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社會原理（49）

原標題：文明社會原理（49）

第七節 三大系統合作的具體途徑

既然三大社會系統之間因為「人為」的原因而有可能進行對彼此都有利的合作、互助，那麼，具體的、可能的合作領域及合作方式、合作途徑都有哪些呢？我們這裡主要以行政系統為例，來看一下行政系統與市場系統、理念系統之間合作的方式及途徑。

我們先從社會分工協作的宏觀結構上來考察一下。我們知道，單純的行政系統和單純的市場系統的組織能力都受到一定條件的限制，或者說，隨著行政系統在空間上的擴張，市場系統在時間上的發展，使行政系統及市場系統超過了一定的規模後，行政系統的規則和市場系統的規則都會出現失靈的現象。那麼，比較合理的出路只有兩條：一條出路是，在一個社會中，行政系統與市場系統並存，各自幫助對方，同時也得到對方的幫助，互利互惠，共同發展；還有一條出路是，占強勢地位的社會系統，會有意吸收一些與之對立的另一系統中的某些基本規則，也就是說，在某些特定的範圍內允許另一社會系統的存在，使之為自己服務，或使之成為自己的輔助系統。第一條出路是理想的上策，好雖好，但很難做到，尤其在人類文明社會發展的早期。因為每個人都有自我肯定的本能，因此，由這些活生生的人所構成的社會工具系統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自我肯定的本能，它們很難看到與自身對立的另一社會工具系統的長處。第二條出路是大多數人類文明社會所實際採取過的方式，雖然不甚完美，但卻能在相當程度上克服某些規則失靈的現象，繼續維持住整個文明社會的運轉。

行政系統和市場系統合作或相互輔助的方式主要有兩種，由此也就造成了社會分工組織系統的兩種不同的結構方式。一種是縱向的，大致來說就是，一切微觀方面的組織工作都交給市場系統去做，一切宏觀方面的組織工作都交給行政系統去做。還有一種結構方式是橫向的，即，一切非敏感的行業（對社會安全影響不大的行業）都交給市場系統去做，而一切敏感的行業（如軍事工業、交通、電信）都交給行政系統去做。

我們再從行政系統內部某些具體問題出發，來考察一下不同系統的合作途徑。從行政系統方面來看，其內部的最大的「人為」問題就是最高的「共同意志」的繼承和替換問題。再英明的「共同意志」的代表也有死亡的那一天，而行政系統內部再好的繼承方式（如禪讓任命制、世襲制等）也不能完全避免把一個實際上很不稱職的人物推上「共同意志」代表的崗位。拿禪讓制（任命制）來說，斯大林選擇的馬林科夫、毛澤東選定的華國鋒，均不稱職。世襲制則更是靠撞大運了。在上述情況下，在行政系統內部由誰來繼承，由誰來接替「共同意志」的問題上，顯然需要外系統的力量幫助，由外系統來當裁判，來幫助選擇。比如當代歐美相對合理的定期選舉更換制，其巨大的選舉成本就需要市場系統的贊助，眾多的投票者更要靠外系統人員的參加才行（行政系統內部是不能實行選舉制的⑦）。

其次，行政系統還存在著一個防止重大決策失誤的問題。共同意志一旦做出了決定，全體行政機構從上到下都必須堅決貫徹執行，因此，決策一旦出現重大失誤，例如中國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其後果不堪設想。這個問題也不能由行政系統自身來解決。一方面，行政系統不能依靠本系統的下層機構或人員來防止決策失誤的發生，或寄希望他們不執行有重大缺陷的決策，因為這將直接違背「服從命令聽指揮」這一最根本的行政原則。另一方面，行政系統也不能依靠同時設立兩個甚至三個行政首腦來防止決策失誤（古希臘、古羅馬有過類似嘗試），因為這將違反「命令必須明確」的第二行政定律。同樣，行政系統也不能完全依靠把決策的過程分為幾個不同的程序，然後讓這幾個不同的程序之間彼此進行制約，以避免重大決策失誤的發生（中國古代行政發展史上曾走過這條路）。這個辦法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重大決策的技術性失誤的發生，而不能避免決策本身根本內容的失誤。⑧

當然我們可以用參謀部（政治局、軍機處）的方式來集思廣益，但一方面，大家都因身在「廬山」之中，都容易犯「當局者迷」的錯誤；另一方面，也許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最高的共同意志無法判斷出持不同意見的各個參謀們，他們到底是出於公心還是出於私心而堅持己見，而這往往會影響到共同意志對參謀們意見的取捨。這時，在防止重大決策失誤發生這一點上，行政系統也需要外系統的判斷來幫忙。道理在於，外系統的人都不是行政系統中人，不太容易犯「當局者迷」錯誤，且又無法或沒有必要出於某種私心來堅持己見。尤其在行政系統的決策只對本系統有利，而大大損害外系統利益（並最終損害全社會的長遠利益）的情況下，就更需要外系統的監督與合作來幫忙。在現實生活中，行政系統一般總是通過授予外系統在某些重大行政決策問題上擁有一定否決權的具體方式（例如，在西方歐美社會中，往往由一個獨立的最高法院來判定某個行政決策是否違憲；而在我們中國，共產黨在做出某項重大決策之前，也經常要徵求一下人民政協和民主黨派的意見），來完成和外系統力量之間的合作，以防止重大決策失誤的。

