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主席學讀書20，閱讀與創新理論：《水滸傳》：中國革命的「工具書」
《水滸傳》：中國革命的「工具書」
史沫特萊在她的文章中，還寫下這樣的內容：「他（毛澤東）在抗大和陝北公學上課，在群眾大會上做報告，和他的談話一樣，都以中國社會的日常生活和豐富歷史為根據。涌到延安的知識青年，習慣於從蘇俄的少數作家的作品中汲取精神養料，毛澤東則對學生講自己的祖國和人民、民族的歷史和大眾文藝。」
此為確言。毛澤東當時頻繁到中央黨校和延安「抗大」等學校講課，作報告，據目前留存下來的報告記錄，尤以1938年至1940年為多。由於幹部們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他發揮自己的閱讀優勢，習慣和擅長借用民間家喻戶曉的故事，特別是流傳甚廣的中國古典小說，來宣傳解釋黨的現實政策，談論對中國革命的一些認識。比如，他用《三國演義》「斬蔡陽兄弟釋疑，會古城主臣聚義」，即俗稱的「古城會」，來說明革命隊伍里講嚴肅性和原則性時，有時出現點誤會是難免的；用《紅樓夢》中賈寶玉、林黛玉生活的「大觀園」，來比喻人生舞台，要求幹部們不要滿足於狹小的工作和生活圈子，到抗日根據地的「大觀園」中鍛煉提升自己；用《西遊記》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僧不同的性格，來說明黨的幹部有信念堅定、機動靈活、踏實肯乾的作風；用《封神演義》中姜子牙上昆崙山拜見元始天尊，天尊為助他伐紂興周，贈杏黃旗、四不象、打神鞭三樣法寶，來比喻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三大法寶。
這當中，毛澤東對《水滸傳》談得尤其頻繁。
他閱讀和看重《水滸傳》的情況，略列三事，便知大概。一是長征途中打下一座縣城，他急於要找一部《水滸》，結果一名小戰士給他找來了一把水壺。二是1938年10月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一次休息時，他同賀龍、徐海東等人聊天，開玩笑地說：不看完《三國》《水滸》和《紅樓夢》這三部小說，不算中國人。三是1970年代，他先後要過12種版本的《水滸傳》閱讀。
毛澤東為什麼喜歡《水滸傳》？回答這個問題並不難。《水滸傳》描寫的各路好漢逼上梁山舉旗造反的原因、過程和道路，梁山英雄們的精神、品格和能力，梁山幹部集團的組織、策略和方法，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過程，或者有近似的同構，或者有直接的啟發，或者有深刻的鏡鑒。《水滸傳》在毛澤東閱讀中引發的共鳴，由此遠遠超出文學欣賞。他通過對原著內容的提煉和提升，將其精髓溶入時代變革，讓這部描寫古代農民起義的作品，在中國現代革命中，發揮出罕見的「古為今用」的作用。
伴隨革命的風風雨雨，毛澤東同《水滸傳》一路同行的情景，頗為精彩。不妨按時間順序，把他一生的有關論述，擇其要者列述如下。
少年時讀《水滸》，他視之為「造反的故事」，喚起他對梁山英雄群體的嚮往。
1926年，他提出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後，在廣東農講所給農民運動骨幹講課時，不無深意地說：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終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無產階級利益，不容於當時社會，遂至失敗。但中國的皇朝崩潰，就是農民起來了，有領袖組織造反。
1927年，國共合作的大革命失敗時，瞿秋白請毛澤東到上海中央工作，他說願意上山「和綠林好漢交朋友」。他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失利後，為說服部隊上山，拿出的理由就是歷史上的官軍從來剿不滅土匪。在井岡山，他果然同農民自衛軍首領袁文才、王佐交了朋友，並把他們融入到自己的隊伍，站穩了腳跟。但遠在上海的中央負責人，對這種看起來有些像傳統的造反方式，並不像毛澤東那樣感興趣，因此在1927年12月21日給朱德的一封信中，批評毛澤東等人所為，「在群眾眼內看來是替他們打抱不平」的「梁山泊英雄俠義的行為」。毛澤東沒有理這套批評，成功的實踐讓他依然故我。1936年紅軍到達陝北，他向陝北的哥老會寫了這樣一個宣言：「你們主張打富濟貧，我們主張打土豪分田地」，雙方可以「共抱義氣」，一同奮鬥！
1936年，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談到「戰略退卻」的理由，他說：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氣勢洶洶。「《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沖，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沖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
1937年，他在《矛盾論》里講起三打祝家莊的故事，認為「《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舉此例，意在提倡，解決問題必須從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入手。
1937年和1938年在「抗大」講課，為了說明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紅軍「上山」建立根據地的必然性，他最愛說的話是：《水滸傳》里的梁山好漢，都是「逼上梁山」的。他們被逼上梁山，就是官逼民反。我們現在也是逼到山上打游擊。井岡山、鄂豫皖的山、陝北的山、四川通南巴的山，都來了游擊隊。新中國成立後，逼上梁山，更被他經常用來說明「農村包圍城市」這條中國革命道路的形成原因。
1938年，針對在延安的一些同志願意上前線，不願在後方做保衛工作的情況，他是這樣做工作的：《水滸傳》寫的梁山政權，有軍隊有政府，也有保衛偵察這些工作。108位高級將領中就有做特務工作的。梁山的對面，朱貴開了一個酒店，專門打聽消息，然後報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過，就派李逵去搞了回來。
1942年，為了強調合法鬥爭和秘密鬥爭相結合的策略，他11月在陝甘寧邊區高幹會上的講話中，再次談三打祝家莊故事，說其中第三打之所以成功，原因是「有一批人假裝合作打宋江，祝家莊便歡迎得很，相信他們，這是合法的。但這些人暗中準備非法鬥爭，等宋江打到面前，內部就起來暴動。我們對敵人如此，敵人對我們也是如此。」
