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90後為什麼可以這麼狂躁？

文/青玉

新年回家，母親再一次提醒我這隻一事無成的單身狗已經26歲了，看看人家孩子，再看看你，唉……

雖然有一肚子話要反駁，但考慮到一年在家時間有限，母親難得有抱怨兒子的時間，也就用幾個玩笑奉承了下來。

可抱怨憋在心裡總歸對身體不好，我也反思了一下，與百年前相比，我們這代90後確實不夠狂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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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1日，受教於美國杜威門下的1890後胡適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學改良芻議》，在圈子內引發熱議，1月4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北大校長，日後在歷史教科書中人們將這兩件事當做新文化運動的開端。

《新青年》雖然多年銷量都盤桓在幾千冊，但在當時是最受新派知識分子歡迎的刊物，與《文學改良芻議》同期發表的文章還有《蔡孑民（蔡元培）在信教自由會之演說》、陳獨秀的《再論孔教問題》、高一涵的《一九一七年預想之革命》、楊昌濟的《治生篇》等文章，核心思想只有一個：現在很爛，需要改變。

歷史是螺旋上升的，潛台詞中便包含著歷史常要轉彎的含義，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兩千多年帝制，卻沒有改變大多數的人心理。袁世凱希望恢復帝制後，在山東主政期間曾大力發展新學的他1915年明令學校教育必須設立在儒家思想之上，遺老遺少們很高興，受新學教育長大的年輕人可不答應。

1917年，北京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圖書館。新文化運動期間全國大學生人數已達到1905年廢除科舉制時的40倍。

最明顯的標誌是「尊孔」政令發出後沒多久，陳獨秀於上海租界內創刊《青年雜誌》（次年更名為《新青年》）在哲學、文學、教育、法律、倫理等多領域發布重磅文章向「孔家」展開論戰。

起初兩家還只是隔空論戰，直到是否要追隨美國加入一戰這件事情上康有為做靶子給了《新青年》聲名大噪的機會。

只會打嘴炮的康有為就這件事發表了《致總統總理書》，一頓子曰、之乎者也，最後得出結論「不能乘德國人之危」。

被打得跟孫子似的還要不趁人之危，這種話康有為能不要臉說出口，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卻看不下去，陳獨秀抓住機會連發《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對德外交》《舊思想與國體問題》等文章，一路從硬懟康有為延展到對孔子之道不適用於現代生活的討論，論戰後陳獨秀成為全國進步青年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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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將北大打造為一流大學的蔡元培，在發表完如今已載入教科書的著名演講之後9天，聘請38歲的陳獨秀為北大文科長，《新青年》的陣地也自然被帶到北京。

說起來蔡元培與陳獨秀也是老相識了，1904年兩人就曾共謀過暗殺慈禧，如今13年過去，兩人又要攜手改造中國教育。

只會寫文章辦雜誌便被聘為北大文科長難免會遭受非議，蔡元培在1月11日寫給教育部的函件中幫陳獨秀安上了日本東京大學學位才使得提案順利通過，這在日後成為蔡元培曾為陳獨秀「偽造學歷」的美談，在當時的北大是公開的秘密，也沒人會計較，1917年底被蔡元培聘為北大教授的梁漱溟同樣沒有學歷。

在表現新文化運動或者五四運動的影視劇中，通常都會有進步學生與舊派學者間進行論戰的場景，實際上辜鴻銘、劉師培等「舊派學者」也是同一時期蔡元培費心費力招攬進北大的，因為這些人確實有才華，新舊同存於北大也易於形成「百家爭鳴」的氛圍，當新派學生一味攻擊辜、劉等人時蔡元培還會出面解圍，「我希望你們學辜先生的英文和劉先生的國學，並不要你們也去擁護復辟或君主立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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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鴻銘等舊派人物看不慣新派思想大有可理解之處，因為那些「狂躁90後」的許多思想實在有點太新了，如錢玄同就曾說「今日凡超過四十歲的人都應該槍斃」，老人家誰敢贊同啊！

