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藝術是生活本身，詩家的最高境界是「人詩合一」

最新 02-22

讀經典的詩，拉家常的話，這裡是《雲瀧詩話》。

昨天讀關於木心先生的文章，他的一則軼事讓我很有幾分感觸。

木心先生小的時候，母親聘請「一代詞宗」夏承燾給他上課。木心把自己寫的詩集手稿拿給夏老看，夏老讀完，很是驚訝，小小年紀寫詩作詞竟然如此紮實：

「如果把這本集子混入唐詩宋詞里，也是很難分辨出來的。」

木心聽了之後，默默取回集子，把它丟進烤火爐里燒了。

母親不解，木心說：

「我寫詩詞是為了寫出新意，老師說我的詩詞和唐宋人並無區別，說明我還只是模仿，與其照搬模仿，不如一把火燒了。」

在今天，我們重讀經典，應該學習木心先生的這種態度。如果傳統不能為我所用，如果經典不能帶給自己身心上的受用，如果讀書不能像木心先生一樣「見到了一個自己來」，真的是不學也罷！

木心先生一生九九八十一難，卻把自己的人生都修鍊成了藝術。有一次陳丹青問木心：「怎麼成為藝術家？」

木心先生的回答是：「連生活都要成為藝術。」

的確，最好的藝術其實就是生活本身，不管吃了再多苦頭，也要笑著活出一個「人」的樣子。

清代的袁枚，其人、其詩、其詩論，也是如此。

「文如其人」，特別對袁枚來說，本身就提倡「詩中須有人在」，因此，他個人的人生取向、人生姿態，正是解讀他獨特詩學的關鍵。他的有官不仕，他的特立獨行，他的張揚自我，使袁枚成為整個清代一個特殊的「此在」。

恰如嚴迪昌在《清詩史》中所說：

「如果說詩史上曾經有過本來意義上的『專業詩人』，即以畢生心力集注於詩的理論和實踐，持之為唯一從事的文學文化事業的話，那麼袁枚就是這樣的專業詩人和詩學理論家；而且，至少在清代他是唯一全身心投入詩的事業者，整個清代二百七十年間的大家、名家詩人中找不出類似袁枚的第二個。」

在袁枚隱居隨園多年之後，他的一位座師鄂爾泰前往五台山禮佛，經過隨園門外，對隨行的人說，「風景殊佳，恐此中人，必為山林所誤」。

袁枚對於「誤」字的所指，借用了宋代詩人一首寫呂洞賓的詩：

覓官千里赴神京，得遇鍾離蓋便傾。

不是無心唐社稷，金丹一粒誤先生。

的確，袁枚並「不是無心清社稷」，他自己後來便說，「可嘆匡時好才調，被天強派作詩人」。

不過，袁枚不到40歲就辭官隱居，卻也並不是冥冥中註定的「被天強派」，而更多地出自他的自我選擇。

「性格即命運」，袁枚的人生取向，正是他性格所決定的。

辭官隱居，青山獨往，歷史上代不乏人。他們中有的是懷才不遇，有的是有所不為，有的是逃避現實，如晉朝的劉遺民所謂「天下無磐石之固，晉室有累卵之危，我復何為？」

作為熟悉數千年歷史掌故，被歷史文化深深浸潤的文人，袁枚的人生出處，很自然地會受到歷史人物的影響。但他的辭官，卻和前人又有著很大的不同——

袁枚不是沒有報國之志，他小時侯借詩《詠懷》，便說：「每飯不忘唯竹帛，立名最小是文章」；

袁枚不是沒有用世之忱，他的朋友說：「袁郎二十膽如斗」，「志氣如虹掛千里」；

袁枚不是沒有濟世之才，他晚年回想仍很自得：「至今父老猶樂道，頗言我比他人強」；

袁枚不是沒有成功的機會：「十二舉茂才，二十試明光，廿三登鄉薦，廿四貢玉堂」，他少年得志，「海水未容人窺量」！

雖然如此，三年翰林、七載縣令，袁枚卻一朝辭官，決絕官場。他為什麼辭官？對此，以前學者多有涉及，卻沒有較為深層次的開拓。而這一選擇，卻不僅關係袁枚一生的立身出處，也正是解讀其獨特的詩心、文心的關鍵。

