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昭慶：康熙《皇輿全覽圖》與西方對中國歷史疆域認知的成見
原標題：韓昭慶：康熙《皇輿全覽圖》與西方對中國歷史疆域認知的成見
自1950年代始，譚其驤在主持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過程中，對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形成一個看法：中國是由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不能把歷史上的中國同中原王朝等同起來，應該把全中國歷史的地圖都畫出來，這個全中國的範圍是「從18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以前這個時期的中國版圖」，因為1840年前的中國範圍是我們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而現在的中國疆域是一百多年來列強侵略宰割我們領土的結果，不能代表歷史上的中國的疆域。①這個看法隨著1982年《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公開出版，在國內學界得到普遍認可。
但當中國學者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強調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的交流和融合的同時，部分西方學者更多看到的是兩者的區別，他們在研究中國歷史時，往往把歷史上的中國等同於漢族統治的中國，並把這個區域限於長城以南、嘉峪關以東的中國，這個區域或又譯為「中國本土」(China Proper)，如由哈利(J.B.Harley)和沃德伍德(David Woodward)主編的《世界地圖史》，把目前中國的區域分成兩個獨立的文化區來敘述，分別是中國與大西藏和蒙古。②自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新清史研究，則把清朝的國家與民族認同問題當作新清史的重要議題。③馬立博(Robert Marks)的新著《中國的環境和歷史》則把居住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人群分成漢人和非漢人兩類，強調兩者之間的差別，而且尤其關注漢人如何在歷史時期改變傳統民族的生活方式，以定居的農業方式和向中央政府納稅的制度重新塑造環境和族群的過程。④
是什麼原因造成中國歷史變遷過程中中外視角的差異？為何在西方學者眼裡，長城以南的疆域才是歷史上的中國、歷史上的中國等同於漢人的中國？和文獻相比，地圖具有直觀明了的特點，而科學測繪的地圖更加能客觀反映一定時期的地理現象，筆者擬從清初繪製的《皇輿全覽圖》入手，討論它對西方學者關於中國歷史疆域認知的影響，並期望為以上問題提供一些解題思路和歷史背景。
一、康熙《皇輿全覽圖》研究綜述
康熙《皇輿全覽圖》系康熙四十七年(1708)至康熙五十六年間，在康熙皇帝的要求下，主要由法國傳教士主持，中國地方官員、士兵及一些輔助人員參與，對中國及其毗鄰地區進行測繪編製的地圖，這是我國首次利用西方現代測繪技術繪製的地圖，由於在當時也是世界上範圍最廣的實測地圖，故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地圖史上皆具有里程碑似的意義。此後，清朝政府以該圖為基礎，對新疆、西藏等地進行測繪，並結合亞洲其他地區地圖繪製而成《雍正十排圖》及《乾隆十三排圖》，形成清廷三大實測地圖。
《皇輿全覽圖》產生至今，將近三百年的歷史，由於清政府對製圖過程和成果秘不外宣，製成之後，雖然多次重印，但是主要藏於內閣大庫，供最高統治者或巡撫總督及相關官員使用，故坊間流傳很少，中文記載也七零八落。直到1929年瀋陽故宮發現康熙時期印行的銅版《皇輿全覽圖》，並經重印之後，才引發了國內學者對它的關注，翁文灝的《清初測繪地圖考》是第一篇對它進行研究的文章，這篇文章藉助四篇法文文獻，綜合介紹了康熙時期測繪地圖所用的尺度、康熙年間測繪地圖的次序及範圍、測量的方法、康熙地圖上有明確記載經緯度數的點及觀察方法、北京經緯度測量的歷史、西藏和新疆地圖的測量等。⑤這篇文獻至今仍然是國內學者研究康熙《皇輿全覽圖》的重要參考文獻。此後對該圖的介紹或研究主要集中在四方面：版本考證、⑥測繪過程的補充、⑦投影類型，⑧及其影響的研究。
以往對該圖影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術方面，如前述翁氏對這套圖的評價極高，認為它是中國史上首次「有整個的計劃和普遍的實測」，雖然清末及民國初年，中央及各省測量局也進行過許多測繪，但都是局部的修正，當時「中國地圖十之七八，實尚源自清初」。一些學者認為耶穌會士的新製圖技術為中國帶來了「科學的製圖方法」，對後世的相關測繪工作產生巨大影響。這次測量與乾隆、光緒年間進行的測量，構成了全國經緯度點控制網，為測繪全國地圖奠定了控制基礎。⑨但是也有一些學者持相反觀點，他們基於康熙之後，現存多數清朝地圖仍然使用山水畫的繪製方法，認為耶穌會士的製圖技術產生的影響微乎其微。⑩可是直到目前為止，鮮有學者討論該圖的文化影響，尤其是它在空間視覺上，對歐洲人或西方人產生的關於清朝甚至之後中國疆域的認識的影響。
二、清朝繪製《皇輿全覽圖》的歷史背景及其版本
康熙很早就注意到地圖在軍事、政治、治河、出巡等方面的作用。在平定三藩和台灣之後，康熙為了總攬萬方，加強中央統治，於二十五年下令纂修《大清一統志》。由於各省繪製的輿圖參差不一，有的有省圖而無府縣圖；有的則僅有疆界輪廓而無里數距離，康熙認為「事殊重要」。(11)但讓他下決心測繪中國全圖，則與發生在中俄邊界的一個部落的叛逃事件有關。根鐵木爾是通古斯部落酋長，住在西伯利亞涅爾恰河畔。1653年，當俄國的哥薩克人向這個地區拓展後，根鐵木爾為了避免俄國人向他徵稅，便逃到涅爾恰河南岸清政府統轄的地區，1654年哈巴羅夫(Khabarov)在根鐵木爾祖先原來居住的地方建造了涅爾琴斯克(即尼布楚)軍事駐地。清政府給予根鐵木爾一個官員封號，他也曾參與了抵抗俄國人的戰爭，但是13年後，他帶領部落的300多人投歸俄國，清政府向俄國索回根鐵木爾，俄國予以拒絕。這個事件導致中俄之間長達20年的政治危機，也讓兩國認識到，黑龍江地區缺乏明顯的疆界以及雙方對主權的模糊導致了這些衝突，而且模糊邊界的存在還將繼續影響人口跨境流動的管理，因此，兩國都認識到，划出一條清晰的界線事關重大，於是康熙二十八年中俄簽訂了《尼布楚條約》。根據該條約，當地居民的歸屬關係由邊界決定。所有那些如根鐵木爾在條約之前已經轉變國屬關係的人可以繼續留在原地，但是此後逃亡的人將被遣返。(12)
事實上，在《尼布楚條約》的簽訂過程中，根鐵木爾事件只是一劑催化劑，因為17世紀以來，在歐亞帝國之間的邊疆地帶簽約劃界是個世界趨勢。如1639年，土耳其帝國和薩非王朝談判，就他們之間有爭議的邊疆地帶形成條約，劃清界限。1683年和1699年，在土耳其帝國圍攻維也納失敗之後，它與哈普斯堡皇室簽訂和平協議，劃分它們之間的疆界，這成為土耳其帝國開始衰落的象徵。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早期，俄國與土耳其帝國、韃靼人、卡爾梅克人以及其他住在南部邊疆地區的民族簽約劃界，(13)隨後與清廷劃定疆界。在劃界過程中，康熙皇帝發現了東北地區地理知識的缺乏。(14)《尼布楚條約》簽訂之後次年即派遣軍隊，分成九路，視察黑龍江流域及周邊地區，並繪製了被稱為《九路圖》或《九大人圖》的輿圖。此外，清朝還實施了定期的邊界視察制度，專門視察是否有俄羅斯人越境，證明清朝當時已有很強的領土意識。(15)
