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一度，陳忠實萌生了告別政壇、告別文壇的念頭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全國人民欣喜若狂，迎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又一次「解放」。「文革」災難之深重，「文革」結束之必然，由此可見、可證。「撥亂反正」成為社會的共同話語和行動實踐。

陳忠實似乎走得更遠。1976年春，那篇不該創作的《無畏》以及對生活做出簡單判斷、謬誤判斷的幾篇小說，使陳忠實陷人極度痛苦。他「尷尬而又羞愧」，但他並不想讓人原諒，也不願被人原諒。錯誤是一面鏡子。在這面鏡子前，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表演。特殊歷史時期所犯的「難以避免」的錯誤，不等於不是錯誤，不等於可以原諒自己。惟其「難以避免」，要從錯誤中走出，需要付出更多的自省，更多的自我批評。

一度，陳忠實因此而萌生了告別政壇、告別文壇，重返學校做一名鄉村教師的念頭。「我在社會政治領域裡的巨大歡欣與寫作上的失措形成激烈的衝突。」多年後，陳忠實仍然不忘他那段內心的隱痛，這種痛苦，一直持續到1979年。

逃避，不是陳忠實的選擇，這不符合他的性格、脾性。也許，「人生為什麼而存在」，較之「世界是什麼」，是更直接、更迫切的問題。這對於每個生命意識自覺而強烈的人來說尤其如此。對陳忠實更是如此。人，必須明確，他想實現什麼以及他相信能夠實現什麼，也就是把真的可能轉化為現實的存在，這才是人的本質、人的目的。在這個意義上，人生即為一拋擲的可能性。

文學，而不是其他，是陳忠實命運的拋物線，他把它握緊，堅持不懈地要將可能性轉化為現實。他戰勝了屈辱，戰勝了心灰意冷，戰勝了自卑和軟弱。「我充分而又清醒地能夠對自己的過失做出判斷。」與「文革」中的第一次人生大尷尬的「決定性好處」相比，這又一次大尷尬讓陳忠實經歷了又一次的生命體驗，「得按自己的心的所思去說自己的話，去做自己的事。」「不然——便不說，更不做。」冷靜與清醒聯袂而行。

陳忠實一邊清理著紛亂的思緒，一邊投入到文學的閱讀中去。閱讀可以在療傷治病中起到撫慰病患心理、安定情緒的作用，這早已為心理學和臨床醫學所證明。關羽手持《春秋左傳》刮骨療臂，至今傳誦。陸遊詩云「讀書有味忘身老」，「病需書卷作良藥」。陳忠實的閱讀，不是「轉移」，而是從閱讀里尋找答案。他不斷拷問自己：「怎樣打破極『左』的文學套路，進入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寫作。」答案是反過來，「你要去理解真正的文學，你就要閱讀真正的文學。」

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那一套謬論，它的荒謬的邏輯、它的與農民現實生活的相違相背，陳忠實深受其害，與之訣別並不困難。而從文學觀念上，與「十七年文學」尤其「文革」中的極「左」文藝思想徹底告別就不是那麼簡單了。自有閱讀能力以來，陳忠實主要接觸到的是「十七年文學」。如何評價「十七年文學」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摘自王仲生、王向力《陳忠實的文學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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