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昌帶你看展覽 | 湘博開年首展！50家博物館共同打造「13-16世紀中國與義大利的跨文化交流」

原標題：雅昌帶你看展覽 | 湘博開年首展！50家博物館共同打造「13-16世紀中國與義大利的跨文化交流」

由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李軍教授擔任主策展人，湖南省博物館原館長、研究員陳建明，副館長陳敘良為策展人的湖南省博物館2018開年原創大展「在最遙遠的地方尋找故鄉——13-16世紀中國與義大利的跨文化交流」於2018年1月27日至4月30日在湖南省博物館展出。

本次展覽挑選了國內來自湖南省博物館、首都博物館、內蒙古博物院、廣東省博物館、國家博物館等22家博物館的展品，和國外來自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義大利烏菲齊美術館、羅馬國家博物館、錫耶納國立美術館等在內的26家博物館的250餘件(組)精品，以跨文化的視野，通過還原義大利文藝復興藝術中的中國元素，以及中國藝術中的西方影響，講述了13-16世紀中國與義大利之間不絕於縷的交流故事。

展出展品包含羅馬女神鵰塑、龐貝壁畫、喬托畫作、馬可·波羅遺囑原件、馬可·波羅遊記的中世紀抄本、安布羅喬·洛倫采蒂風景畫、14世紀威尼斯著名畫家保羅·委內吉亞諾畫作、楓丹白露畫派《沐浴中的女人》以及14世紀義大利模仿中國生產的絲綢和陶瓷器等，不少展品更是首次來到中國。「從四海到七海」、「指南針指向東方」、「大都的日出、馬可?波羅的行囊」、「來而不往非禮也」五個別出心裁的單元讓我們沿著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體驗了跨時間、跨地域、跨媒介的多元文化。

▲從四海到七海

幾千年前，中國與義大利在青銅、玻璃、絲綢、陶瓷等遺存中留下了彼此交流的痕迹。通過這種交往，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從四海擴大到了七海。通過展出展品的對比，觀眾就能夠充分感受中國與義大利之間的文化交流和藝術連接。

《新會木美人》收藏在廣東新會博物館，是兩塊木門板上的明代油畫。兩個如真人一般的西洋女子，身高約160厘米，油畫殘損嚴重，但從胸部能依稀分辨出漢式服裝，其他部位還發現西式長裙和袖口紋飾的痕迹。畫面人物梳高髻，呈四分之三正側面，鼻樑高挺，具有明顯西方人特徵，與16世紀末楓丹白露畫派筆下的歐洲女性尤為相像。

《沐浴中的女人》呈現了典型的西方女性形象。畫中的兩位女子是法王亨利四世的情婦加百列和她的妹妹，兩人赤裸上身，加百列正將一枚戒指帶到妹妹的手上，人物拉長的身軀和誇張的動作，均帶有義大利樣式主義特徵。姐妹二人梳高髻，呈四分之三的正側面，與新會木美人相同。兩張畫猶如同一對姐妹呈現的三種姿態。

《諸神之宴》是由喬凡尼?貝里尼和弟子提香共同完成,描述的是在一次酒神的盛宴中，生殖神因為行為不檢，在宴會中出醜的故情。其中畫面中新的仙女寧芙手持和地上放置的器皿是中國青花瓷器，左邊薩提爾頭頂的是仿中國青花的義大利陶器。

與《諸神之宴》中的青花瓷器驚人相似的元青花雙魚蓮花紋磁碟與畫面中盛放葡萄、桃李等水果的青花瓷深盤頗為相似。可見瓷器也折射出東西之間的文化交流。

13世紀之前，位於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中國與義大利彼此之間並無過多往來。後來隨著人們的勇於探索，這兩個代表當時文明最高成就的兩大古國，開始跨越千山萬水，在青銅、玻璃、絲綢、陶瓷等遺存上留下了彼此交流、進而交融的痕迹。通過這種交往，人們對世界的認識，也從印度洋、地中海、裏海和紅海四海擴大到了中國海、紅海、波斯灣、地中海、威尼斯海、蓬托斯海和裏海的七海。

指南針指向東方

隨著中國發明的指南針和羅盤傳播到歐洲並被應用於航海，通向更為富庶的東方道路也由此被打開。商隊和航船利用指南針和羅盤帶來的便利，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來到了繁華富庶的蒙元帝國都城——大都。這個單元展示指南針、羅盤等技術發明對中國古代海外探索與貿易的影響，以及它們在傳入歐洲後對西方人尋找東方的重要推動作用。

