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二戊戌

戊戌變法失敗真相解密，原來我們學的是假歷史

吶喊的話事人

有人天真地認為，戊戌變法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維新人士把注壓在了一個沒有任何實權的傀儡皇帝身上，要是維新派與慈禧合作，就能成功。然後就是一番意淫，如果當時維新人士與慈禧合作變法，中國該有多強大。。。。我只能說，有這樣的想法，其歷史知識基本等於零了，其歷史邏輯基本就是混亂了，其分析歷史全靠「過家家」的思維模式。

一個運動的成功與失敗，具有偶然性和必然性，而且這偶然性與必然性也是息息相關。就好比說，一個人想成功，必然是積攢了多年的奮鬥基礎，而一旦遇到好的機遇，改變人生就是水到渠成。這便是偶然性與必然性。那麼，對於120年前的那場戊戌變法，我們該如何分析其成敗呢？

維新變法的主要領袖都是什麼人？

戊戌變法本質上是一場維新派與革命黨聯合發起的向滿清舊貴族爭奪統治權的鬥爭，由於變法所參與的人還涉及洋務運動人物乃至於滿洲貴族，其複雜性實際上非常大。對於維新派和參與變法的革命黨來說其政治訴求的最低限度是君主立憲，而且是英式立憲而非日式的假立憲，而最終理想是顛覆滿清，破除部族專制，實現「大同」，即在光復漢族政權的前提下，進行憲政改革。而滿洲貴族的期望值則在於通過變法疏通漢滿矛盾，打開政治閉塞，但前提是加強和鞏固滿洲貴族的統治權。早在變法之前，參與變法的主要成員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容閎等人就或暗或明地表露出了反清情緒。變法的所有參與者各懷其心，其中就有鄭孝胥等與維新派反清相抵觸，極力維護清廷統治權的人物。而戊戌六君子則並不是一個團隊，而是相互之間政治上互不認同，工作上互不支持，甚至私下拆台的各派人士，他們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僅僅是在於有一個共同的活動，那就是是變法。那麼，變法中的主要人物們都是什麼人 為了理清戊戌變法的來龍去脈，這個是關鍵。

人物都是從歷史塑造出來了。從1840到1895，半個多世紀的折騰與改革，幾乎全部都敗北，第一次鴉片戰爭沒有打醒大清的夢魘，隨後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法戰爭，日本侵台事件，八國聯軍侵清戰爭，以及太平天國運動、同治回亂等一次次加深危機。而在這一次次的危機中，尤其是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後，漢族地方團練崛起，漢族逐漸剝蝕滿族在整個帝國的統治基礎，一直到19世紀最後幾年，漢族幾乎已經掌握了地方統治權，並且與滿清中央暗地裡分庭抗禮。此時的滿洲政權的觸角大體已經收縮到了京城周圍東三省等地，尤其是在漢地十八省，完全依靠漢族自己統治。滿清對此已有察覺和奪權行動，但是無濟於事，還必須依靠漢族封疆大吏曾國藩、張之洞、李鴻章等人維持大局。但是，太平天國運動以及回亂、阿古柏之亂以及滿族的奪權行為，已經對漢族造成了深刻的影響，即使是漢族官僚也無法迴避敏感的民族主義問題。再加上漢族一直綿延不斷的洪門會黨地下行動，不得不對清末的漢族士大夫和民間知識分子產生影響。從大環境來說，參與變法的人，幾乎都深諳滿漢畛域的現實，而表現出形形色色的政治傾向。