在辭官多年之後，在優遊度歲之餘，袁枚曾自剖心跡，說自己是「有官不仕偏尋樂」。一個「偏」字，說明他當年的辭官之舉，並非一時失意的心血來潮，而是深思熟慮的自覺選擇。

和袁枚相交多年、一樣「去官攻文詞」的趙翼，對此別有會心，一語道破天機：

只因書味宿根深，拼把微官換苦吟。

千古傳人可傳處，原來別有一胸襟。

正是這「別有一胸襟」，使袁枚作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抉擇，走上了一條「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絕之路。

晚於袁枚的清代另一位大家——俞樾先生，早年參加科考，賦詩得句「花落春還在」，決定了他一生的行跡，後來俞樾以「春在堂」名其書齋，以《春在堂叢書》名其全集。

「花落春還在」，是東隅已失後的桑榆未晚，是此路不通後的另闢蹊徑。

袁枚也曾用「花」來比喻做官，在退隱隨園之後，他曾用詩來自明心志：

此味既已嘗，可以反吾素。

看花人慾歸，何必待春暮。

走出「落花」心情，詩人放飛一己性靈，「能到竹林下，自有春水聲」，回歸了生命真正的春天。

袁枚辭官後的生活是充滿生氣和樂趣的，他坦言「有官不仕偏尋樂」，而這種樂趣是多方面的：

「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圭璋彝尊、名人字畫，又好書……」

看得出，袁枚辭官後的心態，已經由失落變為了自娛。

1754年，吏部正式批複袁枚辭官終養，40歲的袁枚合法地、徹底地退出仕途。這年秋天，袁枚作《秋夜雜詩》一組十五首，第五首自抒性靈，反映了他在隨園的生活和心態：

至人非吾德，豪傑非吾才。

見佛吾無喜，談仙吾輒排。

謂隱君已仕，謂顯吾又乖。

解好長卿色，亦營陶朱財。

不飲愛人醉，不醉愛花開。

先生高自譽，古之達人哉。

隨園裡的一副對聯，也集中體現了袁枚的人生觀：

不做公卿，非無福命都緣懶；

難成仙佛，為讀詩書又戀花。

袁枚不做公卿，也不做仙佛，他只做一個性情中的真人而已。他毫不忌諱自己好名、好色、好美食等情慾。「食色，性也」，袁枚在這兩方面張揚著人性本來的一面，自由自在地揮發著一己之性情。他撰寫《隨園食單》，遍訪天下美食：

「每食於某氏而飽，必使家廚往彼，執弟子之禮，四十年來，頗集眾美。」

袁枚的人生「下半場」，活出了18世紀中國風頭最盛的一位人文學者和文學家，他以獨特的人生、新穎的思想和開新的文學，登高一呼，應者雲集，令同時代的人們為之傾倒。

「隨園弟子半天下，提筆人人寫性情」，正是對這一盛況的真實寫照。

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市井負販賣，乃至紅粉緇流，均以得列隨園門牆為幸。「許屬隨園詩弟子，此生端不羨封候」，就在於袁枚喚起了人們靈魂深處的渴望，讓每一個人都充分地——認識你自己！

和珅的弟弟和琳，在給袁枚信里的一席話，可見袁枚對時人的魅力所在：

「竊謂生人當如龍虎，變幻莫測，宋儒之為道拘，猶士大夫之為位拘也。讀先生著作，想見先生為人，此仆之未曾謀面，而願立雪焉。」

文學，是人的延伸。袁枚獨特的人生和詩學，正是他心靈宇宙的外在。換句話說，他82歲的人生，就是一首清新流麗而且生機勃勃的詩。

袁枚獨樹一幟、融合古今的詩學主張，使他在詩史上具有著承前啟後的歷史地位。而對開宗立派，他也很有著幾分自覺。他自年輕時便好為人師，以「師道自任」，一生更以詩文主持東南地區風雅一席，以「恥居一隅霸，好與全軍爭」的姿態，維護著「詩世界」：