▲針碗

針碗，也叫航海用水羅盤，碗內底部用褐色釉畫三個大點和一條細線，形成「王」字。使用時，磁針漂浮在水面上，碗內底部的「王」字用於指明方向，先將王字中間的細線與船身中心線對齊，如船身轉向，磁針與該細線之間就會產生一個夾角，從而指示航行方向的變化。

▲《武備志》

隨著航海實踐的不斷積累，人們開始將航線繪製成專門的海圖以指導航行。《武備志》是一部明末的兵法書，其中保留了一張鄭和艦隊曾經使用過的海圖，被稱作《鄭和航海圖》。其中的一部分屬於「針路圖」，就是在航線的不同位置，人們將「針碗」指示的方位及其變化標註出來，用以指導遠洋航行，這是我國第一幅亞非遠洋航海圖。其中一共包括40幅利用「針路」繪製而成的航海圖和4幅過洋牽星圖，共記錄了109條針路航線。

人們以「更」為長度單位(一晝夜為10更，一更約為60里)，沿航線註明途徑的山川島嶼、羅盤顯示的針位以及具體的更數，繪成了針路圖。而過洋牽星圖的繪製則採用了伊斯蘭航海實踐中的「過洋牽星術」，通過觀測某海域星星的高度與方位，計算出船隻的位置與方向。

水域地圖的繪製是明代的一大特色。與西方常用的托勒密式海圖不同的是，它並不追求一個整體而全面的俯視視角，而是將多幅區段式地圖一字型展開而得到的。自鄭和下西洋開始，出現了海圖、河防圖、水利圖、水域圖、山水志圖等多種形式。而作為官方主持的出航，鄭和七下西洋標誌著繪製域外地圖的開端。

▲皮埃特羅?維斯孔蒂繪波特蘭海圖《航海圖》

這件繪於1311年的地中海航海圖是現存最早的中世紀航海圖之一，製作者為來自熱那亞的製圖師與地理學家皮埃特羅?維斯孔特。地圖再現了以地中海為中心的廣闊海域，最早標記出地中海和黑海地區，並進一步精確了英國、愛爾蘭等北歐地區的海岸線。

▲「黑石」號沉船殘骸

1998年，一家德國打撈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島附近海域發現了一艘唐代沉船。據推測，該船因撞上了西北方向上的一塊黑色大礁石而沉沒，故命名為「黑石」號。「黑石」號是一艘單桅縫合帆船，使用椰子殼纖維搓制的繩索捆縛木製船板，再用魚油或樹膠填充縫隙，屬於我國南方比較常見的造船技術。

根據船上發掘的一隻器外壁陰刻有「寶曆二年七月十六日」銘記的長沙窯釉下彩繪碗可知，黑石號沉船的絕對年代有可能在晚唐寶曆二年(826年)或之後不久。船上同時發現了大批長沙窯瓷器，並出現了阿拉伯文、騎士、胡人吹笛、舞蹈者、椰棗紋等頗具異國情調的裝飾。據此推測，船中運載的瓷器應專供外銷而燒制的。

▲鄭和「二千料」福船模型

這是鄭和「二千料」福船的復原模型。鄭和等人奉明成祖之命，率領兩百多艘海船，遠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訪了30多個國家，在指南針和海圖的指引下，開拓出14000餘公里的遠洋航線，被稱為「海上絲綢之路」。

根據《明史》記載，鄭和的船隊主要採用的船型就是「福船」，它多為尖底，吃水較深，艏部尖削，利於破浪，船艙的各處結構都有助於抗風浪、防觸礁，非常適合我國南部沿海地區的水域情況。

▲TO圖 1505年 薩拉齊亞?利比奧繪製

TO地圖又稱OT地圖，拉丁文為orbis terrarum，意為「世界」，是中世紀地圖的一種類型。這類地圖反映了公元7世紀時的學者塞維利亞的伊西多爾在《語源學》一書中對世界的描述：「依據圓環的形狀，這一片(有人居住的)可靠的陸地被視為圓形的，因為它就像一個輪子……因而，環繞著它的海洋也被限制在一片環形區域之中，這片陸地被分為三個部分，一部分被叫做亞洲，第二部分是歐洲，第三部分是非洲。」