容閎、唐才常與譚嗣同的革命路線圖

維新人士容閎作為中國最早的留學生，學識淵博，並且通達近代民族主義思想。歷史課本會告訴我們容閎參與了洋務運動，請求外派幼童留學，支持維新變法，但是歷史課本卻沒告訴你，這麼一個中國歷史上極為重要的人物，曾兩次拜訪天平天國，曾提出七條新政方案，表示願為太平天國效勞，後來因為其建議戰爭和諸多羈絆未能在南京付諸實施，轉而在洋務運動的隊伍中尋求發展，但是對洋務運動只關乎皮毛的改革表示失望。在清日甲午戰爭失敗後，從1896—1898年間，容閎通過各種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種種興國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設立國家銀行、修築全國鐵路兩大建議，但最後卻因官場腐敗內鬥被朝廷否決。但之後依然支持戊戌變法。失敗後出逃，與唐才常組建自立會和自立軍，密謀顛覆清廷。唐才常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自小接受傳統教育。 甲午戰後，民族危機深重，他以救中國為事，專力研究各國政治外交情事，參與維新活動。戊戌變法失敗，他發憤「樹大節，倡大難，行大改革」。1894年肄業於兩湖書院。中日甲午戰爭後，積極主張變法維新。光緒二十三年（1897）與譚嗣同在瀏陽興辦算學館，提倡新學，在長沙辦時務學堂，編輯《湘學報》。次年又創辦《湘報》，宣傳變法維新。1897年初，唐才常從武昌返回湖南，全力投身維新運動。戊戌政變前夕，唐才常受光緒皇帝之詔，赴京參與變法運動。行至漢口時，戊戌政變已發生，他返湖南，接著去上海，繼而周遊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進行聯繫僑胞、結識同志的工作，維新失敗後逃往日本，與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人接觸。後與興中會畢永年合作，準備聯絡長江沿岸會黨起事。1899年冬，唐才常回到上海，組織「正氣會」（不久改名「自立會」）。1900年七月上旬在上海英租界愚園召開「中國國會」，宣布「保全中國自立之權，創造新自立國」，「決定不認滿洲政府有統治清國之權」，由於對光緒同情，「請光緒帝復辟」。後發動起義，失敗犧牲。

與唐才常交往甚密的譚嗣同，則是不折不扣的革命黨人，其濃烈的排滿思想，也由來已久。譚嗣同10歲時，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為師。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發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他對傳統的時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他仰慕那些鋤強濟弱的草莽英雄，曾和當時北京的一個「義俠」大刀王五結交，二人成為生死不渝的摯友。歐陽中鵠之孫歐陽予倩後來披露：「在他的著作中，他對清政府不滿的議論頗顯明，他給我祖父的信里卻公然說滿人視中國為儻來之物，無所愛惜。……他對於利用光緒行新政，不過認為是一時的手段。還有一事為證，就是他曾經秘密把《大義覺迷錄》、《鐵函心史》（反清復明禁書）一類的書介紹給我父親讀。」戊戌前，康黨在湖南鼓吹革命，曾秘密內定譚氏為新政權的「伯里璽天德」（President，總統）。譚嗣同《仁學》一書，對清王朝可謂充滿了切齒痛恨。

政治倫理層面，譚嗣同否認清王朝的統治具有合法性：「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為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國與民已分為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國果何有？」君主既以天下為其私產，視民眾為犬馬糞土草芥，則民眾不必、也不會愛君主之國，「民既擯斥於國外，又安得小有愛國之忱。何也？於我無與也。」

歷史層面，譚氏直斥清王朝建國純依賴血腥暴力：「成吉思汗之亂也，西國猶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鄭所南《心史》紀之。有茹痛數百年不敢言不敢紀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不過略舉一二事。當時既縱焚掠之軍，又嚴蕹發之令，所至屠殺虜掠，莫不如是。……其殘暴為何如矣！」

現實層面，譚氏認為，滿清乃是歷代王朝之中，殘害民眾最為暴烈者：「其土則穢壤也，其人則羶種也，其心則禽心也，其俗則毳俗也，一旦逞其兇殘淫殺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鋒刃擬華人，華人靡矣。……錮其耳目，桎其手足，壓制其心思；絕其利源，窘其生計，塞蔽其智術。繁拜跪之儀，以挫其氣節，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書之禁，以緘其口說，而文字之禍烈矣……十八省之華人，宛轉於刀砧之下，瑟縮於販賈之手。」