此外，康熙皇帝對科學的極度熱愛、與康熙同時代同樣對科學痴迷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對遠東地理知識的渴求，以及法國傳教士肩負在中國傳教和收集中國地理信息的雙重任務等因素，(16)加上法國當時引領了世界的製圖技術等，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三百年前史無前例的跨國界的科學合作，實為科學史上的一件幸事，故康熙《皇輿全覽圖》的繪製既是時代使然，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參加這次測繪的主要是法國傳教士，他們是白晉(J.Bouvet)、雷孝思(J.B.Regis)、杜德美(P.Jartoux)、山遙瞻(Guillaume Bonjour)、湯尚賢(Pierre Vincent de Tartre)、馮秉正(De Mailla)、德瑪諾(R.Hinderer)、儒爾·法布利(Bonjour Fabri)等，此外還有葡萄牙的麥大成(J.F.Cardoso)和德意志的費隱(X.E.Fridelli)等，杜德美編繪了總圖。(17)
據馮寶琳考證，該圖在國內至少有五個版本，分別為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兩個版本，皆為木刻墨印設色，其中一幅板框高210厘米、寬226厘米，圖幅上額墨筆楷書「皇輿全覽圖」五個大字，無年款。關內外均用漢字注地名，於省會及主要地方復以黃紙飛簽墨筆貼注，綜計飛簽貼注共有98條。在此圖背後黃簽題：「皇輿遍覽全圖」，是另一別名。該圖東北至薩哈連島(庫頁島)，東南至台灣，西至阿克蘇以西葉勒肯城，北至白喀爾鄂博(貝加爾湖)，南至崖州(海南島)。圖於西藏及蒙古極西地方，繪製簡略，內多空白。根據圖上兩條標註南北的紅黃幹線繪製的長度與西藏等地較為簡略的繪製特點，推斷為康熙五十六年刻本。另一幅《皇輿全覽圖》木刻墨印設色，板框高212厘米、寬340厘米，除北方、東南相同外，西北延至衣里必拉(伊犁河)，最西至塔拉賽必拉以西，西南延至拉打克河屯(列城)以西，對西藏及蒙古極西地方繪製甚詳，拉薩貼黃紙簽稱烏斯藏，岡底斯阿林(岡底斯山)、雅魯藏布江均加黃簽標註，而珠穆朗瑪峰則僅刻小字名「朱母朗馬阿林」。關內外亦均用漢字注地名。圖上另貼注黃紙飛簽93條，墨筆註明主要地名及河源所在。圖幅上額亦墨筆楷書：「皇輿全覽圖」五大字，無年款。根據圖上兩條標註南北的紅黃幹線繪製的長度、西藏等地繪製較詳，以及地名考證等，判斷該圖為康熙六十年刻本。以上兩幅圖都是整幅大圖。第三種是《清史稿》所記載的三十二幀本，即德國人福克司(Walter Fuehs)1943年在輔仁大學影印出版的分省分地區圖。第四種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彩繪紙本的《皇朝輿地全圖》，清康熙年繪本。圖上無經緯線，共十六塊合成一幅，關內地名注漢字，關外及邊遠地區用滿文註記，此圖範圍與前面介紹的兩幅木刻本大地圖基本相同。第五種為前述瀋陽故宮發現康熙時期印行的銅版《皇輿全覽圖》，八排四十一幀。(18)
近年來又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發現了一種彩繪康熙《皇輿全覽圖》的分省分地區圖，據考證，這套圖應繪於康熙五十八年，全部用漢字標註，共18幅，分為北京城圖、盛京全圖、熱河圖、河套圖、口外諸王圖、山東全圖、江南全圖、浙江全圖、江西全圖、河南全圖、山西全圖、陝西全圖、哈密全圖、四川全圖、雲南全圖、貴州全圖、福建全圖、廣東全圖，以及四幅江河圖，分別為黃河發源圖、烏蘇里江圖、色楞厄河圖及岷江源打沖河源圖等。(19)與福克司整理的地圖相比，省圖中缺少湖廣和廣西全圖，但是繪製更加精美。
綜上，國內版本至少有六種，它們的區別主要有三點：其一，或為全圖，或為分省分地區圖；其二，有的版本只用漢字標註地名，有的則用漢字、滿文分別標註長城內外的地名；其三，對西藏和蒙古地區的繪製有詳略之別。
三、銅版康熙《皇輿全覽圖》的內容及其對清朝疆域的表示
本文使用的康熙《皇輿全覽圖》系由汪前進和劉若芳整理、以瀋陽故宮發現的銅版地圖為底圖重新印刷出版的地圖，原圖有41幅，因版面所限，圖集的尺寸均較原圖略有縮小。(20)除個別圖外，縮小的圖每幅一般高32厘米，寬55厘米，列為七列、八排，如果以最大面積計算，則長2.56米，寬3.85米，約10平方米。其排號順序按自北而南分成八排，其中除第八排之外，每排的緯差是5°，再按自東向西的方式排號，從第一號到第七號，每號的經差不一，從6°到15°不等，如圖1所示。
圖1 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排號方式
在每幅圖上，每隔經、緯差1°就標出一條經緯線，如圖2所示。
圖2 六排二號浙江、福建海岸帶圖(21)
其中以通過北京某一點的經線為0°經線，即中央經線，在其東為東經，其西為西經，在杜赫德書中，僅列出北京的經度為0°0′0″，緯度為39°55′0″，(22)並沒有指明具體的測量地點，當時可能作為經緯度測量的起算點有三處，即北京古觀象台、通過故宮博物院中軸線的某個地點以及今日的西什庫天主堂(法國教堂，又稱舊北堂、北堂)。(23)從今日Google Earth上可測得古觀象台的經緯度為116°25′39″，緯度為39°54′20″，故宮中軸線上的保和殿和太和殿，其緯度分別為39°55′1″和39°54′57″，經度為116°23′27″，西什庫天主堂的經度為116°22′22″，緯度為39°55′17″。以上四個地點中，太和殿和保和殿的位置與杜赫德書中北京的緯度最接近，雖然保和殿的緯度與杜赫德書中的緯度最接近，但是考慮到當時測量有一定誤差，而且太和殿坐落在紫禁城對角線的中心，故筆者推測，當時以太和殿為大地原點的可能性較大。在此基礎上，逐排對《皇輿全覽圖》進行地理配准和數字化，並把數字化之後的圖疊加到今天的中國地圖上，如圖3所示。
圖3 康熙《皇輿全覽圖》與今中國地圖(24)
原圖上赤道的緯度為0度，與今日相符，故不用計算；前述0度經線為1 16°23′27″，原圖繪製的經緯網範圍在東經31°至西經51°，北緯18°至北緯55°之間，折算成今日的表示方法，其範圍是北緯18°～55°，東經65°23′27″～147°23′27″。第一排第一號為庫頁島，其經緯度分別為北緯50°～55°，經度為143°～147°。(25)五排七號為最西，但實畫到西45°，即72°23′27″。其中第一、第二排的地名全用滿文標註，第三排始有少量的漢字，第四、五、六排部分用滿文，部分用漢字，第七、八排僅為漢字標註(如圖3)。除了西北大部、北部部分及貴州、廣西等地小部分地區留為空白外，康熙《皇輿全覽圖》覆蓋了今日中國大陸的其他地區和台灣的西部地區，且在東北和西南超出今日的範圍。經計算，得出當時用漢字標識的陸地面積約為292萬平方公里，用滿文標識的陸地面積約為587萬平方公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些數字受當時測繪範圍、測量精度以及筆者數字化過程中產生的誤差等的影響，只是一個粗略值。
其中漢字標註的範圍，北面以東起山海關，西迄嘉峪關的長城為界，最南至海南島，最東到台灣，西面從嘉峪關往東，沿著祁連山北麓，到今武威市，折向西南到西寧，之後改向東南，經過青海、甘肅、四川等省，進入雲南省之後，先往南，再折向西、西北，在寧蒗彝族自治縣與麗江納西族自治縣間呈「U」形彎曲，往西至福貢，沿著怒江往南到瀘水，西南至潞西，再東南到勐臘縣，與今日雲南省界差不多。在該圖上疊加中國1∶100萬地形圖之後，可以發現，祁連山以南的這條西部界線，除了四川盆地以西地區略往西之外，康熙《皇輿全覽圖》上漢字標註的界線大體上沿著青藏高原的東緣地帶延展。滿文標註的地區包括長城以北的整個內蒙古地區和東北三省，大部分青海省、部分西藏和新疆，境外區域包括朝鮮半島、外蒙古以及俄羅斯、哈薩克、尼泊爾和印度的一部分。
