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楊度的帝王術與袁世凱的皇帝夢
一
在湖南湘潭人楊度56年的崎嶇人世當中，有一個夜晚構成著悲劇的開端。那是1895年，他21歲，剛剛拜入近代大儒王闓運先生的門下。王愛惜這個天資奇佳而胸懷壯志的弟子，欲將平生所學傾囊相授，因此有了那一個冬夜的師生對談。王問楊度，我這裡有三種學問：功名之學、詩文之學、帝王之學，你楊皙子想學哪一種呢？功名之學，顧名思義，是為功名而求學，功名是登堂入室的最終目的，學問不過是敲門的磚石，從這門學問，不必深究聖賢的精義，不必身體力行做人的真理，功名到手，磚石盡棄，只需遵循權力場的潛規則即可。詩文之學，「乃以探求古今為學為人之真諦而設。或窮畢生之精力治一經一史，辨證糾誤，燭幽發微；或登群籍之巔峰，覽歷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或發胸中之鬱積，吟世間之真情；或記一時之穎悟，啟百代之心扉。總之，其學不以力行為終極，而以立言為本職。」而所謂帝王之學，王闓運更是說得神乎其神：
「以經學為基礎，以史學為主幹，以先秦諸子為枝，以漢魏詩文為葉，通孔孟之道，達孫吳之機，上知天文，下曉地理，集古往今來一切真才實學於一身，然後登名山大川以恢宏氣概，訪民間疾苦以充實胸臆，結天下豪傑以為援助，聯王公貴族以通聲息……斯時方具備辦大事的才能。再然後，或從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廁身廊廟，獻大計以動九重，發宏論以達天聽，參知政事，輔佐天子，做一代賢相，建千秋偉業；或冷眼旁觀朝野，尋覓非常之人，出奇謀，書妙策，乘天時，據地利，收人心，合眾力，干一番非常大業，以布衣為卿相，由書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標青史。」（見唐浩明《楊度》上部）
這一番振聾發聵之言，可謂王闓運一生的心魂所系，只是苦於無法親身踐行，或者所託非人，或者所遇非時。如今他年過古稀，好不容易覓到一個與自己氣味相投的弟子，自然不肯放過教誨的契機。而在那種激情澎湃的情境之下，又有幾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書生不會傾慕而拜服於王闓運的高論，更何況是懷有鴻鵠之志的楊度？所以，儘管王闓運提醒，這門翻雲覆雨的學問風險極大，「大德大善與大罪大惡，不過一紙之隔」，「入凌閣、上封神榜的是他們，油烹刀鋸，甚或毀家滅族的亦是他們」，既不似功名之學的穩當，又不似詩文之學的清高，但楊度還是願意「雖千萬人吾往矣」，只要能成就一番流芳千古的偉業，即便不得善終，也是毫無怨悔。正是這一次深夜暢談，師生兩人的精神契約悄然訂立。在船山書院跟隨王闓運的數載修行，使帝王之學永遠沉積於楊度的生命底處，它是明耀的光芒，更是覆滅的陰影，是促使他的後半生病入膏肓的內在痼疾。當然，那些負面的效應，要等到楊度做上憲政夢之後才見端倪。
二
根據這一段野史，我們大致可知帝王術的種子植根於楊度之心靈的時間，以及銘心刻骨的程度。現在，讓無情的時光划過衡陽船山學院數載苦讀的靜寂，而抵達1902年的日本。我們會再次見到這個叫楊度的青年，瘦長臉，雙目灼灼，風度儒雅斯文。此時的他正在東京弘文學院讀書，而這次留洋，卻是以違抗師命為代價。儘管王闓運有長者的寬仁之風，卻仍然不希望最心愛的弟子過早沉迷於西學。王氏與張之洞屬於同一代人，而他受中國傳統的羈絆則遠比後者深沉，因此推測他的中西價值觀，應該不會超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時代標尺。他對楊度此行憂心忡忡。或許，他確實先知先覺。因為正是這一次，還有1903年8月因避禍而再度飄洋過海，亡命扶桑——楊度接觸到從西方舶來的、當時至為流行的憲政思想，並將「建設中國憲政政制」奠基為一生的終極夢想。帝王術與憲政夢，從此糾結於他的靈魂，甚至構成「體用論」（哪一個是體，哪一個是用；哪一個是目的，哪一個是工具；哪一個是主幹，哪一個是枝葉）的劇烈衝撞。
楊度留學時期的東京之中國學界，可謂龍盤虎踞。論人物，有梁啟超、黃興、宋教仁、胡漢民、蔡鍔等；論報刊，有梁啟超主持的《新民叢報》，楊度和黃興主持的《遊學譯編》、《中國新報》，以及《國民報》、《浙江潮》等；此外，還有一批以通俗語言寫成的小冊子，如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宋教仁的《滅漢種策》，秦力山的《革命箴言》等。這幫先行者亦開始結社，勢力最大者，一派為主張漸進改良的康有為、梁啟超，一派為主張暴力革命的孫中山，兩派雖有共同的敵人，但仍不乏論戰，以爭奪未來中國政治的道統。楊度並不介於狹隘的派別之爭，在寫完名動一時的《湖南少年歌》之後，他從弘文學院轉到東京法政大學速成科，以便更好地研究憲政。可謂楊度一生思想之精要的長文《金鐵主義說》正是在這一期間完成。所謂「金鐵主義」，指的是一種「經濟的帝國主義」：「金者黃金，鐵者黑鐵；金者金錢，鐵者鐵炮；金者經濟，鐵者軍事。欲以中國為金國，為鐵國，變言之即為經濟國、軍事國，合為經濟戰爭國。」這種從德國傳輸的觀念，楊度自視甚高，將其與漸進派的維新救國論、激進派的革命救國論並列，是為救國的第三條道路，並立志要做中國的俾斯麥。就在這篇文章的第七節，楊度明確提到了「君主立憲」——「因內根於帝王之學，外受英國、日本君方立憲制的影響，形成君主立憲思想」。
