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工第一天,做個行動派
《傳習錄》讀書筆記
(7)
做個行動派
說起行動派這個話題,我們先從「知」和「行」的關係談起,再說說王陽明「知行合一」理論的重要現實意義。
關於「知行合一」,很多人會覺得,這個道理還用說嗎?這不是大家公認的嗎?是的,「知行合一」現在大家普遍認同,但這個理論初次提出距今已有500年時間,這一說法在當時是反權威的,甚至被認為是歪理邪說。
王陽明生活的時代,關於「知」和「行」的關係,普遍的觀點是,認為二者密切相連,但都把他們分開論述。尤其在朱熹看來,先知後行更是理所當然的:「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也就是說,對萬事萬物之理認識得越清楚,行動起來才能更加篤定,否則認識不清,實踐就會變得缺乏指導。(現在聽起來,似乎還是挺有道理的)
朱熹的這一認識在當時被認為是常識,是絕對的真理。就像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地心說」被社會廣泛認同,而其他學說如哥白尼的「日心說」被視為異端邪說一樣。
以知為先的理論,更多的強調了「知」在整個知行體系中的作用。在朱熹強大的理論感召下,廣大儒生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無限的知識求索中去,很多人還把主要精力用在了訓詁(對古書進行解釋)、記誦(背誦古文)、辭章(講究文章辭藻的華美)之學上,認為這些是「做學問」的題中應有之意,而把「行」的位置放得比較靠後,對實踐的作用也重視不夠。
「八股文章台閣體,消磨百代英雄氣」。很多儒生幾乎窮其一生,都在學習四書五經、通過格物探求萬事萬物之理,有了問題就向古文或者以前的慣例中尋找解決之道,如果想干點開創性工作,對於相當一部分人來說,是非常困難的。說白了就是,寫文章長篇大論,說道理頭頭是道,干實務卻辦法不多。
更為重要的是,由於朱熹學派強調的是向外求理,注重對所謂「理」的遵從,講究「程序正義」,但這些「理」是否真正的符合人的內心感受和實際情況,卻沒有多少人提出質疑。所以,這套理論教育出來的不少官員,知行分裂,理論和實踐相脫節,說一套,做一套,敗壞了官場風氣(王陽明所處的明朝正德年間,算是有明一代風氣最差的時期),官員貪污行賄,敲詐勒索,土匪橫行,民不聊生,政府失信於民。目睹這種情況,對於王陽明這樣一個有著崇高追求(成聖)的人來說,看在眼裡、痛在心裡,不斷思考解決之道。
貴州「龍場悟道」之後,王陽明從「心即理」的內在邏輯展開,並不斷拓展,認為既然外物之理均在內心,那麼行的準則與道理也在心中,只要知得真切,行的規則也潛在蘊含其中。
基於此,王陽明認為知行關係是一體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也就是說,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是無法分開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人的任何實踐活動必然以認識為指導,而人的認識也必然依賴於實踐,且認識在付諸實踐後才能得到驗證。如果知道了卻不去行動,等於不知道。
真是了不起啊!完全就是16世紀的認識論和實踐論啊。實現了認知與實踐的辯證統一,還告訴了人們,不要枯守所謂的義理,而要在洒掃應對,乃至修齊治平的具體實踐中去發見真知。簡直就是「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啊,這些話是不是太熟悉了?