圖上漢字標註的範圍主要是清朝(1644-1911)的前一個朝代明朝(1368-1644)直接管轄的十五省，即北直隸、南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浙江、江西、湖廣、四川、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當筆者把這個漢字標註的範圍與明朝嘉靖年間(1522-1566)羅洪先繪製的《廣輿圖》中的《輿地總圖》進行比較時，會發現這個範圍在北部與西部皆較《輿地總圖》要小。在《輿地總圖》上，不畫長城，東面及東南以海為界，與《皇輿全覽圖》同。其餘北、西及西南皆不畫界，但是在《輿地總圖》序中指出「大明輿地，東起朝鮮，西至嘉峪關，南濱海，北連沙漠，道路紆縈，各萬餘里。」如圖4所示。圖中顯示，東北包括女直(真)、兀良哈，北邊和西北為一條自東向西延展的沙漠地帶，在《皇輿全覽圖》上，漢字標註區域的黃河只到今貴德一帶，但是《廣輿圖》上的黃河一直畫到河源地的星宿海，接近今日的河源地；在西南地區，《皇輿全覽圖》的漢字區域只到怒江，而《廣輿圖》的範圍到怒江以西的大金沙江一線，南部標出了「安南」「寮國」「緬甸」等地。(26)
在對全國進行測繪前，康熙皇帝先讓耶穌會士對局部地區進行了一些測繪，1700年對北京進行測繪，1707年對長城進行測繪，這兩次測量結果皆得到康熙的認可之後，全國的測繪才得以展開，耶穌會士從滿族起源地所在的奉天(今瀋陽)、熱河以及烏蘇里江和黑龍江周圍地區開始測繪。然後按照自北而南，自東向西的順序進行測繪，利用天文觀察和三角測量法確定了641個點的經緯度，杜赫德書第四卷末詳細列出了各個省下這些點所在府州縣名稱及其經緯度數。(27)
圖4 《廣輿圖》圖集中的《輿地總圖》
銅版康熙《皇輿全覽圖》由41塊分離的銅版地圖構成，除了上述用滿漢兩種不同文字標註不同地區的地名之外，這幅圖的內容有以下幾個特點：1.重視山水、湖泊、海岸及沿海島嶼等自然地理要素的繪製，山脈採用錯落有致地套疊「∧」的方式，不過「∧」寬扁、頂部渾圓，這些套疊的「∧」或呈帶狀分布，或形成獨立的山體；河流用彎曲雙線表示，河源尖細，下游交匯處變粗；除了黃河、長江的線距較寬外，其餘河流的線距基本相同。山脈名稱按照從東到西的方向進行標註，河名標註的位置較為隨意，或在河流中游，或在河源處，或跨河標註。海岸和湖岸線採用密集的短黑線表示。2.用不同形狀和大小的圖例分別表示不同級別的政區和居民地，如府、州、縣的圖例皆用方框「□」，不同的是，府的「□」較州縣的大；其他如鎮、村、墟、驛、鋪等聚落用「○」圈形圖例，而且圈比方框小許多。3.省之間劃界，但不注省名。4.所有地名的標註均為正體，無斜體，或為自北而南，或為自東向西方向標註。5.圖上無比例尺和投影方式，據汪前進研究，比例尺約為1∶140至150萬，投影為桑遜投影。(28)
由於這是一幅實測地圖，故實測地圖的範圍受到傳教士們足跡的限制，對於沒有測繪或者因為各種原因到不了的地方，他們或利用其他資料，或採取留空的方式，如貴州等境內的生苗區，如圖5所示。
圖5 康熙《皇輿全覽圖》上的生苗區
四、歐洲版《皇輿全覽圖》的傳播及對中國的繪製
《皇輿全覽圖》最初是通過巴黎耶穌會士杜赫德(1674-1743，Jean Baptiste Du Halde)在巴黎編輯出版的De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得以傳播的。這本書共四卷，隨書出版了中國各省、韃靼地區、西藏地區及朝鮮的地圖。據杜赫德介紹，這些地圖由唐維爾(1697-1782，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依據康熙《皇輿全覽圖》改編。
德國學者福克司認為，唐維爾的地圖參考了三種《皇輿全覽圖》的版本，一是1717年的木刻本，包含28張圖；二是1719年雕刻的銅版地圖；三是1721年的木刻本，32幅。(29)康言(Mario Cams)最近的研究也證實，唐維爾關於中國十五省的地圖完全是照著1718年的木刻版本繪製的，但是有的居民點沒有標註地名，可能是杜德美當時沒有翻譯出來；韃靼地區的地圖主要參考了1719年銅版地圖，其中與表示該地區的十一塊地圖完全吻合，唯一一塊不同的地方是黑龍江下游與俄羅斯交界的地方；哈密周圍的地圖與1718年的木刻圖相符。朝鮮半島的地圖綜合了木版和銅版的繪製內容，因為木版地圖只是畫出範圍，而銅版地圖上標出了超出清政府範圍的地區，而且地名也譯自於滿文，朝鮮半島與西藏的圖則參考了雷孝思繪製的地圖。此外，唐維爾還參考了俄國聖彼得堡天文學院院長Joseph-Nicolas Delisle(1688-1768)以及荷蘭人關於日本附近海域的海圖。總體而言，唐維爾的地圖基本上源自於康熙《皇輿全覽圖》，因為在他回應別人批評的一封信中談到，中國的各個省圖、部分韃靼地區的地圖以及西藏地區都源於中國的資料，並認為，保持原圖的繪製風格非常必要，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向西方公眾真實反映這份圖的原貌。1734年1月，杜赫德與唐維爾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簽約，這個合同規定了出版權和發行日期。(30)
這本書很快成為一本關於中國介紹的名著，1736年荷蘭就出現了這套書的盜版，但是缺圖，1737年在海牙卻出版了依據該書重新雕版、略作修改的地圖集Nouvel atlas de la Chine，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除了缺少原書中38幅中國的城市地圖之外，包括了所有的中國地圖。海牙版的地圖儘管質量不佳，但是由於價格便宜，且比書中摺疊的地圖使用起來更加方便，故很快在普通讀者中流行開來，50年後，在阿姆斯特丹再版。1785年法國也單獨出版了一套唐維爾的地圖集，不過利用了原版的雕刻版本，包括38幅城市地圖以及14幅書中附錄的有關文化和民族介紹的插圖，除了盜版圖書之外，在歐洲各地還出版了許多譯本。(31)據翁文灝的介紹有兩個英文譯本，(32)但是目前網上可以下載的1741年的電子版的英文譯文已是第三版。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唐維爾有關中國及其毗鄰地區的地圖成為歐洲認識這些地區的重要文獻。
杜赫德的書名，翁文灝譯為《中國地理、歷史、政治及地文全志》，英文譯本譯為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Historical,Chronological,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ion of Empire of China,Chinese-Tartary,Corea and Thibet Including an Exact and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ir Customs,Manners,Ceremonies,Religion,Arts and Sciences the Whole adorn"d with Curious Maps,and Variety of Copper Plates(《中國通史：包括對中華帝國、中國韃靼、朝鮮和西藏地理、歷史、紀年、政治及自然的描述以及其風俗、習慣、禮儀、宗教、藝術和科學的特別而準確的記錄並配有珍奇的地圖和各種銅版畫》)。(33)
在杜赫德的第一卷書里，附上了18幅地圖，其中兩幅總圖，分別是中國總圖(圖6)，中國與中國韃靼及西藏總圖(圖7)；15幅省圖，按照順序依次為北直隸、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廣、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四川、廣東、廣西、雲南及貴州等十五省的省圖，此外，在廣東後還附有一幅沿岸圖，並標出海水的深度。其中中國總圖表示的區域主要是長城以南，嘉峪關以東地區，該圖用粗黑線勾畫出了這些區域。這個區域被當作「中國」，包括15個省，1173個縣和335個州。
在第一卷的目錄中依次為中華帝國的整體認識、防禦中國韃靼的長城、西番或土番人、可可諾爾韃靼人(青海蒙古人)、倮倮人、苗子等的概述，耶穌會士從寧波到北京的路程、中國人從中國到暹羅(今泰國)的路程，中國的地理概況，接下來是十五個省的地理概況，以及自夏朝到清代的歷史。第二卷和第三卷敘述了中國的政治、軍事、政策、風俗、習慣、禮儀、法律、土壤、農業、貿易、經濟、語言、宗教、藝術、科學、音樂、數學、天文、儒家思想及醫學。第四卷是對韃靼地區、滿洲、蒙古部落、朝鮮國以及西藏等地區歷史和地理的敘述。