這就是楊度。探察他在此一激變時代具體的歷史位置，我們會發覺這個湖南青年的卓爾不群。這堪稱怪異：他既不傾向維新派，儘管他與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巨子——尤其是後者（「二人相與，天下之至好也」）——都有交情，政治思路亦接近他們（當然，通過下文對他們之君主立憲思想的比照，還是能夠窺見某些根本的差異）；又不傾向孫中山代表的革命派——這裡有必要引述中國近代史上一段膾炙人口的逸事。1905年7月，楊度與孫中山相會於東京。「留學生時以楊度為有名……於是中山與楊，聚議三日夜不歇，滿漢中外，靡不備論；革保利弊，暢言無隱。」（章士釗《與黃克強相交始末》）兩人數度激烈辯難，發覺誰也說服不了誰，只好握手言和。後人記載有楊度與孫的約定：「吾主張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後日，無相妨也。」（劉成禺《世載堂雜憶》）唐浩明先生所著的三卷本《楊度》對這段逸事有著精彩的描述，雖然是小說家言，卻極能傳達當時兩人的心聲與衝突。孫中山向楊度介紹三民主義及五權憲法，楊度則回以金鐵主義。最終，兩人在落實理念——「如何建立責任政府，誰來給人民以自由」——的路徑問題上產生分歧，楊度的看法偏於保守，他認為，只要清政府同意立憲，完全可以承認它們的合法性地位，而且，中國應該施行君主立憲，而非民主立憲，因為後者在20世紀初葉的中國並不具備足夠成熟的條件——這些思想決定著楊度以下十多年的奮鬥方向。
三
同樣是1905年，清政府在與反對派的賭局上打出最後一張王牌：預備立憲，派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正是這一契機，造就了楊度從憲政理論走向憲政實踐。因為考察憲政的清朝官僚尚不知憲政的題中應有之義，他們周遊列國，花銷無數，最後為向慈禧太后交差，便想出請人捉刀代筆寫考察報告的鬼主意。當時定下兩個人選，一為梁啟超，一為楊度。但梁啟超有戊戌積恨在身，恐怕不會輕易答應干這種齷齪之事。「五大臣」委派的代表熊希齡只得遠赴東京，去做楊度的工作。好在熊與楊度是同鄉舊友，而楊度對當局的態度，較之梁啟超與孫中山等人，又要溫和一些。何況這確是他教育帝王、施展抱負的上佳時機，因此欣然接受熊所囑託的任務。後來，他大費口舌，以「借屍還魂」之喻勸服梁啟超寫下《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他則提交了兩篇論文：《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和《實行憲政程序》。這一事件對梁啟超可能沒什麼意思，但之於楊度，卻是價值非凡，他由此博得「憲政專家」的大名，並為1907年的飛黃騰達鋪設了堅實的階梯。
歷史蜿蜒至1907年，清廷下詔「仿行憲政」，在張之洞、袁世凱以「精通憲法，才堪大用」之譽的聯名奏保之下，時為布衣的楊度「任四品京堂候補，在憲政編查館行走，並任頤和園外務公所教習，為清廷權貴大臣講授憲法」，後來改任憲政編查館參議。假若他1903年的榜眼不至因罪而化為泡影，所授亦不過是六七品的芝麻官職，看來當年的「憲政專家」還是比較值錢的。不過楊度依然時運不濟，雖然成了立法者與帝王高官的老師，卻有力無處施展——清政府的立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欺騙民眾的幌子，為的是它們一家一姓之統治再苟延殘喘幾年罷了，又誰會認真聽講楊度先生的「定法治」與「開國會」等學說呢？而朝廷的腐敗成風與勾心鬥角，以及外界的誤解，更令楊度心灰意冷。
但是清朝滅亡之前的那幾年，他並非一無所得。今日回望，且拋棄意識形態的成見，我們必須承認晚清政府「預備立憲」的正面意義，它畢竟是近代中國的第一次憲政實驗，無論真心，還是假意。因此，楊度在此際的努力便值得重述。據稱，當楊度留日歸來，以政治身份參與預備立憲的盛事，時人曾寄予極高的期望，《盛京時報》為之專發社論，希望他「必能出其所學，以編成中國之完全憲法，而為實行立憲之預備」，並告誡他不要以此「為要結權貴、導引功名之具」，而要做到「上無負國家擢用之心，下無負人士希望之意」（見侯宜本《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第129頁）。1908年9月，楊度以憲政公會常務委員長的名義，發表《布告憲政公會文》，解釋清廷頒布的、均由他參與起草的《欽定憲法大綱》和《九年預備事宜年表》（見毛炳漢《困惑帝王師——楊度被傳》附錄：「楊度生平年表」）。1910年12月初，他又參與起草《新刑律》，並在資政院做相關演說，為名動一時的三大演講之一，讓「聽者神旺，記者腕疲」。
侯宜本先生指出，楊度是清朝末年如火如荼的國會請願運動的首倡者。在楊氏看來，施行君主立憲的三大健步莫過於制定憲法、建立責任內閣和召開國會，其中開國會至為重要：「惟專心竭力以求國會之早成而已。既有國會，斯不患無憲法；且必有國會，而後能有程度較高之憲法。何以故？必有國會而後國民有提議憲法、承認憲法之機關，始可以國民之意思加入於憲法範圍之內，乃可望憲法程度之高也」（見氏著《金鐵主義說》）。這讓我們想起被稱為近代中國第一個提出「君主立憲」理念的鄭觀應。之所以將此一桂冠奉於鄭氏，侯宜本認為，「首倡君主立憲的時間不應以開設議院為標準，定在19世紀70年代，而應以制定憲法為標準，定於1895年」。這則與楊度對君主立憲的以上闡釋南轅北轍。再對照民國初年的歷史，我們發現，「定憲法」，憲法照樣可以作廢為一紙空頭具文；「開國會」，國會照樣可以淪落為「賄選總統」的合法性工具（如曹錕當選總統）；乃至「建立責任內閣」，在清季變幻為臭名昭著的「皇族內閣」；在北洋時代則被一心想掌控實權的總統所架空（如唐紹儀內閣，熊希齡內閣等）。如此說來，楊度對中國憲政進程的三大指示並不實用，那麼它的出路到底在哪裡？
