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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檔案揭秘溥儀最真實的蘇聯生活

來源 /《新民晚報》

作者 / 姚華飛

原題為《克格勃絕密檔案記載的溥儀》

溥儀在戰犯管理機關中

「我在蘇聯的五年間,除了口頭以外,共三次上書給蘇聯當局,申請准許我永遠留居蘇聯。三次上書,一次是在赤塔,兩次是在兩個月以後遷到離中國不遠的伯力。」這是中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在他的自傳《我的前半生》「疑懼和幻想」一節中的一段話。這位宣統皇帝雖然在自傳中簡要回憶了他「在蘇聯」的情況,但其詳細內幕一直鮮為人知。莫斯科克格勃檔案館裡至今保存著整整四卷溥儀卷宗。

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這些絕密檔案曝光,使愛新覺羅·溥儀被蘇聯軍隊捕獲經過和在蘇聯國土的生活大白於天下……

逃亡中的末代皇帝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9日蘇軍進入中國東北境內向日本關東軍大舉進攻。10日,最末一任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的參謀長秦彥三郎告知溥儀日軍要退守南滿,偽滿的「國都」要遷往通化,必須當天動身。溥儀錶示一定要走,但得準備一下,爭取兩天後離開這裡。經再三要求,日本人給了三天寬限。

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當天,溥儀在偽滿大臣、參議面前宣讀了「退位詔書」,歷時十三年零五個月的偽滿洲國覆滅了。據溥儀之弟溥傑回憶:從新京捧來的清皇朝歷代祖先的牌位,也在這裡燒毀掉了。

隨後,關東軍與偽滿朝廷的聯絡員吉岡安直通知溥儀即刻動身去瀋陽,再從瀋陽轉機飛赴日本,只許帶幾名隨行人員。溥儀懼怕日本人會殺他滅口,裝出高興樣子,挑選了弟弟溥傑、兩個妹夫潤麒、萬嘉熙,三個侄子毓嶦、毓嵒、毓嵣,醫生王子正和隨侍李國雄隨行。臨行時溥儀對皇后婉容和福貴人李玉琴安撫說,我等著你們到日本來。

8月16日,三架小型機起航了,原定飛到瀋陽後,再換大型飛機飛往日本。當飛機到了瀋陽軍用機場時,下面沒有發出降落的信號,周圍卻忽然有兩架飛機跟蹤盤旋。大約10分鐘後,三架小型機在軍用機場降落,溥儀等13人被機場的工作人員引到小樓的客廳里。

等候了不久,忽然響起了一片震耳的飛機馬達聲。那兩架飛機降落了,一隊隊手持衝鋒槍的蘇軍士兵,奔下飛機後立即將守衛機場的日本軍隊繳了械。不多一會時間,機場上到處是蘇聯持槍軍人。

蘇聯軍人對溥儀等人經過簡短的審問後,將他們一併帶走。

溥儀在自傳里對被俘經過也有所記載:吉岡在瀋陽機場曾請求蘇軍網開一面,允許溥儀赴日逃命,遭到蘇方拒絕。

蘇聯政府隨後向世界宣布:蘇軍已捕獲日本操縱下的中國傀儡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及其侍從人員。

克格勃特別監獄的囚犯

溥儀將被蘇聯軍隊秘密載往俄羅斯國土的赤塔,蘇軍前線指揮馬林科夫元帥8月20日乘飛機抵達通遼,專門前來監督指揮此次轉運溥儀的行動。押送隊長是費拉托夫大尉,他掌握了溥儀的一些基本情況,並負責一路「關照」這位「皇帝」的安全。

在被押往赤塔以前,溥儀在通遼度過了讓他驚慌疑慮的兩天,數十名蘇聯荷槍實彈的士兵始終警衛左右。蘇軍政治部第七分隊的中尉科斯特留柯夫被派來給溥儀當翻譯。汽車載著溥儀、溥傑和溥儀的兩個妹夫、三個侄子、一個醫生和一個傭人到了機場,由一架雙引擎「杜格拉斯」將他們載到距赤塔20公里以外的莫洛可夫卡。到達當天,吃過晚飯,溥儀一行乘坐蘇軍預備好的小汽車離開機場,被送到了蘇聯國家安全總部所屬的特別監獄,後來溥儀才知曉這是克格勃的一所秘密監牢,他是這裡的特別囚犯。

1945年11月初,在蘇聯十月革命節紀念日前夕,溥儀被轉到哈巴羅夫斯克(中國人習稱伯力)。這次緊急轉移的原因,溥儀後來才明白:他要到東京舉行的國際公審會上,擔任重要證人。

溥儀被關押到離哈市不遠的克格勃第四十五號特別監獄,直到1946年春。在這段時間裡,蘇聯外交部和國家安全總部,積極為溥儀的東京出庭作各種準備。

溥儀在蘇聯拘留期間,一直享受優待,一日三餐有豐盛的俄餐,有麵包、果品、奶油之類的午茶供應。配有醫生、護士為他檢查身體、治療疾病。他從不參加勞動,生活起居一應都由三個侄兒和原隨侍伺候。溥儀也從未在侍候他的人面前放下「皇上」架子,天天接受他們的請安。