在第四卷中，附有25幅地圖，第一幅總圖表示的範圍是中國山東半島及其以北區域，東到庫頁島，包括日本和朝鮮，西至嘉峪關，北到貝加爾湖，其餘為分圖，包括一幅表示西藏、哈密和喀什噶爾等地區的地圖和一幅朝鮮半島的分圖。
圖6 杜赫德書中的《中國總圖》
圖7 杜赫德書中的《中國與中國韃靼及西藏總圖》
值得指出的是，本書第一卷第一小節的標題是「中華帝國(Empire of China)概述」，但文中一開始出現的卻是對「中國」(Kingdom of China)的介紹，從文中的介紹可知，它由前述長城以南的十五省組成，基本是明代的疆域。接下來的小節討論的是把中國和韃靼地區區別開來的長城，緊隨其後的是緊鄰中國西部的西藏、青海蒙古、西南的倮倮和苗族的介紹。在第一卷書一開始就同時出現了「中華帝國」和「中國」，作者如此安排，反映出他已經認識到「中華帝國」有別於「中國」。
據歐立德的研究，第一部正式提出「中華帝國」的著作，是傳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以西班牙文撰寫的《中華帝國以及耶穌會士的傳教文化》(Imperio de la China i cultura evangelica enel por los religios de la Compaia de Iesus)。曾德昭是繼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開拓者利瑪竇之後的一代人，該書1642年在馬德里出版，但當時並沒有立即為歐洲人認同。1644年滿洲入關建立大清王朝，是歐洲論述里以中國從王國一躍而成為帝國的重要轉折點。因為大清國同時統治漢人及滿洲人，這就是帝國理論中述及帝國是統治不同民族政體的一個重要條件。此後，西方有關中國的論述漸變得一致：中國是一個「帝國」，它的統治者為「皇帝」。(34)
同樣，杜赫德在書中明確提出了「中華帝國」，說明他已經認識到清政府是一個統治多民族的政府，除了第一卷包括了明朝疆域周邊地區一些少數民族的介紹，在書中第四卷又專門討論韃靼、蒙古和西藏等地區的情況，而且他還明確了「中華帝國」的範圍是，除了前述十五個省以及第一卷書中談到的地區之外，還包括長城以外臣屬於滿人的韃靼地區。書中還談到，當他們一開始繪圖時，皇帝就要求他們用滿文標註韃靼地區，用漢字標註漢語地名。依據他本人的推測，很難用漢字來標註韃靼地區的地名，因為漢語很難表達有的滿語或蒙古語的發音，而且這些地名譯成漢字後，還會失去原來的意思，變得難以理解。(35)而滿文卻便於轉譯蒙語地名，乾隆皇帝也曾談到這點，「且國語(指滿文)切音，實能盡各部轉韻曲折之妙」。(36)
由上可知，當杜赫德作書，唐維爾作圖時，已經認識到清朝的疆域不只是明朝統治的版圖，而是包括了韃靼即蒙古、東北、青海、西藏、哈密等地以及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但是如前所述，當歐洲各國在拷貝他們的著作時，或只翻印書或只翻印圖，很少兩者皆備，而且他們很少有人注意到書中「中華帝國」與「中國」指示範圍的差別，如哈佛圖書館收藏的繪製於1749年的一幅名為L Empire de la China(中華帝國)的地圖，雖然稱為帝國，但指示的範圍卻仍是長城以南的明朝的疆域。(37)加上唐維爾的圖包括了一幅只表示長城以南被標註為「中國總圖」的總圖，此後一百多年的時間裡，歐洲各地在翻印此圖時，即沿用了這種繪製方法，始終用「中國」即明朝的疆域來表示中國。如圖8所示。另一幅哈佛大學地圖室收藏、1853年在倫敦出版的英文的中國地圖也是如此。
圖8 耶魯大學地圖室藏1811年中國地圖
除了受到康熙《皇輿全覽圖》的影響，至遲到17世紀，西方已經有把長城當作中國的北部邊界的習慣。據現存最早較為科學的世界地圖奧特里烏斯(Ortelius)的《地球大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1570)中繪製的中國地圖，並沒有標出邊界，也沒有長城的蹤影；利瑪竇繪製出版的《坤輿萬國全圖》(1602)也沒有標出中國的邊界，但是這幅圖上清晰地標出了從遼東到寧夏的長城。(38)法國製圖學家桑松(Nicolas Sanson)分別於1656、1670年繪製出版的中國地圖來源於利瑪竇繪製的中國地圖，這些地圖除了增加長城之外，對於中國的北部地區與羅洪先繪製的《輿地總圖》如出一轍，但是同一時期已經出現了把長城當作中國北方邊界的地圖，如帕恰斯(Purchas)1625年繪製的一幅名為《皇明一統方輿備覽》的地圖、衛匡國(Martinus Martini)和曾德昭分別於1655年繪製的中國地圖等都把長城當作中國的北部邊界，而1683年同樣由桑松繪製的中國地圖也以長城為界了，(39)這或許與長城在明朝抵禦北方民族的攻擊的過程所起到的防禦作用有關。目前所知歐洲關於長城最早的論文《中國長城》發表於1694年，由瑞典烏普薩拉大學23歲的年輕學者約納斯·盧克奈斯(Jonas )完成，由當時的哲學學院院長几何學教授哈拉爾·弗拉居斯(Harald Vallerius)主持答辯。據分析，這篇論文的寫作不是出於個人因素，而是與當時的國王卡爾十一世發起的一場有關軍事戰略的討論有關，當時瑞典國土東面的省份很容易受到頭號宿敵俄羅斯帝國的進攻，選擇像中國長城這樣富有成效的當代防禦系統作研究對象有參考意義。(40)
以上談的是對「中國」北部邊界的繪製，當仔細研究「中國」內部的內容時，也存在著沿襲唐維爾地圖的痕迹，以生苗區為例。在康熙《皇輿全覽圖》中貴州境內與貴州和廣西交界處留為空白的三塊生苗區處，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用不同的語言按照「生苗子」的發言標註了這些地帶，如一幅繪製於1748年的法文的中國地圖在圖上相應位置標註了「Sengmiaoses」「Sengmiaoses，Sauvages；Wilden」，(41)另一幅同時代繪製的世界地圖集中收入的一幅拉丁文的中國地圖上也把這些地區標出來，並寫上「Seng-miao-se populous liber」(自由的生苗人)，(42)而1785年在倫敦出版的英文的中國地圖受限於圖上的空間，僅用A標註出來，但是在圖上的左下角旁註A指「Seng-maio-sa(應為e，這裡疑為拼寫錯誤)an independent people」，(43)(生苗子，自由的人群)1842年的一幅英文的中國地圖也是用同樣的方式標註了生苗區，「seng-miao-se independents」。這些地圖都忽略了一個事實，即清朝的「中國」疆域並不等同於明朝的「中國」疆域，而且康熙之後「中國」疆域仍在發展變化中。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少量地圖認識到「中國」與清代中國的區別，如1811年在倫敦出版、耶魯大學地圖室收藏的《中國的韃靼和獨立的韃靼新圖》(A New Map of Chinese & Independent Tartary)，西自裏海，東迄庫頁島和日本，北抵俄羅斯，南部包括「中國」即明朝的中國，及其毗鄰的波斯、印度、緬甸、孟加拉等國。這幅圖似乎想劃清中國的韃靼與獨立的韃靼的界線，雖然沒有特別說明中國的韃靼與「中國」的關係，但是比其他同時代歐洲繪製的「中國」僅限於長城以南的地區進步，不過多數歐洲有關中國的地圖還是仿照唐維爾的中國總圖的繪製方法。
五、清朝疆域的變遷及清政府對國家認同的變化
康熙《皇輿全覽圖》全圖的編繪於1717年完成，但是清朝統治中國長達267年，此圖完成之時才占清朝統治時間的27%，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裡，清朝的疆域仍然在變化。