「余在名場垂六十年，四方投贈之詩不下萬首，多糊屋壁，題『詩世界』三字以顏之。」

「詩世界」即隨園中的「詩城」，袁枚去世前三個月寫的《詩城詩》，體現了他自覺的盟主意識：

推襟送抱好辭章，四海風人聚一堂。

但將詩教文房守，四面雲梯孰敢攻？

袁枚以充分的自信，四面迎敵的姿態，守護著詩歌的命脈。他自稱「隨意閑吟沒家數」，面對古往今來種種詩學主張獨樹一幟，自領一軍：

獨往獨來一枝藤，上下千年力不勝。

若問隨園詩學某，三唐兩宋有誰應？

憑著這種獨立不倚的姿態，袁枚與一切復古的思潮堅決鬥爭，他對自己的詩史地位，也有著清醒的認識：

脫去舊門戶，仍存古典型。

豈敢追前輩，亦非異後生。

盡才而後止，華夏有正聲。

顯然，他認為自己的詩學主張承前啟後，代表了中國詩歌的主流方向。事實也是如此。在18世紀，袁枚以自己新穎的思想和天才的筆墨，對籠罩在清代中葉詩壇上的復古迷霧進行了摧枯拉朽式的衝擊，各種擬古思潮的不堪一擊，「隨園弟子半天下」，足以證明他的「性靈」詩學代表了傳統文學未來的走向。

早在20世紀30年代，學者容肇祖就指出，袁枚詩歌「任情而言，以清潔明白動人，為詩學之解放的第一步」，揭示了袁枚詩歌的過渡意義和現代性的因素。嚴迪昌在《清詩史》中進一步闡述了袁枚的轉型意義：

「在封建歷史行將出現決定性更變的前夜，作為新舊交替碑前的一個詩學家，袁枚無愧於老樹著花之喻。儘管歷史的和自身作為特定時空一員所無法把握、逃免、更變的命運，使他成為頗帶一點輕鬆劇色彩的人物，塵埃的渾濁之氣也不時冒突於其心頭、筆底，但是，他那不惜投注一生心血，拼力想充當抱春第一燕的現象和精神，決不應低估以至抹殺。人們慣以龔自珍為近代文化包括詩文化的開山，然而龔定庵潛在性格中正有著袁隨園的隔代熏陶。」

龔自珍（1792—1841），杭州人，與袁枚是同鄉。同鄉加上間接的姻親關係，為袁、龔兩家交遊往來提供了可能，龔自珍與袁枚嗣子袁通的忘年交（袁通比龔自珍大24歲），可能就是建立在這種關係的基礎上。

龔自珍曾為《袁通長短言》作序，按照袁枚的說法，「文字之託」重於妻、子之託，袁通讓比自己小24歲的龔自珍給自己作序，可見兩人關係之不一般。

不過，同樣是才華橫溢的天才詩人，龔自珍與袁枚——這位同鄉的前輩之間，更多地體現為精神上的聯繫。

龔自珍出生的時候，袁枚已經七十七歲，名望正如日中天；龔自珍五歲的時候，袁枚便去世了，兩人自然沒有見面的機會；在龔自珍由童年而少年、由少年而成年的成長過程中，袁枚身後毀譽迭起，龔自珍自然不會對這位同鄉的大名人無動於衷，1830年，袁枚去世32年後的一個秋夜，38歲的龔自珍聽一位老琴師奏盛世之音，談前朝掌故，感慨萬千，兼及袁枚：

我有心靈動鬼神，卻無福見乾隆春。

席中亦復無知者，誰是乾隆全盛人。

君言請讀乾隆詩，卅年逸事吾能知。

江南花月嬌良夜，海內文章盛大師。

合山羅綺高無價，倉山樓閣明如畫。

范閣碑書夜上天，江園蕭鼓春迎駕。

龔自珍自註：「合山謂畢尚書沅，倉山謂袁大令枚」。可見，在當時袁枚評價今是昨非無定評的情況下，龔自珍對袁枚頗有持平之論，認為他是「海內文章」之「大師」。

就詩學主張而言，龔自珍和袁枚有著共通的詩心，袁枚的「詩中須有人在」，在龔自珍這裡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在《書湯海秋詩集後》一文中，龔自珍提出了以「完」論詩的見解：

「人以詩名，詩尤以人名。唐大家若李、杜、韓及昌谷、玉溪；及宋、元、湄山、焙陵、遺山，當代吳婁東，皆詩與人為一，人外無詩，詩外無人，其面目也完。」

從袁枚的「詩中須有我在」，到龔自珍的「人外無人，詩外無詩，其面目也完」，到黃遵憲的「我手寫我口」，一直到五四時期「文學為人生」的提出，作為文學創作主體的「我」，逐漸成為一個大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