至於愛新覺羅皇室，在譚氏眼中，乃是「客帝」甚至「賤類」：「素不識孔教之奇渥溫、愛新覺羅諸賤類異種，亦得憑陵乎蠻野兇殺之性氣以竊中國。及既竊之，即以所從竊之法還制其主人，亦得從容靦顏，挾持素所不識之孔教，以壓制素所不知之中國矣，而中國猶奉之如天，而不知其罪。」

中興清廷的曾國藩、左宗棠等湘籍名臣，亦被同為湘人的譚嗣同責備「負天下之大罪」，腆顏效命異族，「不以為罪，反以為功」。

基於上述切齒痛恨，譚氏在書中呼籲國人，不要將自己和滿清統治者歸為同胞，「吾願華人，勿復夢夢謬引以為同類也。」譚嗣同成為激烈的「排滿」先鋒，與甲午之戰清廷慘敗於日本有極大關係。唐才常則謂譚嗣同「雖役其身於清廷從事維新，而其心實未嘗須臾忘革命。」譚氏臨行，與唐才常作別，口佔一絕，內有「三戶亡秦緣敵愾，功成犁掃兩崑崙」之語，其顛覆清廷的用心隱約可見。康黨「圍園殺後」之謀難產，反清志士畢永年計劃遠走日本。在給畢永年的訣別信中，譚氏寫道：自己決心靜待「引頸」而死，但仍希望畢氏能在海外為漢人覓得一塊存種之地（「此行足為貴種覓一遺種之處乎？」）。可見譚氏至死，仍堅持排滿立場。

康有為、梁啟超的「保中國不保大清」

康有為與梁啟超的革命傾向亦非常明顯，雖然二人鼓吹立憲，但是骨子裡並不完全認同滿清統治的合法性，尤其是梁啟超，在革命與改革之間搖擺幾十年，非常時期，甚至極力排滿以促成憲政。如康門弟子何樹齡曾致信康，「注意大同國，勿注意大濁國……大濁國必將大亂，為人瓜分，獨夫之家產何足惜！」所謂「大濁國」，顯然是「大清國」的隱筆。梁啟超亦自承，當日康黨主持湖南時務學堂，「吾儕方醉心民權革命論，（師生）日夕以此相鼓吹」。其實戊戌前，康黨在湖南運作「腹地自立」，倡言「保中國不保大清」。戊戌年，康有為入京，搖身一變成為「維新派」旗手。1897年，康黨利用與譚嗣同、唐才常等人的關係，集體進入湖南，秘密籌劃「湖南腹地自立」，設立了時務學堂及南學會等新政機構。所謂「湖南腹地自立」，按梁啟超向湖南巡撫陳寶箴所做解釋，乃是「獨立自任」，效防王莽末年竇融經營河西而佐復漢室、清初鄭成功守台灣而存明正朔之榜樣，使湖南成為腹地自立之省。

梁啟超以竇融、鄭成功二例遊說陳寶箴，頗具深意——竇融之河西政權相對於劉秀之東漢，鄭成功之台灣政權相對於愛新覺羅之滿清，均擁有高度的獨立性；二者俱不聽命於「中央政權」，但「中央政權」亦未公開宣布其為叛逆。

梁啟超遊說陳寶箴之語，其實有所保留。康黨的「湖南腹地自立」計划走得更遠。戊戌政變後，在南海康有為家中抄獲了一份梁啟超1897年寫給康有為的書信。梁在書信中說：「譚服（復）生才識明達，破例絕倫，所見未有其比，惜佞西學太甚，伯里璽之選也。」「譚服生」，即譚嗣同；「伯里璽」，President之音譯（晚清常譯為「伯里璽天德」）。顯然，康黨有在湖南脫離清廷另立新政權的計劃。梁啟超在其《戊戌政變記》內，也曾承認：康黨在湖南期間先後成立的包括南學會、新政局在內的若干機構，在維新的公開面目之外，另有深意。梁說：「南學會實隱寓眾議院之規模，課吏堂實隱寓貴族院之規模；新政局實隱寓中央政府之規模。」