1944年，他看了京劇《逼上梁山》，認為「恢復了歷史的面目」，極力推薦，目的是為了在黨員幹部中普及人民群眾創造歷史、壓迫引起反抗這樣一些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他還從《逼上梁山》的成功中受到啟發，提出編演《三打祝家莊》，並對主創人員說：要寫好梁山主力軍、梁山地下軍、祝家莊的群眾力量三個方面。這個思路，顯然與當時發展敵後抗戰的背景有關。
1945年，召開中共七大期間，為了闡述黨的一些政策思想，他反覆談及從《水滸傳》里獲取的啟發。為了說明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延安整風的重要性，他說：梁山泊就實行了這個政策，內部政治工作相當好，當然也有毛病，他們裡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沒有進行整風，那個盧俊義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義強迫人家上去的，不是自願的；為了解除延安整風給知識分子幹部帶來的壓力，他借用《水滸傳》里吳用和蕭讓這類「秀才」的故事，來強調革命隊伍不能缺少知識分子，要讓他們發揮作用；為了說明抗戰勝利後要用很大力量轉到城市工作中去，他說：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滸傳》里的好漢，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莊沒有秘密工作就打不開；為了讓幹部們辯證地看待中國共產黨在發展中自然形成的「山頭」問題，要承認山頭，又反對山頭主義。他多次講，《水滸》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當時農民聚義，群雄割據，佔據了好多山頭，如清風山、桃花山、二龍山等，最後彙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裝，抵抗官軍，這支隊伍，來自各個山頭，但是統帥得好。借「水滸」，講山頭，與中共七大選舉來自五湖四海的中央委員直接有關。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為了說明新中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必然性，他說：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1955年，講到對待犯錯誤的人，「要准許他繼續革命」，不要心地偏狹，搞孤家寡人，提醒說：不要當《水滸傳》上的白衣秀士王倫，他也是不準人家革命。凡是不準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險的。白衣秀士王倫不準人家革命，結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1957年，為了提倡領導幹部繼續發揚戰爭年代的革命熱情和拚命精神，他說：什麼叫拚命?《水滸傳》上有那麼一位，叫拚命三郎石秀，就是那個「拚命」。
1959年，為了克服「大躍進」期間犯的主觀主義錯誤，他在鄭州會議上再次講三打祝家莊的故事：一打時石秀探庄解決了道路問題；二打時拆散三庄聯盟，解決了統一戰線問題；三打時孫立假投降，解決了內部鬥爭問題。由此引伸出來的現實要求是：糾正「大躍進」在工作方法上的失誤，要從調查研究入手去解決矛盾，要讓主觀認識符合客觀實際。
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批評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共產風」傾向，他想到了梁山英雄的劫富濟貧：宋江立忠義堂，劫富濟貧，理直氣壯，可以拿起就走。晁蓋劫的是「生辰綱」，是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刮自農民歸農民。現在刮「共產風」，取走生產大隊、小隊之財，肥豬、大白菜，拿起就走，這樣做是錯誤的。
1964年，為了說明當時日益激化的中蘇論戰氣氛，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水滸》第一回叫做「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尉誤走妖魔」。現在赫魯曉夫就是洪太尉，他發動公開論戰，就是揭開石板，把下面鎮著的108個妖魔放出來，天下大亂了。108將就是梁山好漢，我們就是赫魯曉夫放出來的妖魔。
1965年，談到三線建設部署的必要性，他說：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我們搞的小三線就好造反。我們這些人還不是好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1975年，他把《水滸傳》歸結為「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可以「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由此引發一場全國性的評《水滸傳》熱潮。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了。
從上面這些羅列，不難看出，毛澤東一生與《水滸傳》的關聯，何其緊密。概括起來，他在《水滸傳》里發掘和重視的觀點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梁山英雄一樣，都是「逼上梁山」；革命的道路都是先建立一塊一塊的「山頭」根據地，然後讓星星之火，匯成燎原之勢；各個「山頭」的革命力量匯到一起，要齊心協力，克服山頭主義，形成一支統一的力量；梁山起義軍在壯大過程中，展示了許多可以借鑒的策略方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同梁山英雄一樣，都需要各種各樣有特點的人才；梁山英雄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值得學習；這支隊伍最後接受招安，是因為造反目標不高，革命不徹底，這一點，多少透露出毛澤東晚年對現實問題的憂慮所在。凡此等等，《水滸傳》幾乎成為毛澤東在不同時期可以隨時翻閱的「工具書」。
（待續，選自《新湘評論》2014年第19期，作者：陳晉）
TAG:新湘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