軍事演習，在將全部守陵人員驅逐並封鎖關隘後，孫殿英所部「匪性大發」，隨即進行了極為野蠻而有計劃的盜墓行動。皇室的陵墓一般都修得十分堅固，匪兵們盜墓並不專業，於是使用各種野蠻手段，用炸藥炸，到處亂挖亂刨，最終將乾隆及慈禧太后的陵墓挖開，隨即開始了瘋狂的搶劫和破壞，連死者的棺中屍骨也被拽了出來，扔在泥水之中。
事後，孫殿英等用二十多輛大車滿載珠寶而歸，直到事發一個多月後，事情才被公開曝光，一時轟動全國，成為家喻戶曉的特大新聞。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挖人家的祖墳終究是極不道德的事情，何況前清陵墓已不單純的是清室所有，從更大程度上說，它是中國歷史的見證，具有寶貴的歷史與文物價值。孫殿英匪兵的所為，無疑是一場巨大的文化破壞。
對東陵被挖事件反應最大也是最痛心的當然是溥儀及原皇族成員。之後，清室及前清遺老們分別向蔣介石及平津衛戍司令閻錫山、還有各報館發出通電，要求懲辦孫殿英，賠修陵墓。得知此事後，蔣介石最初的反應還算積極，閻錫山也抓獲了盜墓重犯、孫手下的師長譚溫江，但清室此時已是泄氣的皮球，事件在各方利益交換中不了了之，孫殿英繼續高升，被抓的師長也被釋放。應該說，國民政府對這一事件的處理不當，對溥儀後來的叛國有一定的影響。
最離奇的是，孫殿英事後還曾振振有詞地狡辯：「吾發其冢，利者有三：其一，昔彼入關之時，大興文獄，網殺士人，若呂留良，戴名世之輩，皆遭開館戮屍之禍，吾雖不才，亦信佛，佛經八部有言，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此誠一大功德也；其二，彼治漢土垂三百年矣，搜刮剽掠之財帛不知凡幾，更穿地藏資於鹿鼎山、清東陵各處，致使吾民日匱，無以為繼，今吾發陵，是為通天下財貨，收運轉之利，豐藏國庫；其三，民間向有謠曰，清帝弘曆者，本海寧陳家子，清室亦苦於不能自清，今吾發其棺，代其驗之，還彼清白，彼不言謝，反以誣我，是何道理？廷辯良久，月上中天，月光皎皎，星漢迢迢。殿英自褪其甲，袒左臂，現刺青，上刻『赤心許國』四字。旁人觀之，血痕斑然，眾人贊之。」
頗為可笑的是，孫殿英辯辭第一條把自己等同於喜好「開館戮屍」之流，這尚可以理解；第二條說盜墓是為了「豐藏國庫」，但據說他曾送了一顆慈禧太后的夜明珠給宋美齡之外，其他寶物又何嘗獻公？即便宋美齡之所得，也恐怕不能稱之為「公物」；第三條就更令人發噱了，如乾隆是漢人之後，驅除韃虜何為？革命豈非失去了合法性。至於什麼『赤心許國』，自比岳武穆，更是不知所云。
被驅逐出宮後，溥儀在醇王府住了一段時間，後秘密遷往天津租界，並與日本人來往頻繁。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溥儀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被秘密送到東北並成立「偽滿洲國」，最終成為了可恥的叛國者。對於溥儀的政治冒險，遺老遺少們興高采烈，唯獨載灃認為其「凶多吉少」而堅持反對態度。當上「偽滿洲國」皇帝的溥儀曾多次要父親及全家搬到長春居住，但載灃除1934年去長春住了一個多月外，從此再未去過。從心眼裡說，載灃並不認為溥儀在日本人的控制下能搞出什麼結果，因而，他在回天津時把最小的兒子溥任、最小的女兒韞娛、韞歡全部帶回並一直留在身邊不放。
1939年，天津突發大水，載灃的公館被淹，很多名貴的字畫被泡在水裡，損失很大。之後，載灃重新回到北平，再未離開。抗戰結束後，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兼河北省主席孫連仲算起來是他的侄孫女婿，但王府正宅仍舊被國民黨軍隊佔據，當時載灃已經卧病在床，也是無可奈何。北平和平解放時，載灃將2萬冊殿本書全部捐給了北京大學，由湯用彤先生負責接收。解放後，經彭真首肯，醇親王府賣了一億元（摺合新幣一萬元），之後全家搬入西揚威衚衕的一所普通四合院內居住。1951年2月3日，這位歷經了幾十年亂世風雲的前攝政王在平靜中去世，享年68歲，後葬於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
載灃的兩個兄弟，貝勒載洵與載濤，他倆在清帝退位後也未參與過政治，一直是低調做人。載洵的獨子溥侊是個花花公子，無論是玩樂還是婚姻，他一直是小報上的熱點人物。後來，溥侊為娶一青衣伶人而休了原配，改信清真教，轟動一時。十餘年後，載洵家道敗落，西單背陰衚衕的貝勒府也被賣給了軍閥萬福麟，後來萬將貝勒府的南邊開成了西單商場，此後之繁華，即從此開始。載洵死於1949年，其子溥洸在60年代初去世，父子均在默默無聞中死去。