四
我們不必急於結論，姑且繼續引述楊度的肉身所承載的歷史。很顯然，楊度儘管入主清朝政府的高等權力層，但無論是帝王術，還是憲政夢，卻都無處施展與落實。一言以蔽之，心有餘而力不足。因此他只好潛伏爪牙忍受。終於，辛亥年的時運轉機，使中國歷史進入——借用唐德剛先生的書名——「袁氏當國」的時代。在此期間，與袁世凱交情深厚的楊度自然不會閑置。他卸下清政府的統計局長一職，便跟隨代表袁氏的唐紹儀南下與革命黨議和。等到袁氏就任中華民國的臨時總統，即聘請楊度為顧問，「出入府中無阻」。而幾次內閣部長的提名，楊度亦上榜，甚至被擬訂為熊希齡「名流內閣」的交通部長，可終因南北兩方的權力平衡而被擠下。轉請他擔任教育部長，楊度卻回答：「吾願幫忙不幫閑。」——交通部長，忙職；教育部長，閑曹。由此可見他的心志。
遺憾的是，這一時段的楊度仍舊不太得志。正如丁中江先生所述，楊度自認為是袁世凱智囊之中的頭號王牌，理應坐帝師王佐的高位，可民國開創之後的五次組閣，他始終一席未占，如最後一次的國務卿選舉，他本來抱有熱切的期望，誰知袁氏卻指定了前朝遺老徐世昌，這則令他胸中意難平。而其時的憲政建設，更是一塌糊塗。總統與內閣的權力之爭，中央與地方的利益之爭，袁世凱與同盟會（國民黨）的互相攻擊，還有國家勢力的高壓與利誘等，使得新建的中華民國籠罩於舉步維艱的陰影之下，以至某些人竟然開始懷念起前朝的專制政體。這正為從共和返歸帝制開啟了一道寬闊的切口。而在此際，楊度的思想並沒有跟隨革命黨的槍聲走向共和，他依然是君主立憲思想的鐵杆擁躉。同時，一直未受重用的他，必須等待更大的政治變動爆發，方可能東山再起。所以當袁世凱想做皇帝的消息傳來，楊度是十分興奮，後來亦是最為積極的。頭腦發熱之際，帝王術徹底壓倒憲政夢，他的眼睛只看見「君主立憲」這塊金字招牌的前一半。
為了給袁氏稱帝推波助瀾，鼓雜訊勢，楊度聯合嚴復、劉師培、孫毓筠等人組織號稱「研究國體之團體」的籌安會，並自任會首，其研討話題為「共和政體適用於中國與否」。儘管披著學理的羊皮，但世人皆知這幫吹鼓手的意圖。天津《廣智報》發表諷刺漫畫《走狗圖》，暗指籌安「六君子」為袁世凱的走狗，可他們卻欣然納之，不知悔改。就在此前，楊度寫成萬餘言的名作《君憲救國論》，以問答形式，探悉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的必要。在一位友邦人士眼中：「這份文檔，部分吸收了現代世界的事實，但依然徹底保留了其反動性與邏輯混亂。它作為典型中國智慧的工作方式的一個生動例證，是如此顯著，以至於我們不得不予以特別的關注。……它包含了理解古老中國智慧的所有基本元素，這些至今尚沒有被完全摧毀。從文學的立場看，它也同樣頗有價值，因為它是如此質樸。雖然它牽涉的是一個像中國這樣的遙遠地區，但它對現代政治理念的處理是如此古怪，它對學科研究的回擊又是如此尖銳。」（見帕特南?威爾《帝國夢靨——亂世袁世凱》，第111頁）
《君憲救國論》分上、中、下三篇。楊度託名虎公，向客人闡述「非立憲不足以救中國，非君主不足以成立憲。立憲則有一定法制，君主則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謂定於一也」。上篇論證「欲求憲政，先求君主」，即在今日之中國，君主立憲製作為過渡手段的必要與必然；中篇抨擊民國實行的共和觀與總統制的缺憾，以及，作者預測，如果中國的政制如此一意孤行，那麼前景將「令人駭痛」；下篇提出「假立憲，必成真革命」，批評清廷預備立憲的虛偽，認為必須遵行真正的君主立憲，「正當則國安，誠實則民信」——「政府所頒，一字即有一字之效力，乃為憲政實行」。這裡擇要錄其言論：
「客曰：何謂欲為立憲國無望？虎公曰：共和政治，必須多數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識，於是以人民為主體，而所謂大總統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託以治公共事業之機關耳，今日舉甲，明日舉乙，皆無不可，所變者治國之政策耳，無所謂安危治亂問題也。中國程度何能言此？多數人民，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驟與專制君主相離而入於共和，則以為此後無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梟桀者，則以為人人可為大總統，即我亦應享此權利，選舉不可得，則舉兵以爭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證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遠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無論誰為元首，欲求統一行政，國內治安，除用專制，別無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張立憲者，無不反而主張專制。今總統制實行矣，雖有《約法》及各會議機關，似亦近於立憲，然而立憲者其形式，專制者其精神也。議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憲，不知近四年中，設非政府採用專制精神，則中國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國之共和，非專制不能治也。變詞言之，即曰：中國之共和，非立憲所能治也。因立憲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決不能成立憲……」