清代疆域的形成始自遼東建州的女真，1583年，努爾哈赤統一了東北女真，後佔據明代遼東都司，1644年取代明朝建立清朝，擁有明朝的版圖和滿洲地區，1683年平定台灣，1688年迫使喀爾喀蒙古臣服，順治、康熙年間先後冊封西藏地區的宗教領袖達賴、班禪額爾德尼，使得以上地區皆入清的版圖。(44)這些是《皇輿全覽圖》繪製時清朝的疆域，但是此時今新疆地區仍有強悍的準噶爾蒙古與之抗衡，西南仍有一些遊離於中央政權之外的部落，這些地區在《皇輿全覽圖》上都被畫成空白地帶。
雍正時期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推行「改土歸流」政策，用流官取代自立為王的土司，同時把西南遊離於政權之外的「空白地帶」納入中央政府統治之下，並相繼在這些地區設置了相應的政區，如雍正八年(1730)在貴州黔東南新開闢的生苗區設置了八寨(今丹寨)、都江、丹江(今雷山)、台拱(今台江)、清江(今劍河)及古州(今榕江)等六廳。(45)在《乾隆十三排圖》上，這些地區已經畫上了山脈、河流，並標上各個區域苗民的名稱，如「九股苗」「小丹江苗」「高坡生苗」等，如圖9所示。
圖9 乾隆圖上的貴州黔東南
就西藏地區而言，康熙時傳教士沒有親自到西藏測量，而是康熙五十六年派遣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兩個喇嘛以及理藩院主事勝住前往西藏測量地形。兩個喇嘛從西寧入藏進行測量，後遇策妄阿拉布坦犯藏，兩個喇嘛只從西寧、經拉薩測至恆河源頭一段，傳教士根據喇嘛繪製的地圖進行編製，西藏西部沒有詳勘，故多錯誤。(46)乾隆十五年(1750)清朝在平息了頗羅草子朱爾墨特妄圖割據西藏的叛亂後，命測繪人員對西藏地圖重新實測，繪製了新的西藏地圖。(47)
在新疆地區，經過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對準噶爾的征戰，終於在乾隆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征服了準噶爾，平定了天山南路大小和卓的叛亂，清朝完全控制了今日的新疆地區，將它也納入版圖，形成清朝的領土，這個時期的疆域已較康熙時期的疆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成為《中國歷史地圖集》中歷史時期的中國的範圍。
康熙時期對新疆只實測到哈密以西的烏勒圖布拉克(Ourtou Poulac)，其經緯度分別為西經23°(東經93°23"27")，北緯43°48"，但是《皇輿全覽圖》上，卻繪製到東經77°的地方。在福克司出版的地圖上，有一幅圖名為《雜旺阿爾布灘》的地圖，主要表示哈密以西，包括吐魯番和烏魯木齊在內的西至東經77°的地方，這幅圖可能來源於俄國、準噶爾部落或者蒙古等地。(48)伴隨對準噶爾與大小和卓的戰爭，乾隆二十一年和乾隆二十四年對新疆進行過兩次實測，第一次分兩路進行測繪，一路從巴里坤開始，經過烏魯木齊、精河縣等地，到達伊犁再返回，一路也從巴里坤出發，經吐魯番、焉耆、至珠爾圖斯之源等地，從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1756年3月21日)離京，至二十二年正月十二日(1757年3月1日)返京，前後將近一年；第二次主要是對南疆的測繪，始自哈密，經莎車、阿克蘇、和田等地，自乾隆二十四年五月十日(1759年6月4日)離京，乾隆二十五年三四月(1760年5—6月)間抵京。(49)
1770年左右，應乾隆皇帝的要求，蔣友仁(Michel Benoist)在康熙《皇輿全覽圖》和對新疆測繪的基礎上繪製了兩幅木刻版地圖，分別利用1英寸和2英寸等於1度緯度的比例。1775年他至少又繪製了另一幅銅版地圖，比例尺是2.5寸等於1度緯度。這些地圖被稱為《乾隆內府輿圖》《清代一統地圖》《乾隆十三排地圖》《皇輿斜格全圖》等。(50)
除了擴充、修正《皇輿全覽圖》，清廷還下令編纂《皇輿西域圖志》，包括乾隆皇帝語錄《天章》四卷共52卷，包括了天山南北的歷史、地理、政區、防禦民族等內容。(51)與此同時，清朝還編纂了《西域同文志》，分別用滿文、漢語、藏語、蒙語、維語及托忒文標識同一個人名和地名，用三合切音注音，以解決編纂《皇輿西域圖志》和《平定準噶爾方略》中遇到的來自其他語言的地名或人名的問題。《欽定西域同文志》共兩冊24卷，包括新疆、青海和西藏地區的地名及各部統治者人名。其中關於新疆的部分十三卷，它們是：卷一《天山北路地名》、卷二、卷三《天山南路地名》、卷四《天山南北路山名》、卷五《天山北路水名》、卷六《天山南路水名》、卷七、八、九、十《天山北路准噶部人名》、卷十一、十二、十三《天山南路回部人名》。其編排方式是「始以國書，繼以對音漢文，復繼以漢字三合切音，其蒙古、西番、托忒、回字以次綴書。又於漢文下詳註其或為準語，或為回語。」(52)目的在於統一西域地名，了解地名的詞源和含義。
米華健(James A.Millward)專門討論了乾隆時期編纂地圖、地方志以及譯名錄三項工程的戰略意義，其目的是清政府需要充分了解新疆全境的歷史、地理，以便征服、統治並開發這片區域，而歐洲的製圖技術在幫助清政府獲得準確的信息方面確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通過製作、收集這些信息，清政府宣稱這些地區是清朝版圖的組成部分，也為人們普遍接受中國的疆域遠遠超過明朝疆域的範圍打下了基礎。不過由於乾隆圖開始是不公開的，直到19世紀中葉，隨著乾隆圖流出宮廷，仿照乾隆圖，並在圖上標出國家或者帝國界線的包括新疆、西藏和蒙古的大中國的地圖逐漸在民間流傳開來。同時，乾隆發現中國歷史時期對西域的經營不可否認，故編繪人員還盡量使用自西漢以來一直到明代在西域地區使用的漢語地名，以顯示歷史的延續性，連《皇輿西域圖志》也套用了唐代編纂的《西域圖志》的書名。(53)《皇輿西域圖志》和《西域同文志》的編繪，一方面體現清朝與前代的不同，另一方面，卻又沿用前朝地名，努力體現乾隆遵循以前的政治傳統和文化傳統，從這個角度來反映清朝是中國合法的統治者。(54)
作為不同於前朝漢族統治者的清朝政府，對中國的認同雖然不是一蹴而就，但是很早它就注意到對中國的認同問題。基於漢文和滿文資料，Zhao Gang(趙岡)利用「滿族中心論」的方法，討論了清廷是如何調整中國的概念使之適應清多民族帝國的發展，以及這個概念在現代中國國家形成的過程中起到什麼作用的問題。該文作者從滿文對中國及中國人的稱呼出發，指出在清奪取政權以前，他們對明代中國的認識是中國本土(China Proper)和漢族，此時，東北、蒙古、新疆、西藏和其他毗鄰地區，如同朝鮮、越南一樣是向明朝的朝貢國，中國本土指明朝管轄的十五省。隨著滿族政權的崛起，他們竭力與明朝劃清界限，但是一旦他們奪取明朝的政權，這種態度立即改變，因為在傳統中國領土上進行統治的政權絕大多數都把這塊地方稱為中國，這個習慣已經維持了兩千多年。清朝以入關以前，曾以漢人的國家(nikan gurun)來翻譯中國，等到明朝覆滅之後，清朝改用Dulimbai Gurun來譯中國，這樣的舉動表明清廷放棄了中國含義中以漢人為中心的意思，同時，用表示清的政治領域的中國取代了原來表示儒家文化區的中國，這樣，一個清帝國統轄下的新的、完全非儒家文化區的內亞(55)成為中國疆域的一部分。通過對中國的重新定義，滿族皇帝不僅讓他們的統治合法化，而且還為旗人軍隊征服並把多民族的地區合併到其主權範圍內鋪平了道路。在中俄《尼布楚條約》中，已把中國等同於清。據Zhao Gang統計，自1661年至1734年間清廷與俄國的外交檔案中，出現160多次滿文的中國(Dulimbai Gunrun)，乾隆開始頻繁使用中國。乾隆時期由法國傳教士繪製的《坤輿全圖》以及椿園編纂的《西域總志》都顯示，一旦18世紀中葉清朝官方清楚地表達了中國是多民族的統一體之後，這種觀點就開始在地理和製圖上反映出來。在1689年《尼布楚條約》中就已經把清朝邊界的蒙古人稱為「中國之人」了，在1727年的《恰克圖條約》中，再次把蒙古人看作是「中國人」，由此可見，清初，清廷就開始擺脫了把中國只當作是漢族的中國的看法，而是創造出關於中國的新定義，即中國是一個包含內亞地區非漢族的多民族實體。所以兩百年前，中國與中國人的含義就與20世紀所稱的中國及其公民的含義很相近了，而且自此到清滅亡，清朝的皇帝始終持這樣的觀點。不過當清廷持這種觀點的同時，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官方努力讓臣民認識到這一點。直到1900年，政府才開始通過學校宣傳中國包括漢族與非漢族的觀點，並要求學生要學維文、藏文、蒙古文及滿文等。(56)
