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願意為別人孩子的夢想買單么？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經濟觀察報 作者 徐瑾從五十年代到當下，半個世紀之間，美國夢發生了什麼變化？

在哈佛教授羅伯特·帕特南所著《我們的孩子》一書中，新舊對比之下，變化驚人。他回憶自己五十年代的高中時期，當時還在種族隔離之下，如果同學遭遇困境，即使是黑人孩子，社區中總有人挺身而出、施以援手——無論學校老師還是球隊教練，或者只是教堂里遇到的長者，甚至身披皮草的貴婦。也正因此，一個孩子的人生之路，首先取決於他們的「才華」和「進取心」，而不是他們的出身與階層。

五十年代的帕特南家鄉柯林頓港，似乎處於黃金時代，雖然存在階層差異，卻有著相對公允的社會流動性。這也是五十年代美國的縮影：」經濟和教育高速發展；收入平等程度較高；鄰里和學校內的階級隔離維持在低水平上；種族間通婚和社會交往的階級壁壘也可以輕易打破；公民參與度高，社會凝聚力強；出身社會下層的孩子們有著充足的機會去攀登社會經濟的上行階梯」。

隨著經濟波動以及新階層的崛起，遊戲規則開始改變，社會觀念也截然不同。今天的美國，種族隔離或許取消了，階層隔離卻無處不在——從鄰里隔離到教育隔離。更為重要的是，一些不平等被視為正常，不要說無人關注的下層孩子，即使如一位叫切爾西的中產階級孩子表現優秀，其母親也將之歸功於家庭努力。因此，她母親也覺得幫助別人孩子不可思議，「將來要是我的孩子成功了，我可不認為他們應該把錢送給那些終日無所事事的傢伙，他們可沒有為我孩子的成功付出過什麼。」

弱連接與社會資本

在《我們的孩子》中，作者通過數據比較提出頗為尖銳的問題：那就是貧窮並沒有如同人們設想的那樣使人們的關係更緊密。親密關係往往被定義為社會中的「強關係」，是可以獲得情感與經濟支撐的關係，在同一個種族中，前五分之一家庭比起後五分之一家庭的親密好友多20%到25%，即使同一階層，白人具有的親密朋友比起黑人多15%到20%。如果再考慮到在社會關係中發揮更大作用的弱連接來看，黑人和白人的差異更大，黑人的弱連接相對而言少於白人。弱連接雖不是那麼密切的關係，但往往能夠對求職就業等重大問題給出重大幫助。

雖然人們往往把自我的選擇定義為膚色或人群，但其實更關鍵因素在階層。對比之下，如果是中產階級的孩子，即使發生人生變故，往往有不少正式與非正式的指導者出現，這些關係往往源自其家庭背景以及階層環境編織的安全網，從而不至於徹底墮落。並且階層決定了他們的教育、眼光，以及對待成功和失敗的不同態度。

人不是原子，即使號稱個人主義的社會，也往往需要更好的社會環境，這既包括學校等公共機構，也包括完善的社會網路，這也是社會資本的體現。雖然社會資本定義眾多，但帕特南認為，總體而言，社會資本代表了家庭、朋友、鄰居、熟人等非正式關係，也包含公民組織、宗教機構、運動團體、志願者協會的參與，是預判個人與社區幸福的強指標，這也意味著社會資本的不均等擴大了青年人的機會鴻溝。

從歷史來看，無論納粹主義還是極權社會，其集體主義的社會結構並不是簡單排斥個人主義，恰恰是利用了原子化個人的特性，使得政黨吞噬了社會；如果是獨裁或者極權，或許可以說領袖吞噬了政黨——切斷社會聯接，恰恰是1984式社會得以存活的基礎。

在民主社會，即使人與人不完全隔絕，但階層之間分割甚至隔絕也會削弱社會共同體的價值。香港的鄧永鏘爵士在接受FT的幾次採訪中曾表示，他討厭被稱為社會名流，但在精英主義備受打擊的今天，他也不諱言自己是精英，社會也需要精英，而且表示自己恰恰是是社會主義者，展示精英生活是為了激勵底層，使他們更加努力地爬到精英層。

鄧永鏘的話未必中聽，卻道出部分實情。精英主義並不可怕，但如果精英和下層繼續保持隔絕，那麼更為可怕。

比較典型的情況已經在歐洲出現，即使經濟發展最好的德國也不例外。《反社會的人》是2012年德國《明鏡周刊》暢銷圖書，作者是記者瓦爾特·伍倫韋伯。他認為，德國上層階級也就是人群中的1%，默無聲息佔據了社會總財富的36%，低調生活在媒體的視野之外；而絕對的底層，以接受社會救濟生存的龐大失業人群，則和社會主流日漸疏離。正因為上下層階級和主流社會脫節，社會結構處於逐漸分化瓦解的過程中，而代表德國精神的中產階級在默默承受，也在默默買單。