「客曰：如子所言，強國無望，富國無望，欲為立憲國亦無望，誠哉，除亡國無他途矣！然豈遂無救亡之術乎？虎公曰：平言之，則富強立憲之無望，皆由於共和；申言之，則富強無望，由於立憲無望，立憲無望，由於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何以故？蓋求富強，先求立憲，欲求立憲，先求君主故也。……客曰：何謂欲求立憲，先求君主？虎公曰：法、美皆為共和，亦復皆行憲政，則於中國共和國體之下，實行憲政，胡不可者？而必謂改為君主乃能立憲，此說無乃不經？然試問法、美人民有舉兵以爭大總統之事乎？人人知其無也。又試問何以彼無而我有乎？此人民程度不及法、美之明證也。惟其如此，故非如今日專制之共和，無術可以定亂。夫憲政者，求治之具也，乃中國將來競爭大總統之戰亂，不知已於何時？後來之事，思之膽寒，方備亂之不遑，而何有於致治？故非先除此競爭元首之弊，國家永無安寧之日。計惟有易大總統為君主，使一國元首，立於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
以上是楊度對君主立憲論的正面論證，下面再引用一段他對民國共和制的批駁，以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為靶心：
「客曰：清室之事則然矣，民國元、二年中有《約法》、有內閣，有議會，似亦實行憲政，然國會之力萬能，政府動皆違法，叫囂紛擾，舉國騷然，此種憲政，設令長存，國家亦豈有不亡之理？今子猶談憲政，國人已覺聞此名詞而生戒懼，是亦不可以已乎？虎公曰：民國立憲之機，操於民黨，民黨之所謂立憲，亦非立憲也，不過借立憲之手法，以達革命之目的而已。予於民國元、二年中，每遇革命黨人，與之論政，亦多謂非用專制不能統一者，是明知中國程度決不能行極端之民權，乃所議《約法》，輒與相反，是明知之而故違之也，果何故歟？且即以初次《約法》而論，其施行於南京政府時代者，尚在情理之中，因參議院將移北方，乃臨時加入內閣等制，及種種限制政府條文。及至後來，國會即據此以束縛政府之一切行動，又何故歟？豈真心醉共和，欲行程度極高之憲政乎？非也，不過欲以此削減政府之權力，使之不能統一全國，以為彼等革命之預備耳。合前後而觀之，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起，以至湖口起事之日止，一切行為，皆此目的耳。不知者謂此為彼等立憲之宗旨，其知者謂此為彼等革命之手法。人並未欲立憲，則但欲革命，而我乃以立憲誣之，並以此誣憲政，不亦冤乎！若雲裡面雖為革命手法，表面仍為立憲宗旨，究竟不能不謂為立憲，且不能不謂立憲之足以釀亂；不知此又非立憲之咎，而共和之咎也！設非共和，何能借口民權，定成此種《約法》；又何能以一國《約法》，全由民黨任意而成？更何能即借《約法》以預備革命，為競爭大總統之地乎？議者不咎根本之共和，而咎枝葉之憲政，是不知本之論也。予嘗謂中國之共和，非專制不可，由此以談，尚何憲法、約法之足言乎？議初次《約法》者，亦非不知此義，不過知之而故為之耳。故予謂民黨所謂立憲，亦非立憲也，不過借立憲之手法，以達革命之目的而己，其功用與清室之立憲正同，所異者清室為他人預備革自己之命，民黨自己預備革他人之命而已。」
楊度此文，深得袁氏父子擊節嘉賞，袁世凱讀畢感慨：「真乃曠代逸才也。」隨後親自題寫「曠代逸才」四個大字相贈，一時風光無限。只是楊度們的努力並沒有挽救專屬袁氏一家一姓的洪憲王朝的衰亡命運。袁世凱稱帝的醜聞一經傳出，立刻激起全國浩蕩如潮的反對聲。楊度的昔日好友當中，先是梁啟超發表反對帝制的雄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枝筆抵得上三千毛瑟槍；接著蔡鍔潛逃出京，回到雲南老巢便宣布該省獨立，拉起軍隊討伐袁世凱，其後各省紛紛宣稱脫離袁氏的統治。偌大一個中華帝國，瞬間分崩離析。袁世凱儘管回頭是岸，趕忙撤消帝制，卻已不能止息群雄四起的干戈。不久之後，他便因重病一命嗚呼，據說臨終前曾有「楊度誤我」之言。而楊度百口難辯，只得在給袁氏的輓聯之中一抒鬱積胸腔的塊壘：
共和誤民國？民國誤共和？百世而後，再平是獄。
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泉之下，三複斯言。
後人用「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兩個反問為楊度開脫，認為他只是利欲熏心，一時受騙於袁世凱的蠱惑，他的思想與袁氏的主張仍有不小的差距。而這一場風波，卻將楊度牢牢釘上「帝制禍首」的恥辱柱，名列通緝案第一。他無法認可自己的罪孽之深，但亦就此開始反省這些年所跋涉的艱辛道途。當他還未從政治失意、經濟困頓的境地走出，又傳來恩師王闓運病故的噩耗，悲傷之餘，他提筆寫下這樣一副輓聯：