清朝對中國的國家認同如此迅速，與它熟知漢文化有關。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在七十多年前就曾指出，征服中原的少數民族並不是起源於大草原的純粹的典型的少數民族，而是鄰近亞洲內陸邊疆的混合民族，無論是遼、金、成吉思汗，還是努爾哈赤都是在接近「漢邊」地帶興起的部族，他們與大草原中只知道掠奪與入貢的真正的游牧民族是不一樣的，他們是知道如何統治各種人的邊境游牧民族。(57)這些部族的首領深諳中原文化，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清朝入關之初就在京城西阜成門內建歷代帝王廟，祭祀歷代帝王，因為禮樂祀典，是中國歷代王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順治二年(1645)清朝祭祀的歷代帝王中增加了漢族之外的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乾隆時期在遼金之外增祀兩晉、元魏、前後五代各非正統君王，故在政治上，清統治者通過對歷代帝王廟入祀標準的調整，最終建立了一個歷代綿延不絕的朝代統治體系，這一統治體系不僅包括歷代漢民族王朝，還囊括了歷史上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58)這樣既體現了治統的多元性，也以此形成清朝統治的正統性，從而鞏固了中國治統的多元一體格局。
六、清朝疆域變遷未及時傳播到歐洲的原因
在清朝疆域自康熙以後發生變化的過程中，很長時間來，只有清政府清楚地認識到這種變化，歐洲並不知曉這個過程，國內的民眾也缺乏溝通渠道獲得這方面的消息。其原因有二：一是由於禮儀之爭導致中西文化交流的停滯，使得中西交流從清朝康熙初期的順暢到康熙晚年戛然而止，導致西方對清朝疆域的認識長期停留在清初水準；另一個則與在清朝統治下，滿漢關係經歷了從最初的對立、隔立到融合的發展過程有關。
國際方面，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主要是以西方傳教士為媒介的，天主教入華以來，應如何對待中國禮儀，一直存在論爭。耶穌會允許教徒保留尊孔、祭天、祭祖，而多明我會、方濟各會為了爭奪教權，認為尊孔祭天是異端，不能容忍，提出「維護天主教的純潔」來抨擊耶穌會，雙方在羅馬教廷展開了多次爭辯。18世紀初，論爭發展為羅馬教皇與康熙皇帝的公開衝突。1704年羅馬教皇禁止中國教徒祭祖、祭孔禮儀，1720年康熙下令禁教。雍正改元，採納臣下建議，嚴行禁教，在於阻止天主教的傳播衝擊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傳統文化認同。1723年雍正即位才幾個月，就在全國製造了一場大規模驅逐西方傳教士的事件。散布外省的教士一律被押往澳門，教堂、住院或改為祠堂、書院、糧倉，或拆毀，大批的教徒被勒令棄教，並嚴禁今後再入教。此後，終雍正之朝，公開的在華教士僅余留京的戴進賢等二十餘人，以修歷為職，不得再行傳教。(59)這一政策其後被奉行不替，直至鴉片戰爭後1846年3月18日，耆英在廣州公布弛禁上諭，才解禁。(60)
乾隆時期，雖然宮廷中仍然有少數傳教士，但是他們被嚴禁傳教，只是充當宮廷畫師，這與康熙時期的情形已截然不同。這樣的政治氣氛下，乾隆時期雖然疆域已較康熙時期發生變化，但是西方繪圖人員由於沒有得到相應的地理知識，繪製中國仍然沿用舊資料，正如康熙《皇輿全覽圖》傳入歐洲前，他們繪製中國的地圖主要依靠嘉靖年間羅洪先繪製的《廣輿圖》一樣。
就國內而言，自清統治以後的一個半世紀里，清朝奉行嚴格的文字審查制度，尤其是反清的作者或者書籍，以乾隆時期的文字獄達到高峰。馬世嘉(Matthew W.Mosca)通過對明末到嘉慶時期漢文文獻中對蒙古記載的對比研究，復原了漢族精英們自明末到嘉慶時期對蒙古及其他西北地區認識的轉變過程，並分析了其原因。從《大明一統志》、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陸次雲的《八紘譯史》一直到清初蔡方彬增輯，明代陸應陽撰寫的《廣輿記》都把蒙古當作外國或者外域，一直到乾隆早期，漢族學者對諸如蒙古、新疆等地的認識仍然停留在明末清初時期的階段，除了受限於語言之外，更重要的是，清政府在早期不讓漢人接觸這些地區的事務，也不允許私人著述討論長城以北地區及軍事防務等方面的話題，人為製造信息交流的障礙。一直到乾隆初期由齊如南主編完成的《大清一統志》，才首次更新、充實了內外蒙古、青海、河套、哈密、吐魯番、西藏等地的知識，這是第一部明確蒙古與清廷關係的總志，在第一章就強調蒙古經過兩百多年融合，已與內地成為一體。但是很快又受到「文字獄」的影響，再次阻隔了漢族精英們對清朝已擴大了的疆域的認識，這種狀況直到嘉慶之後才發生巨變。(61)到了嘉慶時期，漢族精英們獲得最新最詳細的信息，同時思想上也獲得較大的自由，出現了印刷整個帝國地理知識的熱潮，私人出版了許多高品質的尤其是關於蒙古地區的信息，再次興起對國家有經世之用尤其是對早些被禁止的軍事話題的討論。此後受鴉片戰爭的刺激，更加激發了國人對清帝國疆域的認識。當一幅1842年英國繪製的中國的範圍仍然在長城以南的區域時，(62)同年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朝繪製的地圖則是包括了今日中國與外蒙古在內的版圖，如圖10所示。
圖10 《皇朝輿地全圖》(63)
康熙《皇輿全覽圖》產生於一個歐亞國家開始通過戰爭、談判確定國家界線的時代，當時歐洲先進的測繪手段為在地圖上落實國家界線提供了技術支撐。清朝與俄羅斯為加強邊界地帶部落民族的管理，實行了劃清界限的政策。在與俄羅斯談判過程中，清政府發現了中國原有地理知識的貧乏和落後，加上康熙皇帝對西方科學的熱愛、法國渴望了解中國的需求，藉助希望通過完成皇帝任務達到在中國傳教目的的傳教士之手，最終促成了康熙《皇輿全覽圖》的誕生，這是一次中法雙方為著不同的目的，在三百年前成功完成的一次國際合作。其成果仍然是經傳教士之手，在歐洲得到廣泛傳播，在中國，則屬於國家秘密，只有少數高級官員才有機會利用該圖。
伴隨著歐洲版康熙《皇輿全覽圖》在歐洲的流傳，康熙皇帝則是在統治末年因禮儀之爭開始在國內禁教，這個政策被其繼承人雍正帝嚴格執行，此後，一直到鴉片戰爭時期，西方通過堅船利炮再次打開傳教之門。由於明清時期中西方文化交流主要通過傳教士進行，在清初順暢的交流戛然而止。然而，此後，雍正在西南實行改土歸流政策，乾隆繼續自康熙開始的對西北準噶爾的征服，最終奠定了清朝的版圖，這時的疆域與康熙時期相比，已發生了變化。在康熙時期繪製的地圖上留為空白的地方，在乾隆時期繪製的地圖上已被山脈、河流和地名所充實，這些地圖信息由於缺乏交流的渠道，客觀上造成西方對清朝版圖的認識長期定格在康熙時期。對清朝已經擴展的版圖茫然無知的除了西方的民眾外，還有大清的普通百姓。只有清朝的上層統治人物，對清朝疆域的變遷最清楚，儘管他們一入主中國，立即從祭祀明代帝王、改稱東北邊界的民族為中國人，改漢人的中國為中國等，向普通民眾宣稱清朝統治的合法性，但在清朝初期，出於政權不穩的考慮，不讓漢人插手長城以外地區的事務，在全國實行嚴格的文字審查制度。此後隨著乾隆皇帝的去世，這個政策發生了變化，邊疆事務再次成為普通民眾討論的問題，而此時，人們也普遍認可這個擴大了的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後，除了被迫割讓的土地外，中華民國繼承了清朝時期的版圖，外蒙古獨立之後，除了局部的調整，形成了今天中國的版圖。