圖中，「O」所指代的世界位於巨大球體的內側，被中央的「T」形分為三部分，上方「日出之地」——亞洲佔據世界的三分之二，系天堂與伊甸園之所在;下方為歐洲與非洲，分別與亞歐邊界頓河和亞非邊界尼羅河相鄰，而分開歐洲和非洲的中央海域則為地中海，北極地區尚未被探索。同時，分割整幅地圖的「T」也代表著三位一體與三個大陸的祖先——挪亞的三子：雅弗(歐洲)、閃(亞洲)和含(非洲)，體現出古典時代的地理學觀念和基督教神學世界觀。

大都的日出

元朝建立了橫跨亞歐大陸的帝國，大都成為各國人紛紛到訪的都市。在歐洲旅行者眼中，大都的建築、青花瓷、絲綢、書畫和工藝品，是組成「大都日出」不可或缺的七色霓虹。

▲漢白玉螭首建築構件

這是元代宮殿建築構件。底座是長方形，前部平台略低。上方有一個龍首，張口眥目，毛髮翻卷，後方高台上有長條形橫槽。螭是中國古代傳說中龍的九子之一，能吞雲吐雨。因此，它的形象常出現在與水有關的器物上。中國古代皇家建築就常有螭首散水裝置，而這些建築構件也足以顯示元大都的繁榮興盛。

▲金鑲藍寶石帽頂

蒙元統治者建立統一王朝之後，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統治機制。他們以華美的服飾來確定地位。皇后等貴族女子頭戴罟罟(gǔ)冠，是一種已婚女子的禮冠，在元代貴族婦女中十分流行。而男子一般頭戴大帽，帽頂還有裝飾。這些服飾和佩飾均體現了他們崇高的社會地位。

這件帽頂由金鑲寶石覆蓮底座和藍寶石頂飾兩部分組成，現存7顆寶石，座頂端用金線鑲嵌了一顆藍寶石。這件帽頂是在湖北梁庄王墓出土的，墓中出土了六件帽頂，是元朝的遺物。寶石品類較多，是中外寶石貿易的見證。

▲元青花獅鈕香爐

元代瓷器製造業達到了頂峰，除了素瓷之外，還引進西方工業原料燒制出了青花瓷並大量出口西方，開闢了由素瓷向彩瓷過渡的新時代，更是連接中西方文化的藝術至寶。這裡陳列的元青花獅鈕香爐和元青花雙耳梅花紋帶座瓶造型古樸典雅，器身上紋飾精美細緻，既是焚香禮佛的吉祥器物，又是海內外罕見的元青花藝術珍品。

▲元代煙色水草魚紋二經羅夾袍

元代多姿多彩的服飾也是元代多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蒙元時期，疆域面積遼闊，不同地域的人們服飾也各有不同。絲稠仍是當時貴族流行的衣著主料之一。這裡陳列了元代南方女性的服飾，有夾袍、抹胸、絲履等。當時女性一般內穿抹胸和開襠褲，外層上著對襟長袍，下著長裙，腳穿絲履。夾袍上的水草魚紋異常生動，夾裙和開襠褲上的纏枝蓮紋，是中國傳統吉祥植物紋樣之一，元代非常盛行。

▲《竹西草堂圖》元代畫家 張渥

張渥是元代畫家。主張畫作「盡自然之性」，所畫線條剛勁飄逸，畫梅、竹瀟洒有致。這幅《竹西草堂圖》繪有蔥鬱的竹林，盤亘的遠山，如鏡面一般的江水，依山傍水處有一間草堂，一人獨坐其中，蒼松雜樹環繞，環境清幽。

《竹西草堂圖》卷第一段為趙雍篆題引首並畫竹題詩。畫心的左上角有楊瑀題詩：「翠竹蕭蕭在屋東，主人號作竹西翁。品題莫說揚州夢，好寫閑雲入卷中。」落款山居道人，鈐「楊瑀元誠」白文印。後段為歷代文人的跋，包括楊維楨的《竹西志》和張雨、邵衷、馬琬、趙橚、錢惟善、陶宗儀，明人楊循吉、黃雲、項子京、清人高士吉的題跋。其中，唐寅的跋是假的。

馬可·波羅的行囊

擁有絲綢、陶瓷和香料的東方在西方人眼中是神往的天堂。在元代，歐亞大陸往來更加便捷的時候，西方旅行家和傳教士紛紛來華。當這些歐洲人啟程返鄉時，他們的行囊中帶走了哪些東西?這些商品、禮物帶回去之後是否對當地文化產生影響呢?