康黨在湖南活動期間，以「保中國不保大清」為行動指導。梁啟超自承，當日康黨主持湖南時務學堂，確實曾在學生當中大力鼓吹革命：「吾儕方醉心民權革命論，（師生）日夕以此相鼓吹」，「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札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抨擊無完膚。時學生皆住舍，不與外通，堂內空氣日日激變，外間莫或知之。及年假，諸生歸省，出札記示親友，全湘大嘩」。康門弟子何樹齡與康有為通信，內中亦有「注意大同國，勿注意大濁國……大濁國必將大亂，為人瓜分，獨夫之家產何足惜！」等語。所謂「大濁國」，即「大清國」的隱筆。監察御史文悌在戊戌年彈劾康有為，曾特別點出康黨將忠君與愛國割裂為兩件事情，置大清國於不顧。戊戌政變後，清廷宣布康黨罪狀，其中一條正是「又聞該黨建立保國會，保中國不保大清，殊堪髮指」。

以種族革命為時務學堂的主要教學內容，是在來湖南之前，梁啟超與康有為、譚嗣同等人商量好了的決定。梁的教學批語，對清廷的仇視極為明顯。試舉兩例：1、「臣也者，與君同辦民事者也。如開一鋪子，君則其鋪之總管，臣則其鋪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國之義。」2、「屠城、屠邑皆後世民賊之所為，讀《揚州十日記》尤令人髮指眥裂。故知此殺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維之，人類幾乎息矣。」

前者鼓吹君主可以依民意更換，後者痛斥清廷開國無道，執政缺乏合法性。

除在課堂上向學生灌輸反清革命的思想之外，譚嗣同還曾與梁啟超、唐才常等人私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反清書籍，並添加批點案語，廣為散播，且利用《湘報》公然為《明夷待訪錄》等書作廣告。此可見康黨活動之激進。

所謂戊戌六君子被殺真相

所謂「戊戌六君子」，系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殺害的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等六人。此六人均與當年之維新運動有關，其中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四人乃光緒皇帝戊戌年新任命之軍機章京；楊深秀乃山東道監察御史；康廣仁乃康有為之胞弟。但六人對維新變法所持態度並不一致。六君子」當日被當作「康黨」而被殺；後世亦長期將其歸入「康黨」。但事實絕非如此。「六君子」中，楊銳、劉光第二人對康黨甚為厭惡，其微信思想多有批判，甚至斥為謬妄，康廣仁、林旭二人亦曾努力撇清與康黨的關係，四人之死更多是因為康黨圍園殺後的政變失敗而受牽連未及逃脫而死；楊深秀為朝廷官員，是比較合格的變法人士，但是楊亦身懷大志，欲澄清天下，其死因乃是奉勸慈禧歸政於光緒帝，以實現變法主張，唯譚嗣同自命與滿清為敵，故而口出「有心殺賊，無力回天」之語，從容赴死。而作為變法的領袖人物康有為、梁啟超、唐才常、容閎之所以能夠逃脫，原因很簡單，這些具有革命傾向的人一直都對清廷的政治動向洞察於心，變法不成，另謀他途，早早的已經預備好了第二方案。

教科書只告訴我們，戊戌變法觸犯了頑固派的利益，遭到反對，因而變法人士被捕殺害。這個邏輯很粗糙，並沒有道出戊戌變法真相。就像我們在文章一開始提到的，在滿洲貴族裡邊，亦有不少支持變法的，雖然他們目的是為了保持部族專制的穩固性，通過變法來實現（這也是歷次改革失敗的根本原因）。比如慈禧、榮祿等都對變法持有不同程度的支持，更甚至張之洞直接推薦多名自己的門生故舊參與變法。既然大環境如此好，為何還會出現後來的悲劇呢？這裡實際上隱含了一個關鍵信息，那就是戊戌變法失敗的關鍵點「圍園殺後」的行動。康黨實際上通過多年的經營已經有了取代清廷的想法，只不過翅膀太小，想通過政變的捷徑來實現。而在變法過程中，光緒帝的誠懇態度也是康黨密謀暗殺慈禧以奪權的動力。在他們看來，光緒皇帝最有希望成為虛君立憲的對象，首先光緒帝的身份頭銜天然具有虛君立憲之便捷，其次光緒帝在變法中透露出的同意平滿漢畛域、開放民權的跡象也讓立憲派直接鎖定了人選。而慈禧黨人掌握實權，如果維新人士把變法運動寄希望於慈禧，或許是明智之舉，有實權，且支持變法，何樂不為呢？問題並沒有這麼簡單。康黨自有憲政大計，深諳慈禧黨人的「小算盤」，還不想放棄排滿，而違背自己意願，給自己套上滿洲貴族施捨的犬繩。因此，殺死葉赫納拉氏，除掉舊貴族，才能掌握中央決策權，回頭架空光緒帝，平民權，開國會，實現虛君立憲之理想。