皇室財寶失蹤之謎

溥儀一行在離開瀋陽時,他的隨從人員除帶其他物品外,還帶了兩隻大皮箱。被俘虜後,當時押送溥儀的蘇軍官員認為,箱子內可能裝著皇帝的「龍衣龍袍」,但當他們第一次檢查這些行李時,看見裡面價值連城的珠寶後,所有在場的人都目瞪口呆。去赤塔的途中,溥儀把其中的一些珠寶作為禮品送給押送他的官兵,其中有手錶、煙壺、領帶夾及其他首飾之類的物件。

到達哈巴羅夫斯克後,兩箱珠寶被沒收。1946年4月2日,當地珠寶收買局的代表發那耶爾斯基當著內務局財政司一處處長庫茲涅佐夫上尉和出納員戈拉西緬諾克的面,對這些財物作出評估,檔案記載:

111種珠寶被估價為473,975盧布。一隻18K金嵌一顆1.7克拉的珍珠戒指,定價為400盧布,一對嵌有四塊3.3克拉瑪瑙的23K金耳墜,估價600盧布。

蘇聯國家安全總部官員認為,不經法院審理和正式調查就沒收這批珠寶是「不合法的」,故而決定「以智取寶」。

1945年5月10日,四十五號特別監獄長克格勃官員德尼索夫少校,從哈巴羅夫集中營將溥儀接到位於郊區的內務局。於是就有了以下對話:

古得利亞夫佐夫上校:你好溥儀先生。我們請你來,不是審訊,而是隨便談談。溥儀先生,您打算怎樣處置您的珠寶呢?我們蘇聯現正為恢復國民經濟發行公債,假如您同意把自己的財寶獻給蘇聯政府,那是再好不過了。

溥儀:我自己一直沒有機會提出這個問題,既然你們開口了,我很願意把自己的全部珍寶捐獻給蘇聯政府。

說罷,有人已擺上了紙筆,讓溥儀留下筆墨。溥儀當時這樣寫道:

我懇求蘇聯政府接受我的珠寶以利戰後發展國民經濟。

蘇方簽字的人員是克格勃官員古得利亞夫佐夫上校。

從此,中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攜帶的這些中國珠寶歸屬蘇聯,被運到莫斯科轉交國家保管局。

東京出庭前後的緊鑼密鼓

1946年6月的一天,克格勃官員古得利亞夫佐夫上校親自通知溥儀說,下周將要找他談談關於到東京軍事法庭作證的問題。談話的前一天,上校收到了蘇聯內務部長克魯格洛夫上將發來的緊急電報。部長指示要立即開始對溥儀進行審訊,審訊內容要按規定格式記錄,並派可靠的緊急信使送往東京的前方原告謝爾蓋·戈魯諾夫斯基。部長擬定了六個莫斯科最感興趣的問題,克格勃解密檔案中有如下記載:

一、確定溥儀作為「滿洲國」統治者的法定身份和實際地位,並確認他確未控制滿洲里,而只是扮演執政者的角色。

二、證明滿洲里的經濟和政治是控制在日本人的手中的,溥儀必須無條件地執行他們的任何要求,舉例說明。

三、由此確定滿洲里實際上是日本的一個省。

四、日本在滿洲里實施了哪些欲將該地變為日本進攻蘇聯的軍事基地的行動……

五、搞清溥儀就日本的遠東政策和對華政策與被告二十八人中的哪些人或者其他日本人進行過談判。

六、確認溥儀是否了解以下情況:假如長春政府投降日本,日本政府打算對中國採取什麼行動。

對溥儀的審訊,從6月12日起持續到6月15日止,每天上午11點到下午4點30分。溥儀供出了無數偽滿洲國的機密,從如何在關東軍內部署政治力量到在滿洲里生產鴉片。那些天里,每天都會提出許許多多的問題,有些頗難回答,譬如:日本怎樣利用偽滿洲國進行各種反蘇軍事準備?日本對偽滿洲國實施了哪些壓力?總之,審訊的重點在於蘇聯力圖證明日本給偽滿洲國政府施加壓力。

克格勃官員多次命令溥儀等人寫《日本統治滿洲國》的材料,這些手稿後來成為溥儀在東京出庭作證時的發言內容。

1946年7月31日,溥儀啟程赴東京做證。蘇方前一天為他特製了新西服、禮帽、襯衣、襪子和吊褲帶。

「我對日本人是怨恨的。蘇聯向我調查日寇在東北的罪行時,我以很大的積極性提供了材料。後來我被召到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去作證,我痛快淋漓地控訴了日本戰犯。……我到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去作證,是在1946年的8月間。我共計出庭了八天。那些天的法庭新聞,成了世界各地某些以獵奇為能事的報紙上的頭等消息。」