據說，馬可·波羅的叔叔馬菲奧曾經衣衫襤褸地從中國回到威尼斯，在他洗澡期間，他的妻子隨手將破衣爛衫扔給了乞丐。馬菲奧得知後氣急敗壞，一周後才從乞丐手中奪回。隨後馬可·波羅家族召開會議，在眾人注目下，馬可·波羅撕開棉襖，奪人眼目的東方珠寶震驚了所有人…

?Su concessione del Ministero dei Beni e delle Attività Culturali e del Turismo - 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 Divieto di riproduzione

▲《馬可·波羅遺囑》 (局部)1323年 羊皮紙，墨筆 義大利馬爾恰那國家圖書館藏

但這個故事只是傳說，這次展覽為大家帶來了馬可·波羅去世前的遺囑原件，為我們提供了真實的與中國有關的信息，裡面提到了馬可·波羅的韃靼僕人; 1324年馬可·波羅去世的遺產清單中還列有：罟罟(gū)冠、金牌、韃靼絲綢等。

▲牽馬陶俑元代 內蒙古博物院藏

▲罟罟冠 元代 內蒙古博物院藏

▲八思巴文金牌 元代 內蒙古大學民族博物館藏

不止是馬可·波羅，幾乎所有到達中國的義大利商人、傳教士等等都會攜帶「韃靼」(韃靼是當時歐洲人對於蒙古人的統稱)牌絲綢回義大利。物美價高的絲綢再次在歐洲引起風潮，擁有和穿著絲綢服裝成為身份和地位的象徵。

但這時候的義大利不再以為絲綢是從樹上長出的白色絨毛了。數世紀的時間內，他們掌握了養蠶、繅絲、染織的一系列過程，儘管還不那麼成熟。他們拿到中國高質量的絲綢後，開始模仿中國絲綢圖案和設計，並推陳出新。

?Foto d"arte Firenze - Cristian Ceccanti

▲織金錦 14世紀下半葉 義大利佛羅倫薩巴傑羅國家博物館藏 線描圖徐紫迪繪

這次展覽將首次展出13-16世紀從蒙古帝國到義大利的系列絲綢，以及出現在繪畫中的絲綢圖案。通過觀察圖案的相似性和演變過程，大家就會發現14世紀的中國絲綢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義大利對於服裝和圖案設計的品味。

?Firenze, Archivio fotografico della Fondazione Horne

▲喬托 《聖史蒂芬》 1320—1325 木板蛋彩畫 義大利佛羅倫薩霍恩基金會藏

如這件喬托的《聖史蒂芬》中，史蒂芬身穿鑲邊法衣，胸前的方形裝飾與中國古代服飾上的「補子」相似。

?Su concessione del Ministero dei beni e delle Attività culturali e del turismo- Polo Museale della Toscana. Foto Archivio Pinacoteca Nazionale di Siena

▲薩諾·皮埃特羅《聖母加冕》1450—1460 義大利錫耶納國家美術館藏

▲《聖母加冕細節》局部 紅色帷幔

以及這件由15世紀錫耶納畫家薩諾·皮埃特羅創作的祭壇三聯畫《聖母加冕》，畫中最重要的人物聖母、耶穌和聖奧古斯丁都穿著絲綢服裝。值得一提的是，畫面背景的帷幔上似乎還有類似中國鳳凰的鳥，這類變形的中國鳳凰在14世紀義大利織物和繪畫中極為普遍。

來而不往非禮也

文化交流往往都是雙向的，西方人離開中國後，對於這些在中國本土留下的物質與藝術文化痕迹，中國文化對此又有著怎樣的反響?

▲十字形銅杖頭

這件杖頭的十字架，四臂等長、內細外粗、邊緣環陰線刻，內飾放射狀線條，十字交叉處為一圓餅狀物所強調。它是聶斯托里派十字架的形式因素融合希臘十字架的形式因素而成，為景教十字架。基督教聶斯托里派即是景教在傳入中國前的名稱，其十字架中間有象徵光明的環形裝飾，十字架四臂由外向內朝中心的環形收縮，且四臂末尾都有蓓蕾;下臂稍長，屬於拉丁十字架。

但目前中國境內發現的元代景教碑刻上的十字架幾乎都是四臂等長，聶斯托里派十字架臂末的三葉蓓蕾狀也多在此變成「寶珠」，甚或沒有;四臂等長實則符合希臘十字架的特徵，而景教自身便是從東方基督教派分裂出來的，因而這樣的改變是合理的。這件十字形銅杖頭確是省略「寶珠」後的景教十字架形式。除此之外，還應注意的是，十字交叉中心的圓餅內刻有一條「S」形陰線，使得中心圓形成一個類似於道教中的陰陽魚太極圖。