下面我們再考察一下行政系統和理念系統的具體合作方式與途徑。我們知道，做為整個社會的「共同意志」的最高行政首腦，他做出決策、做出判斷的重要依據之一是他所獲得的各種各樣的信息。而如果信息不準，或信息滯後，那麼共同意志自身再高明、再聰明，其所信奉的理論及分析方法再正確、其自身的經驗閱歷再豐富也沒用。假如在一個社會中只存在著行政系統，那麼，最高首領的信息來源只可能是大大小小的下層官員。

首先，由於只能逐級上報，⑨因此，信息極易滯後。而且，這些大大小小的行政官員，他們在提供信息時，由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必然傾向於提供一些上頭所願意聽到的、且對自身有利的信息，至少也會把上面所願意聽到的、且對自身有利的信息加以放大，而把那些上面所不願聽到的、且對自身不利的信息加以縮小。這樣做就往往造成了信息的失真，從而對上面的決策產生巨大的不利影響。當然，人們容易想到的是直接由最底層的人民群眾或由最基層的官員直接向最高領導提供有關真實信息。但這樣做的難度極大。因為，信息的提供者本身也是行政系統中的一員，萬一所提供的信息對最高領導有利而對自己的頂頭上司不利（這是經常、甚至必然發生的），那他今後將遭到險惡的待遇，即使換一個新領導或換一個新單位也不行（新領導、新單位將把他視為一個「定時炸彈」）。因此，不到萬不得已，人們是不願冒然提供真實信息的。⑩

相反，若是社會上存在著一個或多個獨立的、由理念系統（以及市場系統）所掌握的信息提供通道，那麼，上述的弊病就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得以避免。雖然那些反對當前行政政策的某個理論派別也會有意無意地把某些對己有利的信息加以放大，把某些不利信息加以縮小；但與其對立的理論派別的相反行為會在一定程度上把這種失真加以抵消。更何況還有許多立場居中的理論派別也掌握著許多信息源，他們也可提供許多不偏不倚的、基本中立的大量信息，從而使行政系統的領導者們能夠做出儘可能正確的決策；當決策失誤時，也可根據大量的信息反饋來對自己的決策加以校正。而不用再去花費大量的精力、成本來對這些信息加以辨別、去偽存真11。因為中立的、獨立的信息通道，沒有製造假信息的激勵機制。

除此之外，我們知道，出於自身的要求，整個行政系統的人都是由信奉某種理論體系的人所組成，這雖然有利於「統一意志，統一行動」，但也會不可避免地帶來另一種弊端，這就是當行政系統接收到某個社會信息時，所有的行政系統中人都會自然而然地（本能地）用自己所信奉的那同一個理論體系來對這個信息進行解讀，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帶著有色眼鏡看問題」。這同樣會造成信息失真，原本內容豐富多彩的信息變成單色調的了（就像我們曾提到的那個基督教中「約瑟穀倉」的例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行政系統也需要外系統的合作。由外系統組成的獨立的信息傳輸通道、以及由外系統的人對這些信息所做的獨立的分析、解讀，不僅能避免信息強度的失真，還能避免信息色彩的失真。

當然，各個社會系統之間的合作，不僅有助於消除各個社會系統自身內部的人為缺陷，更可以因為有效的合作而產生出許多新的、靠單獨一個社會系統所無法產生出來的優勢。例如，拿行政系統來說，靠外系統的幫助不僅可以有效遏制腐敗、妥善解決共同意志的繼承問題、防止重大決策失誤的發生等，而且還可以因為參與對市場系統的日常宏觀管理，對理念系統發展秩序的日常調解監督等等工作而有效地解決行政系統自身所非常容易產生的在和平時期無所事事、容易懈怠的毛病，從而使行政系統產生了新的優勢。

而且，也許更重要的是，行政系統最頭疼的普遍缺乏激勵機制問題，也可以在外系統的幫助下得到根本的解決。例如，純行政系統單靠最高共同意志獎勤罰懶的激勵機制只能增大行政的總體成本，而且極易造成惡性競爭（會哭的孩子有奶吃，互相打小報告攻擊等）。但若存在著外系統，例如一個完善的市場系統的話，那麼，行政系統為了增加自己從市場系統的賦稅所得，勢必努力營造好自身管轄範圍內的投資環境，以吸引更多廠商的到來。也就是說，市場系統的存在，使得行政系統內部自然而然地產生出了某種激勵機制，形成了某種良性的、公平的競爭。而且，行政系統從這種激勵機制中所多得到的收入，只是社會總體收入增長中的一部分，並不會增大社會供養行政系統的相對總成本（即，行政成本占蛋糕的份額比例沒變，但蛋糕本身變大了，行政系統的絕對收入也跟著增加了）。

當然，不僅行政系統，市場系統和理念系統也均會通過與其它外系統的合作而給自身帶來極大的好處。我們這裡就不一一詳細討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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