不僅如此，在清朝入關前後，西方已經形成了以長城作為「中國」邊界的繪圖習慣，但是此時長城的位置仍顯模糊，康熙《皇輿全覽圖》首次對長城進行全面、精確的測量，加上康熙讓傳教士分別用滿、漢文字標註長城南北的地區，實是以科技的手段更加強化了西方製圖人員對長城作為「中國」邊界的意識，之後隨著康熙《皇輿全覽圖》在歐洲的廣泛傳播，這種認識因為該圖的科學性而更加鞏固。而中西方交流長達一個多世紀的中斷，使得這種認識更是根深蒂固，以至於中華民國於1911年成立取代清朝，並繼承了清朝的版圖時，仍有人認為長城以外非中國所屬。(64)
總之，康熙《皇輿全覽圖》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相對開放的時代，在中法兩個熱愛科學的君王的支持下，主要經法國傳教士之手，繪製的一幅世界上範圍最大、引領當時繪圖技術的實測地圖，但是這個成果並沒有為中國民間所用，卻在西歐廣泛傳播。受康熙末年禮儀之爭導致的與西方文化交流中斷的影響，西歐繪圖人員難以獲得康熙之後清朝疆域變遷的情況，使得西歐對清朝版圖的認識長期定格在這一時期。當我們在為康熙《皇輿全覽圖》所利用的先進技術而自豪的時候，其文化影響的負面意義同樣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其後的原因則值得我們深思。
致謝：本文在收集資料過程中，得到以下學者的幫助，他們是劍橋大學Christopher Cullen教授、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汪前進教授、魯汶大學Mario Cams博士、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郭永欽博士和劉俊秀碩士，在此一併向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
①參見譚其驤：《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②參見J.B.Harley,David Woodward 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2 book 2,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在關於東亞地圖史的第二卷第二本書中，它把東亞分成中國、日本、朝鮮、韓國以及大西藏和蒙古。
③參見歐立德：《關於「新清史」的幾個問題》，見劉鳳雲、董建中、劉文鵬：《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3—15頁。
④參見Robert B.Marks,China: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12。
⑤參見翁文灝：《清初測繪地圖考》，《地學雜誌》1930年第3期。
⑥參見馮寶琳：《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考略》，《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l期。
⑦如杜赫德：《測繪中國地圖紀事》，《歷史地理》第二輯，葛劍雄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6—212頁；馮寶琳：《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考略》。
⑧有關數學要素的討論最深入的是汪前進。他通過對從圖上量取的大量數據的計算、分析，結合經緯網形狀以及投影變形性質的分類，推算出該圖採用的是「正弦曲線等面積偽圓柱投影」，即桑遜投影，修正了以往廣為流傳的三角投影或梯形投影的說法，極大地推進了對該圖的研究(參見汪前進：《康熙銅版〈皇輿全覽圖〉投影種類新探》，《自然科學史研究》1991年第2期)；此後，陸俊巍等的研究證實了汪前進的結論(參見陸俊巍、韓昭慶、諸玄麟、錢浩：《康熙〈皇輿全覽圖〉投影種類的統計分析》，《測繪科學》2011年第6期)。
⑨參見《中國測繪史》編輯委員會：《中國測繪史》第二卷，北京：測繪出版社，2002年，第465頁。
⑩見余定國：《中國地圖學史》，姜道章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23—234頁；另見Cordell D.K.Yee,Traditional Chinese Cartography and the Myth of Westernization,in J.B.Harley,David Woodward 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2 book 2,pp.170-202。
(11)馮寶琳：《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考略》。
(12)參見Peter C.Perdue,Boundaries,Maps,and Movement:Chinese,Russian,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Central Eurasia,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1998,Vol.20,No.2。
(13)參見Carol Belkin Stevens,Soldiers on the Steppe:Army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Early Modern Russia,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Vol.26,No.4,1995,pp.969-970。
(14)參見孫喆：《康雍乾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0頁。
(15)參見承志：《滿文〈烏喇等處地方圖〉考》，《故宮學術季刊》2009年第26卷第4期。
(16)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和介紹很多，在此不再贅述，可參見汪前進、劉若芳整理的《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序言，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年。
(17)參見汪前進、劉若芳：《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序言。
(18)參見馮寶琳：《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考略》。文中還提到《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的分省分府圖，無經緯坐標，仍有待考證。
(19)參見北京大學圖書館編：《皇輿遐覽》，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69頁。
(20)該圖收錄於汪前進、劉若芳：《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序言。這幅圖原稱為《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系銅版印刷，銅版於民國初在瀋陽故宮發現，共47塊，其中有圖者41塊。據考證為傳教士馬國賢(Matteo Ripa)在中國所刻。在瀋陽發現銅版後重予以印刷，由金梁定此名。
(21)原圖無圖名，為筆者所加。
(22)參見Jean-Baptiste Du Halde,De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Vol.4,Paris:P.G.Lemercier,1735,p.473，下載地址為：www.bium.univ-paris5.fr/histmed/medical/cote?00992×01.