第一位登場的90後是我們前面已提到的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開篇他便旗幟鮮明地提出以後寫文章要不摹仿古人、不用典、不講究對仗、不避俗字俗語，凡是此前精英們倡導的他都反對，認為要改變此前口語與書面語相互脫離的情況，做到「我手寫我口」。

胡適的提倡頗有點西方神話中「盜火者」的意味，他想要做到的是讓學習與表達成為每一個公民的權利，此後白話文也沿襲了這一路徑發展，口語化與英語語法化（此前漢語中哪有主謂賓定狀補）是最明顯的標誌，這樣翻譯和學習起西方科學來方便很多。

在現代文明發展中處於後發的日本與韓國同樣經歷過此階段，相當長時間內日韓兩國的官方語言均是古代漢語，一進入到大力發展西學階段便會倍感掣肘，而修改後的日語、韓語簡直達到拼音文字的程度，會讀便會寫（新文化運動期間錢玄同也做過將漢字全部拼音化的提議）。

在美留學期間的胡適

胡適的提議受到陳獨秀的激賞，其不僅在下一期《新青年》上發表《文學革命論》做響應，還在蔡元培邀其出任北大文科長時明確提出附加條件：同時聘請胡適為北大任教。

彼時還在美國的胡適，受到蔡元培邀請之後馬上決定動身歸國，其原因並非全是回國去開創一項改造落後祖國的事業，而是蔡元培給了他一個無法拒絕的數字——數百大洋的月薪，同時期在北大圖書館做管理員的毛澤東也就一月8塊大洋而已，這對家中早已借貸度日的胡適來說無疑有巨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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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凡的時代總有一個共同點，牛人們會因自己認定有曙光而外人看來不現實的事情聚到一起。由於胡適和陳獨秀的高呼，很多優秀的年輕人被聚攏過來。

首先是30歲的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主任教授錢玄同，由於蔡元培是其父親門生，兩人自幼熟絡，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後也邀錢玄同前來北大開課。儘管身為舊學大師章太炎的弟子，但錢玄同在看過《新青年》之後由衷讚歎「陳胡二君邃於歐西文學，必能於中國文學界開新紀元」，並批評老師章太炎所在的選學派、以及另一重要學問分支桐城派為「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積極要求加入《新青年》編輯部工作。

1918年6月，北京大學文科國文門畢業合影，前排左二為錢玄同，左三為蔡元培，左四為陳獨秀

曾與錢玄同一起受教於章太炎門下的周氏兄弟也很快加入進來。36歲的大哥周樹人當時已在北京教育部工作，每期《新青年》出版後都會寄回給家鄉32歲的弟弟周作人，當讀到胡適與陳獨秀的文章時，周作人在日記中寫下「多可讀」的心得，很快來了北大，先在國史編纂處做編纂，1918年出任文科教授。

由於是浙江同鄉又是老相識，此後幾年錢玄同承擔了《新青年》與周氏二兄弟間聯絡工作，這一時期魯迅日記中「玄同來」的密度很大，還常開玩笑說《狂人日記》是被錢玄同催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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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後，26歲的中華書局編譯員劉半農也憑一篇《我之文學改良觀》加入進來，他的主張要緩和不少，認為古文中一些聲調氣息優美的方法還是應該保留的，同時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內容和形式，即「改造新韻」與「以今語作曲」，不久後他被蔡元培破格聘為北大預科國文教授。

無敵是多麼寂寞，由於缺少對手作為靶子，彼時的《新青年》總感覺曲高和寡不夠引起人們的注意，劉半農便和錢玄同一起想出了「唱雙簧」的辦法，兩人同時化名，一人給《新青年》寫批評白話文如何如何不好的信，另一人則寫信說白話文如何好加以反駁，一來二去將事件「炒」熱，上了熱搜，引得眾多文化名人加入討論。

同時期加入的還有28歲便能接替章士釗出任北大圖書館館長的李大釗，他對白話文並不十分熱衷，卻非常關注同年發生在俄國的十月革命，先後發表過《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等文章。

1920年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合影

還有「佛系90後」梁漱溟，這位19歲開始讀佛典、20歲便吃素總想著出家的年輕人，因發表《究元決疑論》引發轟動，23歲便被蔡元培聘到北大做教授，雖然北大新舊兩派都不是很認可他，但他還是發表了不少支持新文化運動的文章。