曠代聖人才，試以逍遙通世法。
平生帝王學，只今顛沛愧師承。
——即便在這個時候，他對帝王之學還是念茲在茲。可是接下來的張勳復辟卻使他真正清醒過來。君憲不過是人們爭權奪利的把戲，在英國、德國都是好東西，移植到中國卻變成洪水猛獸。楊度自認為看透了這些。因而對於這場復辟的鬧劇，他不顧張勳曾經在他落魄之時有過接濟的恩情，毅然發表《反對張勳復辟公電》——名為公電，實則為一份洗冤聲辯的個人剖白——直指張勳與康有為：
「兩公向以復辟主義聞於國中，此次實際進行，度以不自由之身，雖與事實毫無助力，然平生信仰君主立憲，故於兩公宗旨亦表贊同。惟嘗審慎思維，覺由共和改為君主，勢本等於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進化之精神行之，始可吸中外之同情，求國人之共諒，且宜使舉世皆知為求一國之治安，不為一姓圖恢復。至於私人厲害問題，庶幾可望成功。而公等於復辟之初，不稱中華帝國，而稱大清帝國，其誤一也；陽曆斷不可改，衣冠跪拜斷不可復。仍皆貿然行之，其誤二也；設官遍地，以慰利祿之徒，而憲政如何進行，轉以為後，其誤三也；設官則惟取守舊，腐朽穢爛，如陳列屍，其誤四也。凡所設施，皆前清末葉不敢為而乃行之於今日共和之後，與君主立憲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禍國家，並禍清室，實為義不敢為。……蓋無程序之共和國如群兒弄火，而無意識之復辟又如拳匪之扶清，兩害相權，實猶較緩……」
楊度以身說法，加重了這一公電的分量。將此與早前的《君憲救國論》對照勘讀，便可以發覺楊度態度的轉變並非出於本心——在他心底，仍然對君主立憲持有高度的認同，至少不會低於民主立憲。首先他認為，作為政體的立憲與專制，才是國家的實質；至於作為國體的民主或君主，只是國家的形式而已（這一看法是楊度與孫中山在日本爭論之時所言，後來袁世凱欲稱帝，楊度徵詢梁啟超的意見，梁亦如此託詞：「吾生平所研究者，乃政體而非國體。」——以此可見時人的心態）。其次，他將中國適合君主立憲而不是民主立憲的最大原因，在《君憲救國論》一文，歸結為中國民眾的素質低下，無法實現人人當家作主（如上述：「多數人民，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如今反對張勳和康有為的復辟行動，他開出的四點理由，儘管相當冠冕堂皇，但惟有第三點觸及要害，其它則語焉不詳。而且他絲毫不願意承認民眾對君主立憲的反感與對民主共和的熱情，更別提他們日漸成熟的自覺精神與維權意識。而君主立憲在中國之所以三度慘敗，楊度則歸之於「時機」，用他後來的詩歌作為解說：「天時人事幾沉吟，也是當時得失林。千古英雄成事訣，只因機會更無心。」既然人終不可勝天，何必再執迷不悟？於是，「自幸布衣無際會，不妨勞作武鄉侯。」在《反對張勳復辟公電》結尾，楊度沉痛聲明：
「……所可痛者，神聖之君主立憲，經此次之犧牲，永無再見之日。度傷心絕望，更無救國之方，從此披髮入山，不願再聞世事。」
這裡的意思很明白，至少在楊度個人眼中，君主立憲依然是救國的最佳藥方，只是生不逢時，風雲無法齊聚會，致使這一觀念無奈擱淺。而他的聲名和抱負，也將隨著君主立憲在中國的終結而付諸流水。他願從此埋頭佛學，不理亂世煙塵。佛家有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楊度真的能夠放下那青春時節就開始生根發芽的帝王術與憲政夢嗎？「成是侯王敗匹夫，到頭歸宿總丘墟。帝師王佐都拋卻，換得清閑釣五湖。」晚年的詩歌，流淌的不是洒脫，而是憤懣。這讓我想起一個笑話：「老和尚攜小和尚遊方，途遇一條河，見一女子正想過河，卻又不敢過。犯難之際，老和尚便主動背該女子趟過了河，然後放下女子，與小和尚繼續趕路。小和尚不禁一路嘀咕：師父怎麼了？竟敢背一女子過河？一路走，一路想，最後終於忍不住了，說：師父，你犯戒了？怎麼背了女人？老和尚嘆道：我早已放下，你卻還放不下。」——楊度與王闓運，正對應著小和尚與老和尚。王闓運深知，帝王之學必需有逍遙（老莊）之學做補充調劑，才不至於走入暴虐的死胡同。「世事可為則奉行帝王之學，世事不可為則奉行逍遙之學。」可以說這是中國人的傳統智慧，那麼王闓運確實是大智慧之人，他的平生際遇之複雜，並不遜色於楊度，但他始終能拿得起放得下，真正的舉重若輕。而楊度則不然。老和尚背負的「女子」（帝王術）一直讓他念念不忘，成為他的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這是他的悲劇，更是那一代憲政人的悲劇。
五
這裡我們將插入楊度與時人之思想觀念的對比評傳。民國前後，鼓吹君主立憲最為得力者，其實應該首推康有為和梁啟超師徒，作為歷史後學的楊度則等而下之。但翻檢康氏文本，我必須要認同侯宜本先生的一個說法：康聖人的君主立憲理念，與同時代人比較，並不像他的大同烏托邦構想那樣創舉多多，而只是人云亦云（他反覆強調的只是君憲與民憲區別甚微，說二者皆「為立憲政治，民有議院政治則同」。「若立憲，君主既已無權，亦與民主等耳。」「民之實權不可失，故必求之；君主、民主之虛位，無關要事，則可聽之。」）。他重在踐履，卻非思想。從戊戌變法前夕開始，直到1926年病逝於青島，康有為一直是四處煽風點火，先保光緒，後保宣統，力促近現代中國走向君主立憲政體（這裡寄託著他對光緒皇帝——後來擴大到整個愛新覺羅家族——識拔他於凡塵的感恩之心，本質上，康氏畢竟是儒生）。但康的命運之崎嶇，則遠過於楊度。在他的前半生，清朝的政治大廈將傾未傾之際，他宣揚「君主立憲」，被清政府當權派斥之為「保中國不保大清」；後半生，孫中山的革命思潮蓬勃興起，愛新覺羅的統治危在旦夕，康再宣揚「君主立憲」，則被革命派斥之為「保大清不保中國」——如蕭公權撰《中國政治思想史》，即認為「康氏以立憲為保皇之手段，故其所號召者為假民權」。這一觀點在後來的《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一書中得以修正。