這是愛新覺羅·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的一段話,反映了溥儀當時的內心活動。

克格勃解密檔案中曾大致記載此次審判的行程:

1946年8月9日18點30分,行動小組隨溥儀到達距東京五十公里的厚木機場。美國諜報機關的代表,分別為他們拍了照……

8月12日,美方主要原告基耐恩單獨詢問了溥儀關於他是如何獲悉日本人在滿洲里的罪行,他的證詞是否屬實還是屈於某種壓力。溥儀答覆說,有關日本人的罪行是由他的親信報告的。證詞屬實無誤,並表示他本人願意到法庭作證。

8月16日上午9點,溥儀在行動小組的陪同下到達法庭證人等候室,11時30分出庭作證。

8月20日至21日,被告坂垣的辯護人美軍少校博來克涅本·布魯克聲稱:「假如我們證明溥儀的證詞是出於壓力而做出的,那麼他的全部證詞將無效。」他開始追問溥儀到蘇聯的經過,甚至提出這樣的問題:「您沒想到過某個民族會把您當作戰犯嗎?」「您的證詞是不是威脅或許諾的結果?」

證人回答說:「我只講我了解的實情,沒有人給我許諾,也沒有人對我訴諸威脅。」

行動小組於9月6日12時30分與溥儀一同起飛,17點30分到達BBCMOF機場,9月7日從這裡起飛,9月8日抵達哈巴羅夫斯克。

被押解回蘇聯時,溥儀一路沉默不語,他時刻在揣測著自己的命運,直到他看見機場穿蘇軍制服的軍人,臉上才露出了點笑容。當溥儀走出機艙踏上蘇聯的土地時,他情不自禁地跪下來親吻地上的乾草。

留蘇「申請書」和葛羅米柯的「秘密報告」

在接下去的日子裡,被關押在蘇聯監獄裡的溥儀感到前途未卜,日日夜夜在「疑懼和幻想」中生活。

對於如何處置溥儀,蘇聯方面有自己的打算。克格勃檔案館中保存著一份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給當時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的「秘密報告」,內容如下:

鑒於溥儀在東京國際法庭作了不錯的證詞,為防止他被美國人和中國人利用來進行反蘇挑釁,決定將溥儀歸還中國的日期推遲至東京國際公審結束以後。我們於1946年8月6日和11月18日以備忘錄形式通知中國政府暫緩交溥儀,因東京國際法庭還有可能需要溥儀作補充證詞。

而溥儀自己除了多次向蘇方提出口頭申請以外,還三次上書蘇聯當局,申請准許他永遠留在蘇聯。1947年12月9日,溥儀在伯力監獄寫了一封給「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的「請願書」。但等了許久,未獲迴音。1949年7月29日,溥儀直接向斯大林寫出「申請書」,其中說:

承蒙貴國政府寬大為懷,拯救了我的生命,使我在蘇聯得以安全度日,為此謹向您表示誠摯的感謝。

……

我在滿洲名為皇帝,而其實是日本關東軍的俘虜。當我回憶到1945年蘇聯邦為拯救全世界人類開始向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第一天,日本軍閥即強迫我往通化。彼時我雖不知蘇聯為何種國家,但是我的心中想雖然是所謂的「我的帝國」即因此而崩壞,亦是我願意的事情。因為誰能驅逐了日本的關東軍,誰就是人民和我的朋友。日本軍閥更強迫我赴日本,不意在奉天為蘇軍所解救。先至赤塔後移往伯力,備受蘇軍當局內務局長及所長以下全員種種厚待,一切皆甚安適。彼時我方開始讀蘇聯各種書報。在我四十年第一次讀您的著作列寧主義問題和共產黨歷史等書,我方認識蘇聯邦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進步的國家,而且是各勞動人民和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

……

恕我多求:懇求貴國政府允許我在蘇聯長期居留,我將全心致力於對蘇聯社會主義及其它科學的研究……

當時,溥儀相信斯大林會允許他留在蘇聯,這樣他就可以逃避中國政府對他的審判。

1946年11月6日,1947年9月8日,1948年3月8日,中國國民政府向蘇聯三次照會,堅持要求蘇方交還溥儀,並指出一旦再需要溥儀出庭作證,將由中國國民政府護送他前往東京。11月23日國民政府外交部的照會再次重申這一主張。但蘇聯方面顯然有他們的想法,葛羅米柯為交還溥儀一事,再次向最高當局遞交報告,還附上莫洛托夫的意見,其中有如下字句:

鑒於目前滿洲里部分權力還操縱在中國國民黨手中,我認為不應將溥儀及其他官員轉交給蔣介石。對中國外交部1948年11月23日的照會最好不予理睬。

第二天報告被交到斯大林和全體政治局委員手中,最後,他們決定推遲將溥儀交還中國的日期。

直到1950年上半年,新中國政府經與蘇聯政府多次談判之後,蘇聯才決定將「中國的末代皇帝溥儀」移交給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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