至1920年，乘著五四運動的東風，北洋政府終於宣布白話文為國語暨官方語言，同年胡適第一部白話文詩集《嘗試集》引發大搶購，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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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天換地的豪情雖然讓人激動，但過分狂躁也容易走上彎路。反古文，反著反著便會發展為對整個國家過去的否定，反孔教、反道教、反中醫甚至反京劇、反農曆，痛恨一切所有與「久」有關的東西，百年後看來有過激之嫌。

這些年史學界對新文化運動乃至五四運動的得失成敗有非常多反思，其中不乏「五四運動是一場失敗運動」的論調，但實際上這些反思也均沒有逃出1923年魯迅在演講中所提「娜拉出走之後怎麼辦」的範疇，為反抗離家出走時很爽，可出走之後又怎麼樣呢？魯迅給了一個悲觀的答案：「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不幸的是，這些「狂躁90後」人生終局大多驗證了魯迅這句話。

創辦《新青年》的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後成為我黨領袖，卻因右傾錯誤被開除出黨，抗戰期間到重慶鄉下從事文字學研究，1942年5月在貧病交加中去世。

五四期間，堅持「多研究些問題，少提些主義」的胡適便與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結束了蜜月期，出任過國民政府駐美大使與北大校長的他最終去了台灣，1962年在台北病逝。

1937年北平淪陷時，身體不好的錢玄同並沒有走，終日驚恐的他次年便因腦溢血在北京去世。

同樣留在北平的還有與哥哥決裂的周作人，有一個日本老婆的他受到日軍優待，抗戰結束後因「漢奸罪」被判10年，建國後屢次受到運動衝擊，感慨寫下「壽則多辱」，1967年5月下地解手時突然發病去世。

1946年7月，周作人以漢奸罪在南京受審

認為「不是墮落就是回來」的哥哥周樹人因在1936年早逝，死後享有極高的聲譽，每次他的文章在教科書中比例下降都會引發討論。

更年輕的劉半農與梁漱溟也早早找好了出路。1920年，感覺文學改良「說容易做很難」的劉半農先後赴倫敦大學、巴黎大學學習語音學，研究漢語字聲，回國後在北大國文系講授語音學，1934年因病去世。

佛系青年梁漱溟則成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回老家搞了很多年的鄉村建設運動，建國後因在農村問題上提出太多「不合時宜」意見受到打壓，1988年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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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新文化運動很大程度上也是「新形勢下的老問題」，讓人人都可以掌握的白話文成為官方語言、變相瓦解此前只有貴族精英才可以有的特權，這是對革命最好的「心理改革」，它讓更多人看到了所謂高高在上的那些人也都是「兩肩膀扛一個腦袋沒什麼了不起」，幹革命推翻他們也是很輕鬆的事情。

當然，在「開民智」積極一面的背後也有不少問題，自然、庶民、反抗這些烈度太大的詞提多了會讓人走形、過度個人化，覺得尊卑秩序都是發展的阻礙，五四急先鋒傅斯年就在宿舍掛了一幅「四海無家，六親不認」，後又被顧頡剛收藏，這是大家應該有的風範嗎？

從工具角度看，白話文在這一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與如今移動互聯網大爆發時代下的朋友圈、微博、自媒體又有什麼不同呢？網路的高度發展在讓所有人掌握工具的同時，是不是也每年都會冒出「父母皆禍害」等詞語以及無數「老派」人士對時代正在粗鄙化的擔憂，這些與新文化運動期間的那些爭論並沒有本質的不同。

所以，都是新形勢下的老問題，100年前的90那麼狂躁，逃不過「不是墮落就是回來」的宿命，年近不惑的韓寒也開始承認自己「退學是個錯誤」，如今網路上的90後再狂躁也會被00後拍在沙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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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子彈飛》中，張麻子給百姓們發槍、發錢打倒黃四郎之後的結局又是什麼呢？錢都發光了，沒人再願意跟他回山裡當麻匪，兄弟們自己又成了新的馬邦德與黃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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