這一情況初看下來，有點類似孫立平教授的所謂「上層寡頭化,下層民粹化」，但是其背後原因和中國可能還是區別很大。成熟民主社會承平日久，因為利益格局固化，容易出現「搭便車者」，使得政治參與感降低；而對比之下，處於轉型期的社會，反而對於政治八卦額外關心，就是因為擔心利益受損。

互聯網與階層數字鴻溝

互聯網曾經被認為可以改變世界，抹平一切差距。但不少研究顯示，網路交往也無法完全替代真人交往，從而縫合萎縮的社會關係。

天涯若比鄰的時代，對於互聯網的使用同樣顯現出明顯的階層偏好。即使今天互聯網的鏈接在美國和中國等地已經不存在太多障礙，但對於互聯網的使用還是暴露不少差異。不少調查顯示：中上階層往往把互聯網當作信息收集和提升個人的工具，而下層階級往往傾向於把互聯網當做休閑娛樂工具；並且，前者分辨信息真偽以及搜尋信息方面的能力也高於後者——這在信息越來越多、人類閱讀越來越淺層次的互聯網時代，越來越重要。

從前互聯網時代到今天，階層始終存在，未來的AI等技術創新並不會帶來實質性改變，甚至階層引發的數字鴻溝更值得關注。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隔離會使得社會資本降低，無論表現形式是冷漠還是對立。美國曾經被認為不同，但隨著社會僵化，也開始步入歐洲後塵。

回看美國，美國社會尤其是民主機制運行基礎，也在於其社會資本。正如托克維爾所言，政黨為了取勝而使用的兩大武器是辦報和結社，而以政治為目的的結社自由是無限的，這事實上也是公民參與的表現。「參與社會的管理並討論管理的問題，是美國人的最大事情，而且可以說是他們所知道的唯一樂趣。從這裡，你可以看到美國人生活習慣的細節。」

托克維爾眼中的美國人，從男人到女人，都對於社團生活有興趣。對比別的國家，人們喜歡」把自己關閉在狹小的自私圈子裡，四周築起高牆和挖上深壕，與外界完全隔離開來」。美國人則完全相反，「如果叫他們只忙於私事，他們的生存就將有一半失去樂趣；他們將會在日常生活中感到無限空虛，覺得有難以忍受的痛苦。」如此廣闊的社會基礎，以至於托克維爾深信，倘若專制制度將來竟有一天在美國建立，那麼消除自由所形成的習慣將要比在壓制人們對自由本身的愛好方面遇到更大的困難。

追根溯源，美國夢對於美國社會的階層融合，或許是一個起點。而這也屬於即將被遺忘的誓言與原則。

「美國夢」並不是美國建國之初就存在，這個詞語進入美國流行文化是在1931年。那是一個人心凋敝的時代，不少人甚至因為找不到工作養不活家人而自殺——媒體人沃爾特·李普曼寫道，「整個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覺得自己孤零零的，誰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對自己不信任了。」也正是在這一年，詹姆斯·亞當斯創作了《美國史詩》，宣稱「讓我們所有階層的公民過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國夢，這是我們迄今為止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做出的最偉大的貢獻」，從而激勵了一代代失落的美國心靈。概言之，「美國夢」誕生於困境窮厄之中，卻擁有了重振美國人民的強大力量。

美國夢本身的力量，不僅在於成功，更在於其機會平等的感召力。對比中國，父母期待的是階層躍升，而美國人的期待則務實得多。饒是如此，在階層固化的洪流面前，「中國夢」和「美國夢」其實存在共構之處。

即使到了今天，美國人對於結果平等仍舊有很多爭議，但對機會平等卻幾乎毫無疑義，達到了95%的認同度。這意味著大家相信，通過努力可以改變自身處境。這是美國夢的基礎，也是社會的道德基礎。

在「美國夢」面臨破碎的今天，出路在什麼地方？答案還是回到過去，從故事開始的地方結束。如果教育是問題，如果起點是美國五十年代小鎮的黃金時代，那麼更好的方式彌補不斷衰敗的社會資本，還是呼籲公眾參與，激發他們的道德力量把別人的孩子當做自己的孩子，以整體視角對待社會，使得人們願意為我們的孩子整體買單。

非洲有句諺語，養育一個孩子需要舉全村之力。對當代人，更為現實的問題是，你願意為別人孩子的夢想買單么？這需要訴諸道德力量，然而一個不道德的社會，沒法成為一個更好的社會。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