然而康有為自身亦是有過修正的。如他1917年自謂：「仆戊戌以來，主持君主立憲；自辛亥以來，主持虛君共和。」兩種制度的主要不同在於，「君憲乃君主雖受制於憲法仍有實權，而虛君則無任何權力」（見蕭公權《近代中國與新世界》217頁）。但康氏此說並不確切，甚至，苛刻一點地說，他自己都沒有弄清楚他所談論的兩種概念的差別。我們可以這樣歸納他的思想轉變，民國以前，他主張日本式的君主立憲，君為實君，有絕對權力；民國以後，他主張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君為虛君，無絲毫權力。這種改變來自於中國民主勢力之消長的衝擊。而在國體，康有為一生都對「君主」念念不忘（如籌建保皇會，鼓動張勳復辟，晚年拜謁宣統，寫謝恩折等），而對共和滿腹牢騷。或許在他看來，處於「據亂世」的中國，必須以君主立憲為過渡，才能進入「昇平世」的民主共和。
這種對過渡時代的判定，梁啟超接受過，孫中山亦接受過。後者發展成為憲政的三階段論，以軍政、訓政為過渡的橋樑。而前者，卻與其師不同，他在主張君主立憲的開初，就定性為「虛君」，而且這個「虛君」無須懸置太長的時間，等時代過渡（民智進化）完畢，君權就消弭不見，民權則一統江湖。無疑，中國近現代政治史上，梁啟超是當之無愧的闡釋「君主立憲論」的大家。如他寫於1901年6月的《立憲法議》，既一針見血地指明立憲與民權的關係：「故苟無民權，則雖有至良極美之憲法，亦不過一紙空文，毫無補濟，其事至易明也」；又成功預言了數年以後清廷預備立憲的步驟：
一、首請皇上渙降明詔，普告臣民，定中國為君主立憲之帝國，萬世不替。
次二、宜派重臣三人，遊歷歐洲各國及美國、日本，考其憲法之同異得失，何者宜於中國，何者當增，何者當棄。帶領通曉英、法、德、日語言文字之隨員十餘人同往，其人必須有學識，不徒解方言者，並許隨時向各國聘請通人以為參贊，以一年差滿回國（又此次所派考察憲法之重臣隨員，宜並各種法律如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之類皆悉心考究）。
次三、所派之員既歸，即當開一立法局於宮中，草定憲法，隨時進呈御覽。
次四、各國憲法原文及解釋憲法之名著，當由立法局譯出，頒布天下，使國民咸知其來由，亦得增長學識，以為獻替之助。
次五、草稿既成，未即以為定本，先頒之於官報局，令全國士民皆得辨難討論，或著書，或登新聞紙，或演說，或上書於立法局，逐條析辯，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後損益制定之。定本既頒，則以後非經全國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憲法。
次六、自下詔定政體之日始，以二十年為實行憲法之期。
——只是作為先行者的梁啟超是那般悲觀。「立憲政體者，必民智稍開而後能行之」，他以為中國民智的開放需要二十年來過渡。保守的清政府卻能開出十年的期限。兩廂映照，夫復何言？值得玩味的是，儘管梁氏的預期更長，但他對清廷的預備立憲卻未抱分毫希望——這也正是我將康梁劃作維新派，以別於代表既得利益者的立憲派的原由之一：「此度改革，不饜吾儕之望，固無待言。雖然，又當思此度之動機果發自何所乎？不過一二人偶以其遊歷所耳食者，歸而姑嘗試之耳，若國民則全未有厝意於此。……故望此次改革之有大效，實無有是處，而因此此改革之無效而失望，益無有是處也。」
我們再重點談一下樑氏的另一篇論君主立憲的文本：「政治學學理摭言」。正是此文充分論證了中國的立憲必須是君主立憲，同時必須是虛君立憲。為什麼要君主，儘管只是個無意義的擺設（「立憲國之君主，其為虛器也章章矣。顧猶懸茲而勿革何為也」）？梁啟超回答：「過渡時代實然。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固百世之大經也。雖然，諸民族之性質境遇，萬有不齊，有宜於民主者，有未能遽宜於民主者。既未宜焉，則君固不可以不立，君既立矣，則欲其安而不危也，欲其治而不亂也，舍此將奚以哉？況責任大臣之制，有時固更優於民主者乎！」——還可以補充說，由專制君主制，直接跳往民主共和制，好比一個人吃中國大餅太久，換口味而開始吃歐洲三明治，這麼大的幅度，未必一蹶就行適應，不如選一個緩衝地帶，先吃一段時間叫「君主立憲」的日本料理。
如此，為什麼要虛君？梁啟超回答得簡明扼要：「君主無責任也，君主神聖不可侵犯也，二者蓋異名同實也。惟其無責任，故可以不侵犯；惟其不可侵犯；故不可以有責任。」這個論斷備受後世憲政人的推崇，將其與英國《權利法案》奠定的「國王統而不治」、「國王不能為非」的憲政慣例並提，足以肯定梁氏的政治智慧。再深究下去，「保留君主意味著承認神權或天道的超驗傳統，但限制君權又意味著民意對代表權柄的否定。如果君權真是來自於天，民意將憑藉什麼理由去加以限制呢？所以君憲的實質還是以民意為本的，『天道』的沿襲不過是一種經驗主義傳統的歷史象徵和政治儀式，以及超驗主義的個人價值源泉的證據。……（虛君共和政體）表面上看是對政治的超驗權柄的接納，事實上反映出立憲主義的經驗主義智慧。」（見王怡《憲政主義：觀念與制度的轉捩》，第99頁）