(23)參見翁文灝：《清初測繪地圖考》。
(24)底圖出自國家基礎地理信息中心編製的《全國1∶100萬基礎地理信息共享平台》，2002年6月。由於該圖比例尺很小，不能表示諸如釣魚島等小島。今中國地圖為示意圖，未標註海洋區域。
(25)今日庫頁島的範圍為45°～54°，經度為142°～146°。
(26)參見羅洪先：《廣輿圖全書》，國家圖書館藏嘉靖三十四年初刻本。
(27)參見Jean-Baptiste Du Halde,De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Vol.4,pp.472-488。
(28)參見汪前進：《康熙銅版〈皇輿全覽圖〉投影種類新探》，《自然科學史研究》1991年第2期。
(29)參見Lionel Giles,Review of Von Walter Fuchs" Book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shi-zeit(Beijing:Fu-jen University,1943),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1948,Vol.12,No.2,pp.481-482。
(30)參見Mario Cams,The China Maps of 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Origins and Supporting Networks,Imago Mundi,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2014.Vol.66,Part 1,pp.51-69。
(31)參見Mario Cams,The China Maps of 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Origins and Supporting Networks。
(32)參見翁文灝：《清初測繪地圖考》。
(33)參見J.B.Du Halde,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Historical,Chronological,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ion of Empire of China,Chinese-Tartary,Corea and Thibet Including an Exact and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ir Customs,Manners,Ceremonies,Religion,Arts and Sciences the Whole Adorn"d with Curious Maps,and Variety of Copper Plates,London:Printed for J.Watts,the third edition,1741,Google電子書。
(34)參見歐立德：《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讀書》2014年第1期。
(35)參見J.B.Du Halde,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Historical,Chronological,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ion of Empire of China,Chinese-Tartary,Corea and Thibet Including an Exact and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ir Customs,Manners,Ceremonies,Religion,Arts and Sciences the Whole Adorn"d with Curious Maps,and Variety of Copper Plates,Vol.4,pp.86-87。
(36)傅恆等：《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首一《天章一·西域地名考證敘概》，光緒癸巳季冬，杭州便益書局石印本。
(37)哈佛圖書館地圖室藏中國地圖，索書號為2205.1749.2。
(38)參見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附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39)圖見Boleslaw Szczesniak,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s of China:An Inquiry into the Compilations of European Cartographers,Imago Mundi,The International Joural for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3,1956,pp.116-136。
(40)參見漢斯·艾黎(Hans Aili)：《1694年的〈中國長城〉與1697年的〈中華大帝國研究〉——瑞典兩篇最早的有關中國的學術論文考》，見復旦大學歷史地理中心：《跨越空間的文化——16—19世紀中西文化的相遇與調適》，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118—126頁。
(41)l"Empire de la Chine單張圖，索書號為2205.1749.2，法文，哈佛大學圖書館地圖室藏。
(42)REGNI SINA vel SINA PROPRIA，地圖集中的一幅，索書號為Mt18.43，1750年，拉丁文，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43)A Map of the Empire of China(from the best authority)，《中華帝國的地圖》(來自最權威的資料)，1785年，紐約公立圖書館收藏。
(44)參見鄒逸麟：《論清一代關於疆土版圖觀念的嬗變》，《歷史地理》第24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53頁。
(45)參見韓昭慶：《清初貴州政區的改制及影響(1644-1735年)》，《歷史地理》第23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3—107頁。
(46)參見黃沛翹：《西藏圖考》卷五，清光緒甲午堂刊本；翁文灝：《清初測繪地圖考》。
(47)參見秦國經：《18世紀西洋人在測繪清朝輿圖中的活動與貢獻》，《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
(48)參見James A.Millward,Coming onto the Map: "Western Regions" Geography and Cartographic Nomenclature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Empire in Xinjiang,Late Imperial China,1999,Vol.20 No.2,pp.61-98。
(49)參見靳煜：《清乾隆年間西域測繪再考察》，《歷史地理》第30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9—266頁。
(50)參見James A.Millward,"Coming onto the Map":"Western Regions" Geography and Cartographic Nomenclature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Empire in Xinjiang。
(51)參見傅恆等：《(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光緒癸巳季冬，杭州便益書局石印本。
(52)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少數民族語文圖書第726冊《欽定西域同文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13頁。
(53)參見James A.Millward,"Coming onto the Map":"Western Regions" Geography and Cartographic Nomenclature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Empire in Xinjiang。
(54)儘管清朝最高統治者的民族身份不同，但遵循的仍是以前的政治傳統，具有政治史上的連續性，同時還具備文化史上的連續性。中國古代政治史的連續性和中國疆域的拓展變化是一致的，漢族與邊疆民族共同促成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參見成崇德：《論清朝疆域形成與歷代疆域的關係》，《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1期。
(55)這裡沿用作者的說法，稱為內亞，文中指長城以外的廣大區域，包括內外蒙古、青海、新疆、西藏等地。
(56)參見Gang Zhao,Reinventing China: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m Chinese National Identi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Modern China,2006,Vol.32 No.1,pp.3-30。
(57)參見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唐曉峰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6—351頁。
(58)參見黃愛平：《清代的帝王廟祭與國家政治文化認同》，見劉鳳雲、董建中、劉文鵬：《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第62—75頁。
(59)參見陳東林：《雍正驅逐傳教士與清前期中西交往的中落》，《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5期。
(60)參見郭衛東：《清朝禁教政策演變的若干問題》，《安徽史學》2000年第1期。
(61)參見Matthew W.Mosca:The Literati Rewriting of China in the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Late Imperial China,2011,Vol.32,No.2,pp.89-132。
(62)Map of China and the Adjacent Coutries,1842，耶魯大學圖書館藏。
(63)《皇朝輿地全圖》，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64)據藏於哈佛大學地圖室的一幅1923年的《最新詳細中華民國地輿全圖》圖說：「歐戰以後失敗各國之輿圖已依據凡爾賽議案而改變，茲屆太平洋會議竟有倡言長城以外非我屬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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