相比而言，多才多藝的載濤則比兩位兄長要活躍得多。在民國後的皇族內部事務中，載濤經常充當仲裁或見證人；在當時的梨園界，載濤也是響噹噹的人物，就算是紅透半邊天的名角，也得賣「濤貝勒」一個面子，事實上，載濤對戲曲界也算是准專家了。解放後，由於載濤的騎術聞名一時，後被委任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司令部馬政局顧問，在養馬馴馬事務上發揮專長，而這也是他在溥儀退位後的第一次任職。之後，載濤作為前清皇族及旗人的代表，又當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國家民族委員會委員等職。1970年，82歲的載濤因中風而去世。
至於其他的皇族，大多隨著「樹倒猢猻散」的不可逆轉而相繼走向了敗落。按說，這些皇族應該有不菲的財產，但因為管理不善、坐吃山空等原因，這些家產最終難以為繼。何剛德在《春明夢錄》中說，「清室王公富有莊田，其地租歸直隸州縣代征者不少。……但王公佃之於民，設庄頭管之，又由其府中管家家人統之。年深代遠，子孫不知田之所在，冊籍亦苦難勾稽。層層侵蝕，歲歲銷磨，則庄頭與管家富，而主人貧矣。憶在部時，八旗地租，州縣因催征不力議處者，不少官樣文章，其民欠是真是假，無由詰也。溥倬雲嘗對余言：『我王府莊田有名無實，若照原額收租，我家何至如此拮据？』大抵天潢貴胄，凡事諉諸管家，猶之民間富貴人家，財產屬他人經理，不數傳無不中落者，其勢使然也。」
在大勢已去的情況下，一些皇族仍舊講排場，不忘舊日習氣，如睿親王多爾袞的後代、民國報界聞人金寄水在《王府生活實錄》中說的，從辛亥革命後到「小朝廷」結束（指1911至1924年）的這十幾年間，雖然「鼎已革，而『小朝廷』猶在，諸王府亦未完全解體，一切力圖率由舊章，實屬史無前例。由於清王朝已喪失了對我國的統治權，事實上已不可能再同往昔一樣，無非苟延殘喘而已。但對當事者來說，卻毫無『輿圖換稿』之感，依舊昏昏然地醉生夢死，踵事增華」。民國後，金寄水因天潢貴胄的身份而常遭奚落戲弄，為此他大發感慨：「無故人前遭白眼，姓銅也比姓金強（民國後前清宗室姓『愛新覺羅』多改姓『金』）。」
晚清的王爺們，除恭親王奕訢還算精明，其他大多昏庸無能，如禮親王世鐸，世居高位的而一向「混日子、和稀泥」著稱；睿親王魁斌聽說革命黨的新聞後鬧了個笑話，說：「革命是不是白蓮教改名？難道他們不怕王法嗎？」這也真夠樸實的。清末顯赫的慶親王奕劻，在民國後避居天津，1917年死時溥儀還為謚號的問題跟他彆扭，非要給他「謬」、「丑」、「幽」、「厲」等惡謚，在陳寶琛等師傅和載灃的一再勸說下，最後才定謚號為「密」，意為「追補前過」。奕劻的兒子，清末做過商務部尚書的載振，在色情賄賂案「楊翠喜」事件後退職，後再未出仕，最後坐吃山空，死於1948年。
隆裕太后在宣布退位前將府邸、旗田、園寢等公產賜為私產，王公貴族可以自行處分。到民國後，這些前清王爺們倒是經常上報紙，不過大多是出賣王府的新聞，如克勤郡王晏森在將王府賣給了總理熊希齡後，接著又賣祖墳、賣陵木，連陵墓中最為氣派的御賜馱龍碑（其先人福彭之碑）也賣給了張學良，後來這塊碑被輾轉運到東北，樹在了張作霖的墓前。在1924年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後，次年又沒收王府旗產旗地，更是引發了一場出賣王府、宅邸的熱潮（因為怕沒收！）。
昔日的王府依舊氣派，但大都換了主人，如庄王府賣了20萬銀元，豫王府賣了12萬，順承郡王府賣給張作霖，報價15萬，結果給打了對摺，7萬5！而且除了細軟外傢具擺設一律留下，沒得商量。好在老福晉精明，除了給老張家留下空蕩蕩的王府外，一個物件也沒留下；原怡親王的後人溥斌，從清末就賣東西上癮，一賣就是40年；賣王府賣東西還不算最慘，更有幾位在被稱為「車王」——昔日的王爺，拉洋車去也。
正所謂，「世上沒有不散的宴席」，昔日的這些「王謝堂前燕」，幾十年後也就化入了「尋常百姓家」。歷史就是這樣，它像一條大河，無聲無息但舒展有力，所有的人與物，最終都被捲入了它的波濤浪潮當中，最後東流入海，萬物同歸……（文︱金滿樓：《天命所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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