而梁啟超一向善於以「今日之我」戰勝「昨日之我」，他的一生，就構成一部近現代中國轉型史，幾乎包涵這一時段的各種流行學說。如他先接納虛君立憲，後來則改宗共和。在駁斥楊度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矛頭直指君主立憲思想，而批判的力度更是兇悍異常：「然則今之標立憲主義，以為國體論之護符者，除非其於立憲二字，別有解釋，則吾不敢言。夫前清末葉，則固自謂立憲矣，試問論者能承認否？且吾欲問論者挾何券約，敢保證國體一變之後，而憲政即可實行而無障？如其不然，則仍是單純之君主論，非君主立憲論也。既非君主立憲，則其為君主專制，自無待言。不忍於共和之敝，而欲以君主專制代之，謂為良圖，實所未解。今在共和國體之下，而暫行專制，其中有種種不得已之理由，犯眾謗以行之，尚能為天下所共諒；今如論者所規畫，欲以立憲政體與君主國體為交換條件，使其說果行，則當國體改定伊始，勢必且以實行立憲宣示國民，宣示以後，萬一現今所謂種種不得已之理由者依然存在，為應彼時時勢之要求起見，又不得不仍行專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復為元首諒矣！夫外蒙立憲之名而內行非立憲之實，此前清之所以崩頹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論者其念諸！」
我以為梁啟超對「虛君立憲」的詮釋，與後來的宋教仁不遺餘力地呼籲議會政治和政黨內閣，一同代表著當時的憲政人領悟憲政之精髓的至高水準。而他們兩人的觀念亦有相通之處，那就是弱化國家元首——無論皇帝、還是總統——手中的權柄，加強對他們的約束。無疑，這種做法在過渡時代，難以找到市場。彼時流行的還是楊度的憲政觀：期盼一個卡理斯瑪型的強力君主的誕生：「若謂立憲之制，君主不負責任，必非開創英主所能甘，是則終無立憲之望。」這種英主在國外比比皆是：「威廉第一、明治天皇乃德、日二國之開創英主也。」對英主或獨夫的倚賴，加上對民眾之智的鄙棄，構成了楊度君主立憲論的核心，同時正是他的理論的致命缺陷。
對比康有為、梁啟超，我們可以這樣總結楊度的立憲觀念：正如下文所要詮釋的那樣，楊度相當重視法治的力量，在他心中，憲法仍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無論君主擁有多麼廣闊的權力，都不能觸犯憲法之權威。這一點，梁啟超同樣有所洞察：「憲法者何物也？立萬世不易之憲典，而一國之人，無論為君主、為官吏、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為國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後無論出何令，更何法，百變而不許離其宗者也。」但是楊度不及梁氏的是：他只把握到憲政的部分要素，而對另一些重要的零件，如分權機制（見梁啟超《論立法權》），民權的正當性（見梁啟超《立憲法議》）等，卻均為他所遺忘。很可能是他自身的權力欲過重，而看不出分權的必要；他的帝王術是「術」而不是「道」，缺乏對民意的尊重；更不必說將保障個體自由作為憲政的終極目標，這點連梁啟超都無法企及。以上種種理念的缺憾，導致了楊度向袁世凱的帝制荒唐夢的投懷送抱，雖然他可以辯解道，袁氏曲解了他的君憲論。但他絕對不是治療國家的醫生，而是遊盪其間的病菌。
六
楊度1931年去世之前，為自己寫好輓聯：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過去事；
醫民救國，繼起自有後來人。
楊度的願望太過美好。帝王之學，在任何時代——甚或在任何國家，不過換了個名稱而已，依照王學泰先生的說法，在中國叫「帝王術」，在西方叫「馬基雅維里主義」（他還總結了司馬遷心目中的「帝王術」，包含以下諸方面：一，進取不由正道；二，所推行的學說未必為他所相信，即挾持浮說；三，重術不重德；四，刻薄寡恩。這些描述說明「帝王術」完全是一種工具理性，沒有終極關懷。見王學泰《洪憲鬧劇·楊度·帝王術》）——都不可能成為「過去事」。每個「後來人」的腦袋裡都有馬基雅維里播撒的因子。當他們坐上權力的龍椅，每個人都有成為暴君的可能。正是因此，才需要憲政制度加以規範：普遍民意以立法，三權分立以分權，法治至上以守法，違憲審查以警世，新聞自由以監督……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憲政就是帝王術的敵人。楊度想集二者於一身，最終怎能不自我膨脹而走火入魔？幸好他的腦袋足夠靈光，又及時退身，否則最終將淪為權力鬥爭的炮灰，以身殉志。
從表面上看，君主立憲，甚至惟有君主立憲，才可以將帝王術與憲政夢結合在一起：無君主，則無法成就帝王師；無立憲，則無法圓滿憲政夢。弔詭的是，二者之間又確實存在勢不兩立的衝突。一面是對權力的追逐，一面是對權力的限定，最終哪個獲勝呢？在楊度的一生，似乎帝王術佔據上風。這或許正是古老的專制中國向現代的憲政國家轉型之艱難的一重表現。第一代憲政人，多半都遭遇過權力與理念的劇烈矛盾，如胡漢民對康有為的評論，更為生動形象地指明康氏與楊度等古典知識分子的精神痼疾：