▲主教安德烈?佩魯賈拉丁文墓碑拓片

在1289年，聖方濟各會修士約翰?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奉教皇尼古拉四世之命出使東方，在蒙元帝國的首都汗八里建立起一座教堂，並被推舉為汗八里主教。為襄助他的傳教工作，在1307年，下一位教皇克萊蒙特五世又派出了七位聖方濟各會修士，其中就有安德烈?佩魯賈的名字。安德烈於1308年左右抵達中國。在1322年時，他被孟高維諾任命為刺桐(今福建泉州)主教，管理當地的一所教堂，並於1326年時去世。

▲鬼子母尊天像

佛教的鬼子母(Hariti)，音譯訶利帝，據說其原本是印度西北犍陀羅地區民間的瘟神，但在和佛教融合後遂由危害小兒生命的疫厲搖身成了庇佑小兒、安胎生子的親善女神。隨著佛教東傳，鬼子母信仰也進入中國。

▲《利瑪竇與徐光啟像》

十六世紀末，利瑪竇作為傳教士來到中國，並帶來自己家鄉的圖像、書籍、技術和信仰。這幅作品是《中國圖說》中的一張插圖，其中利瑪竇和徐啟光分別立於兩側，共舉一幅地圖。徐啟光是明代官員，信仰天主教，向利瑪竇學習了各種西方技術，是利瑪竇的好友。兩人還共同翻譯了《幾何原本》的前六卷，利瑪竇去世後，徐啟光趕回京城為其料理後事。

▲《幾何原本》拉丁文版

《幾何原本》最早刊刻的漢譯本就是由利瑪竇口授、徐光啟筆譯的其前六卷。由利瑪竇本人在1607年的《譯<幾何原本>引》可推知，二人翻譯《幾何原本》前六卷的時間是從1606年秋冬之際開始，至1607年初春結束，翻譯時間應在半年到一年之間。翻譯時間之短，效率之高，是與二人的努力分不開的。

自此之後，明清時期多個版本的《幾何原本》陸續刊刻傳布。道光年間，有廣東潘仕成《海山仙館叢書》刊本，即本件作品，這版《幾何原本》校正了明刊本大多數錯誤，頗有貢獻。歐幾里德《幾何原本》共有15卷，利徐只翻譯了前六卷，後九卷直至二百五十年後的晚清咸豐八年(1857)李善蘭(1811-1882)和維列亞里(Alexander Wylie，1815-1887)將其續譯。

▲地球儀

隨著認識的深入，人們的知識結構也不斷更新。該地球儀仿照了德國航海家發明製作的第一個地球儀的基本形式，圖中各大洲均與實際相近。早期地球儀的一般製作過程是先印刷出狹長的三角形圖片，再將其粘貼在木球表面。這件地球儀不僅表現了15世紀哥倫布前往美洲前後歐洲人對地球的基本認識，還繪製了一些有關黃道十二宮以及星象等方面的圖案。

▲兩儀玄覽圖(複製品)

《兩儀玄覽圖》共有兩幅存世。一幅收藏在遼寧博物館，另一幅收藏在韓國崇田大學。遼寧省博物館所藏的這件《兩儀玄覽圖》，保存完好，1949年從瀋陽故宮內府翔鳳閣屏風上揭下來。此圖大概在清初流入清宮，有人還在一些漢字旁邊加上了滿文注音，並用青綠色添繪山脈，以供皇帝瀏覽。

《兩儀玄覽圖》的內容與李之藻刊《坤輿萬國全圖》基本相同，應是以李之藻的刊本為藍本的。製作二圖，利瑪竇應是以一幅西方原圖為底本，參照羅洪先《廣輿圖》及其他中西方地圖，對當時西方世界地圖中中國部分的粗率簡陋，做了最大程度的補充和修正;同時，西方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以來的地圖知識和科學成就第一次被介紹到中國，圖中出現了五大洲、四大洋以及經緯線、赤道、南北回歸線等。這次中西地圖學的跨文化大集成，使得世界的海陸輪廓已基本完備。

此時的中國不再像《大明混一圖》中一樣處在一尊獨大的地位，它被整個世界相對化了，也更為客觀。利氏為適應中國讀者的需要，將西方原圖中以本初子午線為縱軸的坐標系，作170度平移，使原本處於東部邊緣的中國一躍而至靠近地圖中心但並非地圖中心的位置，與新發現的美洲隔海相望;這也使得傳統托勒密地圖中歐洲與地中海世界的中心位置在此被相對化。這都奠定了中國近現代世界地圖知識與觀念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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