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中的「官辦與民辦」

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務運動，又稱「同光新政」（同治到光緒年間的新政），或「自強運動」。

洋務運動是1840年中國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搖搖欲墜，外受各國列強欺辱，內受太平天國運動擠壓，倒逼自認為「天朝上國」、「華尊夷卑」的滿清政府不得不進行的經濟改革。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體制內的一些有遠見、有能力的高級幹部，主張大力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創辦新式工業，培養新型人才，訓練新式軍隊，以拯救垂危，追求富強，所以史稱「新政」或「自強」。

當然，晚清洋務運動在教科書給我們的觀點就是：買辦、賣國、鎮壓人民起義。歷史學家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說，洋務運動的後果，一是加深了中國的殖民化，二是加深了人民的災難，三是加深了滿漢統治階級的裂痕。還有些著作更狠的評價是：反動的，賣國的並以軍事為中心的運動。但我們不能否認的是事實是，洋務運動，是中國第一次工業化的發端，中國近代工業起步從此起步，社會各方面發生了深刻變化，對於推動當時中國的發展，居功至偉，是抹殺不了的。

在整個洋務運動之中，關於官辦與民辦之爭也是從不間斷。清政府以及洋務派一些大員的毛病，是死抱著國有制。

比較突出的是張之洞。1890年，他擔任湖廣總督，開始籌辦漢陽鐵廠，竟聲明「非為牟利起見」。不「牟利」，自然就不重視價值規律，不按市場規則辦事。他把經營企業的明星盛宣懷請來協助，盛宣懷主張招股商辦，張之洞說什麼也不同意，堅決主張官本官辦。其實他的心思，就是想把廠子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任意處置。首先在選址上出了問題。盛宣懷建議把廠設在黃石，煤礦、錳礦都在進出自然能夠節約，張之洞就是不聽。張之洞決意把工廠設在武漢，何況是均需逆流而上長途運輸，費時費資。之後鬧過的一些笑話直到現代社會中仍層出不窮。他電駐英公使薛福成購鍊鋼廠機爐，英國梯賽特工廠廠主回答說：「欲辦鋼廠，必先將所有之鐵、石、煤、焦寄廠化驗，然後知煤鐵之質地如何，可以煉何種之鋼，即以何樣之爐，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未可冒昧從事。」張之洞大言曰：「以中國之大，何所不有，豈必先覓煤鐵而後購機爐？但照英國所用者購辦一分可耳。」英國廠主只得從命。結果，機爐設在漢陽，鐵用大冶的，煤用馬鞍山的。馬鞍山的煤，灰礦並重，不能煉焦，不得已只好從德國購焦炭數千噸。光緒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890—1896年），耗資560萬兩，還沒有煉成鋼。後改用江西萍鄉的煤，製成的鋼太脆易裂。張之洞才知道他所購的機爐採用酸性配置，不能去磷，鋼含磷太多，便易脆裂。於是又向日本借款300萬元，將原來的機爐改用鹼性配置的機爐，才制出優質的馬丁鋼。

其次，把一大堆完全不懂鋼鐵生產的候補知縣之類派到工廠當頭，大小領導崗位都由官員充任，惡鬥成風，營私舞弊，貪污浪費，上演官場全武行。結果效益奇低，虧損巨大。

盛宣懷曾經這樣概括張之洞的「企業管理」：「香帥(張之洞）躬親細務，忽而細心，錙銖必較；忽而大度，浪擲萬金。忽而急如星火，立刻責成忽而置若罔聞，延擱數月。一切用人用款皆躬親其權。」

還有當時在雲南開辦的雲南銅礦，也犯這個毛病，導致失敗。一個叫錫珍的人給軍機處上的摺子，指陳礦務成敗，頗能擊中要害。他說：

歷年試辦開礦，率少成效，何也?蓋由官辦不由商辦也。事經官辦，積習難除。繁費既多，虧挪不免、或兼攝他務，不能專一，派員經理，漫不經心，何能持久？

他對辦礦務提出的建議是：

招商集股，發票收銀，官不過問，但將清冊具報，如何付利，如何歸本，較若畫一，不得參差。有舞弊者，官為懲治。盈之與虧，商自任之。必能辛苦經營，眾擎易舉。如是，庶可以工榷算，致精良，節浮費，審實效，亦公私兩便之道也。

他警告說：

官獨專其事權，則弊多而利少。故不如令商任其事而考其成，以期有利無弊，風氣亦可以新開矣。

但在官辦和民辦的問題上，同是改革派的李鴻章就是個明白人。他在上海興辦的輪船招商局，引進競爭觀念，於1872年招致辦理海運多年的朱其昂商議試辦新式航業，1873年1月在上海成立輪船招商局，規定官督商辦，招商集股，後來由軍工企業轉向兼辦民用企業，並且賺了錢，一些官員紅了眼，一再要求收歸國有。李鴻章生前堅決抵制，在總理衙門支持下，總算維持官督商辦，算是戴著「紅帽子」經營。李鴻章去世之後，輪船招商局被袁世凱收回官辦，連連虧損，不得不賣掉幾個碼頭，光緒、慈禧去世，袁世凱一度下台，盛宣懷經過力爭，才將輪船招商局又改為商辦。

清政府垮台的近因之一，就與"國有"相關。先是，清政府批准粵漢、川漢鐵路民辦，人股民眾甚多。然而，到1911年5月，先前一直力挺民辦的盛宣懷就任郵傳部尚書(部長)，當了官，立場發生180度大轉彎，他代表清政府悍然宣布「鐵路幹線國有」。老百姓痛恨滿清政府說話不算話，設套圈錢，群起反對，「保路運動」於是興起，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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