「……（戊戌變法中）康有為的議論卻比從前退縮幾分。從前講立憲，就是君主立憲，也須開個議院。前時因為草茅新進，官職不高，或者立憲條陳，被一封諭旨弄個貴族議員，豈不是非常榮耀？及特旨召見，指日可以大用，變法之際要用他多少條陳，他是新政要人，何患不得大位？萬一他把握政府的權柄，卻被議院監督住他，豈不是好些不便？萬一朝家錯會了意，以為康有為意在立法，正要使他做議員，那時豈不抱屈？豈不辜負了非常的知遇？因此康有為的議論變了，以為實在連議院都可以不必開，憲法可以不定，有這般一個好皇帝，但求變法就夠了。諸君但試記康有為駁建立議院的文章系在中進士及蒙召見之後，便可知康有為的心事。」（《民報》第一號，轉引自張建偉《溫故戊戌年》）
但是能不能說，帝王之學與憲政之學必然勢同水火，沒有半絲調和的可能？同樣很難回答。因為我們必須承認以下幾點事實：帝王術儘管名聲不佳，但作為馳騁政治沙場的利器，千百年來一直為人類樂此不彼，可以斷言，只要有人，有政治，就一定有帝王術的流行。而帝王術常常被當成工具，一旦賦予它高尚的價值理性，勢必會為人類帶來福音——最偉大的帝王術，就是為國家立法；從帝王之學的政治人，更應該以成為一個偉大的立法者而期許。這就要說到憲政。我們都知道，憲政不是天上自動掉下來的餡餅，憲政之花的綻放，需要一國之民無以計數的汗水、淚水乃至血水來澆注，更需要有人敢為天下先，立志做那制度的設計與踐行之艱苦工作。立法者的光芒便顯現於此——為中國之憲政造法，正是楊度等憲政人的夢想。
楊度一直強調法治的意義。即使在《君憲救國論》這樣的適時之作中，他也如是立論：
「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以外之行動，人事有變，而法制不變；賢者不能逾法律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為惡，國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為之主體，則政府永遠有善政而無惡政，病民者日見其少，利民者日見其多，國中一切事業，皆得自然發達，逐年遞進，循此以至於無窮，欲國之不富不強，烏可得乎？」
據說梁啟超讀到這一段，「深嘆其於立憲精義，能一語道破。惟吾欲問楊氏所長之籌安會，為法律內之行動耶？抑法律外之行動耶？楊氏賢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為惡，然得毋已逾法律以為善耶？嗚呼！以昌言君憲之人，而行動若此，其所謂君憲者，從可想耳，而君憲之前途，亦從可想耳。」（見梁啟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
為法律內之行動耶？抑法律外之行動耶？梁任公一語中的。這就是楊度的帝王術的軟肋。當帝王術逾越了法律的界限，即是憲政的最大敵人。楊度鼓吹君主立憲，但他是否想到，他的帝王之學的對象，即那些君主，一旦主掌至上的權柄，是否還會在乎法律，遵行憲政？袁世凱早有無視《中國民國臨時約法》之前例，楊度還準備重蹈覆轍？如果不是這樣，那麼他之所求，便不是中國之憲政，而是一己之私利。青年的憲政夢，早被帝王術消解為一地雞毛。這使我想起陳灨一所著《睇向齋隨筆》記載的一則札記：袁世凱為參政院所選參政，共分九類，其中楊度赫然在列，但他沒有被歸之於「法學類」，而是「名士類」，可見時人對他的印象，以及他自己的處境——或許，被帝王術刺激得雄心勃勃的他，並不以此為尷尬。
中國憲政雖然經受百年風雨的吹打，卻至今未成。其原由多多，但不可否認，那些懷揣帝王術，並企望成為帝王師——乃至黃袍加身的帝王——的野心家，正是阻礙中國走向憲政國家的最險峻的絆腳石。所以我堅持認為，楊度的悲劇，是第一代憲政人的悲劇，是整個中國的悲劇。他們遠遠沒有認識到，做一個優秀的立法者是何等艱難，如托克維爾所言，立法者至多只能改變他駕馭之船的方向，卻改變不了船舶的結構，他既不能呼風喚雨，又不能使腳下的海洋風平浪靜。而一個偉大的立法者，不僅要為國家與民族建設完好的憲政制度，更要作為憲政最忠實的守護神。當然，這樣的要求，對於剛剛「開眼看世界」的楊度，已經是苛責。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們所處的時代，不但要呼喚富有智慧的立法者，更要注意到，人民，惟有人民，才能為萬世立法，他們不僅控制著憲政航船的方向，更能改造它的結構，甚至能重新製造一首體質更為堅實而寬曠的新船。正是基於對這一真理的激賞與嚮往，這篇評論楊度的文章將以美國大法官倫尼德·漢德的一段名言作為結語，儘管有些不倫不類——漢德十分反感受柏拉圖式的監護人（這比帝王師更勝一籌，直接高升為「哲人王」）的統治，而憧憬於一個人人都具有「公民創製權」（瓦茨拉夫·哈維爾語）的社會：
在那裡，至少從理論上說，我對公共論題的趨勢擁有部分的了解。當然我知道，要相信我的選票真能決定什麼，這只是幻想；但是當我參加民主投票，覺得我們都在從事著一種共同的事業，對此我就有一種滿足感。如果你反駁我，說即使羊群中的羊也許會具有同樣的感覺；那我的回答會想聖·弗朗西斯一樣：「我的兄弟啊，我願當那頭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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