為了說明知行合一,王陽明舉還舉了例子:「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到美色自然會喜歡,並非將見的活動與喜歡的感情分開來,聞到惡臭自然會厭惡,並非先聞到惡臭再有厭惡的感情,厭惡的知覺與厭惡的行為並不是分離的,而是一同發生的。
針對當時普遍認為的「先知後行」,王陽明說:「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意思就是說,等到知得真切之後才去行,必然會導致終身一無所成,也終身一無所知。緊接著又說,「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可見他對當時的社會風氣是深感痛心的。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知行合一」的中心是「行」,而不是「知」,這是一種典型的實踐主義思想。而且所謂的「行」,不僅是與「知」對應的「行」,也不局限於具體的實踐行為。王陽明說:「一念發動處即是行。」也就是說,心中萌發的意念也可以看做「行」。所以很多信奉王陽明思想的人,對自己內心的「一念之動」都會深刻反思,強調「慎獨」,嚴格約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不做有違道德的事情。到其晚年時,王陽明還提出了「致良知」學說,就是強調要清除潛伏在內心的不善之念。
所以說,王陽明是一個絕對的行動派,這個「行」既包含了「知」和「行」,還包含了對自己行為和內心的約束,既完全符合儒家入世的觀念,且生活的態度還更加積極,這也是王陽明的思想有巨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因此很多人一生將此奉為圭臬,將這一理論運用到實踐中去,並取得重要成就。
其實,注重實踐、重視行動,而不是坐而論道、紙上談兵,對當今社會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原文很精彩
【原文】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複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
先生曰:「試舉看。」
愛曰:「如今人盡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慾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著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飢,必已自飢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著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個,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
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一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葯,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閑說話。」
【譯文】
徐愛因未能明白先生「知行合一」的教導,與宗賢、惟賢反覆辯論,仍未能明白,於是向先生請教。
先生說:「舉幾個例子看看。」
徐愛說:「現如今許多人知道應當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卻做不到孝順、友愛,這樣看來知和行分明是兩件事。」
先生說:「這是因為心已為私慾蒙蔽,不是知與行的本來面貌了。沒有知道了卻不去做的情況,知道了而不去做,那就是不知道。聖賢教人去知、去行,用意正在於使得知與行復歸其本來的面貌,不只是簡單告訴你怎麼去知、去做就可以了。所以《大學》里給出個真知、真行的例子,『就像喜歡美色,就像討厭惡臭』。見到美色屬於知,去喜歡就是行,只要一見到美色便自然而然地喜歡上了,並不是看到美色後又起個念頭去喜歡;聞到惡臭屬於知,去討厭便是行,只要一聞到惡臭便自然而然地討厭上了,並不是聞到惡臭後又起個念頭去討厭。就像一個鼻塞的人雖然看到眼前惡臭的東西,但鼻子聞不到惡臭的氣味,便不會十分討厭它,這也只是因為不曾了解到它的臭而已。例如,稱某人知道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必然是因為這個人已有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行為,才可以稱他為知道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如若不然,只是說些知道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話,怎麼可以稱之為懂得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呢?又比如,知道痛,一定是自己痛了才知道痛;知道寒,一定是自己冷了才知道寒;知道餓,一定是自己已經餓了才知道餓。知和行如何分得開?這便是知與行的本然面貌,不曾被私心雜念所隔斷。聖人教導世人,一定是要這樣才可以稱之為知,否則就是還沒有真正的知。這是多麼緊迫而實在的功夫啊!如今硬要說知和行分作兩件事是什麼意思?而我將知與行說成一回事,又是什麼意思?如果不知道我為何要如此說,只是去分辨知與行究竟是兩回事還是一回事,又有什麼用呢?」
徐愛說:「古人把知和行分作兩件事,也只是要世人明白,一方面去做知的功夫,另一方面做行的功夫,這樣功夫才能有著落之處。」
先生說:「你這樣的理解反而是背離了古人的意思了。我曾經說過,知是行的宗旨,行是知的落實;知是行的開端,行是知的結果。如果能夠領會,只要說到知,行便包含在裡面了;只要說到行,知也包含在裡面了。古人之所以將知和行分開來說,只是因為世間有一類人,懵懵懂懂、任意而為,完全不加思考,只是任意妄為,因此才要提出知的概念,這樣才能讓他們做得恰當;還有一類人,整天空想,不肯切實躬行,全憑主觀臆測,因此才要提出行的概念,這樣才能讓他們知得真切。這是古人不得已而提出的補偏救弊之說,如果能夠領會真意,只要一句話便已足夠。現如今的人卻將知與行分作兩邊,認為必然是先知道了才能去做。如今我若只是講習討論如何去做知的功夫,等到知得真切之後才去行,必然會導致終身一無所成,也終身一無所知。這不是小病小痛,而是由來已久。我今日提出『知行合一』,正是對症下藥。但『知行合一』的說法也並非我憑空杜撰出來,而是知與行的本來面貌即是如此。如今你若能明白我為何如此說,即便將知行說成兩回事也無妨,本質上則還是一回事;如若不明白我為何這麼說,即便將知行說成一回事,又有什麼用呢?只不過是說些無用的話罷了。」
王陽明矯正舊風氣,開出新風氣,功不在禹下。 ——曾國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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