所以，變法的失敗並不能理解為觸犯了舊貴族的利益，六君子亦不可能因為變法觸犯某某利益而慘遭殺戮。被殺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受累於激進派的政變奪權。

至此，我們再去思考維新變法失敗的必然性與偶然性。偶然性是「圍園殺後」的政變，必然性呢？激進的維新黨人之所以搞政變，導致變法失敗，也即是受到必然性是羈絆。

滿清部族政治的本質決定了任何改革都會走向失敗，這就是戊戌變法失敗的必然性

整個大清國其實是一個不同於漢族政權的由先前之夷狄入侵建立的大帝國。清國皇帝同時是除漢地之外其他各個部族的最高君主。後金政權由關外聯合蒙古入主中原，然後以中原為基礎，向四方擴張。在滿清二百多年的歷史中，一直是畸形的部族政治體系，也就是以統治者本族（佔全國極少數）為統治基礎，對帝國範圍內實行類似殖民性質的管理。清前期，權力完全壟斷於滿洲貴族之手，帝國的任何一個角落，都是滿洲人掌握統治決策權，而拒絕與被統治的族群分享同樣的管轄權。加上滿洲人是整個帝國之極少數，又掌握政權，所以整個國家的運作被局限於少數人手裡。一旦這極少數人失去執政能力，則整個帝國就是一灘爛泥。越是如此，滿洲人越是不願意失去權力，久而久之，滿漢矛盾加劇。而占國家絕大多數的漢族人，對權力的分享行動一旦受阻，則產生對少數統治者的抵觸與防範。尤其是漢族，在清末充當了平權之中堅力量。既然大清國拒絕分享權力，那麼「保中國不保大清」就自然在理。

經過太平天國的反「妖清」之運動，滿清統治基礎已經動搖，逐漸向漢族官僚轉移。在戊戌政變的刺激下，滿清統治者加緊步伐收緊權利，進一步失去漢族士大夫的支持。這種情況在辛丑年呈現白熱化狀態。清廷玩弄義和團鞏固權利，立即遭到所有列強之攻擊，帝國崩解迫在眉睫，滿洲人的權力朝不保夕。與此同時，張之洞、李鴻章等人在南方相約聯省自治，直接忽略中央，意欲籌劃帝國崩解後的重新建國事宜，滿清統治者威信掃地。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滿洲貴族仍然在保中國還是保大清的問題上極其「顧家」，寧願「量中華之物力」滿足列強之掠奪，也不願意放權。葉赫納拉氏對權力的痴迷已經到了變態發狂之地步，不顧國家前途和國人命運，紫禁城內如同一群不知疲倦的惡作劇小丑，幻想著「皇統永固」。他們並不知道，是大清的百姓簞食壺漿、扶梯引路，協同八國聯軍趕走了「老佛爺」，攻進了紫禁城，他們還生活在空中樓閣之中，但沒有自知之明。

戊戌變法失敗了，有人感到惋惜。之後的立憲新政祭出《欽定憲法大綱》欺騙本已經失去耐心的立憲派。「憲法」中令人噁心的幻想「皇統永固」的條款，一經頒布，立即把本來還對君主立憲抱有希望的立憲派推向了革命的陣營。

辛亥革命一聲槍響，終結了這個二百多年罪惡的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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